第13节

“你最好能描述一下那把剃须刀。”哈迪提议说。
“好的，先生。那是谢菲尔德的刀刃，白色的刀柄，最初是从杰米恩街的一个商人那儿流出来的。是把好剃须刀，但磨损得比较厉害。我去了威利伍康伯，但那里没有什么工作机会，只有辉煌大酒店那边的莫里顿说他将来可能会需要人手。然后我就去了莱斯顿·霍伊，我已经对你说过了。在那里试了一两家之后，我又回到了这里，又试着去莫里顿理发店碰碰运气，但他说他已经雇人了。如果你去问他的话，他可以做证。到处都没有工作可做，我当时情绪很低落。”
布莱特先生停顿了一会儿，舔了舔自己的嘴唇。
“那是上个星期一，先生。在星期二晚上，我去了海边——就在那边，在小镇的尽头那边，我在椅子上坐着，好好反思。慢慢就到了午夜。”现在他的语句要流畅一些了，一杯威士忌果然对他有用处。“我看着海面，摸着口袋里的剃须刀，一边怀疑我到底还值不值得这样挣扎下去。我当时很压抑，钱几乎快用光了。一边是海，一边是剃须刀。你可能会觉得对一个理发师来说，用剃须刀是件很简单自然的事，但我可以告诉你，先生，为那种目的来使用剃须刀，对我来说太可怕了。但是海——冲刷着辉煌大酒店的墙壁——似乎在召唤我，你们理解我的意思吧。那海听起来仿佛是在说：‘卷走他，卷走他，卷走他，比尔·辛普森。’那声音既迷人又可怕。不过我一直也很害怕淹死。窒息，憋闷又无助，然后你眼睛里都是绿色的水——每个人都会做自己的噩梦，那就是我的噩梦。好了，我在那里坐了一会儿，想下定决心。这时我听到有人走过来，然后一个年轻的家伙过来坐在我身边。我记得，他穿着晚礼服，还有一件外套和软帽。黑色的胡须——那是我最先注意到的东西，因为我们这个国家的年轻男子不经常留胡须，除非他是个艺术家，也许。然后我们开始交谈——我想他先给我递来了一支雪茄。那是一种俄国的雪茄，外面包着纸。他说话的口吻很友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竟然对他和盘托出了我的困惑。勋爵阁下，您知道那种情况，有时，你会向一个陌生人倾吐你永远不可能和熟人说的话。我当时的感觉是，他自己也并不是很快乐。我们谈了很久很久，关于人生多么可悲。他说他是一个俄国人，是一个流亡者，他告诉我他小时候经历的那些遭遇，还有许多关于‘神圣俄国’和苏维埃的东西，似乎他很在意这些事。还有一个女人——似乎他和他最爱的女孩之间有什么麻烦。然后他说他只希望自己的困难能和我的困难一样容易解决，还说我应该振作起来，重新开始。‘你把那把剃须刀给我，’他说，‘离开这里，好好想一想。’我说剃须刀是我的谋生工具，他笑着说：‘就你现在的情绪状况来看，这更像是你的死亡工具。’他说话的方式那么有趣，反应迅速，有些诗人的感觉。所以他给了我一些钱——是五个英镑，国库发的那种纸币——我就把剃须刀给了他。‘先生，你要剃须刀干什么？’我说，‘它对你来说没有用。’‘我总会用到它的，’他说，‘你不用怕。’然后他笑了，把剃须刀放在口袋里。接着他站起来说：‘真有意思，我们应该再找个晚上聚一聚，’还说什么：‘两个不同的人，却分享同一种烦恼。’然后他拍了拍我的肩膀，叫我振作起来，走的时候还很愉快地对我点了一下头，我就再也没见过他了。我真希望当时就知道他要那把剃须刀干什么，那样我就不可能给他了，但是！我问你们，我怎么会知道，先生们？”
“听起来似乎是保罗·亚历克西斯，就是他。”温西若有所思地说。
“我想，他并没有告诉你他是谁？”哈迪问。
