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进入了1998年，互联网在全世界掀起了一场汹涌的革命。在硅谷，互联网涌现投资热，在《一网打尽——贝佐斯与亚马逊时代》这本书里，有对90年代末期互联网投资疯狂与热闹的描写——
20世纪90年代末，网络从电脑极客领域演变成各大报刊的主打内容，当日交易者，还有头一次冒险进入了后来风行天下的网络空间的人们，后来都成了网络空间的常客。最终，产业变化和社会变化的大势成了人们疯狂崇拜的对象。这掀起了一股期权热潮，使那些理智的观察家都质疑自己是否判断错了。雅虎的估值远远高于迪士尼乐园，亚马逊又远超著名的西尔斯百货。在硅谷，创业家们以及支持者由于过度乐观和丰富的投资回报而喝得酩酊大醉，并举办了一个长达两年的大型聚会。投资是那么容易，机会无处不在，到处都漫延着加有菠萝的伏特加马提尼酒的芳香。
1998年，中国互联网也在快速发展。在这之前网络只是极客的天下，而在1998年，中国互联网正在进入一个全面兴起前的酝酿阶段，普通人开始对上网有了感觉。
好多人在那一年“裸辞”了。我是在很多年之后才学会了这个词，它指的是年轻人在没有找到下一个工作单位的时候就把现在的老板给炒了，不给自己留后路。后来，“裸辞”成了勇气的代名词。
我就是当年“裸辞”的程序员一名。除了我以外，第一代互联网创业者都在当时纷纷“裸辞”了，丁磊和马云辞得更彻底。《沸腾十五年》里记录：1995年，丁磊从宁波电信局辞职，按规定，这个时候大学生辞职要补偿国家培养大学生的费用，要交1万元。但丁磊没有那么多钱，只能提着箱子离开了单位，结果按照除名处置。同一年，马云向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提出辞职，第二天就借了10万元注册公司。他们比“裸辞”做得更进一步，一辞职就负债了。比“裸辞”更绝。
裸辞之后，我的路该怎么走？
熙熙攘攘的中关村里人头攒动，四通、联想、方正等一批中国IT行业的软硬件企业的楼散布在周边。那个时候，中关村还没有硅谷电脑城、太平洋电子城和海龙大厦，村里人沉浸在“攒机热”中。中关村除了“电子一条街”的名称之外，还有“骗子一条街”的称号，中关村的楼下就是熙熙攘攘的菜市场，从中关村一路穿行，会遇到一堆抱着小孩的妇女在兜售各种光盘，包括色情光盘。在这样的混乱中，中国互联网酝酿的是一场你追我赶的革命。
经历了在方正将近三年的打拼，经历了“飞扬”的出生和流产，经历了希望贡献想法到头来无人喝彩的落寞，我决心还是得靠自己来实现做互联网产品的想法。我心里那原本模模糊糊的中文上网的产品的想法这个时候已经变清晰了。不说那么多大道理，我带着方正的两个旧部搬到了中关村的一间出租房里，开始了又一次的创业生涯。
我又一次出发了。
革命都有流血牺牲。我们的房子极其破旧，两室一厅，水泥地面，没有窗户，白天也没有光，生活条件不容乐观，我理想中的“车库式”创业就这样正式开始了。这一年，我28岁，离我看到《中国青年》那篇年轻人创业的文章已经时隔十多年了。我进入了自己年轻时想象的场景。
但身处其中，想象中的美感立即降低了几个级别。
因特国风的办公室
3721创业之初
一起创业的人是我在方正的两个年轻的同事，是我在方正时招聘来的，还有我的新婚妻子胡欢。整个房子是朝北的，只有在我的椅子旁边有一个小窗户，因此白天也暗无天日，需要把灯全打开。这个暗室被后来的伙伴戏谑为“囚室”。我们住得很拥挤，晚上机器一搬一抬就搭床。很多人对我创业的艰苦感到不可思议，说：“哎呀，太傻了，这不是穷折腾嘛！”
那时候，我给两个员工定的工资是每个月1000块钱。为了让我安心创业，胡欢就离开了方正，进入另一家公司打工，以便能让我们每个月有更多固定的“口粮”。记得第一个月交完房租、扣完生活费后，还剩下3000元。我和胡欢一合计，给每个人发1500吧。这样，每个员工第一个月就意外地多得了500块钱，他们特别开心。那天我们也特别开心。
但是就算这样，我们的房子也住不了太久，团队后来又来了两个人，公司增加到了5个人，至少要一个三居室才能住得下。我为了搬家不搬家的事情纠结了很久。纠结的原因就是钱。我算了一笔账，如果我们留在中关村，房租就会从1500元涨到2500元，但是这1000元对我来说太贵了，我出不起。我们还是得搬家，一咬牙，我们从中关村搬到了郊区——北五环开外的马连洼的一处民居。
