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的一个晚上，我站在区间快线的华尔街站等着乘地铁回“大众之家”。上一趟车开走已有二十分钟，站台上人很多，戴帽子的、叹气的、胡乱卷着晚报的，不远处的地上有一个塞得过满的旅行袋，用绳子捆着。因为没有孩子，在战时这算是一个小站。
一个男人从我旁边挤过去，撞到我的胳膊肘，他穿开司米大衣，戴棕色帽子。和所有赶时间的人一样，他转身向我道歉，就在这一刹那，我以为他是廷克。
而我本该更清楚的。
廷克·格雷不可能在区间快线附近出现。他们在棕榈滩待了差不多有一周时，伊芙从她和廷克藏身的浪花酒店给我寄来一张明信片，姐们儿，我们挺想你的——大意如此——廷克在靠边的空白处表达了同样的情绪，小小的黑体字环绕我的地址，一路往贴邮票处而去。伊芙画了一个箭头，指向他们那俯瞰海滩的阳台，还画了一个标志牌插在沙子里，上面写着：勿跳。附言是：一周后见。但两周后，我又收到一张明信片，发自基韦斯特市的码头。
与此同时，我接到五千页的口授材料，键入四十万字，文字风格和天气一样灰暗。我修补了分裂不定式，改好了悬垂修饰语，坐坏了我最好的法兰绒裙子。晚上，我独自在厨房餐桌边吃涂了花生酱的烤吐司，学习掌握如何出王牌并对付沮丧，啃读E.M.福斯特 32 的小说，只是想看看人们为什么对他的作品如此大惊小怪。我总共存下了十四元五毛七分钱。
我爸爸会为此感到骄傲。
那位温文的陌生人穿过站台，站在一个害羞的姑娘身边。他走近时，姑娘抬了一下头，有一小会儿和我四目相碰，是夏洛特·塞克思，坐在我左边的打字天才。
夏洛特的黑色睫毛又厚又密，却有着精致的五官和细腻的皮肤。她要不是表现得似乎这个城市随时会把她踩在脚下，她本可以给人留下不错的印象。
今晚她戴了顶引人注目的筒状女帽，帽顶上缝着一朵葬礼上用的菊花。她住在下东区，似乎总是以我为标准来确定应该工作到多晚，因为经常是我到车站后几分钟，她也跟着来了。夏洛特偷偷朝我这边看了一眼，显然是要鼓起勇气接近我。我担心的就是这个，于是从包里拿出《看得见风景的房间》，翻到第六章。这真是人性中一种可爱的怪癖，一个人更愿意打扰正在谈话的那两个人，而不是正在独自看书的人，哪怕读到的只是一段愚蠢的浪漫史：
乔治听见她到来便转过身来，他一时打量着她，好像她是突然从天上掉下来似的。他看出她容光焕发，花朵像一阵阵撞击着她的衣裙。
一阵刹车声淹没了鲜花的碰撞声，站台上的难民们收拾好东西，准备为上车而战，我任由他们在我身边挤来挤去。一旦车站如此拥挤，你最好是等下一趟车。
高峰时段，戴小绿帽的列车长很有策略地在站台那边摆好架势，如同处理事故现场的警察，甩开膀子，根据需要把人们往前推或往后拽。车门打开，人群蜂拥而上，夏洛特帽子上的蓝黑菊花如同海面上的漂流物，起伏着往前涌去。
——那边进去一点，列车长喊道，不管高个矮个，一律向前猛推。
没过一会儿，车子走了，留下少数比较明智的人。我独自翻着书页。
——凯瑟琳！
——夏洛特……
她肯定是在最后一分钟折回来了，就像切罗基族的侦察员。
——我不知道你搭这趟车，她虚伪地说。
——每天都坐。
感觉到小谎言被揭穿，她脸红了，这抹红晕倒是她苍白的脸颊急需的，她该再多撒些谎才对。
——你住在哪里？她问道。
——11街。
她的脸色一下亮起来。
——我们差不多是邻居了！我住在勒德洛，鲍厄里东边过去几条街。
——我知道勒德洛在哪里。
她抱歉地笑了笑。
——当然。
夏洛特双手将一大本文件抱在胸前，如学生搂住课本一般。从厚度看得出这是一份合并协议或股票出售计划的草稿。不管是什么，她都不该随身带着。