“没有，他没说；但他说他是某个酒店的职业舞伴，对于一个应该在自己国家当王子的男人来说，这难道不是一种地狱般的生活吗——为了几个便士跟又老又丑的女人谈情说爱。他听起来很有苦衷。”“好了，”温西说，“我们非常感谢你，布莱特先生。这似乎就能把一切问题解释得清清楚楚。我想你得跟警察们交代这个故事。”提到警察的时候，布莱特先生看起来很紧张。“最好现在就去，把事办完，”温西起身站起来说，“反正你要面对的，小伙子！整件事情里你没有任何可担心的地方。”理发师勉强同意了，把他灰白的眼睛盯在萨利·哈迪的身上。
“这个故事听起来还可以，”哈迪说，“但我们得检查你故事的真实性，你要知道。有可能这是你编出来的。但如果警察可以证实你说的话——他们反正都要去证实——那你就能得到一张肥肥的支票，能让你过上相当一段时间。最重要的是，”萨利一边去拿威士忌一边说，“永远不要让你的弱点影响到你的工作。”他把酒瓶的塞子拔了出来，想了一想，又给理发师倒了一杯。格莱谢尔警长听到布莱特的故事非常高兴，昂佩尔蒂侦探也是一样，他一直都是自杀理论的信奉者。
“我们很快就能把事情查清楚，”昂佩尔蒂自信地说，“我们会去查这个布莱特的行踪，但他说的大概都是真的，这些细节跟那个在斯汉普顿的人说的很吻合。我们会关注这个布莱特的。他把他在威利伍康伯的地址告诉了我们，并保证会留在这里，因为，审讯的时候会需要他——等我们要召开审讯庭的时候。尸体一定很快就会出现了，我不理解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找到。它已经在水里泡了五天了，不可能永远都在水里的。尸体先是会浮起来，你要知道，然后又沉下去，但当气体开始成形的时候又会浮上来。我看到过鼓得像气球一样的尸体。一定会在什么地方找到的；今天下午我们会在磨刀礁林一带进一步搜索，肯定过不了多久就会找到尸体的，那样就好办多了。没有尸体而进行调查，让人感觉很愚蠢。”“满意了？”当温西从警察局回来的时候，哈迪说。他已经在电话上向报社汇报了这个故事，现在正在用几块饼干犒劳自己。
“应该是，”勋爵阁下回答说，“只有一件事情让我放不下，萨利，那就是，如果我想专门为这个案子来编造一个故事，这正是我会编造的那种故事。我在想，那个星期四下午两点钟，这个布莱特先生在哪儿。”
“你真是个固执的恶魔，”哈迪先生说，“事实是，你对谋杀案太热衷了，在任何地方都能嗅到谋杀的味道。算了吧。”温西沉默了，但当他离开萨利·哈迪之后，从口袋里掏出一页纸，上面的标题是“潮汐表格”，他认真地研究着这张表。“我就是这么想的。”他说。
他拿出一张纸，开始写那个该注意的事和该去做的事的表格，在威廉·布莱特的名下。表格里包括了布莱特故事的内容，还有他与警察的谈话；但在左边的那一栏最后的地方，他写下了这样的句子：
他说潮汐敲打着辉煌大酒店的墙，似乎是在诗意地召唤他，听起来很有说服力。但在六月十六日星期二的午夜，潮汐不可能敲打辉煌大酒店的墙。那时的潮汐退到了最低点。
在右栏里他写：
监视他。想了一会儿之后，他又拿出一张干净的纸，给伦敦警署的总探长帕克写信，问他关于布尔什维克的信息。你永远都不能轻易确定。世上发生过许多离奇的事——比布尔什维克阴谋更离奇的事情。他在信里提到了哈维兰德·马丁和他的银行账户。用布尔什维克这个借口，帕克也许有办法撬开银行经理的嘴。格莱谢尔警长也许不喜欢对他自己辖区的这种挑衅——但帕克和彼得勋爵的姐姐结婚了，一个人难道不可以给自己的姐夫写私人信件吗？
第十五章　情人和房东的证据
你对宫闱内的激情是如此熟练，并有一颗被丘比特之箭射穿的多情而严重受伤的心。
