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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插柳学诗

日本以杀人盈野得土,不能以杀人盈城治民,笨手笨脚地做了些“宣抚”的工作,例如巡回放映电影,定期作医疗服务,平时日兵外出不再佩带刺刀,对在外酗酒闹事的日兵加以处罚等等。如此,兰陵又逐渐成为人烟稠密的大镇。

逃难才发现我家亲戚真多,处处有地方落脚。但是抗战长夜漫漫,母亲带着两个孩子望着兰陵游牧,渐渐撑不下去。游击队互相碰撞,咬啃,由拔毛到摩踵,十二支队无声无臭解体消失。那些爷们叔们黯然还里,抗战必胜的信念依然在,但是只能先作顺民,且盼且等。

我们回家以后,插柳口的疯爷派人来请父亲一谈。疯爷管理进士第,要应付各式各样的人,有些来客,你若交给看家的护院的去接待,对方会觉得受到藐视;如果疯爷亲自出面,又可能缺少转圜的余地。他希望我父亲能在中间缓冲一下,父亲和疯爷血缘甚远,但外人看来总是疯爷的侄子,代表性大一些。

疯爷有两位女公子,都是正该读书的年龄,疯爷不愿意送她们进兰陵小学,议定由父亲教她们论孟。父亲在进士第正式的职称该是家教,也就是“西宾”。

那时我已失学日久,父亲对我的教育问题甚为忧愁。他老人家认为我不受教育就没有谋生的能力,我没有谋生的能力就无法接棒照顾下面的弟弟妹妹,所谓儿孙自有儿孙福,只能在父母力所不及之时用来强自宽解。所以父亲立刻答应疯爷的邀约,待遇厚薄在所不计,但是他希望疯爷也花费工夫教我一些功课。

“我只能教他唐诗。”疯爷说,“教他住到我家里来,我早晚空闲的时候指点指点他。”

父亲有一独到的见解,认为疯爷根本不疯。疯爷之沉湎于酒,胡言乱语,乃是身处乱世、效古人佯狂避祸。疯爷或不能继承家学,可是郑康成家的牛识字,张天师的狗能腾云驾雾,疯爷是进士衍公的爱子,受衍公亲口调教,肚子里一定有些东西。

至于那个“汉奸领袖”的头衔是怎么回事?那是日军入据兰陵的第一年,看见高粱越长越高,就下令把公路两旁、步枪射程以内、所有的高粱一律砍掉。吾乡那时每两年有三季收成,同一块田,先种小麦再种黄豆,收两次,可是年来就只能种一次高粱、收一次,砍掉高粱,许多田家全年的收益就落空了。那时兰陵的社会秩序尚未恢复,乡人苦无管道可以请命,怂恿疯爷出面。这位二少爷世故阅历究竟不深,慨然亲赴“大日本警备队”陈说一番,要求把命令改成明年不许在公路两旁种植高粱。日本正要网罗士绅,对疯爷颇为客气,高粱可以不砍,但是要疯爷负责护路。疯爷在形式上组织了护路队,暗中派人向各路抗日人马游说,请他们务必高抬贵手,一切军事行动延至高粱收成以后。

幸而平安无事,但功过难有定论。有人劝疯爷:抗战不惜焦土,几棵高粱又算什么。疯爷反问:焦土以后,谁给游击队送给养?依游击战的理论,游击队是鱼,老百姓是水,鱼在一片焦土上能活多久?高粱收成时,有人到进士第放鞭炮,也有人扬言到进士第丢个炸弹,眼看出头的椽子要烂。十二支队这才夜袭插柳口,釜底抽薪。

疯爷重来,日军已把当地的行政组织和保安系统建立完成,疯爷这才以无用之身摆脱日人的纠缠。“大日本警备队”的翻译官告诉他,在日人的档案里,他是“游击队领袖”。疯爷啼笑皆非。游击队说他是汉奸领袖,日本人又说他是游击队领袖,他成了照镜子的猪八戒。若是把“汉奸”和“游击队”存而不论,剩下两个“领袖”,又未尝不可以自我陶醉一番。

我觉得疯爷此人有些可爱,欣然跟着父亲去见他。

兰陵西郊有一道高垄,志书称之为温岭,据说兰陵因此得名。

进士第建造在温岭北面的大平原上,温岭的地势未尽,潜入地下,伏脉百里,再起山峦,据说风水极好。进士公和他的哥哥秀才公在此建造宅第,自是经过一番选择。这地方原有几户人家,两条道路,俗名岔路口。进士第遍植垂柳,改名插柳口。插柳成阴,其中应该也有寓意。

建造进士第所用的青砖,据说是特别订制的,整齐坚固。动工前两年先买下木材,等它充分干燥,不致弯曲变形。整个建筑追求朴实谦和,含蓄谨慎,让人看了心定气平。

但是,这一切深谋远虑都无法面对战争。日本军队来了,未到插柳口之前,先朝进士第开了一炮,进驻插柳口之后,在老进士书房喂马,临走放一把野火,留下半片废墟,把进士公气得撒手西归。

