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牵头,也没有激动人心的豪言壮语。当死者丈夫拿起突击步枪,带着无神的面孔慢慢走向不远处军营的时候,几乎所有难民都跟在了后面。人们手里拿着武器,朝着每一个他们认为值得射杀,被憎恨的目标猛扣扳机。
就这样,在短短一夜之间,看似牢固的统治彻底崩溃。
阮文昌逃到了文罄附近,在红河边上扎了一个简易窝棚。此前噩梦般的遭遇,使他再也没有了前往北方大国避难的想法。阮文昌毕竟接受过高等教育,他分析了目前已知的种种情况,认为这是一场世界性的灾难,而不是专门针对越南一个国家的危机。既然如此,呆在这里可能要比前往异国更安全。至少,我对自己的家乡很熟悉,也不用为了食物和水发愁。
渐渐的,在河边定居下来的难民越来越多。除了本国的逃难者,还有一些操着北方异国强调的陌生人。他们非常友善,每个人都拥有在乱世中足堪大用的技能。在阮文昌的窝棚旁边,就有一对讲中国话的兄弟。哥哥是医生,弟弟是熟练的机械修理工。凭着几句简单的日常对话,他们很快融入庞大的难民团体,逐渐成为其中不可缺少,也渐渐被众多难民认可,甚至尊敬的人。
阮文昌一度怀疑这两个人可能是中国间谍。后来发现,自己的想法是错误的。对方从未宣扬过关于国家主权之类的东西。他们和普通难民一样,每天都在为了衣食忙碌。医生治疗病人的方法不过是草药,简单的外科包扎还可以,大手术就绝对不行。由于缺少医疗器械,医生甚至用菜刀对一个诊似急性阑尾炎的病人实施剖腹切除。虽然没有弄出人命,可阮文昌毕竟在医院里担任过半年党委书记。以他的眼光,不难看出病人其实患有肠胃炎,根本不需要白白切除阑尾。
他们对周围的难民很热情。
渐渐的,说中国话的人开始多了起来。这让阮文昌觉得惊讶。因为那些人和自己一样,都曾经是越南国民。阮文昌下意识的认为是彼此之间加深认识的语言学习。直到某一天,医生找到自己,微笑着拿出一管针剂的时候,阮文昌的世界才真正产生了变化。
只有“工蜂”才会主动学习汉语。在彼此同为一个族群成员的情况下,语言同化的速度极快,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
廖秋是新安沛基地市的最高指挥官。当然,“新安沛”这个名字,目前只存在于505集团军的机密档案里。无论国内还是国外,都没有类似的记载。
从最初决定派出“工蜂”建设“新蜂群”开始,前后共有七百多名“工蜂”进入越南国内。特殊强化体质使他们在遭遇危险的时候足以自保,密切的联络在困难时候能够相互支援。这些先遣“工蜂”没有选择人口密集的大城市,而是以田地广袤的村庄建立发展基点,以食物、饮水、安全吸引到足够数量的难民之后,再逐渐进行意识转化。
这是一个以几何速度倍增的过程。尤其是像阮文昌之类的越南平民转换达到一定数量后,新建“蜂群”的扩张进度也会迅速提升。至廖秋带领新编7024师穿越国境的时候,重要城市越池与国内的铁道线已经畅通无阻。阮文昌甚至组建了一支两万余人的工程队,在预定的新安沛基地附近开始建造城墙。当廖秋部队抵达后,短短一周的时间,已经建立起完备的初级防御工事。
阮文昌并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在叛国。他不想死,他必须活着。潜意识当中,成为“工蜂”的阮文昌已经对“蜂王”产生强烈认同感。在这种单纯以生物信息为支配的思维灌输面前,人类固有的很多理念轰然崩溃。取而代之的,是前所未有的强烈集体意识,以及个人对集体的贡献欲望。
聚集在新安沛基地附近的难民越来越多。一周统计下来,新增难民数量已经突破六万。如何处理这些人,就成了阮文昌和廖秋必须首要解决的问题。
“让他们尽量迁往北面。”
廖秋扔掉手里的香蕉皮,站起来,在房间里来回踱着步,认真地说:“在孟东和青湖(越南城市)地区,还有两座基地市也在建设。有了充足的工作机会,意识转化速度也会更快一些。另外,要强化对这些人的筛选,抗拒心理过于强烈的对象要坚决剔除,用不着在他们身上浪费时间。”
阮文昌点了点头,不无忧虑地说:“我们对民众的管理方式,与你们国内不太一样。虽然同样都是军队,我们要求平民绝对服从军方的命令,所有人都必须编入武装部队。这种准军事管理对难民的人身自由限制极大,部队驻扎点其实就是居民点。想要得到更多难民,就必须与军队发生交火,甚至可能引发战争。”
“战争?”
