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爆发了，英国处于战争状态。我在圣诞节前同阿尔奇匆匆成婚，并到医院参加了工作。
在医院的药房工作期间，我开始构思一部侦探小说。自从麦琪以话相激以来，这种创作欲望一直埋藏在我的心底，而且目前的工作似乎又给我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药房工作有时忙碌，有时闲暇，不像护理工作总闲不下来。有的时候，我整个下午独自一人坐在药房里无事可干。当各个储备瓶都已经灌满备齐之后，就可以随心所欲，想干点什么都可以，只是不得离开药房。我开始考虑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写一部侦探小说。我的四周都是毒品、药品，也许应该写投毒案的题材。我构思了小说的主要情节，反复斟酌，觉得还满意，就最后定了下来。于是开始构思故事中的人物。谁将是受害者？投毒者又该是谁？发案的时间、地点？投毒的方式、起因？以及其他各方面的问题。谋杀最好是发生在家庭内部，也就是说，是骨肉相残。当然还要物色一位侦探。只是我笔下的侦探一定得与福尔摩斯不同：我要自己塑造一个人物形象。还要为他物色一位朋友作为陪衬。这倒是不难做到的。我转而构思其他人物，谁该是受害者？丈夫会谋害他的妻子——这似乎是司空见惯的谋杀案。我完全可以写一个为了不寻常的目的而进行的奇特的谋杀案。但这从写作艺术上并不使我感兴趣。一部好的侦探小说，成功的关键就在于把故事中的人物写得模棱两可。既像是罪犯，又由于某种原因使人感到不像罪犯，不可能有此罪行，尽管的确是他（她）所为。为此，我感到怅惘，只好将此搁置一边，去配制两三瓶次氯酸洗涤液，这样第二天就有更多的空余时间。
我就这样冥思苦想着，逐渐理出了头绪，一个谋杀者的形象日渐清晰。他看上去就该是阴险的，留着黑色山羊胡子——那时在我看来，山羊胡子就是邪恶的象征。当时，我结识了一对刚搬到我们邻近的夫妇。男的留着黑色山羊胡子，他的妻子比他年长，而且非常富有。我觉得这一对夫妇倒是可以作为小说人物的雏形。我反复思忖着，这样处理未尝不可，但是并不十分令人满意。我敢肯定，这个男子永远也不会杀人。我抛开了这个念头，决心不再从现实生活中找人物的原型，一定要自己塑造人物，倒是可以在电车上、火车上或者饭馆里偶然见到的人物雏形，创造出自己的人物。
第二天，我在电车上果然碰见一个我要塑造的人物：一位下颌蓄着黑胡子的男人，他坐在一位老妇人的身旁。老妇人喜鹊似的叽叽喳喳个没完。那个女人并不中我的意，那个男的却是再合适不过的了。离他们不远的地方坐着一位身宽体胖、精神饱满的女人，正在高声谈论着卷心莱。我对她的相貌很感兴趣。要不要把她也写进去？下车后三人的形象仍然萦绕在我的脑海里。我沿着巴顿大街走着，嘴上不停地嘟囔着、就像我儿时跟基顿一家做游戏一样。
不久，几个人物的雏形脱颖而出了：一位精力充沛的女人一一我甚至为她取好了名字：伊夫林。她既可以充当一个穷亲戚，又可以充当一个料理园子的女人或者是家庭女佣人。不管是什么，这个人物就定下来了。另一位就是长着山羊胡须的人。我感到除了他的黑山羊胡子外，我对他仍然缺乏更进一步的设计，这远远不够。也许这些就足够了，因为人们只能从外表观察他，所以能看到他的只是他的外在表现，而无法了解他的真面目。至于他谋害年长于他的妻子的动机，那是为了金钱，而不是她本人有什么不足之处，所以他的性格特征也就无关紧要了。紧接着，我又增加了几个人物，儿子、女儿和侄子，必须要悬念迭起。一家人要组合很自然。
我把这些人物暂时放置一边，开始考虑侦探。只有一个侦探——夏洛克·福尔摩斯，是我永远也不能超越和效仿的。阿塞尼·卢品——他是罪犯还是个侦探，也说不清楚，不过，他不是我要写的那种侦探。《黄屋之谜》中有一位年轻的新闻记者鲁莱塔比尔，这倒是很像我要塑造的侦探。那么我应该物色一个什么样的侦探呢？学生吗？侦破这样的案子对他难了点。科学家怎么样？可是我对科学家又了解多少呢？我忽然想起了比利时难民。在我们那个教区侨居着一大批比利时人。他们初来的时候，当地居民很同情他们，对待他们非常热情，纷纷将家里的仓房布置上家具让他们住，尽可能使他们生活得舒适。可是，比利时人对这些善行似乎并不感恩戴德，抱怨这个，埋怨那个。这些可怜人身居异乡感到惶恐，英国人不喜欢他们这样。移民中大多是疑心很重的农民，不愿意别人邀请他们出来喝茶，也不喜欢陌生人的突然来访。他们喜欢独处，与世人隔离。他们要蓄钱，开一块菜园，按照祖传的方式浇水施肥。
