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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1

很奇怪,把这些都写出来以后,我才明白了一些之前不曾明白的东西。一切标志着米拉和本关系的迹象,从一开始就已经存在了。他们的关系仿佛是在一个模子里形成的。可就算知道了,我也不知道该说点儿什么。又有哪些关系不是在模子里形成的呢?在克拉丽莎与杜克离婚一年以后,杜克非常想复合,于是恳求她相信他已经改变了,变得更加体贴,不那么以自我为中心了。我还记得克拉丽莎说:“他说他已经变了,或许是吧。可在我心里,他还是原来的样子。我觉得,我永远会那样看待他。所以,即便我能忍受回到他身边,我也会把他变回原来的样子,因为我已经对他形成了那样的期望。更何况我是不会回去的,哪怕他真的改变了——但那是不可能的。我们已经没救了。”

人是无法改变、无法同步成长的,这是一种绝望的想法。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人们每隔五年左右就得重新结一次婚,就像签合同一样。去他的。别再有新的规则了,我们已经受够规则了。可如果各种关系都已经有固定模式,那人们如何在一起生活呢?如果时间能带来变化,那么,在一种模式里的变化,要么会彻底推翻模式本身,要么会伤害到两人之间的关系。

可人和人还是会生活在一起,男人和女人也好,女人和女人也好。古代那些家里挂着蕾丝边窗帘的女人,穿着人造丝印花裙子和高跟鞋去超市买半打鸡蛋、四升牛奶和两块羊肋排。这些女人,会像我所认识的那些人到中年的已婚女人一样,在黄昏到来时安静地坐着,对梅布尔或米妮咬牙切齿吗?

“女人之间通过相互中伤来发泄怒气。”这是瓦尔常说的一句话,她的声音犹在耳畔。梅布尔有许多讨厌的习惯,比如偷窥所有米妮信件的写信人、从不打扫沙发后面的灰尘和削土豆皮时不细心。除此之外,梅布尔洗完澡后,喜欢用很多爽身粉,弄得浴室的地板上满是粉尘,米妮的鼻子受不了这些粉尘——这些习惯就像一把把刀子向米妮掷过来,令她欲哭无泪、欲诉无门。当然,梅布尔声泪俱下地控诉道,米妮也没好到哪儿去。当有人给梅布尔打电话时(这可不常有),米妮总会问是谁打来的,真是爱管闲事。米妮动不动就拿出她的嗅盐,好像她很脆弱似的,其实她壮得像头牛。邻居家发情的狗在她们院子里的草坪上与一条流浪狗有过接触,这都能引起她的哮喘。可米妮都七十四岁了,她之前一定是见过这种事的!还有,米妮读完报纸后,从来,从来,从来不会放回原处,这点就足够把人逼疯了。

她俩只要听到虐待儿童的新闻就会啧啧批判;当电视上出现色情画面时,她们都会闭紧嘴巴扭过头去;她们每天吃罐头汤和鸡蛋,每隔三天吃一根羊排或汉堡,毫无怨言,因为她们的社保和退休金只够买这些;她俩都不赞成抽烟、喝酒和赌博,也不喜欢有这些习惯的女人;她们都喜欢薰衣草、柠檬油和刚洗好的床单的香味;她们都不想学那些年轻女孩那样,把头发烫卷,而是每周花一点儿零用钱,去把头发定型、染成暗色;她们都不会衣衫不整地出门,哪怕只是在家附近散散步;每天早上,那镣铐般的紧身褡和易破的长筒袜都会让她们那骨节粗大、饱受关节炎之苦的苍老手指挣扎一番;她俩都对曾经的邻居鲍姆一家记忆犹新。

这样的生活就够了吗?

街对面住的是格蕾丝和查理,他们也都七十多岁,结婚有五十多年了。他们也一样。只是,格蕾丝会因为查理每天要喝三罐啤酒、然后不停打嗝而生气,查理会因为格蕾丝不让他看他喜欢的电视节目、非要看那些愚蠢的游戏节目而生气。他们都为整洁的草坪而骄傲——“不像有些人家的草坪”,他们特意强调——然后,四个人一齐看向街头的马利根家。

可是,这样的生活就够了吗?

