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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1

没错,事情确实发生了,一切可能性刚刚打开,似乎一切皆有可能,接着,一切又都关闭了。膨胀,然后收紧。你终会明白的。可瓦尔也说过,为什么每种秩序非得永恒呢?正是这个问题让我来到了海边。我看到自己手里拿着的蒲公英嫩芽。它们是怎么来到我手上的,你知道吗?

如果有膨胀和收紧,那么,还会再有膨胀。不然接下来就是死亡。这是自然法则。就算现在不是,将来也会是。

瓦尔死了。这件事情就发生在我们眼皮子底下,我们却浑然不知。只有需要找她倾诉的时候,米拉才会想起她。不,这么说不公平。瓦尔对她来说很重要,对她们所有人都是,只是没有她期望的以及她们期望的那般重要而已。

事情的经过大致是这样的:有一个年轻的黑人妇女,叫安妮塔·莫罗,她白天当用人,晚上去东北地区上夜校。她想当一名老师(审判的时候,公诉人还嘲笑她,说安妮塔几乎就是文盲)。一天晚上,安妮塔在上完课去车站的路上,一个男人袭击了她。他来到她身后,掐住她的咽喉,把她拖进一条巷子。他把她放倒,掀起她的裙子,但安妮塔是在黑人街区长大的,她的包里随时揣着一把刀。她猛踢他的下巴,迅速翻身起来。他又抓住了她,于是她开始用刀刺他。她不停地往他身上刺,血和恐惧在她耳中跳动,吵闹声和她的尖叫声引来了人们的注意。他们看见,他倒下了,她还在刺他,于是上前阻止。他们抓住她,叫来了警察。

她因为谋杀罪被起诉。那个男人来自一个体面的白人家庭,他有妻子和六个儿子。刀是安妮塔的。公诉人说她是个妓女,是她引诱他到了小巷,她想抢劫他,他要走,她就拿刀刺他。法庭上讨论的主要问题是安妮塔是否受过教育。如果她去学校只是为了揽生意,那她就是妓女,妓女是可以被强奸的。这些不言自明。

安妮塔接受了《波士顿凤凰报》的采访。据说,在采访中,从她说话的语法和句法可以看出,她还颇有文学功底。报纸上引用了她的话:“我想回到学校。他们也没办法,那里的老师们——也就是我们——很野蛮,我们不会听的。可那是因为我们没有学习过,你知道吗?不过,我觉得我可以和孩子们聊天,因为我了解他们,我就是他们中的一员,而且我能让他们明白我所明白的。正如布莱克的诗里所写:‘我的母亲呻吟,我的父亲流泪——我一头跳进这危险的世界……’你们都知道婴儿是不会跳的。布莱克是在告诉我们,生命就是这么来的——这样跳出来,哪怕跳进危险中,甚至跳进犹如我童年一般可怕的环境里,也在所不惜。那首诗后面写道:‘赤身裸体,无依无靠’——仿佛婴儿的哭声是某种音乐,就像在一条黑暗的街道上鸣笛。我知道那种感觉,所以我随身带刀。然后‘就像云中的恶魔大呼大叫’,哇哦!他把婴儿类比为魔鬼!哎,你我都知道,确实如此,是真的!”她笑了笑,然后继续讲诗歌。记者说,她当时的眼神很明亮。

他们让鉴定人来判断安妮塔的语法、句法和拼写是否合格。遗憾的是,他们觉得她不合格,而且,他们说,她永远不够格当一名英语老师。他们以她是文盲为由,判了她谋杀罪。一群激进的女权主义者从头到尾参与了她的审判,瓦尔也在那里。她被判刑的那一天,法院周围拉起了警戒线。只有《波士顿凤凰报》报道了那件事,可是,报纸上是这群女权主义者一边呐喊一边挥舞标语的照片。安妮塔以一级谋杀罪被判了二十年有期徒刑。有一张她被带出法庭的照片,照片上,她的表情像孩子般无辜,满是困惑和恐惧。“他要强奸我,所以我才刺他的。”他们把她押送进警车之前,她对那群女人说。