我来进士第时,先走过一座小桥,再来到一片广场,广场之南是一个大水塘,乡人管这种水塘叫“汪”。汪的四周全是柳树,长条摆来拂去,和进士第南北相对。

进士第的金匾仍在,但大门已用砖封死,大门左边加盖了一片草房,辟有侧门,由此出入。里面是一进又一进四合房。主房正厅叫“拙笑轩”,被日军的炮弹击中,断砖破瓦中还能看见“拙笑”两个大字。衍公治印的房间叫“木石居”,屋顶烧毁,残灰犹在,不见一木一石。疯爷的书房叫“壮回堂”,连个残迹也找不到。

当年造屋,屋顶全凭木材架构,转眼可以烧光,承受屋顶的四面墙却依然棱角整齐,墙面粉刷的泥灰也不脱落,这是建屋工料考究,为子孙后代立业。虽然有一半的房屋焚毁了,但是这些墙壁作成的框架屹立,使人仍然能感觉到进士第的气派,尤其夜静月明,我几乎产生时代错觉,以为进士第犹在当年鸠工建造之中,天晓以后,有大批工匠来,为这些未完成的房屋继续施工。

自乾隆以下,兰陵王氏出了五位进士,衍公在光绪戊戌科得中“赐同进士出身”第三甲第一名,是兰陵最后一位进士。衍公奉任命在吏部做官,发现了政风的败坏。庚子之役,北京被八国联军攻陷,衍公没有追随慈禧一同逃难,趁此机会带着庶出的疯爷返回故里隐居,从此绝意仕进。

光绪戊戌是一八九八年,衍公中进士,庚子之变是一九○○年,衍公还里,疯爷是在这两三年间出生。我一九四一年来插柳口受教,疯爷大概四十岁。

我到他家里来念唐诗。在这四围荒乱破败中,疯爷撒下手里的种子。

居家的疯爷和在十二支队的疯爷判若两人,他反应很快,很坦率。

他说:“你写几个大字给我看看。”

我写了“柳絮因风起”五个字。他告诉父亲:“教他写九成宫吧。”

他想了一想,“除了写欧,还可以写写八分。”他断定我的楷书难以出色,习八分以为救济,将来有人找我写字,可以用八分应付。“八分接近楷书,比楷书容易藏拙。”

习字,他老人家规定要悬肘、用中锋,而且握管要牢,别人无法从你手里把笔抽去。这个姿势很苦,几天下来,手指麻木,肩臂后颈都酸痛。我很纳闷,疯爷处处不拘小节,何以有“坐科”、“穿小鞋”式的书法教育。后来他说,中锋和悬肘始能训练出大书法家来,他的老太爷就是这样教他的。

习字的课程既定,接着选诗。最流行的本子《唐诗三百首》为他老人家所不取,他指定念《古唐诗合解》。诗必盛唐,不必费辞,与古诗合读是明其源流大势。《合解》和《三百首》有一个很大的分别,元微之的《悼亡》、李商隐的《无题》、白居易的《长恨歌》都没有选,倒是“应制”、“奉和”的作品收了不少。疯爷是性情中人,授诗却如此之有欠“浪漫”,也出乎我的意料。后来他说,感伤、纤巧难成大器,他家老太爷也是这么教他的。

课程安排妥当,疯爷对我父亲说,最好的老师当然是他家老太爷,他自问不够资格,无奈别人比他更差劲儿。这孩子(指我)也只有认命了!——依当时乡人的清议,这话就是疯话。

那时物力艰难,我们拿搓绳子用的苘麻扎成刷子,再修剪成笔,蘸了清水,在方砖上写大字,斗大的字,上午写三百个,下午再写三百个。疯爷强调大字重要,大字写得好,小字才会好。我用毛边纸写手掌大的字,写一张又一张,在字里行间写小字,由龙眼到蝇头,大大小小,不计其数。

教会请我用大楷恭录经文,供主日礼拜时全场朗诵之用,经文用白话译成。疯爷看见了,立刻有意见,他说练字必须写文言文,而且要极好的文言文,习字才会进步。若是他发现我有一丁点儿进步,就特准我使用他的宣纸,以示鼓励,那时,在家乡,宣纸是珍贵的东西。他说,毛笔字要写在宣纸上才好看。

那时,在进士第,只能以客厅一角做我的书房,有时疯爷一面会客一面监察我的功课,每见我习字出现败笔,就从旁提醒:“用中锋,用中锋!”有一次,一位客人为我缓颊,从旁说:“苏东坡写字不用中锋。”疯爷立刻说:“苏东坡怎么能学!”又一次,客人指出黄山谷写字不悬肘,疯爷也急忙说:“黄山谷怎么能学!”