——《死亡笑话集》这是什么？你难道没有看见那白色的痉挛从眼皮里逃出，从他的脸上划过？纸里正包着它的恶果。
——《碎片》
星期二，六月二十三日与此同时，哈丽雅特的小说进展得并不是很好。令人头疼的不仅仅是市钟——或者应该称呼它为牢狱之钟——还因为按照编辑的要求，这时候她得让她的女英雄和侦探的朋友开始点暧昧情节了。现在，对于一个恋爱经历如此令人失望的人，一个正在被求婚者纠缠不休的人，更重要的是一个正忙于调查一件和自己无关、以暴力和血迹终结的不纯洁的爱情事件的人来说，她没有情绪静坐下来欢快地书写两个纯洁的人在玫瑰园里牵手的情节。哈丽雅特烦躁地摇了摇头，继续扎进她无奈的工作里去。
“我说，贝蒂，我想你一定觉得我是一个蠢人。”
“但我一点都不觉得你愚蠢，你这个笨蛋。”
大概连《每日简讯》的读者都不会觉得这个有趣吧。哈丽雅特觉得不会。不过，还是继续写吧。现在，女孩该说一些鼓励的话了，不然那个结结巴巴的低能儿永远都不敢戳破窗户纸。
“我想你做这一切来帮助我简直太好了。”
这就是她，这一堆感恩之类的东西都冷冷地堆砌在这个可怜姑娘的面前。但贝蒂和杰克都是在讲假话，因为他们两个都知道其实是罗伯特·坦普尔顿在做所有的事情。管它呢。
“你这么说就好像世界上还有什么事情我不愿意为你做——贝蒂！”
“这个，杰克？”
“贝蒂——亲爱的——我想你不可能——”
哈丽雅特最终总结她不能——不可能。她拿起话筒，给电报站打了一通电话，口述了一条简短而直接的消息给让她苦恼的出版社：“告诉布托我绝对拒绝在书里描写感情——范内。”
之后她感觉好了一些，但继续写下去是绝对不可能的。有任何其他的事可以做吗？有。她又抓起了话筒，要求接酒店办公室。现在有没有可能找到M.安东尼先生呢？
管理人员似乎已经很习惯帮客人找安东尼了。他们有个电话号码，应该能通过这个找到他——的确找到了。M.安东尼能不能帮范内小姐联系到蕾拉·加兰德小姐和达·索托先生？当然可以，再简单不过了。达·索托先生正在冬日花园演奏，这个时候早间音乐会应该刚刚结束。加兰德小姐很可能会和他一起用午餐。不管怎样，如果范内小姐愿意的话，他可以给她打电话，和她一起到冬日花园来。M.安东尼真是太好了。完全不用这么说，能帮到她很荣幸；那十五分钟后？没问题。
“告诉我，安东尼，”当他们的出租车开出辉煌大酒店的时候，哈丽雅特说，“你是个很有经验的人，在你看来，爱是最重要的东西吗？”
“它是很重要的，小姐，但要说最重要嘛，就不是了！”
“那什么是最重要的呢？”
“小姐，我坦白地告诉你，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和健康的心灵才是上帝最好的礼物。当我看到那么多身体健康的人糟蹋自己，用毒品、酒精和愚蠢来扭曲自己，我就会很生气。他们应该把这些事情留给那些生活完全没有希望的人去做。”
哈丽雅特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些话语有太多个人的、悲剧的色彩。幸运的是，安东尼并没有在等待她的回答。
“爱！那些女士们过来跳舞，很激动，渴望爱，并认为爱就是幸福。她们告诉我她们内心的痛苦——她们根本就没有痛苦，只不过太笨太自私太懒了。她们的丈夫不忠诚，情人又离开了，她们怎么说？她们难道会说，我有两只手，两只脚，所有的器官都健全，我要开创自己的人生？不会的。她们会说，给我大麻，给我鸡尾酒，给我兴奋，给我舞男，给我爱！就像一头羔羊在田野里低声哭泣。”
