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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12

医生给莉莉打了镇静剂,当晚就让她住进了精神科病房里。她在那里待了几天后,他们告诉卡尔,要么把她转到州立精神病院,要么带她去私立医院。于是,他带她去了一家昂贵而奢华的私立医院。

米拉想了想,觉得这全都是莉莉的错。她还记得莉莉如何把卡洛斯推开,不让他碰她;她还记得他不吃午饭时,莉莉就给他吃饼干;她还记得莉莉那些狂躁的抱怨和过分的要求。她逼卡尔拿钱给她,说要买衣服,然后去杂货店买了些东西回来,说没花多少钱,其实就是买了一堆废料。但她可以用缝纫机把它改成好看的衣服。她剪了又缝,缝了又补,最后把它撕成碎片。若依米拉判断(这里的判断是指或褒或贬,或责备或不责备),卡尔已经把能做的都做了。他很和善,很宽容,可莉莉还是疯了。当然,这一切都情有可原,莉莉是因为她的童年才疯掉的。但毕竟她是疯了。

几个月后,莉莉出院了。直到莉莉打电话来,米拉才知道她出院了。那天,米拉没去见她,整整那周她都没时间,因为她在忙春季大扫除。一周后,她去看了莉莉,她们一起喝了咖啡,聊了聊关于衣服的话题。其间,莉莉总是不停地打岔,和米拉讲那些可怕的治疗和她写的那些吓人的字条。她用口红在卫生纸上写“救救我!”然后把它贴在窗子上,被进来的护士发现了。周末时,她还把字条扔出窗外,掉在探病的人头上。还有,每次卡尔来看她时,她都会疯了似的求卡尔放她出去。米拉笑着点点头。当然,她最近都不会再来看莉莉了。

她几乎谁也没见。她忙着做家务,忙着接送孩子们,忙着参加家长教师联谊会的活动,忙着去医生家属的桥牌俱乐部,忙着应付他们那已然非常正式的社交生活。其他人家里能招待二十个人吃一顿正式晚餐,但他们有女佣和男管家。米拉也得做同样的事,可她只有一个人。好在她已经习惯了去应付这些。她非常忙。偶尔会有三五个电话打来。肖恩把奥利安丢在了巴哈马群岛,他带着所有的钱跑了,留下奥利安和三个孩子,一座租来的房子和两艘尚未付款的船。她不得不求助于岛上的总督和美国大使馆。他们给她和孩子买了返回美国的机票。现在,她和玛莎住在一起。葆拉也和那个有钱人离婚了,为了养活自己和孩子,现在正在某个地方做医院前台。特里萨的第八个孩子把她逼疯了,她把孩子淹死在了浴缸里。如今她正住在州立精神病院。

这些电话仿佛来自另外一个世界,与她毫不相干。那是一个混乱不堪的世界。而她的世界整齐、干净,闪闪发光。但必须承认,这也是一个自私、狭小、令人恼火的世界,她对此心知肚明。两个孩子经常互相咆哮。每次发现毛巾被弄脏了,她都忍不住冲他们大吼。诺姆经常不在家。就算他在家的时候,一切也都得合他心意,否则他就会骂骂咧咧。是他在撑起这个家,不是吗?是他用汗水和自由换来的这一切,不是吗?所以,一切都得让他高兴,不然他就会大发雷霆,会破口大骂。如果有谁破坏了他的计划,他就会把“犯人”关进房间。

约翰·肯尼迪被刺杀的时候,米拉正在忙秋季大扫除。她从收音机里听到这个消息,简直不敢相信。她曾在诺姆的强烈反对之下投票给他。投票的分歧导致了他们多年来最严重的一次吵架。他是不可能死的。她拿着收音机不放。报道的口径不一致,有的说他死了,有的说他没死。事实证明,他真的死了。米拉想起了玛丽莲·梦露自杀的时候。她总觉得这两件事之间有所联系,但又说不清有何联系。她脑中浮现出各种画面。她替他哀悼,放下手中的活儿,去看电视上的葬礼报道。她看着杰奎琳·肯尼迪极力抑制悲痛的样子,看着夏尔·戴高乐跟在马拉着的灵车后面。她想象戴高乐踩到了马粪,甚至还笑了出来。