虽然疯爷看出我天资平庸,对我仍然一片培植之心。那时吾乡,写春联是一年大事,疯爷居然要我写进士第全部春联。我吓慌了。他亲自指导我,完成以后,我自己觉得长大了不少。回想起来,他是要我增加阅历,提高信心。疯爷果然不疯。

学书,黄山谷不能学,苏东坡不能学;学诗,袁子才不能学,吴梅村也不能学。那时我迷上吴梅村,王渔洋,黄仲则,苏曼殊,从外面带些“杂书”回来偷看,有一天给疯爷逮住了。他拉长了脸说:“这个不行的,大大的不行的。”这句话是日式华语,当时占领华北的日人挂在嘴边,中国人学来当笑话。他老人家这么说,可能是为了冲淡语气中的严厉。

疯爷所立的原则高峻之至,可是另一方面他又相当马虎。读诗,有些句子不懂怎么办?他说看小注,看了小注仍然不懂呢?那就由他去!有一次,我不懂“座无尼父为师少,家有元方作弟难”,请他解释,他说:“这还用解释吗,尼父显然是个了不起的老师,元方显然是一个了不起的哥哥!”后来他虽然补充了几句,告诉我尼父是孔子,元方是陈元方,但他认为这些并不重要。

说他不求甚解吧,他又把一句诗分析得十分精微。我背诵杜甫咏昭君的一首七律,恰巧被他听见。我说,“千山万壑赴荆门”,他说,“不对,你会把杜甫气死。”我急忙打开书本查看,书上印的是“群山万壑”。你想想吧,所谓群山,不过十座山八座山,十座山而有万壑,平均一山千壑,可见山是大山、高山、深山,很有气势。倘若是千山万壑,一山只有十壑,山就小了,零碎了,气势就不同了。

他老人家解诗,总是把深奥的诗句弄得很简明,又把浅显的句子弄得很复杂。“行去已无沽酒店,宿处多傍钓鱼船”,这两句诗并不难懂,已无沽酒店,表示没有商店市集,多傍钓鱼船,表示没有房屋人家,一番荒凉景象。可是他老人家说,“行去已无沽酒店”是无计忘忧,“宿处多傍钓鱼船”是到处有费尽心机争功攘利的人。那么诗人旅途上的实际景况如何?到底有没有沽酒店、钓鱼船?他说,这两句诗好就好在写的是实景,不是勉强编造出来。他说杜甫回到残破的家乡,见“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也是实景,也写出另外的东西,画棋局,表示老一辈将世事看淡看破,作钓钩,表示年轻人的心态正好相反。

还有一次,我念“花近高楼伤客心”,他走过来听见了,问:“花近高楼为什么伤客心?”我瞠目不知所对。他教我念下一句,下一句是“万方多难此登临”,他忽然兴奋,连说:“这就对了!这就对了!”他说,若按常理陈述,乃是“万方多难伤客心,花近高楼此登临”,老杜调动了一下。

为什么要调动?是不是为了平仄?“平仄算什么!”抽完一锅烟,经过一番沉吟,他指出,“花近高楼此登临”全句是实,为小境界,“万方多难伤客心”全句是虚,为大境界,一句太重,一句太轻。调重之后,每一句都半实半虚,两句诗彼此互相呼应,这就有了起伏也有了气势,这才是诗。

疯爷常指名批评同时代的诗人,说某人只能算个“韵人”,韵人是押韵的人,那种人做出来的诗只能称之为“韵语”。等而下之,某人做出来的东西只是“签语”,那种人也自称诗人,其实是庙里管抽签的道士。当然,被他批评的人会说,“他又发酒疯了!”

疯爷事先说过,他不照课程表授课,他只即兴指点,而他来去飘忽,每每留下奇想妙语。例如,我念“僧言佛壁古画好,以火来照所见稀”,他正好走过来,插入一句:“他是近视眼!”我念“欲回天地入扁舟”,只听得笑声中一句:“他晕船!”我念“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他说,这两句诗极好,可惜用了个“残”字,很刺眼,受了这个字的连累,不如“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风行。

疯爷兴致勃勃地教我作诗,等我记熟了“平平仄仄平仄平”,等我能分辨一东二冬,等我知道“天对地、雨对风”,就开始试作。

我的第一首作业并不是律绝,而是仿照古风的写法,把插柳口进士第描写了一番:

绿柳千条不见鸦,春江水暖燕子斜。小桥过后有人家。

西垄地脉迤逦来,华堂广厦倚势开。熏风阵阵拂长阶。

麦浪卷地地连天,汪洋万顷一楼船。垂柳如帘掩映间……

疯爷仔细看了,表示“华堂广厦倚势开”一句不好,他尤其不喜那个“势”字。进士第高耸沃野之中,麦田一望无际,“麦浪卷地地连天,汪洋万顷一楼船”本是实际情形,可是疯爷不喜欢这个比喻,连问:“你怎么想到海船?”他更指出不该用“卷”字。

回想起来,言为心声,我反映了对生活对前途的不安定感,而疯爷的品位倾向“云霞出海曙”,排斥“海日生残夜”。不过那时疯爷只是淡淡地说:“你现在写古风,太早了。”

进士第后面种了很多柿树,秋天树叶变红,引人心惊,我常在林中胡思乱想。有一天要交作业,就拿来写了:

