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我已经执掌一家流量名列前茅的中国互联网公司。虽然当时我只有33岁，在外人看来可以说是志得意满，但是我的骨子里总是有一些不自信。
我当然希望能够建立一家充满革命创造力的公司，可以经受岁月长河的涤荡。我的价值观，也希望我生产的产品，能够为别人所用，影响和改变别人的生活。这是所有互联网创业者做企业的初衷。当然，作为一家互联网公司的CEO，我也梦想着去敲上市钟。不仅仅是为了一时的媒体聚焦，而是为了在纳斯达克留下一个印迹，以此证明获得了资本市场的认可。那是所有互联网人的梦想。
虽然内心想上市，但是那时的我对上市始终有一种恐惧心理。我觉得我英文不够好，跟西方人打交道不熟练。我一直在埋头拉车，没有站在一个高度去俯瞰互联网整个行业的状态。最大的问题是，我当时没有站在行业的角度评价3721于宏观处究竟处在一个什么位置。和别人比，我们的优势和劣势在哪里。
每一次IDG开会，都是关于创业的脑力激荡。在所有IDG投资的公司里，我一直不觉得自己是属于名列前茅的创业者。每次IDG一开大会，来的都是当当的李国庆、郭凡生这样的人物。他们每次上台就可以滔滔不绝地演讲，每个人都特别自信。我被IDG系的创业公司的气场给震慑到了，感觉自己来自第三世界，所以不太爱发言，也不太敢在这种场合说话，每次自动气短一截。
不仅如此，投资人在创业时对你的辅导态度，也决定着创业者本身的意志力。我之所以在那个时候感觉到一种莫名的不自信，也来自投资人在潜移默化当中给我的影响。到2003年，3721的成长已经超过了投资人的驾驭能力，互联网在当时处在一个极速发展的时期，即便是被认为成功的企业，也是在摸着石头过河，而行业本身的发展方向谁都不可能一下子说清。就连一直支持我的IDG也不知道到底应该对3721怎么办，大家对于行业的前景都很模糊。
其实回过头来看，当时的3721已经是站在互联网革命的前沿了，流量稳定，名列前茅。我记得当时有一家公司叫金融街，他们想上市，我们随便分发给金融街一点流量，就对它的销售增长有很大帮助。我还记得，当时雅虎（中国）也和我们合作。我分发给雅虎一些流量，轻轻松松就能给雅虎带来每天三四百万的流量。而当时雅虎自己的流量一天只有一百万。
但是当时外界有很多人并不看好我们，认为我们虽然收入高，但是模式前景并不好。但是谁的模式不是一步一步在市场上摸索出来的呢？我们自己并没有意识到流量的威力，内心深处被某种不自信给羁绊住了。我并没有意识到，只要有流量，可以借助流量做很多很强大的事情，包括开启一个新的业务——搜索。这种不自信，对于未来能够把公司做多大，是有阻碍作用的。
2003年，Google虽然尚未正式进入中国，但是已经开始了中文服务。当时中文搜索量最大的就是Google，百度还处于尚未起飞的状态。市场上当时还有一个雅虎，在中国一直不温不火。如果3721在这个时候转型，是有一线希望抓住搜索发展的机会的。但是，本来我就有一些不自信，加上那段时间外人对3721走向的众说纷纭，加深了我的疑惑。
在经历了和RealNames、CNNIC这些机构持续不断的商战之后，我心力交瘁，隐隐产生了几分退意。IDG此时如果出售几个公司，可以得到一个漂亮的投资回报率成绩单。好的退出业绩对于一家投资机构来说，就是一张A+的成绩单，它无声地证明了自己的眼光和实力。 而在我本身对3721的未来举棋不定之时，一些公司已经开始陆陆续续地找上门来和3721谈出售了。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被各方力量推上了变卖3721之路。