这番话使廖秋不由得发笑:“现在不就是战争期间吗?人类与病毒之间的战争,生物战争。”
阮文昌也颇为尴尬地笑了起来。他终究是越南人,虽然转化为“工蜂”,部分意识仍然停留在过去,考虑问题仍然有着固定思维的局限。
“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我们的目的是为了扩张。当然,套用和平时期的特定术语,就是侵略。”
廖秋淡淡地笑着,脸上始终充满自信:“河内周边没有太多的防御设施,我们可以在短时间内打通前往海防的铁路。如果进展顺利的话,说不定,还可以打到岘港。”
缅甸境内,密支那西面,靠近钦敦江。
十几辆沾满污垢和尘土的卡车从远处驶来。虽然是在公路上行驶,可由于道路长期无人养护,柏油路面早已破烂不堪,很多位置坑坑洼洼,甚至连土石铺就的低等级土路还不如。轮胎从坚硬的石块表面碾过,总是发出令人牙酸的摩擦。引擎更是在不断颠簸中哀嚎着,如同濒临死亡的哮喘病人。
穿过茂密的灌木丛,在一个拥有高大围墙的新建城镇外面,车队缓缓停住。
几十个全副武装的士兵从车里跳下。他们上身穿着很是破旧的灰绿色军服,下面则是尚未过膝的军制短裤,脚上的鞋子五花八门,各种品牌都有。乍看上去很是显得古怪,不像军人,反倒像是一群武装难民。
为首的卡车驾驶室里,跳出一个身材高大的中年男子。从军服款式和肩章判断,应该是一名军官,也是这群人的头儿。高强度日晒使他的皮肤颜色黝黑,表面附有大量油腻的污垢。但他的肌肉却颇为结实,军服领口中间袒露出块状的胸肌,膝盖和双手的骨节异常粗大,充满令人生畏的力量。
他们都是缅甸国的军人。
眼前这座城镇显然与别处不同。五米多高的围墙将整个镇子环绕其中,周围靠近墙壁的中、下段,还圈有密密麻麻的铁丝网。城门旁边的角落里堆砌着沙垒,里面架着威力巨大的联装机炮。这玩意儿口径大得可怕,一炮就能把人活活打成两截。但凡老兵都不愿意靠近,也从未产生过想要与城镇驻扎者为敌的念头。
天气实在太热了。
军官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几把脱掉外衣,袒着上身。也许是觉得这样做的确有失自己的身份,他略微想了想,还是把外套穿上,只是没系纽扣。同时,从上衣口袋里摸出一包皱巴巴的香烟,抽出一支点燃,大口吸着。
远处的城门开了,走出大约二、三十个人。从身上穿着的衣服判断,应该都是平民。他们手里握着突击步枪,朝着车队停靠的位置慢慢走来。
缅甸国内同样爆发了病毒危机。军官和手下这些士兵都是幸存者。他们趁乱从军用仓库抢运出很多武器和物资,在野外建立了新的据点。当时,军官手下总共有一百多人。
说是据点,其实就是一个人口稀少的村子。付出了三分之一的手下,军官终于杀光了村子里的几十头丧尸。由于缺乏建筑材料,他只能用最简单的方法,沿着村子挖出一条壕沟用以防备丧尸。那些该死的变异生物不会跑也不会跳,遇到沟、坑之类的障碍,只会傻乎乎的掉进去。虽然不会摔死,却也无法爬出来。等到天明,巡逻人员发现,朝着脑袋上补一枪就算完事。
这些,都是两年前的事情了。
丧尸已经进化成变异生物。它们从不离开废弃城市。只要人们不进去骚扰,它们也不会主动跑出来吃人。人类与怪物之间的平衡就这样变得微妙。只是每当月圆,或者逢至年节的时候,包括军官在内的很多难民,都会朝着远处废弃城市密支那方向默默眺望。
缅甸国的政权依然存在。只要一直向南走,在首都曼德勒的西南面,在废弃城市敏建和东枝之间,就有一个庞大的基地市。
军官当然有名字,他叫梭乃。
在众多逃亡人员当中,梭乃算得上是颇有眼光的人物。他在村子附近建立防御,利用现有设备搭建起电台。就在病毒爆发后的第二个月,梭乃所部收到了来自新曼德勒基地市的信息。
那是一条非常简短的通讯。内容不过是要求散落在各地的人员和军队报告各自位置,同时向南面的基地市靠拢。
这任务在当时的梭乃看来,无疑是不可能执行的。他手上只有百余名士兵,武器弹药勉强够用,一旦在野外遭遇丧尸,根本就是自杀。
梭乃拒绝了来自基地市的命令。他在话筒里咆哮着发泄愤怒。那个时候,梭乃并不知道这是世界性的灾难,只认为是政府那些混蛋乱搞生物实验,弄出了如此之多的吃人怪物。
从此,梭乃所部从缅甸军方的“军事据点”名单上被彻底清除。直到一年后,他才从几名流亡士兵口中得知,如果当时按照命令前往新曼德勒基地,就能成为被正式认可的军人。最重要的,是可以得到一阶强化药剂。
药剂并非中国独有。为了应对全球性的病毒灾难,早在战前,核心国集团已经约定:在病毒爆发后公开一阶强化药剂和免疫药剂配方。当然,其它各国的产量多少,具体配发情况,以及平民的日常配给等等,那就是各家自己关心的问题了。
从镇子里走出的人越来越近,已经可以看清楚对方的脸。
为首的,是一个身材削瘦、高大的男子。他似乎不会笑,永远都保持一副森冷刻板的模样。
梭乃很清楚,这些人根本不是自己缅甸同胞。他们是东面国境外的异族人。虽然同样都是黄皮肤黑眼睛,但他们说中国话,自己却说着缅甸掸邦土语。
对方虽然穿着平民服装,从走路和各种动作却能看出都是军人。比如现在,他们从走出镇子就一直保持着散兵线。两、三人为一组,行进之间总是依托各种障碍,相互构成掩护。通常,只有在老兵和精锐部队身上才能看到这些痕迹。
除此而外,对方手里的武器,就是最好的证明。
梭乃从未见过9毫米突击步枪。他是军人,很清楚武器口径增大意味着什么。最可怕的是,那些突击步枪显然不是私人改装的货色,而是批量生产的制式兵器。
另外,还有一个最明显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