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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节

  正统七年(1442年)十月,太皇太后张氏去世。太皇太后精明谨慎,她在死之前,本来已经预见王振将要揽政的危险性,却没有及时除掉他。太皇太后一死,王振擅权的障碍都已不复存在,更加无所顾忌。太皇太后死后的第二天,王振就派人将当年明太祖朱元璋立在宫门的铁牌销毁。这就是上面铸有“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十一字的铁牌,这条祖训对王振一直有如芒刺在背,势必拔之而后快。
  朝野上下对太祖所立铁牌被毁之事一片哗然,却只是敢怒不敢言。明英宗朱祁镇这时候新立钱氏为皇后不久,开始亲自上朝听政,却依旧敬慕和尊重自己以前的老师,对王振的行为听之任之。
  王振权势熏天,不过也有少数大臣不肯屈从。王振初得势的时候,问三杨道:“吾乡谁可为京卿者?”
  其本意是想提拔同乡为京卿。三杨明白王振的用意,因受制于王振,于是推荐了王振的同乡薛瑄任大理寺左少卿。
  薛瑄为人正直不阿,出任大理寺左少卿后,杨士奇要他去拜见王振,以谢提拔知遇之恩。薛瑄正色道:“拜官于公朝,谢恩于私室是我所不为之事。”断然拒绝。
  有一次,王振到东阁召集众公卿集会议事。与会公卿一个个对王振俯首揖拜,唯独薛瑄昂首直立,不理会王振。王振知道这人是薛瑄后,颇为惊讶。“振趋揖之,瑄亦无加礼”。王振主动跟薛瑄打招呼,他都爱理不理,王振遂怀恨在心。
  后来北京有位武官病死,王振的侄子王山见其妾岳氏貌美,想据为己有,但武官的妻子不同意。王山就与岳氏密谋,诬告该妻毒死了自己的丈夫,并逮捕该妻交给都察院审讯。薛瑄在审理这一案件时,发现了其中的问题,“瑄及同官辨其冤,三却之”,结果又一次触犯了王振。王振立即派人诬告薛瑄收了被告贿赂,并将薛瑄问成死罪。
  极为难得的是,“系狱待决,瑄读《易》自如”。到临刑时,薛瑄的几个儿子争着代父受刑。连王振家中一名老仆人也主动站出来为薛瑄申辩,痛哭流涕,竟然由此打动了王振,决定放薛瑄一条生路。
  当时薛瑄已经被绑到法场。幸好明朝从正统元年(1436年)开始,执行“重囚处决三复奏”的制度。处决犯人的当天,刑科[58]上奏请旨,皇帝批示不准,再请再不准,三请方准,取的是“杀之三,赦之三”的意思。这些程序完成后,往往已经是正午,所以无形之中,斩首变成了午时三刻。刚好三复奏的时候,兵部侍郎王伟上书请求赦免薛瑄,王振便利用这个机会,改薛瑄的死罪为革职,放回乡里[59]。
  薛瑄算是运气好,其他不趋迎奉承王振的官员就没有这么幸运了。王振为巩固权位,以残酷手段排除异己。户部尚书刘中敷、吏部尚书王直、兵部尚书王骥等都因稍忤王振意,或被械系长安门外,或下狱监禁,或被贬官夺俸。