哈丽雅特笑了。
“你是对的，安东尼先生。我也不觉得爱情有那么重要。”
“但你得懂我的意思，”安东尼像大多数法国人一样，骨子里依然是向往严肃的家庭生活的，“我并没有说爱不重要。跟一个可爱的人结婚，生一群健康漂亮的孩子，这样的爱无疑是让人愉悦的。比如说，那个彼得·温西勋爵，他显然就是一个正直完美的——”
“哦！不要说他了！”哈丽雅特急忙打断了他的话，“我不是在想他。我是在想保罗·亚历克西斯以及我们要见的那两个人。”
“哈！那是不同的。小姐，我想你很清楚，不重要的爱和重要的爱之间的不同。但你也知道，有人会用重要的爱去爱一个不重要的人。而且，当一个人心灵不正常或者身体有疾病的时候，做起傻事来甚至都不需要爱的鼓动。比如说，如果我杀了我自己，那有可能是因为无聊、厌倦，或者因为我头疼、胃疼，或者因为我不再能保住我的一等位置，又不甘心沦入三流。”
“我希望你不是真想这么干。”
“噢，有一天也许我会杀了我自己，”安东尼兴奋地说，“但不会是因为爱，不可能。我也不可能变得那么沮丧。”
出租车到了冬日花园。哈丽雅特对如何支付出租车费有些犹豫不决，不过很快她就意识到安东尼的感觉也是一样的。她和他一起来到音乐厅门口，几分钟后，他们同蕾拉·加兰德以及路易斯·达·索托会合了——一个完美的金发女郎和一个完美的花花公子。他们两个人都很有礼貌、很有教养，现在唯一的问题是，当哈丽雅特和他们坐在同一张桌子旁的时候，如何从他们那里得到可靠的消息。蕾拉显然已经有了自己的看法，并且坚持着自己的看法。保罗·亚历克西斯是一个“特别好心的男孩”，但“太浪漫了”。蕾拉离开他的时候曾经“难过万分”，他“也非常难挨”，但不管怎么样，她对他的感情仅仅是同情和惋惜而已——他那时“那么内向、那么孤独”。当路易斯出现的时候，她立刻意识到自己真正的感情在哪里。她的眼光像常青藤一样绕上了达·索托先生，他也用缠绵的眼神作为回应。
“我对这一切感到特别遗憾，”蕾拉说，“因为亲爱的保罗——”“他不是你亲爱的，我的甜心。”“当然不是了，路易斯，只是这个可怜的家伙已经死了。不管怎样，我觉得很难过，因为似乎有什么事情让可怜的保罗一直很担心。但他并不信赖我，一个男人不信赖你，一个女人该怎么办？那时我常常猜测，他是不是被什么人勒索了。”
“为什么？他缺钱吗？”
“哦，是的，他的确缺钱。当然了，我对这个没有任何意见；我不是那种女孩。不过，你要知道，一想到你的某位男性朋友被人勒索，这肯定让人觉得很扫兴。我的意思是说，女孩总是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搅进什么不愉快的事里。我是说，这让人很不愉快，是不是？”
“的确很不愉快。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那么忧心忡忡的？”“让我想想。大概是五个月前。是的，就是五个月前。我是说，从那些信开始送来的时候。”“信？”“是的，很长的信，信封上还有外国邮票。我想它们是从捷克斯洛伐克寄来的，或者某个同样奇怪的地方。不过肯定不是俄国，因为我问过他，他说不是。我当时觉得很有意思，因为他说他从来没有去过外国，除了很小的时候在俄国之外。当然了，还有美国。”
“你有没有向任何别的人提起过这些信？”没有。你要知道，保罗一直说如果我向外人提及的话，就会害了他。他说如果有任何东西泄露出去，布尔什维克会杀了他。我对他说：