瓦尔所在的群体很小,没多少社会资源,但她们还是引起了联邦调查局的注意,因为她们中渗入了一个联邦调查局的线人。因为有她,他们才能得到消息。安妮塔的事激怒了那群人,她们计划营救她。她们还精心安排了营救之后的事宜。她们打算让各个同情女性的社会组织轮流接待她,直到这个案子完全平息,然后把她送往古巴或墨西哥,再找人帮她伪造身份,让她可以在某个地方教书。那是一个在绝望中产生的疯狂计划。也许,她们并不指望这个计划能奏效。也许,她们已经预见到会发生什么事,并且希望它发生,以引起公众的注意。

在安妮塔被押送至州监狱的那一天(因为她可能会对社会产生危害,所以没有等她上诉),女人们从四面八方聚过来。她们像普通女人一样穿着裙子和牛仔裤,在街上闲逛,直到安妮塔被带出来,准备被送走。她们突然聚拢成一圈,从裙子底下和外套里掏出枪来。

可是,当局已经有所防范。砖墙的后面藏着警察,一个,两个,三个,他们拿着机关枪走出来——女人们只有手枪——对着她们扫射。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越来越多的警察拿着机关枪冲出来。有两个行人受伤,那六个女人全都死了。安妮塔被推进车里,车子开走了。事情就是这样。不过,那些警察往其中两个人身上射了太多发子弹,结果尸体爆炸了,伤到了附近的警察。后来,据说那两个女人拿了手榴弹,说也奇怪,那些手榴弹之前一直没有爆炸。其中一具爆炸的尸体就是瓦尔的。有一个警察死了,有人为他举行了葬礼,就连市长都亲自参加了。另外一个活了下来,可他的脸和大腿上都留下了伤疤。

有很多人来参加瓦尔的葬礼。伊索说,也许有一半是联邦调查局的线人,但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瓦尔有很多秘密的朋友,她可能只和他们说过一次话,但说的都是很真实的东西。我敢打赌,那个有强奸犯潜质的牧师也去了。霍沃德·珀金斯也来了,还有瓦尔的前夫尼尔·特鲁瓦克斯也来了,是克丽丝带他来的,她还介绍他给我们认识。克丽丝脸色苍白,一副茫然无助的样子。她的父亲帅气、优雅,有着恰到好处的灰白鬓角、健康的肤色和紧实的小腹(应该是经常打网球或壁球的缘故)。他和我们握手时不住地摇头。他看着克丽丝,摸了摸她的头,冲她笑着,拨乱她的发丝。克丽丝看着他,面无表情。

“不负责任,简直不负责任!她还有女儿要照顾……她总是这么不负责任……”他看着远处的云,我们看着他。他转向克丽丝,揽住她的肩:“亲爱的,走吧,跟爸爸回家。”他笑着说,然后优雅地和我们道别。

克丽丝用茫然的眼神看了我们一眼。米拉回过神来,伸出手去,可他们已经转过身,走远了。克丽丝被肩上那只大手压着,看起来又瘦小又无助。

霍沃德·珀金斯眨着眼朝我们走过来:“她很了不起,真的很了不起。我觉得,她是因为更年期失去了理智。女人都这样,不是吗?她老了,对男人不再有吸引力了,她对他们的敌意被……”

“霍沃德,滚蛋。”米拉说。大家纷纷转头看她。霍沃德愤愤地看了她一眼,消失在人群里。

这群朋友一直等待着,直到人群渐渐散去。本也在那儿,他揽着米拉的肩。还有哈利、伊索、克拉丽莎、凯拉、塔德、格兰特和巴特。塔德看上去笨拙而又迷茫;格兰特凶巴巴的;巴特目送克丽丝和她父亲走远,转身面向米拉,耸了耸肩,摊开双手:“其实什么也没有改变。”他大声说。她握住他的手说:“是啊,是啊。或许到我们的下一代,会改变吧。”