为什么不让一个比利时人来作书中的侦探呢？移民中各式人物都有，为什么不可以是一个已退休的警官？天哪，我犯了一个多大的错误啊：其结果是，我作品中的这位侦探到目前为止已活了一百多岁了。
就这样，我决定塑造一个比利时侦探的形象。我让他逐步进入自己的角色，先是作过检查官，懂得——些犯罪知识。
当我在清理我卧室里的杂物时，我自言自语道，我笔下的侦探一定得是一个精明、利落的矮子。在我的脑海中已清晰地．形成一个干练的矮子，总是在整理东西，喜欢什么东西都成双成对、方方正正。他足智多谋，思路明晰。给他取个什么名字呢？埃尼尔斯？这名字倒不错。他的姓氏让我费了一番脑筋。最后采用了波洛这个姓。我不知道怎么会让他姓波洛，也许是他忽然跳进我的脑子，要么就是在某张报纸上读到过这个姓。后来我终于把他的名字定为赫尔克里·波洛。感谢上帝。
现在我得给故事中其他几个人物取名字，不过他们的名字就不那么重要了。阿尔弗雷德·英格索普斯，这名字与黑山羊胡子挺相称。我又加进了几个人物。其中有一对漂亮的男女，夫妻间有些隔阂。接下来考虑的是故事主线以外的分枝——虚设的线索。和许多初学写作的人一样，我在故事中加进了过多的情节，设置的虚假线索太多，这不仅给作者剥离那些虚假的线索带来困难，而且读者读来费解。
一有空闲，小说零零碎碎的片断就在我的脑际徘徊。我设计好了开头，安排妥了结尾，中间那一大块却不是那么容易填满的空白。我让赫尔克里·波洛露面的时候显得自然，顺乎情理。可是别的人物呢？怎么样安排他们出场？这仍然是一堆理不顺的乱麻。
我在家里时总是心不在焉。母亲不住地追问我为什么对她的问话置若罔闻，或答非所问。我不止一次地织错了姨婆的毛活；该做的事情都忘了去做，好几封信都写错了地址。我终于自信可以动笔了。我将自己的写作计划告诉了母亲。她像以往一样深信她的女儿无所不能。
“呃？侦探小说？那对你的生活一定是一个美好的转折。
那你还不赶快动笔？”母亲说。
我难得有大块的闲暇，只能挤时间。我仍然保存着麦琪曾经用过的那部打字机，每写完一章就用打字机打出来。我完全陷入了创作的亢奋之中，从中得到了乐趣。但是我渐渐地感到疲乏和烦躁。我发现这也是写作引起的。书写了一半就陷入了困境，错综复杂的情节搞得我不知所措，难以驾驭。就在这时，母亲向我提出一个很好的建议。
“写了多少了？”她问我。
“大概有一半吧。”
“你最好离开家去休假。这样就可安安静静地写完后半部分。”
我想了想，要是有两个星期专心写作，没有人打搅，那可是再好不过的了。
“你打算去哪儿度假？”母亲问道，“达特穆尔吗？”“对，达持穆尔，就去那儿。”我兴奋极了。
就这样，我去了达特穆尔，在莫兰德旅馆订了一个房间。这家旅馆很大，许多房间都空着，客人寥寥无几。我几乎没有跟任何房客来往，以免分散我写作的注意力。我每日上午都埋头疾书，直到手臂酸痛为止。接着是午餐，边吃饭边看书，然后去沼泽地散步，在那里消磨上两个钟头。从那时开始，我爱上了沼泽地。散步的时候，我口中不住地自言自语，排演着将要写的那一章，时而以约翰的口吻对玛丽说话；时而又扮演玛丽跟约翰交谈；时而又以艾弗琳毕恭毕敬的口气向她的老板汇报，不知不觉中进入了故事情节。我回到旅馆，吃罢晚饭倒在床上，一睡就是十二个小时。第二天一早醒来，就又满怀激情地投入写作，直至午餐。
在这十四天的假期里，我写完了后面几章，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就此定稿了，我又将第一稿中的大部分，尤其是纷繁盘错的中间部分重新改写。最后终于完成了全书。自己感到比较满意。基本上达到动笔前的设想。我觉得还可以改得再好些，但又不知道从何处下手。我将写得比较呆板的几章改写了一下。书中的玛丽和约翰因夫妻不和而离异，到了故事结尾时，我又让他们破镜重圆。这样做是为了给故事染上浪漫色彩。就我本意来说，我讨厌侦探小说中插入爱情故事，认为它是属于浪漫小说的，推理性小说中掺进爱情成分未免不协调。不过在当时，侦探小说中总要有些爱情插曲——我也只好随波逐流。我请人用打字机打出一份清样来，当我觉得全书无可改动时，就寄往一家出版商。不久我就收到了退稿。没有附加任何说明。退回的稿子整整齐齐，一点皱格都没有，显然是没有谁阅读过。我对此并不感到意外——这是意料之中的。我把稿子重新包奸，寄往另一家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