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9节

血字“清道夫”。
“来啦？”吴老大翘着二郎腿，指着显示器说，“这照片照得不行啊，有点儿虚。”
我鄙视地瞥了一眼林涛。
陈诗羽插话说：“我这儿也有照片。”说完她把自己的相机接上了吴老大的电脑。
吴老大眼睛一亮，说：“嗯，专业水平！这个清楚。”
“那你看出什么端倪没有？”我急切地问道。
吴老大拿起桌上的豆浆，吸了一口，慢悠悠地说：“这三个字，写得比较潦草。但是从字迹来看，是非常娟秀的。这可以提示写字的人应该具有不低的文化程度。”
“等等，你用‘娟秀’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我瞪大眼睛，“能不能判断写字的人的性别？”
吴老大摇摇头：“通过文字来判断性别，这事儿我一直不太看好。虽然也有这方面的课题，但研究的都是写在纸上的字，因为下笔力度也是一个印证。写在墙上的字，拿来判断性别，大部分是不准的。这个案子，只能说明凶手有一定的文化程度。我还要提醒你们的是，从书写的姿态来看，这个人写这三个字的时候，很从容。”
“从容？”我皱皱眉头，“说明凶手心理素质好？杀了人不慌？”
“嗯，这是一个方面。”吴老大说，“还有一个方面，凶手不是弯着腰写的，也不是蹲在地上写的，也不是踮着脚够着写的。”
“咦？”我眼睛一亮，“这个推断好，可以大致判断一下凶手的身高。”
我拿出手机，翻了翻尸检结束后翻拍的尸检笔录和现场勘查笔录。
“一般人以站立姿势平视书写，字体中央的位置的高度，大约是在鼻、唇之间。”吴老大补充道，“这三个字离地面多高？”
“一米五。”
“那大约要再加上二十厘米，就是凶手的大概身高。”吴老大说。
大宝摸着下巴上的胡楂儿，说：“一米七，那得是个高个子的女人。”
“女人？”我转头看着大宝，“你怎么知道是女人？”
大宝摇摇头没说话。
林涛说：“这种身高，如果是男人的话，矮了点儿，是女人的话，高了点儿。所以，这个推断貌似对目前还没有发现任何可能嫌疑人的我们来说，没多大用。”
“其他呢？”我问，“其他方面还有没有什么推断？”
吴老大说：“因为是用血迹写在墙壁上的，笔画交叉部分的血迹互相印染，不像写在纸上有纸面凹陷，所以无法从笔顺上判断出什么书写习惯。但是对于笔画的书写习惯，还是有点儿规律可循的。”
“什么意思？”我感到很惊喜。
吴老大笑着拍拍我的肩，说：“没什么意思。我觉得，如果你们可以拿到嫌疑人的书写材料，说不定具有比对价值。”
这个消息，如果是在侦查后期，会是个很好的消息，因为文检鉴定可以给法庭提供直接证据。但是在侦查前期，就没有多大惊喜了。我们现在好比瞎猫满街游荡，得有多好的运气才能碰见个死耗子啊。现在的侦查毫无方向，更别说有什么嫌疑人了。而且，从吴老大的口气可以听出，即便是有了嫌疑人的字迹，也未必一定能比对认定同一。
“我现在更关注的不是证据。”我说，“如果能给侦查提供一点儿方向就好了。”
吴老大摇摇头，说：“这个人写字挺潦草的，我还没有发现什么非常显著的特征可以直接用来排查的。当然，每个人写字时都有自己的显著特征，只是现在我们掌握的信息太少了，就三个字。三个字！你们当我是神啊？”
“大神级别的人物，就要做出一些大神级别的事情来嘛。”林涛说。
吴老大说：“如果再发生一起连环案件，再拿这三个字来，说不准我就有什么发现了呢。”
“拜托！拜托！”我差点儿没给吴老大跪下，“求您封上您的金口吧，阿弥陀佛！”
“哪有那么邪门儿？！”吴老大一脸不屑，“要是我说两句就能有命案，那我才真是大神级的人物呢。”
“哎，你还别说，老大。”林涛严肃地说，“这事儿可就是这么邪门儿，比如我们的秦大科长，每次一说闲啊、轻松啊、无聊啊，必有命案。这就叫作乌鸦嘴。”
“哦？”吴老大笑得前仰后合，“那我倒要看看我是不是乌鸦嘴：有命案！有命案！”
“不和你们玩了，你们这是玩火。”我瞪了他们俩一眼，说，“我们五个人昨晚一晚上没睡，破了个案子。现在瞌睡虫来找我们麻烦了，我们要回去睡觉。”
“哈哈哈哈。如果我也是乌鸦嘴，那你们岂不是又睡不成了？”吴老大还在自娱自乐。
“丁零丁零……”
随着我手机铃声的响起，所有人都收起了笑容。
“不是吧？！”吴老大瞪大了眼睛。
“还行不？”师父说话总是这么简洁。但是我听到这三个字的时候，就知道我再次中了乌鸦嘴的招儿。
“呃……行。”我迟疑了一下，说。
即使警力严重不足，省厅法医科、痕迹检验科也会勉强凑出两套人马，防止同时发案时应付不过来。如果我回家睡觉的话，另一组肖法医和方法医也可以立即赶赴现场。但在接到电话后的短暂的三秒钟里，我的脑海里展开了激烈的思想斗争。最后，破案的诱惑还是压过了睡觉的诱惑，于是一口应承了下来。
师父说：“程城市发生一起枪案，你们现在出发，两小时内赶到现场。”
“枪案？”我说，“人死了没有？”
“废话。”师父挂断了电话。
虽然被师父挂了电话，但是我一点儿也没觉得自己说的是废话。人体本身就很奇怪。有时候，看起来很轻的伤会要了小命；看起来很重的伤，反而还能活下来。我在老家实习的时候，就碰见过一个这样的案例。
那天我正在法医门诊当班，当时父亲身为分管刑侦的副局长，他给我打了个电话，说检察院正在办一个案子，枪伤，他已经联系好了，让我跟着去学习学习。
我接完电话后蹦起老高，枪伤可真不多见，就连我们大学的法医老师也见得很少。当然，这得益于我国对枪支的有力管控。我当时想都没想就打了个车赶往市人民医院。当时打车的起步价是三块，法医门诊和医院的距离也就在起步价之内。下车的时候，我潇洒地掏出了一张五元的纸币给司机师傅，又潇洒地说了一句：“拿着，不用找了，别客气。”
原本以为检察院的法医同志会直接带我赶赴太平间，没想到他们却带我走进了病房。
病房的走廊里靠着一个人，头上缠着绷带，咋咋呼呼地对医生说：“我告诉你啊，老子是被枪打的，你们不帮老子把子弹从老子的脑子里取出来，老子跟你们急！”
这句话乍听起来像是一句绕口令，我仔细回味过来后，心情很复杂。如果用现在的语言来描述我当时的心情，那就是“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惊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