不种松林种柿林,秋来先有岁寒心。

律绝限制多,像赤足在碎石路上行走,处处都是障碍,我只得两句,下面再也做不出来。这两句,疯爷也不以为然。冬天还远,柿树就用红叶发出警报,见机很早,然而还是站在那里把叶子掉光了。这一点“诗思”,疯爷毫不客气地指出“太薄”、“无福”。

我这才知道,作诗之难,并不仅仅是声律问题。

一天,我写了一幅字,自己觉得不错,就贴在桌旁壁上,这幅字写的是一首唐诗: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疯爷本来不注意,客人提醒他,如果日本人来了,看见这样一首诗贴在这里,可能曲解为宣传反日。这种话有人说出来,疯爷当然宁可信其有,命我立刻撕下来烧掉。这是我第一次触及诗的政治禁忌。

接着我读到戴名世的《南山集》,当然要瞒着疯爷。这本书用新式的铅字印刷,书前有人写序,细述戴名世怎样因文字死于大狱,我才悚然知道文字有这么多这么大的风险。

等我知道“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足以抄家灭门时,我学诗的念头一度完全消沉下去了。

兰陵有位潘子皋先生,是疯爷的诗友。潘太太朱凤瑞女士在兰陵小学教书,是我们的老师,因此,我们对潘先生也事以师礼。

潘氏夫妇原籍山东济宁,因争取婚姻自由出走。据说他央松爷(王松和)介绍,把自己写的字寄给衍公看,由衍公通信指点。后来,潘要求拜衍公为师,穿短衣、背书箱来插柳口,见到衍公,立即跪下行了大礼。

潘先生由是在兰陵定居。回想起来,潘氏很懂得怎样在异乡生存,他攀上当地一位大老,该地的少壮精英全成了平辈,“人离乡贵”,的确是一着高棋。潘太太矮矮胖胖,和和气气,外表憨厚而内心精明,更是具备了做异乡人的条件,给丈夫很大的帮助。

潘先生在吾乡算是“生有异相”,他的脸形瘦长,宽额,尖下巴,鼻梁挺直,皮肤在白润中隐隐泛青,加上身高臂长,露筋露骨,一见之下,可以判定他不是农人,不是商人,也不是军人。还有,他不是本地人。他,也许是天生的文人、诗人、艺人吧?他,也许正合做一个清客。

潘老师的见识高,他尊衍公而习唐隶,示不同流俗。他出入高明之家而挂牌作中医,示不寄食。他在最热闹的“大街口”有两间门面,整日镇坐,客人比病人多,写字比处方多,当时局势复杂,敌伪匪顽都向他伸出触角。他不动声色,写核桃大的行草养气,一张纸比桌布还大,信手挥洒密密麻麻。仔细看,主张抗战的人来了他就写“干城同抱寸心赤”,主张和平的人来了他就把纸张换一个角落,写汪精卫的“经霜乔木百年心”,鬼子兵来东张西望,他也即兴写“武运长久”,等鬼子兵走了再撕下来点火。

我在疯爷和潘师之间做“诗使”,往返传递稿件。当兰陵附近的树木被乱兵砍光的时候,潘先生写了一首《伤伐林》,末四句我还记得是:

可怜栋梁材,竟委灶炉中。

不闻风萧瑟,但见月朦胧。

我很爱读。潘先生写诗,不过是凑疯爷的兴致,并不认真,没什么佳作。有一次他倒也有动乎中,自发了一首七律:

年来奔走半天涯,子夜扪心每自嗟。

何地安身迷净土,感时游子易怜家。

春营旧窟忻归燕,暮宿荒林栖惫鸦。

凝盼岱宗惆怅久,阳光一线透窗纱。

潘子皋先生对我的习作从未表示过意见,也许他认为,我既由疯爷教导,他最好别再插嘴,否则,他提出的意见和疯爷相左,岂不妨碍二人的感情?但我总有一个感觉,潘先生认为我学诗是“不伦不类”,那时代,在吾乡,若以文字谋生,应该念《左传》、《东莱博议》、《战国策》、《秋水轩尺牍》,学着写八行书、寿序、诉状、陈情表,他看不出诗对我有什么帮助。

我来学诗,引发了疯爷的诗兴,这段时间他经常有诗。他是才子型的诗人,成诗很快,看到潘子皋的感怀七律以后,略一沉吟提笔就写: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说酸辛。

穷通夭寿随他去,诗酒琴棋自我亲。

恣肆一生传李白,纵横半世笑苏秦。

数来多少兴亡憾,若个能教日日春。

写好了,命我马上给潘先生送去。我一路上念他这首诗,越念越觉得他这第一句奇怪,疯爷的门第,家世,生活环境,怎么能算“天涯沦落人”?王氏住在兰陵至少已经五百年了啊!