我们把客厅腾空，沿着墙壁摆放了一圈桌子和椅子。白天我们在客厅办公，晚上就回到卧室蒙头大睡。昏暗的房间里时间好像在疾驰，又好像是静止的，创业伙伴每天开发产品，忙得昏天黑地。他们白天忙着搞开发，没有时间吃饭。我就找了一个阿姨，每天给大家做两顿饭，这样大家就不用去下馆子了。我们在这套民居里住了很长时间，直到我需要注册公司，才搬离这处居民楼，去马连洼宾馆找了一个单间。
产品开发搞得不亦乐乎，公司再次遇到起名字的问题。我从来都对自己起的名字情有独钟，从“信心”到“飞扬”，所有过往产品的名字都是我想的。这一次重新来过，公司又该叫什么呢？我的想法是让中国的网民能够用中文上网，这既和中国文化有关系，又和互联网息息相关，“因特国风”四个字略带风雅，渐渐地在我心里浮出水面，这意境如同一幅中国水墨画。我自己很满意。于是，最终我们确定了公司的名字——因特国风软件有限公司，连宣传的口号我也想好了——因特网上中国风。我的想法很简单：中国人上网时不再以www开头，不用再输入斜杠和http，扔掉上网地址本，直接在地址栏里输入中文。
这是一个简单又朴素的想法。
资源匮乏是所有创业者创业之初面临的最大尴尬，想法有了，人员有了，甚至残破的办公室也有了，但是资金却捉襟见肘。没有服务器和带宽怎么办？没有办公电脑怎么办？没有更稳定的SCSI硬盘怎么办？还有，怎么筹集注册资本和人员工资？愿望是美好的，但是实施这个想法却要啥没啥，怎么办？作为一个28岁的创业者，我面临的问题实在太多了。
这时候，我在方正的老上司、性格温和的周宁现身了。他一向开明，对我创业的决定也很理解，就算我离职了，他也想方设法地帮我解决问题。知道我没有设备，也没有什么钱，他说：“方正系统集成公司有一个仓库，仓库里堆的全是卖不掉的废旧物资，你要是需要什么就过来逛逛！”我大喜，连忙说：“太感谢了！”后来，我欢快地跑到了这个废品堆里，看见这些电子垃圾随意地摆放在地上，布满了灰尘，我拿起来一件一件地看，视若珍宝。“这都是宝贝呀。”我说。于是，废弃的硬盘、光驱、旧键盘、一堆堆线缠在一起的鼠标都成了我的囊中之物。我把这些东西集在一起拖回了家。最后，我付了方正1500块钱，算是把这些废品买了下来。有了这些，我自己去中关村买了CPU和主板，攒了几台电脑——办公设备就这样七拼八凑地弄成了。
在我凑齐需要的电脑之后，员工就可以正式写程序了。但是服务器和带宽托管又成了我要解决的当务之急。员工的办公设备我可以想办法凑齐，但是这笔托管费用可是大头。正在我愁眉苦脸的时候，如有神助般我接到一个新华社的电话——新华社问我能不能帮助他们写一个邮件系统，我知道，这是“飞扬”时期的遗产在显灵了。
当时新华社想要使用邮件系统，想到能不能用“飞扬”系统去定制一个类似的。他们通过方正公司找到了我，问我能不能拿现有的代码改一改，给他们做一个邮件系统。作为交换，他们可以付我几万块钱。我当时正在挖空心思地各处筹借资金，心想：这一单正是雪中送炭啊，我正好可以顺便咨询一下他们能不能帮我托管服务器，解决我们的带宽托管问题。结果，新华社真的给了我一个机位，我用这个帮公司托管了服务器。
开发的日子无比枯燥，只有耐得住寂寞的人才能在寂寞里生如夏花。公司的名字有了，我们还需要为网站起一个名字。而这些网站是将来互联网用户要登录的网站，相当于我们的品牌，因此这个名字既要好记又要朗朗上口，我们格外重视。大家七嘴八舌地说着各自的想法。
“用因特国风的拼音怎么样？”
“太长了！”
“用InterChina怎么样？”
“用英文？这好像违背了中文上网的初衷吧！”
“那干脆还是用数字？”
当时有一个卖软件的连锁店，叫联邦软件8848，我说：“你看连珠穆朗玛峰的高度都被当成名字了。干脆我们也拿出乘法口诀表找一个数字吧！”
我们真的拿出了乘法口诀表，7749，8864，我们围坐在这张乘法口诀表的周围，捕捉着灵感。这样搭配起来的所有四位数全部被我们看了一遍，但是始终不知道用哪一个好，我急了，脱口而出：“不管三七二十一，咱们先起一个名字再说呀。”
“不管三七二十一？那就叫3721如何？”伙伴们灵光乍现。
这个好！伙伴们纷纷肯定这个绝妙的灵光一现。
最终我们的网站就取名为“3721”，后来这个名字就演变成了一个口号——
不管3721，中国人上网真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