卖还是不卖？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就像是选择生存还是死亡一样艰难。这个问题在两个月的时间里深深地困扰着我。我经常焦虑不安，好像有无尽的黑暗在包围着我。好像我需要做出一个决定，是否要让自己的孩子去安乐死。这个时候我才体会到一个创业者对一家公司的感情，那种如同对自己孩子一般的由内而外的爱。那种一想到要离开，就有说不出的失落感。为了思考是否卖公司的事情，我去了美国两次，每次回来，我就觉得不能卖。正是因为我的倔强，我第一次和投资人王功权有了激烈的争吵。我们第一次拍了桌子，还朝对方大声喊叫。
这几个月对我来说就是灵魂煎熬，我不断地问自己，出售公司有哪些好处？又有哪些坏处？这种思考，对于一个创业者来说，是一种折磨。
在思考是卖公司还是自己接着干的同时，公司内部也在做各种技术测评。我们拿出各个技术指标和百度做着对比，最终的结论是，我们什么指标都比百度强，就是在搜索上比百度弱。而更迅速地超越竞争对手的方法之一，就是通过巨头对我们的收购，实现3721的超越，我也能在中国成就一份事业。
思前想后，想拿下搜索市场的心理和一种日渐浮现的虚荣心，促使我下了最后的决心——卖掉我亲手建立的3721。
此时买者已经络绎不绝。在雅虎找上门之前，已经有好几家公司找到了我，每家的出资额都非常可观。大家当时想买3721，其实都是看到了3721在企业级市场的出色表现。大家看到了3721的收入和企业用户的规模。当时互联网的各种服务都不怎么挣钱，所以大家都想在企业级市场方面挖掘机会。他们做大企业的品牌广告，挣中小企业的实名生意。能有这样的布局当然是最理想的，而3721则是一个被激烈争夺的对象。
第一个来找我的就是新浪公司。
因为出售公司的事情，我在硅谷和新浪的负责人见面了。他是一个非常风趣的人，很有意思。他当时愿意开出2000万美元来收购3721。这个报价看上去肯定不高，但是鉴于新浪本身的市值当时只有1亿美元，这样算来，新浪实际上是肯拿出自己20%的股权来购买我们，这样的价格已经显得诚意十足。新浪的股权比较分散，如果这单真的成交了，我将在一夜之间成为新浪的大股东。这样的未来，对当年还很年轻的我来说，很有吸引力。当年新浪的实力站在了中国互联网的前沿，公众影响力处于鼎盛时期，是一家众所周知的媒体互联网公司，成为它的大股东诱惑十足。我思前想后，认为新浪在收购意向的表达方面诚意十足，但是网络实名并不是新浪的业务重点。3721如果归在新浪门下，很难预测它的命运。新浪当时尽管已经开始推出新浪问答，这也是新浪的搜索产品——新浪爱问的前身，但是技术上也没有好过3721。如果出售3721，我肯定希望未来的拥有者和我一样重视它，鉴于此，新浪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我们也就没有和新浪接着谈下去。
新浪之后，我见到了搜狐的张朝阳。张朝阳英文名是Charles，我们之前接触并不多，而这次见面促成了我们的友谊。当年Charles已经在江湖里打拼了五六年，也经历过2001年的互联网泡沫、抵御过北大青鸟的恶意并购、和新浪的内容竞争等第一代互联网创业者经历的起起落落。经历过起起落落的江湖风云之后，我能感觉出他的淡然。他说话的风格是低沉平淡的，似乎没有什么波澜起伏，但是每一句话都充满了思考。
知道新浪对我们的报价，张朝阳对我说：“我可以把价格抬到3500万美元。”
当时搜狐的市值是1亿美元左右。这意味着，搜狐愿意拿出35%的股权来交换我们的资产。如此大的股权比例出让让我感动。但是，我的感动大于冲动。搜狐当时甚至尚未涉足搜索，而我也认为3721和搜狐的业务整合可能不会很顺利。我一心想给3721找一个最安全、最被宠爱的地方。