有时候,灯下,他坐在我对面喝酒,喝着喝着就提起笔来,把他年幼时候作的诗写给我看。他十四岁时写有一首七律:

雨后崇朝天气新,欣欣万物自三春。

鱼依荷叶为华盖,虾傍青萍作比邻。

鱼池的景观还记得,诗已忘了一半。十五岁时,他会喝酒了,五律里开始有酒:

一醉阴阳混,觉来日已沉。

披衣偶得句,信口自长吟。

残雪催诗兴,鸣鸡报夜深。

□□□□□,何处找知音。

很惭愧,我把第七句忘掉了。第八句疯爷说原来他写的是“何处觅知音”,衍公把“觅”字圈掉,改成“找”,为了音节响亮些。

他写出这些“少作”给我看,大概是期望我“见贤思齐”吧,年龄相近的人互相观摩,写作容易进步。后来,他又把“心情微近中年”的吟哦写给我,我读了并不了解,也许正因为我浑沌未凿,他才放怀一吐为快吧?

很惭愧,第一句我是不记得了:

□□□□□□□,辱辱荣荣渐欲忘。

尚有清狂左传癖,未登神妙右军堂。

曲生自愿糈无路,泸水岂能清务光。

潦倒年年何所赚,闲中赚得太憨郎。

中国诗人“题壁”的豪情,疯爷也有。在墙上写字,由于工具不同,姿势不同,心情也不同,能写出超乎平时的精神面貌来。他老人家的书法宜大不宜小,宜草宜隶不宜楷,本是才子的字,题壁时把一切成规抛弃了,创意很强。

有一首诗,是我从墙上读到的:

倒把金鞭下酒楼,知音以外更无求。

浪游略似长安少,豪放拟猜轵里尤。

菩萨心肠侠士胆,霸王魄力屈子愁。

□□□□□□□,万劫千年忆赵州。

一般来说,疯爷的诗很有节制,他童年时期在大家庭中所受的委屈,他对日军暴政的愤慨,都不曾借诗来表达。我看到两次例外,两次都是在烛光下,醉意中,他写诗给我看。我相信,我是那两首诗唯一的读者。可惜,我能记住的不多,太少。

其中一首,他说“且自闲情吟得得,任他虎豹视眈眈”。疯爷对时局家运自身处境很有了解。

另一首,他说“尚有闲情教孺子,更无本事学耕田”。诗中的“孺子”指我,耕田的慨叹,应该是在土改声中无可奈何地感到家世之累。

他又说:“忌我焉知非赏识,欺人到底不英雄。”

回想起来,“风雨危舟”的感受,疯爷也有!他只是不愿意别人再用语言文字加深他的忧念。他在逃避。

疯爷的诗自己不留底稿,他写给我看,是有意还是偶然呢?吾乡没有人收集他的诗,今日天地之间,有谁能够为疯爷的感情和心血作证?除了我,谁还能记下这断简残篇?

我非常希望能读到衍公的诗,可是残破的进士第竟无衍公片纸只字。衍公以篆刻名家,进士第也找不到一方印章。衍公留下的文物,只有一橱八股文,虽是木版线装,在康乾时代精印,却人人不屑一顾。我倒常常取来阅读,发现“八股”也有它的可取之处。

衍公的诗,疯爷脑中总该有几首吧?不错,有,并不多。

疯爷记得,衍公注释《老子》,九易其稿,费时十年。定稿之日,他老人家写了一首五绝:“十分三万日,九变五千言。自笑无为役,人称不动尊。”

疯爷还记得衍公一首七古:

人睡我起起我寐,一日常得强半睡。

醒来羞随国举狂,醉后不愿人称瑞。

妻孥本自是空花,诗画偶尔真富贵。

但愿如此了一生,何为郁郁味无味。

这首诗真是“一肚皮不合时宜”。

东村有位孙先生,“有田六亩,室六间,食指六人”,自号“六六居”,跟衍公有些来往,衍公为他的六六居作了六首绝句,写成屏条,诗风之洒脱自然,在衍公的诗集里是少有的。例如:

绳床矮几是田家,草草编篱掩掩花。

待我来时休劝酒,骄儿五尺自煎茶。

还有“何不开轩面敞圃,东西南面好风多”,都很可爱。

疯爷只能提供这么几首,他说,“这几首我喜欢,记得,不喜欢的都忘记了。”

衍公的哥哥秀才公,倒有些小品为疯爷乐于传诵。他口授一首七律,相当迷人:

唐代离宫隋代堤,朝阳红到夕阳西。

流云成阵留难住,芳草黏天唤欲迷。

忽托好音呼梦里,有何春恨尽情啼。

□□□□□□□,剩有心头一点犀。

秀才公还有这么一首小词:

又是一年,熏风也似春风少。

秋风来了,离离潇潇都是悲凉调。

如何好?

