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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7

但并非一直如此。在这所声名显赫的大学里,有一位著名的英国教授曾轻蔑地称一类人为“没文化的乌合之众”。米拉、瓦尔和我就属于这一类人。当然,还有一些大龄男人也是,他们大多是天主教耶稣会牧师。我不知道哈佛大学为什么会录取我们,这可不是它的一贯作风。也许是因为战争吧——我们没法应征入伍。可是,在那些迷茫的面孔中,只有我们几个备感孤独。有几个人看上去很年轻,看面相还不到二十岁:凯拉二十四岁了,伊索二十六岁了,克拉丽莎也二十三岁了。可是,米拉和我都三十八岁了,瓦尔三十九岁了。真是没法比。教我们的教授中,很多都比我们年轻,研究生院的院长也才三十五岁。如此,是有些奇怪。我们都很孤独,而且对自己的洞察力充满了自信,我们不习惯别人把我们当成傻瓜,也不习惯别人在我们面前耍威风。我们不喜欢院长把我们当成难以管束的学生,却不知道该怎么办。有制度的限制,你似乎没法要求平等,你明白的。于是你只能放弃了。至少,我就是这样的。你就少和他们说话,自己学习,取得学分,与他们少来往就是了。当你完成学业,想让老师给你写推荐信时,他们会在信中夸你是个多么了不起的母亲,或是人到中年依然如此有恒心。

总之,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才找到彼此。刚开始,米拉走在剑桥的街道上时,感觉自己像个外国人或者罪人。她留着一头染色的卷发,穿着针织三件套和丝袜,系着腰带,穿着高跟鞋,拿着相配的手包,感觉自己就像布朗克斯来的“恐龙”。她与他们一一擦肩而过,大多是年轻的面孔,男的蓄须,女的留长发,他们穿着破旧的牛仔装或内战时的制服,或者披着披肩,穿着长长的祖母裙或纱丽,各种奇装异服都有人穿。没有人看她一眼,所有人都目不斜视。就算他们恰好看到了她,也是瞥一眼便移开目光。她真觉得要疯了。

她被迫重新认识自己。可是,她在新泽西的大学学到的东西并不能帮到她。学校位于郊区正中,那里的人见多了郊区的主妇们,他们习惯了郊区生活,自己也成了郊区居民。在那里,她能感到自己是人类的一员。男人们经过她身旁时,眼睛会亮一下,这让她觉得自己风韵犹存,于是便安心了。有时候,她从别人身旁经过,或是已经走远时,还会有人扭过头来看她。

搬去剑桥后,米拉才开始意识到,她是多么依赖那些欣赏的眼神、那些回头的目光,如此,她才能感觉到自己的重要性。那是在一九六八年,当时的剑桥是那么年轻,一切情况与她想象中完全相反。刚去那儿的头几天,她跑出去买贴搁板的纸和图钉,想装饰一下房间,回来以后,她会疯狂地照镜子,梳头发,抹上各种化妆品,不停地试衣服。她跑出去买了短褶裙和白袜子,把珍珠项链从积灰的盒子里拿出来。可是没用。和诺姆离婚后,她第一次感到孑然一身,第一次感到彻底无脸见人。在新泽西时,她还有朋友,那些友好的夫妇经常邀请她去家里吃晚餐,当然,也会邀请他们所认识的单身男士。很多人都知道她:一个住着漂亮的大房子、带着两个儿子的离婚女人,如今又回去上学了。

但在剑桥,到处都是年轻人,他们就像箭一样奔向自己的目标。他们总是很愤怒,他们不理解旧世界为何如此腐败,而且会继续腐败下去;他们不明白,它为什么不生病死去,或者,更宁愿它发现自己有病,于是自杀而亡。他们目中无人地走向自己的目标,偶尔在马萨街[3]上与别人撞个满怀,甚至都不记得说一句“借过一下”。不管怎样,他们是什么都不缺的年轻人。他们什么都懂,就是不懂分寸。

可米拉不这么想。她只是以自己的眼光观察事物。她觉得他们在排斥她,排斥她这个人。夜深人静时,她坐下来喝白兰地,突然意识到,这一生,她认识自我从来都是靠别人,比如屠夫看见她时的微笑和恭维,或是给地板打蜡的工人对她倾慕的目光,或者大学校园里男人的一次回头——都是对她外表的赞美。这令她毛骨悚然,她想起了莉莉。如何才能停止这种状况?一个人怎能用如此荒唐的东西来保持自我?怎样才能摆脱这种状态?