我任由沉默变得尴尬。
尽管似乎还不够尴尬。
——你是在这一带长大的？她问。
——我在布莱顿海滩长大。
——天啊，她说。
她正要问布莱顿海滩是什么样子的，或坐哪趟车能去那里，或我去没去过科尼岛，但车来了，这救了我。站台上人还不多，因此列车长没管我们，他们抽着烟，像大战中进攻间隙的士兵们，脸上挂着老练的冷漠。
夏洛特在我身边坐下，对面的长椅上，坐着一个中年女清洁工，头也不抬。她在黑白制服外套一件旧的紫红色大衣，穿的是实用的鞋子。她的头顶上方挂着卫生部的一张海报，不赞成人们不用手帕捂嘴就开始打喷嚏。
——你为马卡姆小姐工作有多久了？夏洛特问。
这是夏洛特值得称赞的地方，她说马卡姆小姐，而不是奎金-黑尔公司。
——从一九三四年开始，我说。
——那你肯定已经是高级职员了！
——绝对不是。
我们沉默了几秒钟，我想她也许终于明白我不想和她说话，她却又开始自言自语起来。
——马卡姆小姐是不是很不一般哪？我从没见过像她那样的人，真的非同寻常。你知道她会说法语吗？我听见她和一个合伙人说法语，我发誓，一封信的草稿她只看了一遍，就能记下每个字。
夏洛特突然加快说话速度，我不知道她是因为紧张，还是想在她到站前尽量多说几句。
——……不过奎金-黑尔所有人都特别好，就连合伙人也是！有一次我去奎金先生的办公室找他签字，你进过他的办公室吗？哦，你肯定去过。你知道他是怎样让那个鱼缸装满鱼的，呃，有一条蓝得漂亮极了的小鱼，鼻子顶着玻璃缸，我简直没法移开我的眼睛。尽管马卡姆小姐告诉过我们在合伙人的办公室里不要东张西望。可奎金先生签完字后，他竟然绕过桌子来告诉我每一种鱼的拉丁名字！
夏洛特滔滔不绝地述说时，坐在对面的女清洁工抬起眼睛，她直视着夏洛特认真倾听，仿佛不久前的某天她也曾站在这样的鱼缸前，那时她也有着精致的五官，细腻的皮肤，大大的眼眸里充满希望，而眼中的世界美好而公平。
地铁到达坚尼街，门开了，夏洛特说话太快，竟没注意到。
——你不是到站了吗？
夏洛特跳起来，可爱地、害羞地挥挥手，消失了。
等车门关了，我才看到旁边长椅上的合并协议，封面上别了张条子“自托马斯·哈珀先生办公室”，上面还有卡姆登-克莱公司一位律师的名字，字写得幼稚、潦草。也许他想利用一点儿学校男生的魅力把这份文件丢给夏洛特去送，这并不费事，她天生容易被诱惑或吓唬。不管是哪种情况，都是这两人皆缺乏判断力的表现。不过，如果说纽约是一台有许多齿轮的机器，那么缺乏判断力就是润滑油，能使这台机器为我们其他人顺利地运转。而他们终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得到自己应得的惩戒。然后，我把协议放回到椅子上。
列车还停在站内，站台上有几个通勤的乘客挤在关闭的门前，怀着希望朝里张望，就像奎金先生鱼缸里的鱼。我的目光转到过道对面，发现那个清洁工盯着我。她忧愁的目光落在被遗忘的文件上，似乎在说，不会是他们两人都受到惩戒，有着好听嗓音和松软刘海的迷人男生，他们会让他来说明情况，而大眼睛的女生将为两人的错付出代价。
门又开了，通勤客涌上车。
——见鬼，我说。
我抓起文件，就在门要关上时，用一只胳膊顶开。
——快点儿，小甜甜，一个列车长说。
——去你的小甜甜，我回嘴道。
我走上东边的楼梯，朝勒德洛走去，在宽檐帽和抹了百利发乳的人头中寻找跳动的蓝黑菊花。我对自己说，如果我在五个街区内找不到她，就让这份协议和垃圾桶合并吧。
我在坚尼街和克里斯蒂街的拐角处发现了她。
她站在斯科兹父子店门前，这家店卖各种各样的腌制品，她没在买东西，而是在和一个小老太太说话。黑眼睛的老太太穿着常见的葬礼礼服。老太太用昨天的报纸包着今晚的熏鲑鱼。