离却烦恼,除上仙人岛。

秀才公的代表作,我想是“兰溪仙坛序”。

兰溪是指兰陵,仙坛是扶乩请仙的地方。从前士子喜爱扶乩,与仙人赋诗唱和,秀才公就是这样。

扶乩的工具是,八仙桌上铺一层细沙或小米,制面粉用的旧罗一个,罗中心插一根竹筷。扶乩请仙时,用两个童子站在八仙桌两旁,旧罗悬空,童子伸手扶住,焚香如仪,筷子会自动在桌面上画字,那就是神仙在作诗。

有人认为不过是乩童作弊,其实作弊很难。第一,乩童不识字,识字的孩子没这个资格;第二,两个乩童分别站在八仙桌两边,互不相谋,无法形成作弊的默契。童于似乎无法操纵筷子,最多只能阻滞罗动。

这件事有些奇怪。

不过,筷子画沙作字的时候,是不能离开桌面的,笔画相连,极难辨认,称为“乩字”。扶乩时,必须有专家在场解读,同一乩字可能有两种三种读法,解读人有“以意为之”的余地。因此,众口传诵的乩诗,大半都是神人合作的产品。

秀才公为兰溪仙坛写了一篇骈四俪六的序文,甚为清雅,原序是:

三千浩劫,不自我后我前。五百兴亡,奚知其时其数?乱离暮矣,治安未也。夫戴辽东之帽,管幼庵辗转篱床;披富春之裘,严子陵优游桐濑。固肥隐之盛节,高蹈之遗轨也。无如白袷宜人,淄尘迷目,青山碍我,黑眚惊心,六合茫茫,焉是濯足之地乎?

顾念生既不辰,世将焉避,守一尺干净土,哪管兔走鹘飞?结几个烟霞交,莫问人间天上。恍兮忽兮,是耶非耶?慕注经于函谷,关尹乐道祖之传;探畸事于漆园,米愿补太仓之数。

由秀才公所制的小令小序中,也可看出现实压力之难以抗拒,生活方式之难以改变,未来变数之难以掌握,因而渴望逃遁,寻求麻醉。疯爷所以喜欢这些作品,也许正是这种心态的认同吧?

秀才公的诗文比较能够呈现性灵,反映时代,文笔也较为秀巧宜人,但吾乡也没有谁收集他的作品。他的锦心绣口,归于尘土。文章一石,九斗速朽,我在这里略记所闻,聊尽后辈的一点心意罢了。

疯爷给我安排了一个极有意义的节目。他老人家认为,我既然到进士第来做小学生,总得看到进士衍公的手迹。他家在兵燹之余,文物荡然,但是族中巨室都有收藏。疯爷写信给他们,希望准许我到他们家中观赏书法。

那时我们不会照相,更不知有影印的技术,唯一摹留的办法是双钩,但双钩既花费时间又可能弄脏原件,收藏者多半不许。疯爷口授秘诀,教我把字挂在墙上,用心细看,一直看到那字像用刀子刻在你脑子上。他说,现在用眼睛看进去的,将来会在腕底流露出来。

世上到处有聪明人,这种人认为疯爷派我来窥探他的家珍,下一步便是借词索取,连忙一口回绝,说是连一个字也没有了。幸而还有忠厚人家,高高兴兴地把衍公写的对联、中堂、小屏、横幅挂满了客厅,由我玩索抄录。

我最感激的,是开馆教我读《论语》的那位长辈,我只记得日本飞机轰炸兰陵的时候,在他家天井中央炸了个深坑,很惭愧我忘了他的名字。他家东西多,我一连去了三天,见识了衍公的八分书和铁线篆。

衍公的八分十分俊美,和我后来见过的任何法帖不同,这八分应该算是他老人家书法的特色,可是世人只称道他的篆书,他有时用极细的笔画写很大的篆字,比李阳冰更细也更遒劲,涵韵聚气,疏中见密,乡人称为铁线篆。更能显现“铁线”风格的是,字的结体略瘦,长条垂垂,令人联想邓石如,但邓的线条流动似水。据疯爷说,衍公作铁线篆,笔杆在指间左右旋转,一笔到底,墨色不变,对水和墨的控制已到极致。

我还要感激杨本学先生。他受进士第雇用,本来是衍公的书僮,做些牵纸磨墨的事。衍公认为书僮应有些书卷处,亲自教他写字,还教他刻图章。衍公写字,有时自己不满意,吩咐本学拿去焚毁,本学“阳奉阴违”,悄悄带回家去。所以本学家中“收藏”极丰,大部分没落款,但绝对是真迹,我从他手中借到许多许多。

衍公晚年送给本学兄几件要紧的东西。他老人家有两部著作,一部是对《老子》的注释,题名《老子盲说》,一部是对《说文》的研究,名叫《文字盲说》,据说是一生学问的结晶。这两本书都没有出版,他老人家亲手抄录了几份,送给他认为适当的人,本学兄有幸入选。我想,衍公以手抄著述见赠,或许隐然有付托之意?可见他老人家并没把本学兄当“下人”看待。

