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5节

　　杨埙道：“去卧室看看，这里环境这么好，也许他在家安心睡觉呢。”
　　朱骥闻言，便先进来卧室。一到门口，便闻到一股异味——尸臭味。杨铭果真在里屋躺着，却不是在睡觉，而是死在了床上。
　　* * *
　　[1]乐清：今浙江。
　　[2]六安州：元至元末置，属庐州路，治所在六安县（今安徽六安），辖境相当于今安徽六安、霍山等市县和湖北英山县地。明洪武初废六安县入州。
　　[3]廖庄后来也遭明景帝报复，以“平时狂妄”的罪名，杖八十，贬为兰州附近的定羌驿丞。
　　[4]明英宗朱祁镇复辟后，大将郭登上书说章纶、廖庄、林聪等人都因为直言得罪，应该给予嘉奖。朱祁镇立即下旨释放了章纶，并下令找出当年章纶和钟同的上疏，结果始终没有找到，想必已经被明景帝怒而毁去。有个记性好的宦官朗读了所记得的内容，朱祁镇“嗟叹再三”，擢升章纶为礼部右侍郎，赠钟同为大理左寺丞，并录钟同长子钟启为国子监监生，不久任命为咸宁知县。章纶始终不改亢直秉性，不为当事者所喜。因不趋附权臣石亨，又与尚书杨善（之前变卖自己家产迎回明英宗的大臣）论事不合，改调南京礼部，改就吏部。任侍郎二十年未升迁，后来辞官回乡，优游林泉，以诗书自娱。
　　[5]终明之世，颁赐给日本的勘合共有永乐、宣德、景泰、成化、弘治、正德六种。
　　[6]见日本学者臼井信义《足利义满》一书：“义满鼎盛期的北山时代最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实际就是和明王朝的贸易。”
　　[7]嘉靖二年（1523年）六月，日本左京兆大夫内艺兴遣使宗设抵宁波。未几，右京兆大夫高贡遣使瑞佐偕宁波人宋素卿亦至。按明朝惯例：“凡番贡至者，阅货宴集，并以先后为序。”但宋素卿贿赂了宁波市舶太监赖恩，宴会时得以坐在宗设上座，其货船虽然后至，但先于宗设货船受检。宗设怒杀瑞佐，焚其船只，追宋素卿至绍兴城下，沿途劫掠而去，对当地居民造成很大损害。明备倭都指挥刘锦、千户张镗追击时战死，浙中大震，史称“争贡之役”。事后，宋素卿被捕下狱，两年后瘐死狱中。明廷要求日方惩办宗设及倡首数人，放回被掳中国官民，缴还旧有勘合，遵守两国所订之约，如此方许换给新勘合，继续贸易。日方没有答复。明给事中夏言奏倭祸起于市舶，礼部则请罢市舶，明廷遂废除福建、浙江市舶司，仅留广东市舶司一处。明朝与日本的贸易途径就此断绝，导致倭寇滋生，为后来的“东南倭祸”埋下了伏笔。直到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东南沿海倭寇才被明将戚继光、俞大猷彻底荡平。
　　
　　第十章　热血千秋
　　
　　为了阻遏蒙古骑兵南下，明廷投入更多的财力物力修缮加固长城，将原先不相连接的关隘和长城连接起来。明朝全线连接的、完整的长城防御体系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这一时期修筑的长城，同明朝建国之初沿边修建关隘的性质完全不同，已经退化为消极防御的军事工事。即便如此，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长城也未能起到有效的阻遏作用。
　　红梅落月去年花，爆竹声中易岁华。
　　萍梗一身常是客，关河万里未还家。
　　桃符新换门前句，柏酒微生脸上霞。
