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十月四日，都已人过中年的我和维尔参加在现代艺术博物馆举办的《呼唤众生》的开幕式，这是沃克·埃文斯三十年代末在纽约市地铁车站偷拍的人物肖像照的首次展出。
社交专栏的作者喜欢把这种活动说成是“轰动事件”。男人系黑色领带，与照片的色调相呼应；女人则身着长短不一的鲜艳衣物，长的垂及脚踵，短的可至大腿根。失业的年轻演员端着小小的圆盘送上香槟酒，没人看那些照片，大家都忙着自娱自乐。
一位年轻的社交界名媛喝得醉醺醺的，跌跌撞撞地追逐一个服务生，差点儿把我撞倒在地。她这种情况不是个别的，在正式的社交聚会中，八点前就喝醉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变得可以接受，甚至是时髦的了。
不过，这也许不难理解。五十年代的美国把全球倒拎起来，还把他的零钱全都从口袋里晃了出来，欧洲成了一个穷亲戚——挂满勋章，却连块桌布都没有。非洲、亚洲和南美那些难以区分的国家才开始像太阳下的火蜥蜴一样偷偷从我们教室的围墙外面溜过。没错，共产主义者就在围墙外的什么地方，不过我们有坟墓里的乔·麦卡锡1 ，还没人去月球，俄罗斯人当时也只是在间谍小说里时隐时现。
所以，我们所有人都喝得多少有些醉了。我们像卫星一样一头扎入夜色中，在地球上方三千多米处环游这个城市，动力是越来越不值钱的外币和精加工的烈性酒。我们在餐桌上大喊大叫，搂着彼此的丈夫或妻子溜进空房间里，像希腊诸神一般激情似火，轻率鲁莽。早上，我们在六点半准时醒来，头脑清醒，乐观向上，准备重新回到我们不锈钢办公桌前的位子上把握世界前进的方向。
那天晚上的焦点不是埃文斯这位摄影师。他六十五岁左右，因为不讲究吃，人已萎缩，撑不起那套晚礼服，看上去颇像通用汽车公司退休的中层管理人员，一脸愁容，毫不出众。偶尔有人和他搭上一两句话，大部分时间他像舞会上最难看的姑娘那样拘束地站在角落里。
是的，众人的目光没放在埃文斯身上，而是投在一个头发稀薄的年轻作家身上，他因为写了一部自己母亲的不忠史而成为众人的焦点。他被自己的编辑和出版代理人夹在中间，正接受一小群书迷的追捧，看上去像个淘气的新生儿。
维尔好奇地盯着这群拍马屁的家伙。他通过促成一家瑞士连锁百货商店和一位美国导弹制造商进行合并，一天就能赚上一万美元，却一辈子也想不明白，一个搬弄是非的家伙为什么可以引起这么大的轰动。
总对周围环境感觉敏锐的出版代理人与我目光相遇，他招手让我过去，我赶紧挥了一下手以示回应，挽起丈夫的胳膊。
——来吧，亲爱的，我说。我们去看看那些照片。
我们走进不那么拥挤的第二间展厅，开始不紧不慢地绕墙观看。实际上，在所有的照片里，只有一两个地铁乘客坐在摄影师的正对面。
这是一个表情严肃的黑人区居民，留着法式小胡子，头戴硬圆顶礼帽，帽子硬邦邦地翘起来。
这位是戴眼镜的四十岁男人，穿毛领大衣，戴宽边帽，像极了黑帮团伙的会计。
这两个单身姑娘是在梅西商场卖化妆品的，肯定有三十岁了。她们知道青春年华已过，面露酸楚，双眉紧蹙。
这是一个他，那是一个她。
这是一个小伙子，那是一个老人家。
这个衣冠楚楚，那个衣着邋遢。
虽然是二十五年前拍下的，这些照片却从未公开展出过。埃文斯显然是担心侵犯他作品主角的隐私。考虑到这些人是他在地铁这样公共的场合拍摄的，这听起来或许有点奇怪（甚至有点妄自尊大）。但看到墙上一溜儿的脸庞，你就能理解埃文斯的迟疑了。因为，事实上这些照片捕捉到了某种赤裸的人性。这些在思绪里漫游、隐匿于通勤的芸芸众生之中的照片主人公，大多没有意识到自己正被训练有素的相机径直瞄准，因而在不知不觉中流露出内在的自我。