这两件抄本,我都从本学兄处见到。宋版线装书的款式,双行的小注写得那么小!——疯爷笑着说,衍公用的毛笔只有一根毛——而字的气势格局不减。

很不幸,我没看懂衍公说些什么。对《说文》,他老人家似乎是选出一部分字来讨论。对《老子》,他老人家是借注释作论述,多所发挥。那时,老子有一段话受人诟病,说是“民之难治,以其多智”,因而主张愚民。我特别找这一段,看看衍公怎么说。衍公的意思似乎是,所谓愚民,是指向人民灌输一种学说思想,使民众想法齐一,唯命是从,治术自古如此。衍公问:“今有人创革命流血之说,驱无数青年而就死地,其所以智之耶?抑所以愚之耶?”难脱遗老本色。我只记得这么几句。

为了找衍公留下的字,我到四郊去看碑。那时大户人家为先人立碑,有一套隆重的仪式,不但题字的书法家落款,连刻石的石匠都留下名字。有几位石匠最能保有书家的原貌原神,远近知名,工资很高,但据说他们都不识字,更不会写字。据说,石匠若能读能写,对别人写的字就有喜恶有褒贬,他刻字的时候,就不知不觉加入自己的风格,不能忠于原稿的形神。我奔波多日,对墓碑墓园有许多认识,衍公的字却是少见,大概请他老人家写碑很难。总算找到两处,和本学兄一同去偷偷地拓下来。——那时,拓碑是对墓园的侵犯。

有一天,疯爷把我叫进他独自喝酒的小屋里询问所见,他听完了我的报告,默然半晌,叹了一口气,慢慢地说:“老太爷的字太规矩了,太规矩总是不好。”他说话一向很快,嗓门又高,这次却是低沉缓慢,但是,给我的震撼却像是惊蛰的雷声。就在我惊魂未定之际,只听见他老人家又徐徐地说:“伺候皇帝,在皇帝身边写字,当然要规规矩矩,可是民国了,不做官了,何苦还那么规矩呢!”这几句话我没记错,他是这样说的,没有主词。

毫无疑问,这几句话,疯爷是当做秘传,说给我一个人听的。我觉得,他这几句话按捺在心里很久很久了。在吾乡,没有人敢说衍公的字不好,如今却由他的儿子口中道出!我不敢把这话告诉任何人。

那是一个“危行言孙”的时代,可是疯爷常常语惊四座,奋不顾身。他说,孟子“人知之嚣嚣,人不知之亦嚣嚣”,这嚣嚣二字就是大声说话,说很多话。朱子注解“嚣嚣”为无欲自得之貌,疯爷认为是曲解,是捏造。

疯爷的“嚣嚣”外面一定会知道,那年代,隐恶扬善、说话成全别人等等已成禁忌,“闻过则喜”更是奇谈。你说出来的话自有人替你传扬,替你拿本子记着,如果这是“佯狂”,其结果一定无法“避祸”。而疯爷我行我素,不以为意。

疯爷之疯,除了使酒骂座,还有歌哭无常。夏日静夜,繁星临空,疯爷独立中庭,仰天引吭。他老人家中气充沛,声音洪亮,我相信整个插柳口都能听见。

他老人家爱诵李白的《蜀道难》,说是“牙齿爬山,过瘾”!

他也爱诵《桃花扇》最后一折《哀江南》,这是一篇长诗,疯爷抑扬顿挫,上天入地,余音不止绕梁。

令他特别在朗读中激动的,是白居易《琵琶行》中那一段自述,他往往为之涕泪横流,悲愤超过文姬胡笳。

我很纳闷,依疯爷的诗学,他不致对《桃花扇》崇拜到如此地步。

疯爷在礼教管制下长大,没有任何韵事绯闻,对于前人发抒绮思幽恨的呻吟评价甚低,何以一反戒约,对琵琶女激情奔放、泪尽而后已?

这个奇怪的现象,我从未听到有人谈论,即使是潘子皋先生也未加注意。反正他是个酒疯子,见怪不怪。可是,天晓得,疯爷不疯。终于,我知道了一些事情。当年衍公在吏部服官,夫人并未随同赴任,在京物色了一位侍妾照料他的生活。这位如夫人为衍公生下一子,就是疯爷。庚子之变发生,衍公决定还乡隐居,就遣走小星,带着儿子离京。衍公这样做,引起乡人的揣测,认为那位如夫人来自欢场,不能适应乡村的生活方式,也不易见容于保守的王氏家族。

疯爷回家以后,家人见他头发稀疏,给他取了一个外号叫京秃子,实际上他并不秃,这个绰号过分夸张他的缺点,通常这是表示歧视。乡人相传,疯爷幼年并未得到足够的关怀,嫡母的爱并不等于生母的爱。

我想,疯爷一定非常思念他的生母。他长大以后,成为进士第的唯一继承人,对于亲生母亲不能共享安乐,觉得非常痛苦。他可能有时觉得他本来不该属于进士第,他是辞枝失根,身不由己。所以,他写给潘子皋的诗,才有那一句“同是天涯沦落人”。

于生母,疯爷大概也听到种种传说吧,他对生母的命运大概也有种种揣测吧,他有亲不能养,一定因为“不可说”而加倍痛苦吧。甚至,我认为,他可能不爱进士第,他恨进士第,恨这么大的宅第不能容纳一个女人,恨自己的安富尊荣都是永远与生母隔绝换来。

也许,这样才能解释,他老人家为什么对进士第的家声并不珍惜,有时到了自暴自弃的程度。

也许,这样才能解释,他老人家对进士衍公的书画、诗文、篆刻、学术著作,完全没有注意保存。

也许,这样才能解释,他老人家为什么对孔尚任的李香君和白居易的琵琶女刻骨铭心。

夏夜中庭,他那呐喊式的朗诵,那呕肝裂肺的朗诵,正是对母亲的呼叫,而不幸,别人说他是疯子!

