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人接过信纸，很快地浏览。他的眼前渐渐模糊起来……
因时间紧迫，杜邦开车一直把何人送到了马赛火车站。杜邦说，杨先生还留了一份遗书，把他的财产都赠与他的爱人，好像姓宋。
何人总算赶上了去巴黎的高速火车。在站台上，他和杜邦告别，表示了由衷的感谢。杜邦祝他一路平安。
火车缓缓地开出车站，逐渐加快速度，先向东再向北，穿过马赛市区，然后就飞快但平稳地奔驰在以绿色为主的山峦原野之间。
何人坐在车窗旁边，默默地望着窗外向后移动的景物，花草，树林，牧场，果园，村镇，蓝天，白云……然而，这些美丽的景色未能驱走内心的压抑，这明媚的阳光也未能照亮心头的阴影。他知道，这都是因为杨先生的事情。他站起身，从提包里拿出那两张信纸，又仔细地阅读起来——
何人先生：
我没有想到此生的最后一封信会写给一个相识很短的朋友。大概你也不会想到我生命的最后时刻会与你一起度过。然而，这正是我生命的最后一次冲动。
我要告诉你一些你这些天来一直很想知道的事情。我早就看出来了，你一直对我很感兴趣，想知道我是谁，想知道我为什么这样生活。现在我决定满足你的愿望。
我是一个既幸运又不幸的人。因此，在我的内心深处既有善良美好的东西，也有邪恶丑陋的东西。
我出生在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我的童年生活是非常幸福的。我的学生生活是一帆风顺的。但是我的爱情生活却是非常不幸的。上大学以后，我爱上了一个美丽的姑娘。我们用不谙世事之心在花前月下订立海誓山盟：我们要相亲相爱，直到地老天荒。我们曾经是幸福的。
然而，后来爆发了“文化大革命”。我的父亲变成了“反动学术权威”。当时，这件事对我的影响不算太大，因为我已经独立了。我有自己的生活，而且也还不错。按照某些人的说法，我是个“逍遥派”。但是后来，我也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这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啊！再后来，我被押送到劳改场，一关就是八年！
我不用说那八年是怎么过来的，因为那是人们可想而知的。但是我还有另外一种痛苦，那就是我的心中一直思念着我的恋人。我既担心她因我而受到牵连，又担心她经受不住时间的考验。当时，我的内心是非常矛盾的。一方面，我希望她没有忘记我们的诺言；另一方面，我又害怕她一直在苦苦地等待着我。
当我终于被“平反”之后，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找她。但是，人海苍茫，她已无影无踪。我在尽了一切努力之后，终于明白我所做的努力都是徒劳的。我决定忘记过去，开始新的生活。
恢复高考之后，我报考了研究生，而且选择了法律。亲身遭遇告诉我，中国最需要的就是法律，代表人民意志而且至高无上的法律。我要把自己剩余的生命贡献给中国的法学研究和法制建设。研究生毕业后，我又考取了留学生，去了美国。我把自己的研究方向选为证据学。学成之后，我回到祖国，在大学里教书。后来，我第二次来到国外，并且在法国找到一份很好的工作。尽管我在法国的生活相当优越，但我始终没有忘记过去，没有忘记祖国。我尽可能寻找机会回国参加学术会议，或者回国讲学。为了不触动内心深处的伤疤，我尽量把活动局限在学术领域内。但是，人不可能生活在真空之中，而且还有命运。
我又遇到了一些大学同学，也遇到了她。命运就是这样捉弄人！我的兴奋和激动都是短暂的，因为我很快就知道她不仅结婚生子，而且她的丈夫就是我们当年的同班同学，就是当年把我打成“现行反革命”的那个卑鄙无耻的跳梁小丑！这是什么样的命运？！
不知为什么，我开始恨她，当然最恨的还是她的丈夫。而且我的心底经常升起一股复仇的欲望。这种欲望非常强烈，以至于我情不自禁地设计了复仇的方案，而且一次又一次地在内心实施这个方案。这会使我的心中产生奇怪的快感。
后来，我终于安排并实施了我的复仇方案。我利用老同学聚会的机会杀死了她的丈夫，也就是我的仇人。我想我没有必要向你讲述我的做法。我只想告诉你，我干得非常巧妙。我逃脱了法律的制裁。
从某种意义上讲，我昨天晚上给你讲的故事就是我的亲身经历。也许我讲这句话已经多余，因为你大概早就猜到了。你很聪明，又是侦探小说作家。
我又逃回法国，过起隐居生活。然而，我的心中渐渐没有了复仇之后的快感，随之而来的是越来越强烈的负罪感。这是我始料不及的事情。
许多年来，我一直认为自己是那场社会灾难的最大受害者，因此总觉得社会欠我太多，应该给我补偿。然而，我渐渐认识到，那场灾难的受害者何止万千！我们中国人几乎都是在劫难逃啊！从某种意义上讲，那些迫害人的人又何尝不是受害者呢？她和他又何尝不是受害者呢？我们不应沉湎于一己的痛苦，而应该更多地考虑到自己作为社会成员的责任。于是，我为自己那狭隘的复仇行为感到羞耻。我要忏悔自己的罪恶。于是，我每天到教堂去祈祷，去忏悔。我希望自己的虔诚最终会使我得到主的宽恕。阿门！