  就连皇亲国戚,王振也不放在眼里。驸马都尉石璟娶宣宗第二女顺德公主,因事责骂自己府中的阉人吕宝。被王振知道后,说石璟贱视宦官同类,找个由头,将石璟逮捕入狱。其他内外官员,时常被王振一党欺压,王振专权愈甚。一时间,朝廷内外乌云密布,大臣们都提心吊胆地过日子。只有深宫中的明英宗朱祁镇浑然不觉,对王振更加信任。
  但世上总有不畏强权的忠直之士,国子监祭酒李时勉便是其中之一。他在国子监授课时,公然讲述历史上宦官的危害。王振得知后,发誓要报复李时勉。他既兼领东厂提督,便利用职务便利,先派密探暗中调查反对派大臣各种阴事,以此手段来铲除异己,许多大臣都因此而栽在他手中。只是当王振用同样方法来对付李时勉时,竟然完全失效,神通广大的东厂番子始终查不到李时勉的任何把柄。只是想不到王振并未死心,派了人监视李时勉的一举一动,今日伐枝之举,也成了他一条大大的罪状。
  朱骥明白了究竟,却没有立即赶去国子监救人,只皱紧眉头。李时勉于朱家有恩,朱骥并非不愿意出面,但王振是司礼监掌印,既是他下令拿人,多是以皇帝诏令的形式发出。既是皇帝下的命令,除了皇帝自己,没有人能够更改,不然抗旨不遵亦是杀头的罪名。
  李骥几人虽期盼地望着朱骥,却也明白其中难处。
  林鹗道:“我们来找朱兄,是想可否请朱兄出面,请那些锦衣卫校尉通融一下,让监生们从旁扶住木枷,好减轻李祭酒的痛苦?李祭酒已年逾七旬,这几日天气又这么热,怕是他老人家……”
  忽听到有人叫道:“朱骥!”
  转头望去,却是朱骥的岳父兵部侍郎于谦。他从来都是直呼女婿名字,而不像旁人称呼小名或是昵称。
  朱骥见于谦一身官服,忙迎上去问道:“岳父不是陪同姑姑、璚英还有小表外甥去了西山碧云庵[60]进香,说明日才回来吗?”
  “姑姑”是于谦的妹妹于冰,她嫁给钱塘人氏朱济,目下孙子朱喜得了怪病,听说京城有名医能治,遂千里迢迢带着孙子赶来北京求医,住在兄长家中。于谦本不信奉佛事,然他妻子董氏在世时,时常去碧云庵进香。这次于冰和于璚英都想去碧云庵为家人求签祈福,正好赶上放假,他便陪同一道前往。
  于谦摇了摇头,道:“边关有告急文书送到,我不得不临时赶回来。不过璚英还陪着她姑姑、外甥在西山,今晚不回来了。”又问道:“你不是今日当值吗?怎能擅自离开官署?”语气颇为严厉。
  于谦曾是有名的铁面御史,朱骥又素来敬畏岳父,竟一时语噎,看了李骥一眼,这才嗫嚅道:“那个……李祭酒他……”
  于谦皱眉问道:“李祭酒怎么了?”
  丘濬忙大致说了经过,还未说完,一旁李骥便哭出声来,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家祖明明是被人陷害。于公也是朝中重臣,请您救救他老人家。”
  于谦未及开言,便听到北面传来呼喝打斗声,那边是兵部、工部、户部、礼部等重要中央官署所在地,料想是出了大事,忙道:“王司礼当是以诏令的名义下令拿人,我只能等到上朝面圣时,当面向皇帝求情。”
  李骥道:“那是三日后了,家祖年事已高,哪里能撑到那个时候?”
  北面又传来嘈杂声,甚至多了金刃交接声。于谦转头看了一眼,微一思忖,便道:“目下太后、皇上一行应该在返京途中,你们不妨选几个监生做代表……”
  林鹗登时眼前一亮,道:“于公是让我们拦路向皇帝和太后告御状,替李祭酒申冤?”