‘我不知道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我又不是布尔什维克，我根本都不认识那种人，你和我说一说到底有什么坏处？’但现在他已经死了，布尔什维克不可能再害他了，是不是？而且，如果要我说的话，我根本不相信那是布尔什维克干的。我是说，看起来不像，是不是？我对他说：‘如果你希望我永远不提这个故事，那你的要求就太过分了。’但他就是不肯告诉我。当然，这件事给我们之间制造了一点隔阂。我是说，当一个女孩和一位男士是朋友的时候，比如我跟保罗，她理所应当得到一些他的信任和关照。“当然了，“哈丽雅特温和地说，”他没有对你完全坦白，这的确是他的错。我在想，从你的立场来看，想知道那些信是谁写的，这完全公正合理。“蕾拉轻轻地摆弄着一小块面包。”事实上，“她承认说，”有一次我的确偷偷窥视了一眼。我觉得我有权利这么做。但那些信完全看不懂，一个字都看不懂。“信都是用外国话写的吗？“这个，我不知道。都是大写字母，有些单词里一个元音字母都没有。根本不可能把它们读出来。“听起来似乎是密码。“安东尼说。”是的，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我当时觉得那真是太好笑了。“但有件事可以肯定，“哈丽雅特说，”一个普通的勒索犯是不会用密码来写信的。“噢，但他们为什么不呢？我是说，他们也许是一个帮派，你要知道，就像那个故事一样——《紫蟒的踪迹》。你读过吗？紫蟒是一个土耳其的百万富翁，他有一个秘密的住所，那里有很多钢铁拦起来的屋子，还有豪华的会议间和色情奴隶——
“色情奴隶？”
“你知道，那些不是很有尊严的女人们。而且他在欧洲每个国家都有事务所，由他们来写那些威胁信件。他用密码给那些受害人写信，用紫色墨水给信件签上花体落款。最终这个秘密能被发现还是因为一个年轻英格兰侦探的女朋友，为此她忍辱负重假扮成色情奴隶。最后这个侦探——其实是汉弗莱·奇林弗德勋爵——和警察及时赶到了，把她从紫蟒恶心的怀抱里解救了出来。那真是一本惊险的书。保罗读过很多那一类的书——我猜测他是不是想从书里找出对付帮派勒索信的主意。他也喜欢电影。当然了，在那些故事里面，英雄永远都是高高在上的，但可怜的保罗哪点都不像是个英雄。我有天对他说：‘这都很好，但我绝不相信你敢一个人在口袋里揣着枪，冒险闯进一个挤满黑帮打手的中国鸦片工厂，先被人像沙袋一样打，然后猛然把身上的绷带撕掉，抓住一个台灯来攻击黑帮老大。你会怕疼的。’他的确是这样的人。”
达·索托先生窃笑了几声，表示赞同。
“甜心，你说得太对了。可怜的亚历克西斯曾是我的朋友，但我得说，勇气这种东西是他绝对没有的。我对他说，如果他不松手，让蕾拉自己选择自己的心上人，我会给他的下巴来一拳。我跟你说，他当时害怕得僵住了。”
“是的，”蕾拉说，“当然，如果一个男人都不能捍卫自己的尊严，那女孩也不可能尊重他。”
“太精彩了，”安东尼说，“而且这个家伙这么内向，这么温顺，居然用一把又大又丑的剃须刀把自己的喉咙割了，这还都是因为你把他甩了。这真是难以置信。”
“我猜，你相信他的布尔什维克理论。”蕾拉觉得很生气。
“我？我什么都不相信。我是不可知论者。但我要说你对亚历克西斯的描述并不是很理性的。”
“安东尼总爱说理性这个词，”蕾拉说，“但我要说的是，人根本就不理性。看看人类所做的这些可笑的事，特别是男人。我一直觉得男人是彻头彻尾矛盾的。”
“你说得没错，”达·索托先生说，“甜心，你说得再正确不过了。他们必须得这样，不然他们就得不到像你这样古灵精怪的女孩了。”“好了，但那些信件，”哈丽雅特说，绝望地想把交谈带回原来的主题，“一般多久来一封？”
