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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节

  “算了,至少不用担心被人抢了。”
  他的店被人抢过,是春节之前的事,有三个歹徒,半夜撬他的卷帘门,不料这孩子平时是睡在店里的,守着他那一堆不值钱的货品和一把毛票。歹徒所配备的武器并不高级,一根撬棒,两把菜刀,对付杞人便利却是绰绰有余,只哐当一下就把卷帘门给撬开了,菜刀架在他脖子上,抢走了所有的零钱和几包红塔山(店里最贵的香烟),合计不超过两百元。卫生护垫倒是不少,歹徒抢回去糊墙都够了。这太羞辱歹徒了,用菜刀柄在杞杞额头上墩了一下,将其砸开花之后遁入茫茫夜色。翌日我去买烟,这孩子头上缠着纱布,淡淡地告诉我,卷帘门给弄坏了,这扇门修一下得三百块钱。
  “想做碟片生意。”杞杞说,“碟片生意很好的。”
  “做碟片可以,像你这样不挪窝的做不来。至少工商局来冲摊的时候你得抱着碟片狂奔。”
  他看看我,眨了眨眼,大概在踅摸自己究竟能跑多远。很久以来,我甚至连他站起来的样子都不曾看到过。
  我故意说:“你要是腿脚利索呢,可以做毛片生意,那个利润最高,但是需要你跑得很快很快。”
  “什么是毛片?”
  “……就是黄色碟片。”
  他又看我一眼,虽然面无表情,但明显是在暗骂我。我决定浪费一点口舌,便继续开导他:“你不要觉得毛片有什么不好的,毛片在大学边上卖,就像草纸在厕所边上卖一样。一张唱片挣三块钱,一张毛片可以挣十块钱,而且不用大批量进货,卖掉多少进多少,不占用资金。一年卖一万张毛片你就净赚十万,不用交房租,不用交税……”
  杞杞说:“警察会抓我的。”
  “警察哪有工夫来抓你啊?上次抢劫你的那几个坏人都还没抓到呢。”
  杞杞说:“你才是个坏人。”
  我哈哈大笑起来。我很喜欢杞杞闷头生气的样子。因为有了这一出,刚才在新村里看见老奶奶的恐惧感也消失了,雨季也不那么忧烦了,说再见的日子也不那么迫在眉睫了。
  “点球。”杞杞指着电视机说。条纹衫的球员站在十二码罚球点上,一脚把球踢到了守门员的怀里。
  “软脚蟹啊!”我大骂起来。
  咖啡店女孩
  某一天下雨,我独自去了咖啡店。咖啡店离学校不远,在一条破旧失色的商业街上,两旁都是建造于八十年代初期的老新村,一楼沿街的住户把墙砸开了,做成店面出租出去,理论上讲都是违章建筑。
  雨中的商业街略显凄惨,行人稀少,万物残破。从远处看,咖啡店像是穷街陋巷中的小庙,香火惨淡,雨中的招牌像一件忘记收回来的衣服,孤悬在半空怪可怜的。
  走进店里,灰色的水泥地坪,被硬物砸出星星点点的坑,原木吧台已经发黑发亮,咖啡座无序地聚在一起,像一群遭遇枪击后失去了主张的人,那是几张破得连旧货店都不肯收的人造革沙发,铺一条花纹莫名其妙的床单,坐着居然还很舒服,令人气恼。一个架子上垒着些旧书,其中有列宁选集,托洛茨基自传。所有摆设都歪歪斜斜的,令人不敢造次。这套家什放在高尚地段还有点情趣可言,放在这条街上,就像脱衣舞女跑进了女澡堂的感觉,非常糟糕。
  我到这里来找咖啡女孩。
  从一九九八年到二〇〇一年,咖啡店里经历过不下十五个女招待,绝大部分都是我们学校的学生,鼎盛期竟同时雇用了四个女孩,虽然是个破店,看上去非常有气势。可惜好日子没能持续多久,莫名其妙就走上了下坡路,生意日趋萧条,店面更显破旧。说起来,宏观经济蒸蒸日上,股票起起落落,地产进入爆炸期,这些竟然和咖啡店没有任何关系,它按照自身的生命周期无法避免地走向死亡。做招待的女孩们一个个来了又走,回到学校里,就像盐溶化在了海水中。一旦她们离开了这里,我就一个都认不出来了。
  我经常来这里,两年多来喝掉了不下一百瓶啤酒,每次都是啤酒,永远不喝咖啡。大部分时间我都是闲坐着。听店里放着各种各样的音乐,有一阵子是比莉·霍莉黛,有一阵子是小野丽莎,有一阵子是陈绮贞,视吧台后面的女孩的爱好而定。那些女孩都知道我是个有钱人,只有有钱人才会去咖啡店里喝十元一瓶的啤酒,傻坐着听音乐。
  如今咖啡店里只剩下一个女孩,另外有个打杂的阿姨。阿姨丑陋而能干,从做咖啡到扫地,甚至炸春卷都会。我经常到这里来要一份春卷,非常好吃,就着啤酒,完全把咖啡店当成小吃店。
  女孩不是我们学校的。
  十五个咖啡女孩消失后,仅剩下她一个还在这里,好像哪儿都去不了的样子,经常看见她百无聊赖地站在店门口抽烟。只要她在,咖啡店里播放的永远是Radiohead,《OK Computer》循环播放一百遍都不够。我承认这是一张永不起腻的唱片,但音乐都是被听旧的,听了整整一季,那个节奏已经融化在我身体里。
  人少的日子里,我陪着她听《OK Computer》。店里没什么事情,可以时不时和她聊天,端着啤酒似乎更适合坐在吧台前面。她似听非听,音乐也好,我说话也好。屋子里弥漫着微醉的气氛。说累了,或者她不再理会我了,我便回到沙发上,看看风景,读一会儿托洛茨基。
  “很久没见你了。”她说。
  “开学以后来过一次,你不在。”
  “寒假回家了?”