  于谦道:“不是告状,也不是申冤,而是请求皇上赦免李祭酒。”
  李骥毕竟还是个少年,沉不住气,声音又尖锐起来,嚷道:“什么赦免?家祖明明是受人诬陷,说是赦免,倒像是承认有罪了。”
  于谦摇了摇头,一时不便当众说明王振与英宗皇帝关系非同一般,告王振的状,等于当街告皇帝,结果反而会适得其反。
  丘濬倒是会意了过来,忙道:“多谢于公出言指点,我们这就回国子监找些同学商议。”
  朱骥微一迟疑,道:“那我……”
  于谦似是猜到女婿想跟丘濬等人一道赶去国子监,看是否能先行设法解救李时勉,摇头道:“你救不了李祭酒。王振有心要李祭酒的命,那些锦衣卫校尉必然奉了严令。况且他们又不是不知李祭酒有恩于朱家,若要看你的面子,早就手下留情了。”
  丘濬忙道:“于公分析得极有道理。朱兄,你就不必多跑这一趟了。事情紧急,我们得尽快回国子监,好设法解救李祭酒。”
  朱骥只得与丘濬等人拱手告辞,又跟随于谦往中央官署赶来。
  却见是鸿胪寺前出了变故,一群人混战扭打在一起,还动了真家伙。看服饰,一方是蒙古兀良哈部落,另一方是日本人,均是入明朝贡的使者。
  一些值守官署的明军军士亦闻声赶过来,却不加劝阻,只在一旁指指点点看热闹。一名荷衣女郎格外醒目,抱着双臂,冷冷地站在一旁。
  * * *
  [1]大明门:清代称大清门,民国称中华门。正门除国家大典以外,常年不开。皇帝迎娶皇后时开此门,迎大红喜轿进门,其余妃、嫔只能乘彩车进玄武门(清代称神武门)。1954年扩建天安门广场时,大明门被拆除。1976年在大明门旧址上建起了毛主席纪念堂。
  [2]清代时,清廷改大明门为大清门时,直接将“大明门”门匾拆下,翻转重刻后重嵌。民国时,执政选定于1912年10月9日(辛亥革命一周年庆典的前一天)将大清门更名为中华门,因不知清廷已翻转门匾重刻之典故,也想拆下石匾翻用背面,直接刻上“中华门”。然拆下门匾后,才发现里面是“大明门”三字,只好临时赶制了一块木匾,由王冶秋(新中国文物博物馆事业的主要开拓者及奠基人)题写“中华门”匾额,挂于檐下。原“大清门”匾由文化部社会文化事务管理局保存,后移交首都博物馆。
  [3]棋盘街到清代乾隆时改围以石栏,中间有路通东、西江米巷(今东、西交民巷),新中国成立后扩建天安门广场时悉数拆除。
  [4]隋代以来,历朝均以刑部掌法律刑狱,与大理寺(相当于现代的最高法院)并列。唯元代只设刑部,无大理寺。明清两代,刑部与都察院(由前代御史台发展而来,主掌监察、弹劾及建议,为最高监察机关)、大理寺并称“三法司”。遇有重大案件,由三法司会审,亦称“三司会审”。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廷宣布“仿行宪政”,改刑部称法部,刑部之称遂撤。
  [5]明初官员休假很少,一年只有3天假期,分别是春节、冬至及皇帝生辰。直到明中后期,休假制度才逐渐完善起来,一月固定休假4天,加上节假日,每年休假50天左右。但明廷仍然废除了前朝名目众多的探亲假期,只规定父母大丧,守孝3年。清朝休假制度基本照搬明朝,直到后期才受西方影响,每月例假改为每周日休假1天。
  [6]圆觉寺:遗址在今北京朝阳区十八里店乡老君堂村,为大宦官金英修建。金英得宠于明仁宗、明宣宗、明英宗三朝,其人信佛,自称是“奉佛弟子”。明英宗正统元年(1436年)二月,金英以报答前朝皇帝恩宠为名,用所获赏赐的金币以及募捐所得,在赐地武基庄田建造了一座佛寺。佛寺颇具规模:中有如来殿,左为观音殿,右地藏殿,前天王殿,后圆觉殿。廊庑绘有五百罗汉像。此外还有钟鼓楼、禅堂、斋堂、僧房,外有山门、金刚具像等。正统二年(1437年)八月建成后,金英又将皇帝所赐田土、树株布施给寺庙,作为斋粮,并延请名师住持,率领僧众朝夕讽诵经文,祝福太宗(即明成祖朱棣)、仁宗、宣宗永逍遥于极乐,及当今皇上英宗万岁圣寿。明英宗十分高兴,钦赐寺名圆觉禅寺。