是什么让人与人在一起?我们为什么要这么讨厌彼此?我这么问,不是想要你虔诚地摇着头说,我们当然不应该仇恨自己的同胞。确实如此。但我想知道的是,为什么?因为这是生存所必需的,就像呼吸一样自然?好吧,这个理由我可以接受。而在内心深处,我们真正的困惑是:我们为什么要爱和恨?我们究竟要怎样一起生活?我不知道。我已经告诉过你,我独居。

要因为男人对待女人的恶劣行为而责怪他们很容易,但这让我有些不舒服。这和五六十年代出版的那些书里所说的太相近了,那些书里说,一个人生活中的所有毛病都是他母亲的错——所有的。母亲成了新的恶魔。可怜的母亲们,如果她们知道自己有这能耐就好了!她们是“阉割者”和“扼杀者”,仿佛是自愿成为恶魔的奴仆的。无论如何,女人生活中的许多痛苦都跟男人有关,这倒不假。无论个人空间还是社会阶层,他们都将女人排除在外,将她们置于从属地位。

可只是这样吗?

如果说,有谁有幸过上美好的同居生活,那非米拉和本莫属。他们有足够的智慧、经验、声誉,以及生存空间——你也可以管这叫机会或特权——去考虑他们想要什么,并争取实现它。所以,他们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一种典范。至少在那时看来确实如此。这种关系看起来如此理想。维持它的奥秘在于,既亲密,又自然,既可靠,又自由。而且,他们能够将这种关系维持下去。

米拉和本是在四月成为恋人的。那是米拉在剑桥度过的第一个四月,她的心情与周围的景色极为相称:树上冒出小绿芽、院墙里覆盖着连翘和紫丁香。阳光渐暖,绿芽逐渐绽放,在高低不平的红砖墙上投下绿色的影子。山茱萸和紫丁香的幽香沿着布拉特尔街飘下来,沿着花园街和康科德飘散开来,甚至覆盖了人山人海的哈佛广场。人们敞开夹克,走在街上,捧着一束从布拉特尔街的花店买来的水仙,拿着一张从库普商店买的海报,或握着一个从“妮妮家”买的漂亮苹果,每个人都笑脸盈盈,悠然自得。

米拉在为综合课复习,同时准备毕业论文;本则在整理他从利阿努带回来的十箱笔记。他们几乎每天都见面,一起在法式蛋糕店、皮罗施卡餐厅或格伦德尔餐厅吃午饭或喝咖啡。有些餐厅设有户外餐桌。手头拮据时,他们就在教职工餐厅见面,喝一杯——本和另一个助教可以在那里记账。他们总是把身上最后一毛钱都花出去。

米拉工作进展十分顺利。她和本的关系让她有了一种家的感觉,使她心中释然。她可以专注工作几个小时不觉疲惫,不会像以前那样,工作一会儿就要起身在房间里走走,或去怀德纳图书馆的顶楼透透气。她可以像以往那样有条不紊,同时不会觉得自己空有秩序却没有生活。

这对情侣每周末都腻在一起,像在度长期蜜月。每周六晚上,他们都会出去吃晚饭,他们尝遍了剑桥每家美味的餐馆。他们吃过鳄梨沙拉酱、四川炒虾球、蔬菜咖喱、加了洋蓟的希腊羔羊肉和鸡蛋柠檬沙司;吃过各种各样的意大利面、茄子酱、酸辣汤、醋焖牛肉、乳蛋饼和煨兔肉;某天晚上还品尝了法式鸡肉炖蘑菇。他们还在教职工餐厅吃过水牛肉。他们尝遍了各国美食,走遍了周围的每个角落。他们觉得一切都很美好,简直妙极了。

到了周日,剑桥的大多数餐馆都歇业,他们就在家里做饭。有时候,这会变成一个大工程,比如本坚持要做惠灵顿牛柳,他会花上一整天的时间去准备,最后还把厨房弄得乱七八糟。更多时候,他们做的饭很简单:奶油烤菜、法式薄饼、意大利面,或者沙拉。他们要么邀请朋友到家里来,要么用米拉以前买的立体声组合音响放音乐,独自享用。