那些为了生计一天得搭乘两次地铁的人，明白那是怎么回事：刚上车时，你展现出来的人格面具与你和同事及熟人待在一起时是一样的。你带着这样的面具通过旋转式栅门，穿过滑动门，同车的人们就能看出你是什么人——自负的还是谨慎的，多情的还是冷漠的，富得流油的还是领固定救济金的。但你找到一个位子，车子开动了，到了一站又到下一站，一些人下车而另一些人上来，火车像摇篮一样晃荡，你精心构建的人格面具开始滑落，在心思开始漫无目的地在你的忧虑与梦想之间游走时，你的超我溶解开来，或换句话说，它飘移至催眠的状态中，在那儿，就连忧虑与梦想也退却了，平和的沉静弥漫开来。
这种情况发生在我们所有人身上，问题只在于需要经过多少站。对一些人来说是两站，对其他人来说是三站。68街，59街，51街，中央火车站。真放松啊。在这几分钟里，我们放松警惕，目光迷离，在独处中找到真正的慰藉。
对那些没有人生经验的人来说，纵览这些照片的确惬意。年轻的律师、资浅的银行家和勇猛的社交女郎经过展廊看到这些照片时，一定在想：真是杰作啊，真是伟大的艺术成就，这至少是人性的面目！
但对在那个时代度过青春年华的我们来说，这些照片里的人就像鬼魂一样。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那真是个折磨人的年代。
大萧条爆发时，我十六岁，刚到很容易受二十年代的浮华奢靡所蒙蔽而被激出诸多梦想与期待的年纪，好像美国爆发大萧条，只是为了给曼哈顿—个教训。
大崩盘后，你听不到人们跳楼时身体撞击人行道的声音，但似乎所有人都在齐声喘气，然后一片寂静如雪花般飘落到这个城市。灯光摇曳，乐队放下乐器，人们悄悄朝门口走去。
沙尘暴从西向东，铺天盖地，把俄克拉荷马的尘土一路刮回42街。它如漫天乌云席卷而来，降落在报刊亭上，降落在公园的长椅上，如庞贝城的火山灰般笼罩所有人，不管是得福的还是遭咒的。突然，我们有了自己的裘德2 ——衣衫褴褛、一脸憔悴、脚步沉重地沿着小街走过燃烧的油桶，走过一个个桥拱下简陋的棚屋和廉价的旅馆，脚步缓慢但目标坚定，朝内陆加州走去，那里也一样贫穷不堪，无可救药；贫困与无力感，饥饿与绝望，至少在战争的征兆照亮我们的脚步之前是这样的。
是的，沃克·埃文斯在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一年间用隐蔽的相机拍下的那些人物肖像展现了人性，不过是一种独特的人性——经过淬炼的那种。
在我们前面几步远处，一个年轻姑娘正看得入迷。她不会超过二十二岁，每张照片对她来说似乎都是意外的惊喜——仿佛她正身处城堡的肖像画廊，所有的面孔都显得庄重而遥远。她的皮肤因无知之美而泛起潮红，令我羡慕不已。
对我来说，这些人物并不遥远：饱经沧桑的脸庞，得不到回应的凝视，都是那么熟悉。就像走进另一座城市的一家宾馆大堂，客人的衣着和言谈举止都与跟你同城的人如此相似，以至于你注定要碰上某个你不想看到的人。
在某种程度上，事情正是如此。
——是廷克·格雷，我说。这时维尔正朝另一幅画走去。
他回到我身边，又看了一眼这幅肖像照。这是个二十八岁的男子，胡子拉碴，衣服破旧。他瘦了约二十斤，脸脏兮兮的，几乎血色全无。不过他的双眼明亮，十分警觉，受过训练的目光直视前方，双唇隐现一丝笑意，仿佛是他在研究摄影师，仿佛是他在研究我们。这凝视穿越三十年，穿越相遇的峡谷，看上去如同一次探望，每个细节都像极了他自己。
——廷克·格雷，维尔印象模糊地重复道。我想我的兄弟认识一个叫格雷的银行家……
——是的，我说。就是他。
维尔此刻更靠近地仔细端详照片，表现出一种对与他关系疏远、在不景气年代落魄的人出于礼貌的兴趣，但一定还会提一两个有关我跟这个男子有多熟的问题。
——不可思议，维尔只说了这么一句。他的眉头皱了皱，几乎察觉不出来。
我和维尔开始见面的那个夏天，我俩都已三十多岁，已经错过了彼此成年人生中的十来年；但那段时间够长了，足够引导和误导我们的整个人生。如诗人所说，时间够了，足够我们谋杀或者创造——或至少，足够有正当理由对某人扔出一个问题。
但维尔很少回头算旧账的习惯是他的一项美德；而对待我过去的种种谜团，如同对待许多其他事情一样，他首先是位绅士。
不过，我做了让步。
——他也是我的一个熟人，我说，有段时间他在我的朋友圈里。不过在战争开始前，我就再没他的消息了。
