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5节

　　——于谦《翁莫恼》
　　自明景帝朱祁钰亲生太子朱见济死后，复立太上皇之子朱见深为太子一事，便在朝野间传得沸沸扬扬。人们普遍同情太上皇朱祁镇的遭遇，就连他任由大宦官王振祸国殃民之事也慢慢淡忘了。而今，这股蠢蠢欲动许久的潜流，终于因监察御史钟同的一纸奏书而彻底爆发。
　　钟同字世京，江西吉安人，景泰二年（1451年）进士，后授官御史。父亲钟复曾任翰林院修撰。当时大宦官王振专权，好大喜功，征发大军征讨云南麓川土司。翰林院侍讲刘球上奏劝阻，奏上不听。
　　后来有巨雷震坏奉天殿，明英宗朱祁镇按照惯例下诏求直言。刘球与好友钟复约好联名上书，但钟复告诉妻子后，钟妻认为这会得罪王振，坚决不同意。
　　刚好刘球来约钟复，钟妻在屏风后骂刘球道：“你自己上疏，何必连累他人！”刘球叹息道：“这种事，他竟然跟妇人商量！”
　　于是刘球独自上书，后来果然被王振下狱害死，尸体都被肢解成碎片。刘球的长子刘钺只找到父亲的手臂，“裹裙以殓”。
　　钟复见好友丧命，想到之前的约定，大为懊悔，不久病死。
　　钟妻非常后悔，经常哭道：“早知尔，曷若与刘君偕死。”
　　意思是，早知道如此，还不如让丈夫与刘球一起死，也落个忠臣之名。
　　钟同经常听母亲提及此事，自小有心要做刘球那样的直言之臣，成全父亲之志。而今，他终于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上书请求重新立英宗之子朱见深为太子。
　　尽管不少大臣私下都认为应该复立朱见深为太子，但无人敢轻易提起。人人都知道明景帝朱祁钰私心极重，这事搞不好就要掉脑袋。而钟同此举，大有将生死置之度外之意。一时满朝文武皆惊。
　　钟同率先上书这一天，骑马上朝，马竟然伏在地上，始终不肯起来。钟同拍着爱马之首，告道：“吾不畏死，尔奚为者！”马盘桓再三，这才站起来。
　　钟同的奏书事先经过精心准备，先是大论时政，后面才提到复储一事，称：“父有天下，固当传之于子。乃者太子薨逝，足知天命有在。臣窃以为上皇之子，即陛下之子。沂王天资厚重，足令宗社有托。伏望扩天地之量，敦友于之仁，蠲吉具仪，建复储位，实祖宗无疆之休。”
　　明景帝朱祁钰当即就拉下了脸，很不高兴。但因为钟同的话比较委婉，朱祁钰不好当场发作，只得勉强按流程将钟同的上书发交礼部议奏。
　　群臣见皇帝脸色不好，都保持沉默，谁都不愿意第一个发言。长久的沉默中，朱祁钰自己也颇觉尴尬，于是主动询问宁阳侯陈懋的意见。
　　陈懋字舜卿，早年随父陈亨参与靖难之役，之后立功封宁阳侯，镇守宁夏、甘肃等地，并屡次跟从明成祖朱棣远征漠北。之后又跟随明宣宗朱瞻基征讨平定朱高煦叛乱。明英宗时期，负责镇守甘肃。他是唯一一位以靖难之役功臣身份封侯并活至现在仍保持爵位的侯爵，且因其女是明成祖妃子，可以说是朱棣的岳丈，为在世的皇亲国戚中辈分最高者，无人能及。
　　陈懋虽是武将，饱经世故，却尚有忠直之心，当即表示赞同钟同的提议。
　　明景帝朱祁钰见陈懋不开窍，很是恼火，便转问吏部尚书王直的意见。王直很想直言，但又担心由此惹来大祸，于是老谋深算的他先“引罪求罢”。朱祁钰自然说直言无罪，于是王直表示赞成钟同。
　　朱祁钰很不高兴，又询问其他大臣的意见。众大臣都默不作声，就连一向为群臣先的兵部尚书于谦也保持缄默，从始至终未发一言。
　　朱祁钰本指望有人出来反对钟同，却不想陷入此等难堪境地，只好说“缓议”。明眼人都知道，所谓“缓议”，即是无限期拖延下去，直至不了了之。