　　顷刻马蹄催就道，丹山碧水又天涯。
　　——于谦《元日寓中写怀》
　　朱骥见杨铭横尸床上，一时呆住。杨埙倒是大着胆子上前，到床前嗅了嗅，道：“人都臭了，应该死了很久了。”
　　朱骥忙出去找人报官，再进来时，杨埙正蹲在庭院墙根下大吐黄水。
　　朱骥忙过去问道：“杨兄怎么了？”
　　杨埙摇了摇头，道：“我没事，没中毒。只是想到前晚我遇到杨铭时，他人还是好好的，而今……”又吐了两口黄水。
　　朱骥道：“要不杨兄先回去。我得留在这里等仵作。杨铭虽然死了，他身上应该还有许多线索。”
　　杨埙道：“我也留下来。”极是懊悔，道：“要不是我前晚喝醉了酒，杨铭将线索告诉了我，也许早就抓到了那些蒙古人，他也不会死。”
　　朱骥道：“这不怪杨兄，不过是机缘巧合罢了。”
　　杨铭明确问过袁彬是谁在管蒯玉珠的案子，那么他发现的重大线索一定是跟玉珠有关了。朱骥之前只是派杨铭携带强盗画像到金桂楼例行询问，看有无证人，他到底是如何找到了重大线索呢？
　　朱骥苦思一番，也没有任何结果，便道：“杨兄，你才智远在我之上，你好好想想看，有没有什么线索是我们遗漏了的？”
　　杨埙道：“玉珠就像我妹妹，我发誓要竭尽全力救她出来。这件案子我日思夜想，所有经过情形在我脑子里盘桓了不下千百回，自觉没有任何遗漏。那日我抱着侥幸心理去找算命先生仝寅，受他一语启发，这才回味过来，其实阮浪才是最重要的线索。于是我去了南内，设法探到歹人是蒙古人的消息，但还来不及着手处置，便遇到孙老过世。唉，我……我实不该贪杯醉酒，而今误了大事……”
　　朱骥劝道：“事情都过去了，后悔也是无用。不过杨兄刚才一番话提醒了我，最明显的线索反而最容易被人忽略。”
　　杨铭本是蒙古人，太上皇北狩期间曾充任朱祁镇与蒙古达官贵人之间的翻译，想来跟蒙古上上下下也混得极熟。蒙古现任可汗也先派了精干人手到北京，欲营救太上皇朱祁镇并助其复辟，势必需要内应。而杨铭既是朱祁镇心腹，又一度充当过明蒙的中间人角色，蒙古人会不会主动跟他联系？
　　杨埙听了朱骥分析，沉吟道：“确实，也先手下来到北京，人生地不熟，图谋的又不是小事，需要有内应从旁协助。但这个内应一定不是杨铭。他为人忠厚，胸无城府，喜怒均写在脸上，本来就不是合适的内应人选，也想不出从蒯老爷子手里索取南内地图的主意。加上他只是锦衣卫百户，无法接近南内太上皇。另外，蒙古人早就知杨铭对大明忠心耿耿，当年喜宁还要将他五马分尸。若不是太上皇用自己的身体扑上去遮挡，他人早就被碎尸了。”
　　朱骥道：“我当然不会怀疑杨铭是内应。我是说，正因为太上皇曾舍身相护，杨铭才格外忠心于太上皇。太上皇复辟，对杨铭当然是有利的。从这点上来说，杨铭跟蒙古人有一致的目标和利益。玉珠事件后，官府追捕搜索甚严，蒯匠官又中风失忆——对了，我得多说一句，这是个极妙的主意——蒙古人也许是想利用杨铭在锦衣卫做官的便利，打听一些案子内幕，好提前应付。”
　　杨埙登时眼前一亮，道：“朱兄是说，蒙古人在玉珠一案后，曾主动联络杨铭，他由此才发现了重大线索？这倒是极有可能。嗯，一定是这样，杨铭一定是从蒙古人那里发现了关于内应的重大线索。”
　　杨铭并没有立即将蒙古人意图营救太上皇一事上报，倒不是他顾念同族之情，而是因为事情牵涉到太上皇，一旦事泄，明景帝必以铁腕手段对付太上皇。既然蒙古人深知杨铭对太上皇的忠心，杀死他灭口的可能性便不大，而最有可能下毒手的，便是那主谋内应了。