疯爷说“任他虎豹视眈眈”,虎豹没来,来了狼。

这天,疯爷在家宴请兰陵的保安大队长。那时,在“大日本警备队”之下,保安大队长最有权势,日军有军事行动,总是带着保安大队一同出发。那时“皇军”已知道端架子,在外面杀个人,放把火,多半授意保安大队出手。每次“凯旋”,保安大队照例拿绳子拴住一串老百姓回去拷打审问,等人来活动关说。

保安大队长多半由外乡人担任,作恶要远离本土,免得结下子孙债。眼前这个大队长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单身到任,地方人士赶快凑钱给他娶了个漂亮太太,——也不知是他第几个太太——说是为了安民,意思是省得他侵犯妇女。这天他来赴宴,前呼后拥,威风凛凛,单是他的卫士就坐了三桌。

可是,日本人的翻译官突然不速而至,带着四个全副武装的日本兵,举座震惊。在我们那小地方,翻译官是日军和华人之间唯一的沟通管道,权势又在保安大队长之上,何况“皇军”亲临,很不寻常。那“皇军”还是孩子,顶大不过十八岁,佩上校领章的保安大队长立刻趋前行礼,小日本不理他,他连忙改为九十度鞠躬,小日本还是不理。疯爷连忙请翻译官入席,大队长连忙让出首座。翻译官面对疯爷昂然不动,以凛不可犯的声调说:“我是来办公事的!”

这个翻译官到任不过个把月,疯爷还没有跟他攀上关系,动作是慢了一点儿。前任翻译官却是插柳口的常客,进士第曾布置香闺一间,供他瞒着太太藏娇。可是那人走了,香闺当然也撤销了。新任翻译官铁面无情,令人棘手。

这翻译官高个子,方面大耳,中国话的发言极为标准,所以,当他对日本兵卑躬屈膝胁肩谄笑时,使人特别为中国伤心。他说前任翻译官盗用了公家的枪械,现在查明枪械藏在插柳口,他奉皇军之命前来取回。

那前任翻译官在职的时候,常来插柳口宿夜,他送了疯爷两支步枪,一则表示酬谢,一则加强自己外宿时的安全。现在面对查案大员,疯爷爽爽快快地一口承认,吩咐左右把那有问题的两支步枪缴回。翻译官冷漠沉默,验看了两支步枪以后毫不客气地说:“还有八支手枪。”

这一来就麻烦了。

酒席照开,人人食不甘味。翻译官下令收缴插柳口所有的自卫枪支,扬长而去。我还以为保安大队长可以从中说个人情呢,没有,他噤若寒蝉,未置一词。

这一夜,插柳口成为不设防地带,疯爷全家迁入兰陵镇暂避,同时奔走疏解。策士们设计了一套说辞:疯爷好酒,日常事务由他的侄子——我的父亲——料理,赠枪之事,疯爷并不知情。他们保证由我父亲受两天象征性的拘禁,即可化小化无。

我父亲一生谨慎,谁也没把握敢说他会答应,而他老人家毫不迟疑承担下来。疯爷大为感动,保证宁可倾家荡产也不使我父亲受刑。总算父亲运气好,总算疯爷肯花钱,总算潘子皋先生门路宽本领大,人释放,枪发还。不过所有的枪都只能算是进士第向日军借用的,日军随时可以收回,这就为日后的勒索留下了伏笔。

父亲在插柳口与各种恶势力周旋,常替疯爷捏一把汗,所有的建议,疯爷一概不听,插柳口早晚定要出事。父亲正想辞职,翻译官收枪来了,这时候他认为非但不能辞,还要共同赴难。官司解决了,这时候又哪能马上求去?那不成了端架子、抬身价?

父亲决意不在插柳口做一枚“死棋”,问题是时机。他预料疯爷还有灾难,他希望下一次置身事外。这时疯爷不理内忧外患,也不过问我的功课,天天摔东西骂人,逼迫二奶奶——疯爷的夫人——同意他纳妾,父亲就先打发我回家。

我在插柳口与众不同的学习经历就这样结束了。临行,我呈给疯爷最后一次作业:

一代书香共酒香,人间劫后留芬芳。

祖宗基业千斤鼎,乱世文章九转肠。

盏底风波问醒醉,梦中歌哭动阴阳。

无知童子有情树,回首凝望柳几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