　　隔了一日，礼部郎中章纶依照事先与钟同的约定，再一次上书，陈言修德弭灾十四事，以令皇帝之“缓议”无法缓下来。
　　章纶字大经，号葵心，乐清[1]人，出生在雁荡山麓南阁村。八岁入社学，燃枯竹为灯，夙夜苦读，所咏《寒梅》诗：“梅生山谷间，不与群芳异。霜冷雪寒时，清香满天地。”深受塾师章仲寅的赞赏，认为章纶将来“必树名节”。
　　宣德六年（1431年），章纶入选府学，知府何文渊留署施教，学养大进。正统三年（1438年）中举人，次年上京会试，于途中寓所捡到一箱金子。章纶家境贫寒，却能拾金不昧，在原处坐候失主，传为一时佳话。
　　就在这次会试中，章纶中二甲三名进士，授官南京礼部主事。景泰初，召为礼部仪制司郎中。章纶“见国家多故，每慷慨论事”，与同样胸有大志的钟同情投意合，结为好友。
　　与钟同奏疏尚且婉转不同，章纶上书语气比钟同直接多了：“孝悌者，百行之本。愿陛下退朝后，朝谒两宫皇太后，修问安视膳之仪。上皇君临天下十有四年，是天下之父也；陛下亲受册封，是上皇之臣也。上皇传位陛下，是以天下让；陛下奉为太上皇，是天下之至尊。陛下与上皇虽殊形体，实同一人。伏读奉迎还宫之诏曰：‘礼惟加而无替，义以卑而奉尊。’望陛下允蹈斯言。或朔望，或节旦，率群臣朝见延和门，以展友于之情，实天下之至愿也。更请复汪后于中宫，正天下之母仪；还沂王之储位，定天下之大本。如此则和气充溢，灾沴自弭。”
　　明景帝朱祁钰读到“上皇是天下之父，陛下是上皇之臣”一句，拍案震怒，再也顾不得面子，下旨立即捉拿章纶和钟同。
　　当时日薄西山，天光已暗，宫门都已经上锁，不得出入。传旨宦官便将圣旨从门缝中递出。
　　当晚，章纶和钟同被锦衣卫逮捕，被关入著名的诏狱。明景帝朱祁钰指名其心腹锦衣卫指挥卢忠监审，卢忠亦摩拳擦掌，一定要追究出幕后主使。章纶、钟同备受酷刑，都只说意由己出，并非人授。
　　主审的刑部官员已得到司礼监大太监兴安授意，一定要追究出章、钟二人与南内太上皇朱祁镇有勾结，因此用尽了酷刑和荼毒手段，“榜掠残酷，血肉狼藉”，非逼迫章纶、钟同招供出与太上皇是如何联系的。章纶和钟同这两人也是铁骨铮铮的硬汉子，“濒死，无一语”。
　　刚好这时候大风扬沙，天地晦暗，伸手不见五指。刑部审讯官和监审卢忠也有些害怕，怕遭到报应，这才停止用刑，将章纶、钟同关回狱中。
　　新科进士杨集非常佩服章纶和钟同的气节，也痛惜二人的遭遇。愤怒之下，连夜写了一封信，投递给了当朝重臣于谦。
　　杨集在信中说得非常不客气，大意是：“奸人黄献议易储，不过是为了逃死，诸公竟然仓促之间促成其事。别的人也罢了，你于公是国家柱石，难道不该想想如何善后吗？今章纶和钟同又下狱了，如果他们死在杖下，诸公就可以安坐高堂，享受俸禄，无奈清议不会宽容。”
　　于谦读过信后，心中很有感触。但他亦有太多无奈——
　　瓦剌兵临城下的危急关头，他敢于挺身而出，高呼“社稷为重，君为轻”，只因国难当头时，君依赖于臣，军国大事无不言听计从，因而他有力挽狂澜的力量。然局势一旦平静下来，君主便又是高高在上的九五之尊，大臣只是皇权的卑微附庸。
　　于氏过世的多智的妻子董氏曾将大臣与皇帝的关系比作侍妾与丈夫，丈夫可以任意买卖侍妾，甚至随意主宰其生死。明朝皇帝亦如此对待大臣，升降一凭己意，不高兴了，还可以用廷杖之刑在午门打大臣屁股。
　　于谦倒不是畏死，也不是没有钟同和章纶的勇气，他只是知道自己冲不出体制的桎梏。皇帝不中意听的进言，即便他是兵部尚书，一样是人微言轻。
　　内心深处极度迷惘，一腔焦灼愤懑，实无可宣泄，于谦便将杨集的信笺拿给了新近入阁的大学士王文。