每个周末他们都照例要做爱。他们一做就是几个小时,尝试了各种姿势:站着、坐着、趴在床边上,或者本站着抱着米拉。他们的多次试验都以失败告终,两人就哧哧傻笑。他们还会玩角色扮演游戏,扮成老电影里的人物。她当凯瑟琳大帝,他就当奴隶;他当酋长,她就当女奴。他们兴致盎然地扮演着,根据自己的受虐幻想来扮演自己喜欢的角色。就好像重回童年时代,玩过家家,扮演牛仔和印第安人。这解放了他们的想象,让他们可以自由地过曾经不敢想的私密生活,他们仿佛在化装舞会上穿上了曾封存在潜意识深处的服装。

他们长时间地散步,从查尔斯路走到清新池,再一路走到自由大道,最后在北端的某个意大利咖啡馆或冰激凌店门口停下来。他们无所不谈,从诗歌、政治、心理学理论,到做煎蛋饼和养育孩子的最佳方法。他们在大多数问题上意见相同或价值观相符,这使得他们的争论内容丰富而令人兴奋。而且,到了这个年纪,两个人都知道,存在小分歧才能使讨论更加有趣。

五月,有人组织了一场大规模的学生反战游行,活动组织者比瓦尔和本所在的和平小组更加激进。哈佛园里挤满了学生,抗议者们围着大学楼,拿着扬声器朝人群喊话,鼓动学生罢课。他们的声音在哈佛园里回荡:用暴力的手段阻止战争是道德的,因为战争是不道德的,这就是他们的主要观点。米拉一边听着,一边观察着人群。人们站在那里,有人若有所思,有人和讲话人争辩起来,讲话人试着公允地做出回应。可他们的论据本身就是不合逻辑的:他们说,他们占领大学楼是违法的,违法就是违背道德;可当法律支持不道德的战争时,不违法就更加不道德了。

米拉对这次行动不以为然。这就是一场智力游戏,是有欺骗性的——说话人坚称自己的行为合理,但它并不真的合理。真正的冲突在于政府与军队的权力和年轻人脆弱的血肉之间,而这种冲突,在她看来并不是真正的革命。革命是在勇气中,在强烈的愤怒、持久的忍耐和对自我的极度泯灭之中发生的,只有这样,才会有彻底的反叛。阿尔及利亚、中国和古巴的领导者们,或许曾坐在一起,想办法证明推翻政府是符合道德的、明智的,但他们的革命冲动植根于他们的现实生活、他们所耳闻目睹的一切——多年来看着人民所受的压迫,为了反抗这种压迫,他们情愿牺牲自己的生命。那些站在台阶上,手持麦克风拼命鼓动别人的年轻人固然也有一定的道理,他们也在全力以赴,哪怕声音已经嘶哑也要继续高喊,希望把自己的理念传达给更多的人。但他们的观众并没有忍饥挨饿,并没有生活在恐惧当中;他们的家人依然在斯卡斯代尔平平安安地活着,没有死于枪下,没有被折磨致残,也没有被囚禁起来。本说,美帝国主义很聪明,他们用几辆车、几台电视和性压抑就征服了人民。瓦尔和他就“马尔库塞理论[1]”争论了一番。米拉就坐在一边看着。事件并未真正发酵。没有足够多的人参与,人们也没有足够的热情。之后的某天晚上,校长给警察打了电话,他们把大学楼里的学生驱逐了出去,其间发生了暴力行为。有人受伤了,很多人被关进了监狱。第二天,校园里一片恐慌。一夜之间,事情激化了。