　　或许内应不愿意事成前泄露身份。或许他不想冒一点风险——即使杨铭感激太上皇救命之恩，可景帝朱祁钰也是名正言顺接受臣民拥戴即位的皇帝，杨铭做着本朝景帝的官，若与蒙古人勾结拥护太上皇复辟，即便有一千个理由，但一条“谋逆”的罪名，便足以令他无颜存世。这一点迟疑即便微不足道，很可能导致杨铭向朝廷告发。而杨铭先后急着找朱骥、杨埙，愈发证明这种可能性很大，是以内应抢在杨铭说出线索前，将其杀死灭口。
　　那么主谋内应到底是谁呢？
　　中国工匠自古位轻，多不扬名。就算蒙古人知道蒯祥是紫禁城的设计者，但南内独处一隅，跟皇宫并非一体，且建于宣德年间，不是真正了解明宫内幕的人，不会知道蒯祥是那片建筑的主建筑师。
　　再从杨铭死前行踪来看，他称发现了重大线索，先找顶头上司朱骥，后来又只找杨埙，无论如何都不肯对曾患难与共的袁彬透露半点口风，表明事关重大，多半涉及位高权重之人。而这个人，正是蒙古人的内应。想出凭借南内图纸秘密进入南内营救太上皇计划的，是这个人。指点蒙古人藏身北城二条胡同一带的，也是这个人。他是这次计划的核心主谋，蒙古可汗也先出人出力，但也只是为这个人跑腿而已。
　　朱骥也赞同杨埙的推测，道：“这个内应一定能从太上皇复位得到最大好处，会是谁呢？”
　　一朝天子一朝臣，当今重臣要么是明景帝所信任的，要么是明景帝所提拔的，而正统旧臣绝大多数都死在了土木堡之变中。也就是说，朝中文武大臣都是得益者，一旦太上皇复辟，反倒有失宠丢官的危险。
　　如果太上皇复位成功，得利最大者自然是朱祁镇父子，朱祁镇重新当上皇帝，朱见深则又成为太子。但朱祁镇被关在南内，与外界不通气息，朱见深还是个小孩子，父子二人均不成气候，不可能在明景帝眼皮底下策划复辟之事。
　　再从之前蒙古人到金桂楼找阮浪及其后阮浪的反应来看，他事先并不知道瓦剌也先派了人手到京师营救太上皇。阮浪是唯一能自由出入南内的内侍，南内供应极差，阮浪常常替钱皇后将刺绣带出去售卖，再换些必需的日用品送入南内，太上皇夫妇都对他极为依赖。阮氏都不知情，朱祁镇又如何能知情呢？
　　这内应既能令杨铭对袁彬绝口不提，想必身份非同小可，但既已位高权重，又为何要再扶太上皇登位呢？毕竟这是拿身家性命在冒险，稍有不慎，便会人头落地。既愿意铤而走险，只能说他有更大的图谋，扶助太上皇复辟只是幌子，真正要满足的是他个人的野心，就跟当年郭信打着建文帝太子的招牌一样。
　　满朝大臣，谁又有这样的野心呢？自明太祖、明成祖两朝以高压手段统治以来，文人士大夫战战兢兢，文武大臣气节全无，所以才有宦官王振横行朝野，才有明景帝肆意废立太子。有勇气有胆量挺身而出的只有寥寥几人，如之前之刘球、林聪，又如现今之钟同、章纶，均是世所公认的正直奇男子。实在难以想象，在皇帝放个屁都吓得直哆嗦的大臣中，隐藏着一个雄心勃勃的人，竟然一心想要掌握朱家王朝。
　　朱、杨二人商议一番，始终想不出这个人会是谁。杨埙总认为自己对杨铭被杀多少负有责任，不禁有些焦躁起来。
　　朱骥安慰道：“着急也没用。等仵作到了，验过尸，也许会有线索。”又有意转移话题，问道：“杨兄新生儿子取了名字没有？”
　　杨埙果然一改萎靡神色，精神一振，笑道：“还没有呢。我说叫杨国忠，苏台直骂我。后来又想了好几个名字，她都不满意，说让我到了京城再好好想。”又问道：“你和夫人还没孩子吗？”
　　朱骥道：“璚英身子弱，前年小产过一回，后来再没怀上。”
　　又想到于家近年流年不利，先是于冕妻子邵氏难产而死，后是自己妻子于璚英小产，而今于康妻子蒯氏又遭人绑架，生死难卜，不免有些叹息，生出流年不利的感慨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