“大概每个星期来一次，有时候更频繁一些。他把它们锁在一个小盒子里。他当时也会回信，有时候当我过去看他，却发现他把自己的门锁起来了，老拉法兰克说他在写信，不想被人打搅。很自然，一个女孩不希望她的男朋友这样。我的意思是，你会希望他在你的身上多放些注意力，而不是当你去看他的时候，他还把自己锁起来写什么信。我是说，这种事女孩们是不可以谅解的。”
“你不能谅解，宝贝。”达·索托先生说。
安东尼笑了，嘴里奇怪地嘟囔着：
但有人要进来吗？
带着我的卡珊德拉的消息，把门敞开，不要让他等候，直接把他带来见我。①
引自法国诗人比埃尔·德·龙萨的十四行诗，原文为法语。
哈丽雅特回了一个微笑给他，然后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她问蕾拉：“最后一封信是什么时候来的？”“我不知道。在我和路易斯交往之后，我跟他就不再是朋友了。但我想拉法兰克夫人可以告诉你。拉法兰克夫人没有不知道的事情。”“你和亚历克西斯关系还好的时候，你们住在一起吗？”哈丽雅特红着脸问。“当然不了，问一个女孩这种问题实在太唐突了吧。”“我是说，在同一所房子里。”“不。我们以前经常见面，但当然，在我和路易斯交往以后，我就跟保罗说，如果我们再也不见面的话会好一些。你要知道，保罗是那么喜欢我，路易斯会乱想的——是不是啊，路易斯？”“我发誓我肯定会的，甜心。”“关于这些信件，你有没有告诉警察呢？”“没，我没有。”加兰德小姐很坚定地回答说，“如果他们能好好问我的话，我也不是不会对他们说，但那个胖子昂佩尔蒂问话时的样子，会让你觉得我是个没有自尊的女孩。所以我跟他说：‘我什么都不知道，而且你也没有任何证据是针对我的，除非你把我带到你那个脏兮兮的警察局，并指控我，不然你没理由逼我回答问题。’”加兰德小姐一直平稳的口气开始失去控制，变得急促而又尖锐，“我还说：‘而且这对你一点好处也没有，因为我对保罗·亚历克西斯根本一无所知，我已经好几个月没有见过他了。你可以随便问谁，更重要的是，如果你非要这样欺负一个自尊自重的女孩，你会给自己带来麻烦的，皱巴巴肿兮兮的先生。现在你知道从哪里滚出去了吧。’我就是那么说的，幸亏我们这个国家还有法律来保护我这样的女孩。”
“她是不是太厉害了？”达·索托先生一脸的仰慕。
在蕾拉·加兰德这里似乎收集不到更多的信息了，哈丽雅特对她的印象是“一个普通的拜金女，虚荣得像猴子一样”。而达·索托看起来是很和善的，而且对于女孩离开亚历克西斯，他似乎也没有施加压力。当然，对于这些国籍不明不白、偷偷摸摸的家伙，你永远也搞不清楚。就在她这样想的时候，达·索托拿出了他的表。
“女士们，先生们，我能先离开吗？两点的时候有一场彩排。星期二和星期四，例行公事。”
他鞠了一躬就离开了他们，走路的步伐既懒散又狂妄。他是刻意提到星期四的吗，这样别人就可以注意到十八日星期四，他有不在场的证明？但他为什么会知道不在场证明需要的那个时间段？报纸还没被允许披露这个特殊的细节，只有在审讯庭开过后这个细节才有可能上报。而且真的有必要强调彩排吗？建立在一支乐队排练基础上的不在场证明很容易设立也很容易被推翻。然后她突然想起了一个解释：警察可能已经问过达·索托上个星期四的活动情况。但可以肯定，他们不可能把关键的时间段暴露得那么明显。警察们也赞同，知道死亡时间的人越少越好——这样在审讯开庭的时候会有所帮助，比如可能会有人刻意为两点钟做不在场的证明。