生活还要继续。她接到一个电话:肖恩和奥利安离婚了,或者说终于让奥利安同意离婚了。他愿意每年给她和三个孩子一万美元抚养费。和大多数离婚女人相比,这已算丰厚。可是在那奢华的年代,这些钱还不够养活四个人。肖恩在东汉普顿区的海上买了一座小房子,把他的情妇接了过去。

一天下午,米拉感到突如其来的孤独和无聊,就去看望莉莉。上次见到她时那副呆板的面孔已经不见了,可米拉没料到她会变成这副模样。莉莉看上去老多了。她和米拉一样大,都是三十四岁,可从面相看说她多大年纪都可以。你说不清她到底有多少岁,只能说她老了。她瘦得吓人,也越发憔悴了。她那染过的头发长长了,有好几种颜色。发根处的几厘米是黑色,黑色中点缀着灰白,黑色渐渐转为红色,到发尾处又愈发变浅。莉莉穿着一件没有腰带的薄棉家居服。她看上去就像从某个落后村庄出来的女佣,营养不良,劳累过度,一度经受打击和绝望。米拉惊骇地站在那里。莉莉的形象比任何言语都更有说服力。她用不着再做任何解释和劝说,也没什么好责备的。莉莉都变成了这样,还有什么好说的?突然,她就相信了莉莉生存的痛苦,或者说,她已经感受到了这种痛苦。这是一个残酷的事实,用不着判断,也不用承担责任,更不用摆出一副公正的面孔。无须辩护,无须解释。事实就摆在眼前。

莉莉用颤抖的手倒了咖啡,却忘了放牛奶。咖啡快喝完的时候,她又跳起来从箱子里取出一盒蛋糕。那是她特意为米拉买的。“我忘了。”她焦虑地说。又出错了。

“看看我,看看他们都对我做了些什么。”莉莉说,可她的声音听起来就像在唱歌,像是某种压抑的、走音的哭号。她伸出双手,那双手几乎是橘色的,米拉这才发现,莉莉的脸也是蜡黄的。“他们给我吃药丸,害我生了黄疸病。”莉莉唱道,“他们弄得我冒虚汗。你摸摸我的手。”她的手又湿又滑。“我浑身都在冒虚汗。我不停地发抖。我讨厌那些医生。只要能把你从办公室打发出去,他们什么都做得出来。我只是一个疯女人,他们管我干什么呢?米拉,我减少了剂量,但我不敢停药。我不能再回到那里去了,米拉,如果再回去,我会死的,会疯掉的。”

米拉站起来,走到橱柜前,打开一个抽屉,想找一副蛋糕叉。莉莉没有注意到。抽屉里的乱七八糟把米拉吓了一跳。可她还是仔细翻找着,找到了几把叉子。

“卡尔说我什么都做不好。米拉,我也不知道怎么会这样,我尽力了。我扫了又扫,收拾了又收拾。如果我不干活儿,他们又会把我送回去。我再也受不了了,米拉,太折磨人了,太野蛮了,你简直不敢相信他们对你做的那些事!现在我的记忆力也不行了。每次卡尔去,我都求他带我出去,他只是不停地说:‘没事,孩子,会好的。’他无动于衷!无动于衷!他不管他们对我做什么。每天,他们进来,把你带到一个屋子里,把你的衣服脱光,一丝不挂。米拉,就好像你根本不是个人。他们把你扔在台子上,绑起来。米拉,他们把你绑在桌子上啊!然后,他们会电你一下,太可怕了,简直是对你的侮辱!他们不在乎对你做什么,你什么也不是,只是一个疯女人,你没有尊严。”