这群人慢慢地朝他们的车走去,一路上沉默不语。然后,本、塔德和格兰特上了哈利的车,伊索、凯拉和克拉丽莎上了米拉的车,两辆车相继驶离,送他们回去。每个人都独自回到了家。

米拉拿出白兰地,坐在电话旁,把脸埋进掌心。电话并没有响。葬礼上,本揽住她肩膀的手唤回了一切:温暖的爱情,以及这爱情对可怕生活的慰藉。她拿起听筒,拨了本的电话号码。电话响了又响,最后,她挂了。她觉得自己有些发狂。她努力地回忆他们之间的所有争吵,回忆她搬出来解释他们分手的每个理由,那些话,那些她说给自己听的话,那些她想用来解释,想彻底说明白他们为什么要分手的话。如今看来,这一切显得很可笑。那团炸开的血肉被塞进坟墓里,然后坟前被写上“瓦尔”这个名字——那个穿大喜吉装、高举酒杯的瓦尔,那个朗声大笑、扬起眉头的瓦尔,那个不可能被镇压、如今却被镇压了的瓦尔。米拉和本也将面临同样的命运。本是那么耀眼,他结实的手臂上覆盖着细细的汗毛,头发像青草一样蓬松茂密,他那充满生气的棕色眼睛,他的笑声……她又拿起电话拨了一遍号码。还是没人接。生命太过短暂,太过残酷,令人无法放弃爱情,哪怕拥有爱情就意味着失去其他的一切。她又倒了一杯白兰地,又打了一次电话。仍然没人接。

假如他们的爱情像她第一段婚姻那样结束怎么办?假如她在四十一二岁的时候生了孩子,没有写成论文,或者写了论文并拿到了学位,可后来还是去了非洲,一边纳凉,一边看着她的孩子蹲在院子里观察一株奇异的花朵。那也可能不会结束。他们的爱情还是那么重要,那么温暖,他们也许会永远为彼此兴奋,在接下来的三十年里,他们也许会一直保有对对方肉体的欲望;在接下来的三十年里,他们也许会带着不变的兴趣和渴望每天相见……

真可笑,可笑。正因为现实不会如此发展,所以这才成为理想,然后又从理想演变为一种永远无法达到的标准。

她感到无比孤独,于是站起来,穿上外套,拿上酒瓶,开车去了伊索家。凯拉和克拉丽莎已经在那儿了。她们都一言不发地坐着。她把酒瓶递过去。她们斟上酒,举起酒杯:“敬瓦尔。”她们说着,啜了口酒。

“没什么可说的,无话可说。”有人说了一句。

沉默如同寿衣一般包裹住她的身体,就像消过毒的白色绷带,缠了一圈又一圈,直到她变得干净、雪白、清洁、纯净,直到她的血流干了,炸开的血肉被盖住,直到尸臭味退去,直到她干净、得体,能被公众接受。一架干尸躺在桌子上参加葬礼,它的出现就是一种承诺,一种保证,保证她不再产生威胁,不再怒发冲冠地站起来,手里拿着刀,大叫着:“不!不!在你接受现实之前,杀啊!”

“是啊,可是她接受了。她接受了自己的灭亡,正如她曾经是斯特拉·达拉斯那样的女人。”

“可是,不那么做又能怎么办,是吧?不管斗争还是屈服,不管爬上峭壁还是钻入岩洞,那都是你的命,是你创造了你的命运,所以就得负责到底,是吧?”

“可是,呸,我们不必那么做,不必给她贴标签,不必去定义她,帮着把她送进那个冷库,她这样,她那样,她——像讣告一样简洁。”

流言吸干了她的汁液,就像鱼贩用牛皮纸来包一条被取了内脏、割了头、去了鳞的鱼。

“但也别忘了她。你知道吗,希腊语中的‘真相’,并不是‘谎言’的反义词,而是‘遗忘’的反义词。真相是被记住的东西。”

“没错。那我们就说,她是为真相而死,是因真相而死的。只是,有些真相,是致命的疾病。”

“所有的真相都是致命的疾病。”

她们又一次碰杯,然后一饮而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