那些天的感觉很容易就被忘记了,因为那被点燃的激情来自道义,而非生存,因而很容易消散。我还记得坐在雷曼餐厅,感受到空气中的脆弱;周围飘浮着各种声音,宛如碎玻璃;我感觉,轻轻地触碰,就可以让整栋建筑支离破碎。有些人——大都是年纪较大的男研究生——他们冷酷、残忍、高谈阔论,不断重复着那些关于革命的耸人听闻的论调,企图营造出像去年秋天那样恐慌的氛围,他们躲在角落里,端着脏兮兮的咖啡杯,小声地谈论着枪支和坦克。年轻一点儿的学生胆子小,几近歇斯底里。他们总是一脸惊恐,发传单,传阅请愿书时,手都在颤抖。有传言说——后来被证实了——在档案里发现了一些材料,它们燃烧起来,像沙漠风一样席卷过每栋建筑,沙沙作响,打破了等级组织所必需的微妙平衡。许多年龄大一点儿的人都知道,可他们隐藏了太久,安稳地藏在享有特权的屋墙内,以至于那些年,他们一直没明白,权力不是你所拥有的,而是你享有权力的那些事物所赋予你的。那些和蔼地、文质彬彬地默默管理着大学的白人男性,原来是不愿认错的性别歧视者和种族歧视者,他们对自己的权力抱有误解,以为他们的权力就等同于国家的利益。别人也不可能指控他们阴谋勾结,因为他们的勾结是潜意识层面上的。米拉想,就如同她之前对诺姆的困惑一样:即便你指出来,他也不会去反思自己究竟做了什么;即便这件事侮辱了你,让你感到烦恼,他也不觉得他是错的,还说那是“自然的”。对于这样的人,你能怪他吗?

对米拉而言这已经是老生常谈了,但对那些年轻的学生来说并不是。从小他们就被教导,美国是一个民主、平等的地方,机会均等。尽管他们知道体制内有缺陷,也觉得会有好心人去修复。他们的上级、老师、院长和父母,都表现出善良的样子。可私下里,在他们自己的办公室里,他们却会写检举信。他们不曾知道,不曾看见,震惊之余,他们才发现,都怪自己无知,轻易地被愚弄了。于是他们尖叫着、哭喊着四处奔走,颤抖不已。他们突然意识到,这正是他们被教育的所谓完美理想的丑陋阴暗面,正是他们继承而来的所谓抱负,这其实一直显而易见,只不过他们没有深想过。这种精英主义思维非常接近希特勒的理念,他们的奢侈生活正是在此基础之上被构建、被满足的。安逸的代价原来是另一种奴役。这真是令人难堪。

他们试图解决这一困境。他们坚持着理想和抱负,试着放弃奢侈的生活。可是,他们不可能完全做到。有些人离开了学校,去流浪,住进公社里,放弃了他们优越的家世。这种做法引发了争议,人们议论纷纷,对此褒贬不一。他们说,如果你想改变什么,就需要权力,贫穷无法作为权力的基础。有人加入了激进群体,这些群体注定徒劳无功,它们不断地分裂,彻底被联邦调查局渗透,以至于最终只有几个人是真正的非政府成员。他们中那些敏感的人无法忍受自己失去了纯真,无法忍受负罪感和责任感——这就是得知“自己有的吃是因为别人在挨饿”这一事实的代价。对于这样的问题,几乎没有解决办法,也没有任何可供慰藉的东西。圣人可能会选择让自己挨饿,这样别人就有吃的,可就算这样也改变不了现状。

但瓦尔认为那纯粹是瞎说。她说,天真地想减少世界上的权力联盟,就等于将一个政治问题转变成形而上学的问题,好像默认了人口越多食物供给越不足似的。但其实这不是必然的,还有别的选择。假如人们不浪费粮食,假如他们肯放弃自己的三辆摩托雪橇和两辆轿车的话——她曾遇到过一家四口有四辆轿车、四辆摩托雪橇。克拉丽莎同她争辩道,除了靠专制的命令,你又如何能强迫他们放弃那些呢?社会主义总是在理念上说得好听,但实践起来很糟糕。瓦尔说,不是这样!我们之所以这样想,只是因为我们看到的是不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在这些国家里,如果没有社会主义,人民就会饿死,但看上去好像会压制主动性、创造性和个性。在瑞典就不是这样。争论变得激烈起来。这个话题在争论中开始,也在争论中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