后来是阿里巴巴，它是给我们开价最高的国内公司。当时，在企业级市场，阿里巴巴的企业服务都被3721给击败了。因此，如果阿里巴巴把我们收购了，它将重新得到企业级市场的江山，这将弥补阿里巴巴当时的重大缺陷。当时阿里巴巴家底并不丰厚，但是竟然开出了比搜狐和新浪都高的收购金额——6000万美元。
马云对我说：“要是真收购你们，我还要专门去融一笔钱，还要去换股。换股之后，你的股份可能比我的还要多了。”
为了了解阿里巴巴的业务模式，我专门去了一趟杭州。当时的阿里巴巴还没有淘宝，也没有支付宝。我心想，阿里巴巴不就是一个销售公司吗，其实和我的代理商模式差不多，这也没有什么核心技术。当时的我并没有看懂马云的模式。
就在我受马云之邀在西子湖畔做客阿里巴巴时，雅虎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这并非这个全球互联网巨头第一次对我们抛出橄榄枝。然而，这一次是杨致远发来的传真，亲自表达了希望雅虎和3721签署排他性协议、一心一意地谈并购条款的意愿。
雅虎提出的并购价格是1.2亿美元。
本来，我对卖不卖公司还持有一种迟疑的态度，但是雅虎的出现让我倍感兴奋。雅虎的热情让我想起了之前Google的冷漠，对中国市场的冷淡，还有在硅谷施予我们的那一幕。这一热一冷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除此之外，雅虎还有一些让我难以抗拒的理由。第一，雅虎已经进入中国市场几年了。虽然做得一般，但是已经形成了一套在中国做事的方法，也拥有一个团队。第二，雅虎在全球是一个如日中天的品牌，它是在互联网行业开天辟地的企业，拥有世界领先的技术。第三，雅虎开出了一个比任何国内企业都要高的价格。当时领先的中国互联网公司市值只有1亿美元左右，雅虎的开价甚至超过了一些公司的市值。
很多事情，行为加强动机。虽然我并没有下定决心出售3721，但是关于卖与不卖的谈判进行得多了，要卖掉的认知已经不知不觉地被加强，尤其是当一些公司愿意开出比市值还高的价格来购买时，这在无形中让人的虚荣心开始膨胀。这个时候，无论是自己还是外界，都会认为所谓的天价收购是对你价值的肯定。
雅虎的技术让我心动。而3721对于雅虎，也有价值。尤其是，3721的一个潜在优势是ICP牌照资源。1999年雅虎进入中国时，借用的是北大方正的ICP牌照。尽管绕开了政策限制，但借用毕竟不是长策。而收购拥有网络实名技术的3721公司，可以让雅虎轻松跨越技术和资源方面的壁垒。
我开始了谈条件的各种繁复程序。有一家香港的公司为我们谈判。最后的过程就是讨价还价、死磕协议条款，讨论财务与利润的考核细节。整个过程，殚精竭虑，视死如归。我对和雅虎的合作饱含期待，为了这一点，我犯了一个非常幼稚的错误——我放弃了对公司的控制权。我还没有意识到这么做会带来怎样严重的后果。
按照协议，我将出任雅虎中国区的总经理。但是，失去公司控制权的安排，也让这个职位陷入了形同虚设的危险当中。
在焦头烂额地签订收购协议的过程中，媒体为这次收购打了一个标签，认为这是中国的互联网公司卖出了一个“天价”。
在疯狂忙碌之后的平静当中，我们在香港签署了收购协议。当时的媒体记载历历在目——
随着中国加入WTO后各种承诺的兑现，搜索行业的整合故事即将上演，而雅虎购并3721之举，只不过提前透出了“山雨欲来”的个中症候。
11月20日晚，3721董事长周鸿祎和主管国际业务的副总刘千叶一行，搭乘19:20到22:55的KA903次航班，秘密飞抵香港，行色匆匆地下榻到位于太古广场Conrad超五星酒店。之后，雅虎高级副总裁John Marcom、雅虎北亚区副总裁兼董事总经理关重远和北亚区互联网事业副总裁卢大为等人亦赶至现场。
紧张的谈判随即展开，直至第二天下午，基本条款才告达成。此后，双方特意将签约时间定格在11月21日3点7分，签约地点则选在香港铜锣湾希慎道10号新宁大厦2802室的雅虎控股（香港）有限公司，周鸿祎和John Marcom是最后的签字人。