  “别提了。”
  我挑了一张沙发坐下,整个咖啡店就只有我和她,会炸春卷的阿姨不知道去了哪里,也没有音乐。
  她隔着吧台问我:“啤酒?”
  “嗯。”
  “下了一星期的雨,你是今天的第一个顾客。”
  她换了发型,过去一直是剪得齐肩的头发,像幼儿园的滑梯一样顺溜,从头顶到太阳穴是一个弧度,从太阳穴到肩膀又是一个反过来的弧度,那样子要多乖有多乖的。取而代之的是染成枯草色的鬈发,这使得她的五官有点模糊。头发可以是荆棘,是海浪,是火焰,而她的发型则是大风吹过的潘帕斯草原的缩影。我猜想她一定也是换了心情。
  总得说点什么。我记得她寒假之前说过要去看海,便问:“看到海了吗?”
  “看到了。”
  “风景不错吧?”
  “哪有什么风景,你以为我去了哪里?”
  “海南?”
  “不,我是坐上长途汽车,渡江以后到了一个小镇上,小镇靠海。不过既没有白沙滩也没有礁石:是一片灰色的滩涂,海也是灰色的。风吹得厉害,根本没法靠近海,只能站在远处看看。”她说完,总结性地说了一句,“我是去看冬天的海。”
  “好情调。”我说。
  寒假之前我曾经找过她,我请她喝咖啡。她说店员不能坐那儿喝咖啡,态度温和地拒绝了。我很无趣地回到沙发上翻看托洛茨基自传,她又说,喝一杯,就一杯。她给自己弄了杯清咖。
  减肥?
  她说她爱喝清咖,在清咖之中可以感觉出微酸的单宁昧,果香味,收口时的回甘,高原地区阳光的苦涩味,是非常纯粹又复杂的味道。说得头头是道。
  为了那杯咖啡她回请我看电影。当天晚上,两个人跑了很远的路,坐上公共汽车到T市的一个商厦,顶楼是影院。坐在光线昏暗且变幻不定的小影院里,周围影影绰绰有很多情侣,很多女的手里都捧着一个装满爆米花的纸盒子。我想是不是也应该给她买一盒爆米花,但是看她那个样子似乎是什么都不需要。我闻了两个小时的爆米花味道,始终担心着外面的天气,那天下雪珠,一场大雪似乎就要来临。
  散场时,商厦已然打烊,从一道消防楼梯走下去,外面的雪果然下了起来。我们在公共汽车站头上等了很久,来了一辆塞满乘客的夜车,半小时后将我们连同半车人抛在夜晚映着雪光的道路上。她住在附近的新村,我送她回去,脚底踩着雪,感觉软绵绵的,其实积雪很薄,软绵绵的可能是我的心理暗示。
  那段路有点长,气温很低,在路灯的弱光中可以看到她嘴里呼出的白气。也就是那时,她说她春节要去海边,我当时误以为是海南岛,也就没有接茬。海南岛并不是我想去的地方。在黑漆漆的门洞口,她按亮了照明灯,沉默地走上楼梯。
  此刻透过咖啡店的大玻璃,看到细雨落在空无一人的街上。她问我:“找到工作了吗?”
  “还没有,找工作难。过了五一想去上海碰碰运气。”我问她,“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