莉莉用叉子叉起蛋糕,但并没有放进嘴里。她把盘子里的蛋糕切得乱七八糟。她的表情很扭曲,两眼间有一道深深的纹路,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前方,好像还在望着那些令人恐怖的情景。她的整张面孔都很紧张,嘴边的皱纹像化妆师用黑色铅笔画上去的,面颊的皮肤绷得紧紧的。

“所以,我回到家里,尽力打扫。我知道,如果我不做事,他们还会把我送回去。可是卡尔,他做了什么呢?他只知道坐在椅子上看电视。我求他,恳请他周末带我们出去,去野餐或者露营,别的活动也行。孩子们在慢慢长大,我们一家人还从没一起出去过。你需要一个家庭,它应该像个家的样子。可他却说,如果我再要求,他就搬回车库上面那个屋子里去。那又有什么不同呢?不过是屋里又少塞一个人罢了。他每晚回到家就像一个纳粹分子,他走进来,站在门口指指点点,他看起来好冷酷,像个教官似的。‘莉莉,碗擦干了吗?’擦干有什么意义?它们自己会干的。可是,我还是得跑过去把它们擦干,不然就得和他争论,说我没有时间,或者不想擦,或者没必要擦,然后我们就会吵起来,而错的总是我,不管我做什么、说什么,我还没开始就错了。我不明白怎么会这样。”

她正在把盘子里的蛋糕屑捣碎。米拉看着她,久久回不过神来,她觉得自己就好像乘着一叶扁舟来到了大海深处。

“我忘了洗他的袜子。你知道吗,他的袜子都是深色的,我不想把它们和白色衣物放在一起混着洗。袜子只有几双,我就忘了洗了。这样就是疯了吗?这很可怕吗?看他的样子好像马上又要让车把我拉走似的。他非常生气,脸色铁青,气得说不出话来,死死闭着嘴。于是,我说我可以手洗。可他马上就要出门,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所以我说:‘那就穿你的白袜子吧,它们是干净的。’他那样子就像是我打了他一样。其实他也可以穿脏袜子啊,是不是,米拉?我疯了吗?我就开始洗袜子,他就在屋里走来走去,好像背后随时会伸出一把刀来似的,我很慌张,赶快把袜子放在炉子上烘干。这时,卡洛斯开始发脾气,嗯,我不知道他不喜欢吃煮得太嫩的鸡蛋,于是我忘了烤在炉子上的袜子,结果把它们烤煳了。什么味儿!”她开始咯咯地笑,“烤糊的袜子!你以前有没有闻过……”这时,她真的在笑了,哈哈大笑,笑得迸出了眼泪,“你真该看看卡尔当时的表情!”

莉莉的动作又急又快,但不太受控制。她想站起来倒咖啡,可起身的时候,又有些摇摆不定,似乎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站起来。她喋喋不休:“我觉得男人们已经死了。你知道吗,他们没有生气。你知道吗,我关注了杂志和电视上的那些女性讨论小组。那些女人太棒了,她们是那么美好,那么有力量,那么有活力。你知道玛丽·吉布森吗?她可真了不起!她说她做那些妇女测试时没有一次是及格的。我也会做那些测试。你知道吗,就是那些杂志上的测试,给自己打分,看你是不是一个好妻子、好妈妈,或者好女人。我总是不及格。玛丽说,错不在我们,而在于那些测试!”莉莉带着某种愉快的傲慢这样说道,面带笑容。“我喜欢她。你也应该看看她的节目,十点开播。还有凯瑟琳·卡森,她离婚了,她对那些分数分析得可准了。”莉莉不停地聊着她在电视上的朋友们。米拉心想,也许她们是她唯一的朋友了。

“啊,是她们拯救了我,治好了我的疯癫。我知道他想把我送回那儿,可我不会让他得逞。不会的,不会的。”她说完了,依旧是从前那副倔强而执拗的样子。她扬起下巴,那双令人畏惧的眼睛仿佛盯着远处燃烧的火焰。她那单薄的身体在松松垮垮的居家服之下缩紧,像钢铁一般坚硬而有棱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