哈丽雅特和安东尼一起回去了，依然不知道她该怎样判断这个叫达·索托的家伙。才刚刚两点十五分，她有足够的时间去进行下一步的新计划，她已经想好了这个新计划。她把一些衣物装在手提箱里，要去会一会保罗·亚历克西斯的房东拉法兰克夫人。
那座寄住的寓所看上去很廉价，为她打开门的就是这位黄铜色头发的著名人士。她裹着一身粉红色的睡衣，腿上套着抽丝抽得严重的劣质丝袜，绿色天鹅绒的拖鞋，抹着厚厚一层粉的脖子上还戴着一串人工琥珀项链，那琥珀大得像鸽子蛋一样。“早上好，”哈丽雅特说，“我想找一个房间。”
“您是专业的，亲爱的？”
她很想回答“是的”，但这样又不保险。拉法兰克夫人似乎不知道专业这个词除了用在舞者身上，还可以形容写小说的那些人。不过，哈丽雅特在威利伍康伯越来越知名了——她可不能指望永远隐瞒自己的身份。
“不是的，”她说，“我写小说。其实，拉法兰克夫人，我就是上个星期发现保罗·亚历克西斯先生尸体的那个人。我一直住在辉煌大酒店，但那里实在太贵了，我想如果你的房间还有空余的话，也许我可以搬到这里来住。”
“很好啊！”拉法兰克夫人说。她把门又开大了一些，但似乎还是在怀疑和好奇之间犹豫不定，“很好！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了。你不是记者吧？”
“哦，亲爱的，我不是，”哈丽雅特回答。
“因为，”拉法兰克夫人说，“要跟那些家伙打交道的话，你永远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我只要和他们在一起就怕得要死，他们总喜欢把鼻子伸到我的私事里嗅来嗅去。但当然了，尽管你帮不上什么忙，却还是会很好奇的，毕竟是你发现他的，可怜的孩子。进来吧，我穿着睡衣你可别介意。如果我不忙来忙去把我的姑娘看好的话，天知道她会干些什么。整个早上都没有时间来梳洗打扮。你会在这间房里住多久呢？”
“我不是很清楚。这取决于审讯庭什么时候开。”
“哦，是啊，他们得先找到他的尸体，是不是？可怜的孩子。你要知道，我的心脏特别脆弱，整晚整晚不能睡觉，想的都是他的尸体被海水冲刷的样子。小心煤桶，亲爱的！不知道跟我姑娘说了多少次，不要把它放在楼梯上。第二层的这个房间很不错——是这寓所里最好的一间了，你会觉得这张床很舒服的。可怜的保罗·亚历克西斯觉得这里就像他的家一样，我也觉得他像是我的儿子。”
拉法兰克夫人走上楼去，绿色拖鞋拍打着楼梯，袜子后跟处的大洞一览无遗。
“这儿，亲爱的！”拉法兰克夫人把门推开说，“我敢肯定你在威利伍康伯找不到更好的了，这里很方便又很安静，你可以专心写作。我已经把一切都清理好了，他的衣服之类的东西都拿走了，如果你不喜欢他的书或者别的什么东西，我可以把它们放到一边，并不麻烦。但是我敢说你不会介意它们的。他又不是死在这个房间，是不是？我也可以肯定，亚历克西斯先生这样的绅士不可能在别人的住所干这种可怕的事。发生那种事的确会给一个地方带来不好的名声。尽管我们尽量让房客们舒适，但有些事不是我们女人能控制的，而且我们还很容易成为被责怪的对象。不过对于这些书来说——当然，如果它们会传染疾病的话，警察们肯定会把它们毁了——我也不知道它们现在应该归谁所有，警察们也没告诉我。但我可以告诉你，应该把这些书继续放在这里，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我像母亲一样对待他，把书留在这里是应该的。