  [7]钱塘:今浙江杭州。于谦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四月二十七日午时出生于杭州钱塘太平里(今浙江杭州祠堂巷)。同年闰五月初十,明太祖朱元璋逝世。同月十六日,皇太孙朱允炆即皇帝位,为明王朝第二代皇帝,史称建文皇帝。
  [8]陆贽:字敬舆,吴郡嘉兴(今浙江嘉兴)人,唐德宗朝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政论家,大历八年(773年)进士,中博学宏辞科。后官至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宰相)。陆贽工诗文,尤长于制诰政论,多用排偶,条理精密,文笔流畅,以深挚的情感和雄畅的辞辩见长,史称“有唐以来,未曾有之”。建中四年(783年),朱泚叛乱,陆贽随唐德宗奔奉天,起草了著名的《奉天改元大赦制》。文中以痛切之辞,直书君过,文笔犀利,情感激烈。诏书下达之日,虽武夫悍卒,读之无不挥涕感动,感染力由此可见一斑。连起兵叛唐的节度使王武俊、田悦、李纳读到诏书后,都主动去除了王号,上表谢罪。
  [9]乐安:今山东广饶东北。汉王朱高煦封地。
  [10]顾佐:字礼卿,太康(今河南)人。建文帝二年(1400年)进士。授庄浪知县。端午节时,守将集合官僚校尉,因顾佐是文士,便故意为难他。顾佐取弓箭一发中的,守将拜服。永乐年间入京任御史,为官刚正,被人比作北宋的包拯。因刚直不挠,得罪权贵极多,宣德年间多次被弹劾,但因深得皇帝信任,又有大学士杨士奇等人力保,故每次都能洗刷冤屈。顾佐入内廷办公,独处一间小夹室,不是议政不与官员们群坐,由是得绰号“顾独坐”。
  [11]明代地方行政分为省、府、县、里四级,在省一级设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分别统管行政、军事、刑名,直接对中央各部负责,互不统属,互相制约。但中央为了加强对各省的控制,经常临时派出中央官员了解、处理地方事务,协调军政事宜,此即为巡抚制度——“巡抚之名,起于懿文太子(即明太祖朱元璋长子朱标)巡抚陕西。永乐十九年(1421年),明成祖朱棣遣尚书蹇义等二十六人巡行天下,安抚军民。以后不拘尚书、侍郎、都御史、少卿等官,事毕复命,即或停遣”。明宣宗初年,熊概、叶春等人出巡江南,“南畿(明代除省之外,又有两个相当于省区的地方:南直隶(或称南畿,以南京为中心)和北直隶(或称北畿,以北京为中心)、浙江设巡抚自此始”。由于明宣宗朱瞻基发展完善了巡抚制度,曾大量增设各部侍郎充任各地巡抚。于谦曾以山西道监察御史身份巡按山西各地,不畏权贵,为许多案子平反昭雪,声名很高。明宣宗正式设立巡抚后,亲自书写于谦名字交给吏部,于谦因此越级升迁任兵部左侍郎,巡抚河南、山西等地,但巡抚是其本职,兵部侍郎只是挂名。明英宗朱祁镇即位后,于谦依旧负责按察各地,正统十三年(1448年)升迁为兵部右侍郎,享受二品俸禄,这“兵部右侍郎”才是正式兵部官职。
  [12]尚义仓就是开明地主捐资输谷的贮藏处所。平准仓就是丰年贱价买进,遇到凶年照昔日贱价平粜的仓库。仓前立碑勒名,书明某人捐资若干、某人输粟若干。捐二百金以上的给予冠带,贱价平粜过千百石的建坊给匾,予以旌表,并免捐资输粟的一家各色差徭冗役,同时教人民口碑传诵,表示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