维尔的眉头舒展开来。
也许他从这些琐碎的具有欺骗性的简单事情中得到了安慰，他以更具评估意味的眼光审视着照片，轻轻摇摇头，对这一巧合表示了应有的感慨，同时认定大萧条是如何的不公平。
——不可思议，他又说了一遍，不过口吻更显同情。他挽起我的胳膊，轻轻推着我离开。
我们在下一幅照片前花了必要的时间，然后是下一幅，再下一幅，不过，现在经过的这些脸庞就像走进对面电梯的那些陌生面孔，我几乎视而不见。
看到廷克的微笑……
经过这些年后，我对此毫无准备，真是突如其来。
也许这只是一种自满，一个富有的中年曼哈顿人甜蜜而无来由的自满。但在通过博物馆的一扇扇门时，我本想发誓证明，我的人生已经达到了一种完美的平衡。那是两颗心灵的联姻，两个大都会的灵魂的联姻，它们都轻柔却不可逃避地向未来倾斜，如同白水仙向太阳倾斜。
然而，我发现我的思绪却在触及过去，转身背对此刻所有来之不易的完美，寻找过去岁月那甜美的迷茫，寻找所有的因缘际会——那些相遇在当时如此偶然，令人兴奋，随着时间的推移却显露出那只是命运的表象。
是的，我的思绪转向廷克和伊芙——也转向华莱士·沃尔科特和迪奇·旺德怀尔，转向安妮·格兰汀。万花筒转起来，我的一九三八年有了色彩和形状。
站在丈夫身旁，我暗自决定将那一年的记忆留给自己。
这不是说他们中有哪一位令人反感，会让维尔震惊或威胁到我们婚姻的和谐。相反，如果我跟维尔分享那些经历，他很可能更加爱我，可我不想分享，因为我不希望那些记忆被稀释。
最重要的是，我想独处。我想走出周围人的眼光。我想去宾馆的酒吧里喝上一杯，或者更棒的是，打出租到格林威治村，这可是多年来的第一次……
是的，照片里的廷克一脸穷相。他看起来贫穷、饥饿、没有前途，可也显得年轻，充满活力；生动得奇怪。
突然，墙上那些脸庞似乎在盯着我。地铁里的鬼魂，疲惫而孤独，它们认真地琢磨着我的脸，领会着那些妥协的痕迹，这些痕迹赋予上了年纪的面孔一种独特的悲悯感。
接下来，维尔的举动出人意料。
——我们走吧，他说。
我抬起头，他笑了。
——来吧，等到哪个上午没这么多人了，我们再来。
——好吧。
展廊中间人挤人，我们一直靠边走，走过那些照片。照片里的脸庞一一闪过，像囚犯从牢房的小方窗口里望出来。他们的目光追随我，似乎在说：你以为你要去哪里？就在我们要走到出口时，其中一道目光止住了我的脚步。
我脸上浮起嘲弄的笑容。
——怎么啦？维尔问。
——又是他。
墙上，在两位老妇人的照片中间，又有一张廷克的照片，山羊绒外套，胡子刮得干干净净，衬衫是定做的，温莎领结从领口处活泼地冒出头来。
维尔拉起我的手往前拽，直到我们离照片只有一步之遥。
——你是说跟前面那位是同一个人？
——是的。
——不可能。
维尔转回到第一张照片那里，我看到他在大厅那边仔细研究那张脏兮兮的脸，要找出不同的地方。他回来，站到离羊绒外套男人三十厘米的地方。
——不可思议，他说。就是同一个人！
——请离艺术品远一些，一位保安说。
我们退后。
——如果你不认识他，会以为他们是两个人。
——是的，我说。你说得没错儿。
——嗨，他又站稳脚跟了！
维尔的心情突然好了起来。从破衣烂衫到羊绒的历程，让他恢复了天生的乐观。
——不，我说。这张照片是更早的。
——什么意思？
——那张照片在这张后面，是一九三九年的。
我指了指那张穿破衣服的照片。
——这张是一九三八年照的。
你不能怪维尔犯错，人们很自然把这张穿好衣服的照片看作后来的，不仅因为它挂在后面，而且因为在一九三八年那张照片里，廷克不仅看上去情况好转，而且也显得年纪更大些：脸更圆，显得饱经沧桑，看破红尘，似乎成功的身后拖拽着一些丑恶的现实；而那张一年后照的更像是和平年代里的二十岁小伙：充满活力，无所畏惧，天真烂漫。
维尔有些为廷克尴尬。
——哦，他说。不好意思。
他又挽起我的手，摇了摇头，为廷克，也为我们所有人。
——一夜落魄，他轻轻说道。
——不，我说。不完全是这样。
纽约，一九六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