——对不起。
夏洛特抬起头，惊讶的表情变成少女的微笑。
——凯瑟琳！
她朝身边的老太太做了个手势。
——这是我奶奶。
（不是开玩笑的。）
——很高兴认识您，我说。
夏洛特用意第绪语和老太太说着什么，大概在解释我们是在一起工作。
——你把这个落在地铁上了，我说。
夏洛特脸上的微笑不见了，她把文件拿在手中。
——哦，我太大意了，该怎么感谢你呢。
——没事儿。
她停了一秒，然后忍不住冲口而出：
——哈珀先生明天第一件事就是和一位重要的客户会面，这份修正稿需要在九点前送到卡姆登-克莱，所以他才问我去办公室的路上能不能——
——哈珀先生除了有哈佛大学的文凭，还有一份信托基金。
夏洛特带着迟钝的迷惑看着我。
——即使哪天被解雇，那也足以保障他能过得很好。
夏洛特的奶奶看着我的手，夏洛特看着我的鞋子。
夏天，斯科兹一家把一桶桶腌制品、青鱼、西瓜皮在人行道上一字摆开，带酸味的盐水泼洒在铺路石上，八个月后你还能闻到那股味儿。
老太太对夏洛特说了句什么。
——我奶奶问你是否愿意和我们一起吃晚饭。
——对不起，我还有事。
夏洛特翻译道，不必了。
从坚尼街出发，我还得走十五条街，要是再乘地铁，线路又太短。用本地话来说，我犯傻了。每到一个十字路口，我都左右张望，喜士打街、格兰街、布隆街、春之路、王子街、第1街、第2街、第3街。每个街区都像是异国他乡的一个死胡同。在便宜的公寓房中间，你能看到其他的父子店出售另行加工的家乡特产——他们的香肠或奶酪，烟熏的或盐腌的鱼，用意大利语或乌克兰语的报纸包着，由他们那些打败不了的祖母带回家。抬起头，你能看到一排排两间房的小公寓楼，那里有一家三代晚上挤在一起吃着教会施舍的糖，喝着饭后的利口酒。
如果说百老汇是一条河，从曼哈顿流到炮台公园，在车流、店铺和灯光中波浪起伏，那么由东到西的街道则是一个个旋涡，从那里，我们可以像树叶一样慢慢地转着圈子，从开始转到永远，这是一个没有尽头的世界。
我在亚斯特坊广场停下来，在一个路边报刊亭买了《纽约时报》的晚版。头版头条是一张修改过的欧洲地图，以雅致的点线优美地标出边境的细微变化。柜台后的老人白眉飘逸，表情和善，像随和的乡下大叔，让人好奇他在那里干什么。
——美好的夜晚，他说，大概是指他在女帽店橱窗玻璃上能看到的一点点夜色。
——是啊。
——你觉得会下雨吗？
我往东区的屋顶望去，那里的晚星如飞机上的探照灯一样明亮。
——不会，我说。今晚不会。
他笑了，脸色开朗起来。
我递给他一块钱，这时又来了一位顾客，在离我有些太近的地方停住脚步，我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我就发现卖报人的眉毛耷拉了下来。
——嘿，姐姐，这位顾客说。你有没有烟什么的？
我转过身，与他四目相对。看来，他在从失业走向失去就业能力的过程中，头发现在已长得太长，山羊胡也一团糟，却有着我们十四岁时那种专横的微笑和好奇的眼睛。
——没有，我说。对不起。
他摇摇头，然后歪歪脑袋。
——嘿，我认识你，对不？
——我想不会。
——当然，他说。我认识你，214房，萨莉·萨洛姆修女，我在E前面，除非在C后面……
他因为这个念头笑了。
——您认错人了，我说。
——没有认错，他说。你不是别人。
——给你，我把零钱递过去，说。
他举起双手，表示温和的抗议。
——我可没预设这样的条件。
他又为自己的用词笑了，朝第二大道走去。
——这就是生在纽约的问题，卖报老汉有点儿悲哀地评论道。你没法再逃往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