雅虎将以现金1.2亿美元收购香港3721网络软件技术有限公司的股权，并与北京3721科技有限公司结成技术同盟。3721香港公司仅是一个向北京3721提供技术的公司，而北京3721拥有ICP牌照，并且仍将运作具体业务，并在股权上保持独立。收购完成后，3721香港公司将作为雅虎的全资子公司，继续运营原有业务。按照惯例条件，交易将在明年第一季度逐步完成。
意料之中的是，周鸿祎于双方合并后并未全部卖出股份，还将是公司股东和管理层之一，至于赴雅虎中国任职一事，则无定论。 此外，3721香港公司两大风险投资商IDG和JAFCO均将全部套现退出，获利达数倍之多。
这一刻，没有镁光灯的闪耀，也没有香槟庆祝，然而双方都将这一刹那视为自己的胜利。
(1) 根据胡欢回忆，即便在得到融资之后，3721也没有租昂贵的嘉里中心，而是找了便宜的和乔大厦，原因是他们之前遭遇过重大的现金流的打击，这让他们对现金流把控得特别严格。胡欢离开公司前做了一年半的预算，但是职业经理人很快就花完了。后来的职业经理人对他们最大的伤害就是再次把公司的钱花光了，让他们再次经历了生死考验。选择和乔大厦是因为它既靠近朝阳的商业环境，又相对便宜。
(2) 部分内容参考《CNNIC的手》 ，发表于2001年11月7日《知识经济》，作者刘韧，高剑巍。
(3) 根据胡欢回忆，多年来，她和周一起创业，对于压力其实已经习以为常，但是真正让他们难受的是打着政府旗号巧取豪夺的机构。虽然RealNames事件和CNNIC事件时间上有些重合，但与RealNames是正常的市场竞争，虽然压力巨大，并没有那么愤怒。但是对于后者，却有由衷的愤怒。
(4) 根据胡欢和当时3721的COO刘千叶回忆，当时开始做这轮融资的时候是2001年年初，这项融资整整谈了一年。为了顺利拿到钱，3721做的是降价融资，就是比上一轮的价格要低，给了新投资人价格上的优惠。然而，3721千盼万盼的资金却迟迟不到位。当时周对融资已经感觉死心了，决定要靠自己，去市场上挣钱。到2001年10月，3721已经实现了正现金流，投资人又重新来找他们，融资协议才签订。这个时候3721已经不太需要融资了，但周还是按照当时早已谈好的价格进行了签约。在这种情况下，进行低价融资还是做了很大的让步。由于是按照前一年的价格做的降价融资，所以按照协议，团队应该给以前的投资人进行反稀释。IDG等投资人因为了解公司的情况，知道周不一定要接受这笔钱，完全是为了公司的资金储备而决定接受。所以，他们并没有提出要执行反稀释。而周决定拿出自己的股份，对以前的投资人进行了反稀释。因此，周个人的股份就大大稀释了。
(5) 根据对王功权的采访，当时IDG投资的项目很多。对于3721是否退出，IDG并没有特别的意见。
(6) 根据胡欢回忆，周在反复思量之后，决定不卖给雅虎，并且把这个决定告诉了董事会。而包括IDG在内的风险投资人，都表示出了宽容，说：“鸿祎，你来决定，无论什么决定我们都支持你。如果你不想卖，咱们就把公司继续做下去。”雅虎香港的David Lu受雅虎之托来找他谈，问他为什么不卖了，是因为价码不够高，还是有别的原因，或是因为是自己创建的公司就死活不舍得卖。只要不是最后一种情况，别的都可以谈。周想来想去，直觉是不要卖，但是也没有什么有说服力的理由。去杭州之前，王功权拉着他苦口婆心地谈了一次，终于让他下定了卖掉公司的决心。他刚刚出差到达杭州的酒店，雅虎的传真就追了过来。他就这么把公司卖掉了。
(7) 周当时已经决定接任雅虎中国总经理，只不过媒体此刻还并不知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