　　王文初名强，字千之。束鹿人，与靖远伯王骥同乡。永乐十九年（1421年）进士。授监察御史，持廉奉法。明英宗朱祁镇即位后，迁陕西按察使。正统三年（1438年）正月擢右副都御史，巡抚宁夏。后召为大理寺卿。又迁右都御史，巡视延绥、宁夏边务等。进左都御史，为政整肃。明景帝朱祁钰即位后，召掌事。为人深刻有城府，面目严冷，中实柔媚。景泰三年（1452年）加太子太保，后改吏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直入文渊阁，由此开二品大臣入阁的先例。不久前再进谨身殿大学士，兼东阁。
　　王文看了信，只笑道：“书生不知忌讳，不过这杨集还挺有胆量，可以给他个官当当。”于是授杨集六安州[2]知州，命其立即出京上任，不得延误。
　　杨集与于谦义子于康及女婿朱骥相熟，其写信本意并非要责骂于谦，而是想激励于谦出力营救章纶和钟同二人。而于谦之所以拿给内阁学士王文看，也是想商议一个办法，但王文轻描淡写，有意忽略了于谦的用意。
　　但无论如何，于谦身为朝廷重臣，在这件事上没有任何作为，却是不争的事实。在京师保卫战中精明果断的他，而今却表现得如此犹豫不决，这只能说明他已经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
　　在残酷的皇室内部权力之争中，没有公平正义可言，完全是皇帝个人私利的算计。于谦的疏离与冷漠，间接表明他对朝廷政治失去了热情和兴趣。而被士民寄予太多希望的他，在日后反而将成为这场闹剧的牺牲品。
　　刚好此时南京大理寺少卿廖庄到北京办事，亦愤而上书，虽没有公然替钟同、章纶求情，却提及明景帝朱祁钰还是郕王的时候，英宗皇帝对待兄弟如手足，尽心尽意，如今景帝也应该朝谒太上皇，优待太上皇诸子。
　　朱祁钰看了很是生气，将奏疏扔在了一边[3]。宦官舒良趁机道：“这都是钟同惹出的祸。”
　　一句话，立即勾起了皇帝的新仇旧恨。朱祁钰立即封旨到锦衣卫，命人用最大最重的板子杖打诏狱中的章纶和钟同。钟同当场死于杖下，死时年仅三十二岁。章纶身子强健，勉强活了下来，但也是奄奄一息。
　　钟同终与他所敬佩的大臣刘球一样，因直谏而遭杀身之祸。他死后次日，其马悲鸣嘶叫而死，传为京师一大奇事[4]。
　　刑科给事中徐正为人好谄媚，见章纶和钟同因建议复英宗子朱见深储位而遭遇大祸，认定明景帝朱祁钰视侄子朱见深为眼中钉，为了迎合上意，上奏道：“沂王不宜居住京师，应迁置所封之地，以绝人望。”意思是将故太子朱见深徙封到外地，不要让他再在中枢紫禁城中居住。
　　徐正本意是要讨好明景帝，没想到朱祁钰正在愤怒的时候，一听见朱见深的名字就恼火，不但没有听从徐正的建议，反而将其谪戍穷边。自此，满朝文武大臣再没有人敢提复立太子一事。
　　朱骥苏醒过来时，正听到杨埙与于康在窗下低声议论钟同、章纶之事。他因身中奇毒而昏迷几日，不知短短几日内朝堂上已发生了诸多大事。忽听到钟同已惨死在锦衣卫大狱，竟一时难以相信。明明昨日还在金桂楼与他把酒言欢，何以一晚过去，竟是天人永隔？
　　只听到于康道：“昨晚于冕去过钟府，竟被钟氏家人赶了出来。钟母还指着院中的马尸道：‘所谓国家栋梁，庙堂重臣，忠义不如一匹马。’这显然是指责我义父没有出面营救钟同。于冕不敢告诉义父，只说钟母伤心过度，泣不成声，未能交谈。”又怅然问道：“而今天下人都认为钟同、章纶之死是我义父之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