这些书肯定不会传染疾病的。他从来都没生过什么病，他的身体一直很好，除了关节疼以外。关节疼的时候，他有时得卧床休息，那种疼痛也很让他痛苦。我的心都在为他流血，他吃了那么多止疼药，数量说出来能吓你一跳，但他从来都不找医生。不过，我也没觉得这有什么不对，我姐姐就有风湿疼，她花了不少工夫找医生，接受电疗，但什么效果都没有，她的膝盖肿得像南瓜那么大，而且她的下肢一点都不能动了，这对她那种职业的女人来说实在太残酷了——她那时是个秋千演员。如果你哪天想看的话，我的房间里有她的照片，亲爱的。还有她的那些老朋友在葬礼上送的花圈也很漂亮。那些花圈把整个灵柩都盖住了，得要一个超大的马车才能装下。其实我就是想说，如果你不喜欢那些书，我就把它们拿走。我可不愿让那个叫威尔顿的女人或者蕾拉·加兰德那个小骚猫过来拿走它们。”
房间很舒服，宽敞通风，也很干净，与哈丽雅特从拉法兰克夫人的外表所推测出来的完全不同。当然，家具有些难看，尽管破旧了些，但还很结实，而且摆放有序。那些书同昂佩尔蒂侦探描述的一模一样：大部分都是小说，还是那种廉价的版本，有一些是俄国的平装书，还有关于俄国宫廷的成套书。先前那位房客唯一让人为之一振的遗物是在床上挂着的漂亮小肖像——一定很古老，可能还很值钱。
哈丽雅特同拉法兰克夫人就租住条款进行了一段时间不短的讨价还价，她最终的胜利是，十二先令一周的房租，或者两个半几尼——拉发兰克夫人担供全部用度。
“我可不是对每个人都答应这个条件的。”拉法兰克夫人说，“主要是因为我看你挺安静的。如果说在这间寓所里，我最不愿意看到什么，那就是麻烦。我也知道这件可怕的事对任何人来说都已经是足够大的麻烦了。至少对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她喘了一口气，坐在床上，似乎在证明这打击还没有结束，“我真的十分喜欢可怜的亚历克西斯先生。”
“我相信你一定很喜欢他。”
“那么体贴的男孩，”拉法兰克夫人继续说，“他的行为举止像是一个王子。有很多次，我的姑娘或者别的房客把我搞得心烦意乱时，他会说：‘高兴起来，妈妈。’——他们都这样叫我——‘高兴起来，妈妈。喝一点鸡尾酒，一切会好起来的。’他真的就像我的儿子一样。”
不管哈丽雅特对这个感人的回忆有什么想法，但这跟她曾听人描述过的保罗·亚历克西斯完全不一样，她没有忽视这一点小细节。
“现在想来一杯吗？”她提议说。
“当然好啦，”拉法兰克夫人说，“不过我可不是那个意思。好啊！亲爱的，你简直好得没边了，但我这个时候不能喝酒……不过拐角处那个巨龙酒吧里的酒还可以喝一点。去那家酒吧很方便，喝一点杜松子酒肯定能让你晚饭吃得更好。”
拉法兰克夫人把哈丽雅特挤到一旁，把头伸到楼梯边，喊她的姑娘去巨龙酒吧买一点上等的杜松子酒。
“他们认识我，”她眨了眨眼睛又加了几句，“那些一瓶半瓶的规矩多荒唐啊。如果他们不认识你的话，还没等你反应过来，他们已经来找你的麻烦了。你会觉得，他们是想利用这国会法令让大家喝醉，是不是？一会儿这件事一会儿那件事，然后警察就把鼻子伸过来问东问西——搞得好像我的出租寓所管理得很不好似的——他们也知道，我在这里已经有二十年了，从来没有人抱怨过什么——现在这个世道，一个体面的女人想独善其身真是很困难的。有件事我可以打包票——我从来都没怠慢过任何房客。我的房子就像他们的家一样，亲爱的，你也会这么觉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