然而，你突然闯入我的生活。你的出现打破了我内心的沉静与平衡。特别是你让我看了你写的小说之后。你编的故事竟然和我的经历有如此之多的相似之处！我不相信生活中会有这样的巧合。我相信这一切都是主的安排。万能的主为了拯救我那迷失本性的灵魂，通过你的小说向我显示了他的无所不知和他的旨意。我感谢万能的主，阿门！
另外，从你的小说中，我还明白了，其实她早就知道我是杀死她丈夫的凶手。但是她不仅没有揭发我，而且还企图替我承担罪责。我知道，她仍然爱着我。
是的，我明白得太晚了！
就在不久前，她随一个代表团来到法国，给我打了两次电话，想跟我见面。我不知道她是从什么地方找到我的电话号码的。但是我去了马赛，见到了她，就是我们去基督山岛的那天上午。我本想当面向她承认我的罪恶，但是我当时没有勇气面对她的眼睛。我又一次选择了逃避。
万能的主，我有罪，我罪孽深重。面对这一切，我唯一的解脱办法就是结束自己的生命。我决定这样做，因为我知道这是主的旨意。阿门！
我并不怨恨你，我生活中最后的朋友。我将结束自己有罪的生命，我期待着万能的主赋予我新生。阿门！
这封信可以算作我给你讲证据学的最后一课吧！其实，这封信本身就是证据，而且是证明价值很高的直接证据。它能够证明那些与我有关的事实。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因此，我希望你能把它交给需要的人。你擅长调查和推理，当然能够查明这个人是谁。
谢谢你！
“赵梦龙”
1998年10月19日凌晨
高速火车在广袤的绿色原野中奔驰。何人看着窗外，眼睛不知不觉地模糊起来。他不住地问自己，如果杨先生没有遇到他，没有看到他的小说，还会自杀吗？难道，是他杀害了杨先生？不，杨先生是自愿结束生命的，他是在上帝的指引下走向死亡的……何人的内心挣扎着，从不同角度为自己开脱。然而，那个可怕的念头顽固地折磨他的心灵。
为了摆脱，他开始思考另外一个问题：回国以后，他应该到什么地方去寻找那个“她”呢？杨先生为什么没有告知她的姓名和地址呢？他竭力追寻杨先生在生命最后时刻的思维线路，但始终无法得出确切的答案。
这确是杨先生留下的最后一道难题。
尾声
2011年10月9日上午，何人坐上从日内瓦开往巴黎的快车。他原计划在“读书周”结束后从日内瓦去德国南部的弗莱堡访问，后来决定绕道巴黎，因为他无法抵御那个秘密的诱惑。
宋如君离去的那天晚上，何人上网搜索了那张名片上的“杨家小屋”，发现那是巴黎一个专门接待中国游客的家庭旅馆。名片上没有宋如君的名字，联系人是“杨先生”。经过一番思考，何人拨通了那个电话。接电话者是个男子，自称就是杨先生，而且确实很像何人记忆中的杨保良的声音。何人不便在电话中冒昧盘问，就说自己10月9日途经巴黎需要过夜，问还有没有空房。对方说有，并问他是做什么的。何人说自己是犯罪文学作家。对方又问他叫什么。他说叫“何人”——如何的“何”，人民的“人”。对方停顿片刻，很快地说，欢迎你来，9号见，然后就挂断了电话。
火车在山林间穿行。何人坐在车窗边，欣赏路旁的风景。由于车速很快，而窗外的景物很近，他的眼睛很快就疲劳了。他闭上眼睛，那个问题又浮现脑海——电话中的杨先生果真是杨保良吗？难道杨保良并没有死？那他是怎么骗过警察的呢？何人在心中列出几种假设，但是都觉得难以自圆其说。也许，这正是宋如君要告诉他的秘密吧。
下午1点多钟，火车来到巴黎。何人来过两次巴黎，对这座大都市并不感到陌生。他在巴黎东站下车，按照地址，很快就找到了“杨家小屋”所在的大楼。这是坐落在塞纳河畔的一栋高层住宅楼，西边就是大名鼎鼎的国家图书馆。何人在楼门口的对讲机中听到宋如君的声音之后，兴奋地说明自己的身份。宋如君并没有表现出惊讶，只是说了声“你好”，就把门锁打开了。
何人走进宽敞明亮的大厅，向左拐，找到电梯间，然后坐电梯上到10层。走出电梯，他看到里面的房门已经打开，宋如君站在门口，热情地说：“何先生，请进屋吧。”
这是一套跃层住宅。正对房门是通向楼上的楼梯；楼下的左手边是一个长方餐桌，里面是厨房和客厅；楼梯的后面应该是主人的卧室。楼梯边的落地衣架上挂着两件长风衣，一件是米黄色的男士风衣，一件是浅粉色的女士风衣。地上整齐地摆放着几双皮鞋，其中一双是男士的。旁边还有一些大小不一的拖鞋。
何人说：“宋阿姨，我冒昧地前来打搅，请您原谅。”
“我这楼上有三间客房，现在住着两对年轻人，还空着一间，正好给你住。”
“他们是国内来旅游的吗？”
“是在德国留学的，到巴黎来玩儿几天，今天一早就出去了。现在这些年轻人可真有钱，出门从来不坐地铁，就坐出租车。”
“巴黎的地铁是很方便的呀。”
“就是嘛！我带你到房间去。你先休息休息吧。”
何人在楼梯边换上拖鞋，拿着行李箱，跟着宋如君来到楼上的房间。
这个房间的窗户向西，正对着国家图书馆。图书馆的建筑很有特色。四个角的高楼犹如4本打开的巨书，中间是一个高台广场，广场中间是图书馆的长方形庭院，种植了各种高大的树木，宛如一片地下森林。
何人放好行李之后，走下楼，来到厨房，见宋如君在包饺子，便问到：“您这是给谁做饭呀？包了这么多饺子！”
“给那几个年轻人呀。我这里管早饭和晚饭。今天是星期天，而且他们明天就要回德国了，我给他们包顿饺子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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