她坐在黑暗里,抽着烟。黑暗中,她看不见这简陋的、墙纸都脱落了的房间,房间里还有几张破旧的桌子。她回想起诺姆走后的那一年,在贝尔维尤那座豪华的房子里,坐在黑暗中的感觉。她试着从内心深处去感受那时的辛酸和她对孩子们、对屠夫和上蜡工人爆发出的无法控制的愤怒。她在剑桥感觉很不自在,进而觉得自己的一生都很委屈。她努力学习,殚精竭虑,似乎发现了能让自己感到自在的秘诀,但也只是似乎而已。她的生命都耗费在维持外表上,就像玛莎全神贯注地阅读《女性家庭期刊》和《家政》一样。

在那些年里,她也会如此。虽然她还不至于把那些杂志买回家,用杂志上的测试来检验自己,但她在牙医的办公室里,也会专心地翻看,给自己打分:你是一个好妻子吗?你还有魅力吗?你是否善解人意、体贴他人?你的营养均衡吗?你的眼影用对了吗?在你为他清理和熨烫衬衣的那些无聊时间里,你是否会放任自己吃下一整块咖啡蛋糕?你是否超重了?

米拉曾经努力让自己符合这些标准。她染了头发,也在节食,她还会花很长时间戴假发,研究适合自己脸型的发型。此外,她还学会了用恰当的语调来问令人不快的问题:“诺姆,克拉克做错了什么吗,你为什么要打他?”“哦,好吧,亲爱的,按你说的办。可是我们已经答应了马克利一家我们会去。是的,昨晚你回来后我们还说起过,还记得吗?其实我去不去都无所谓,可我觉得打电话告诉她我们不去了,只因为你忘记了,约了人打高尔夫,这样不太好吧。”她小心地维护他那男性的自尊和脆弱的骄傲。她只是慢慢地增强说话的效果,并不提高音量,她从不发脾气。她是一个完美的母亲:她从不打孩子,他们衣着干净,饮食健康。她的家里干净得发亮,她做的饭很好吃,她保持好身材。但凡杂志、电视、报纸、小说中说的女人该做的,她都做得很好。诺姆经常晚归,她从不抱怨;她从不要求他以她和孩子们为重,影响他的工作;她从不让他做家务。

她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她很完美,可他还是对她说“我想离婚”。每当想起这一点,她就怒火攻心,将杯子砸向对面的墙。白兰地洒到地毯上,溅在墙上,杯子摔得粉碎,她的心也碎了。她还记得上一次这种想法侵入她的头脑时,她跌跌撞撞地哭着跑上楼去,拿起剃须刀片,割向自己的手腕。当她伤害自己时,她仍是“完美的诺姆太太”。当那种“无形的规则”控制住你时,你会自动出局,为新的“完美的诺姆太太”让路,而且要符合现代的殉节风范,把你自己沉入黑暗,不再被别人需要。白天,你要小心行事,循规蹈矩,不然,他们就叫你贱人、婊子、笨蛋、猪猡、臭婆娘、母狗、娼妇、妓女、荡妇、淫妇。可你并不是荡妇,即便每隔十天你都得和某个人做爱,哪怕你对他已经没有感觉。你也不是妓女,因为你不收费。你得到的只有衣食住行,而诺姆得到了他花钱买来的东西。

她四肢跪地擦洒落的白兰地,用纸巾捡起玻璃碎片,想到女人总得自己收拾自己的烂摊子,想象着如果有人跟在你身后帮你收拾,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却想不起自己的童年有没有过这样的待遇,只觉得嘴角痛苦地抽搐着。她坐起来,心想,要求公平也没用。她又倒了杯白兰地,坐下来。她觉得心里就像打开了一道门,新鲜的空气吹了进来。她曾听过这样一套说辞:你的作用就是结婚,带孩子,如果可能的话,守住你的丈夫。如果你遵守这些规则(微笑,节食,微笑,不唠叨,微笑,做饭,微笑,打扫卫生),那么,你就能守住他了。这些条件很清楚,她接受了,却被辜负了。自从离婚,她就越来越对那种不公感到痛苦,世界对待女人是不公的,诺姆对待她也是不公的。而她现在所做的一切,只能使她更加痛苦,只能摧毁她仅存的东西——她自己的生活。

没有所谓的公正。过去已无法补偿,也没有什么能够补偿。她愕然地坐了一会儿,如释重负,感觉嘴角也放松了,眉头也不再紧锁。

此刻,有什么东西滑入她的内心,她好像从远处看着这一切,因此看得更加完整,虽然跨越了时间和空间,但也看得很通透。她明白了,还有比那一套说辞或是他们所犯的错误更深层的东西,那就是这一切的前提——她只能依附于另一个人才能生活——才是问题所在。她抚摸着自己的手腕和手臂,揉捏着自己的乳房、肚子和大腿。她的身体温暖而光滑,她的心脏沉稳地跳动着,向全身输送着能量。她可以走路,可以说话,可以感觉,可以思考。突然间,一切都变好了。诚然过去是错误的,可也正是错误的过去解放了她,让她来到这里。她还活着,从她童年脱光衣服跑到糖果店时起,她从未像现在这样充满活力。

没有公平,只有生活。只有她所拥有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