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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再访俄国

我们旁边是一幢奢华的别墅,里面住着朱丽叶·门德尔松和她富有的银行家丈夫。朱丽叶不顾她的那些资产阶级朋友的反对,十分关注我们的学校。有一天,她邀请我们所有的人去为我崇拜的偶像——埃莉诺拉·杜丝表演舞蹈。

我把克雷格介绍给埃莉诺拉。她立刻迷上了克雷格的戏剧。几次约会之后,她邀请我们去佛罗伦萨,并且希望克雷格能安排一次演出。我们决定由克雷格在佛罗伦萨为埃莉诺拉演出易卜生的《罗斯马庄》设计制作舞台背景。于是我们(包括埃莉诺拉·杜丝、克雷格、玛丽·奇斯特、我和我的孩子)全都乘坐豪华列车去了佛罗伦萨。

在路上,由于奶水不足,我只好用奶瓶喂孩子。不过我还是特别高兴,因为世界上我最崇拜的两个人聚在了一起,克雷格可以大展身手,杜丝也将会拥有更适于发挥其戏剧天才的舞台背景。

到佛罗伦萨后,我们住在一家小旅馆里,埃莉诺拉则住在不远处一家酒店的特等房。

埃莉诺拉·杜丝,以诠释莎士比亚笔下的角色和19世纪法国戏剧里的女主角,以及引进易卜生和邓南遮的新戏剧而闻名

我们开始了第一次讨论。因为克雷格对法语和意大利语一窍不通,而埃莉诺拉则一句英语也不会讲,只能由我充当两人的现场翻译。我夹在两位天才之间,一开始就感觉到了双方彼此间有些对抗。我是想让双方都高兴的,于是在翻译的时候耍了点儿小手段,才令大家都满意了。但愿他们理解我为此目的而不得不说的善意的谎言。如果我把双方的原话按照原意翻译过去,这次合作演出肯定不会实现。

在《罗斯马庄》的第一幕里,我记得易卜生笔下的客厅是“摆着舒适的家具,呈现出古旧的风格”的。可是克雷格却喜欢搞成埃及神庙内部装饰的风格,天花板高耸入云,四周的墙壁又好像无限延伸。只是有一点与埃及的神庙不同,那就是在客厅尽头有一扇巨大的方形的窗子。按照易卜生的描述,这扇窗子正对着一条两边长有古树的小路,小路一直通到一个院落里。但是,克雷格却喜欢把这扇窗户变成10米宽、12米高,窗户外面是五彩缤纷的风景,由黄色、红色和绿色组成,就像摩洛哥风光似的。所以,无论怎么看也不像是一个旧式的院落。

埃莉诺拉有些不满,她说:“我认为这该是个小窗户,不可能是个大窗户。”

克雷格则用英语吼道:“告诉她,我不想让一个女人对我的工作指手画脚!”

我小心地告诉埃莉诺拉:“他说他很钦佩您的意见,将尽力使您满意。”

然后转过身,我又很“狡猾”地把埃莉诺拉的反对意见翻译给克雷格:“埃莉诺拉·杜丝说,你是一个了不起的天才,她不会干预你的工作,你完全可以按自己的设想干。”

就这么翻译了几个小时。好几次,我不得不一边给孩子喂奶一边参与他们的谈话,以便随时充当和事老的角色。我几乎都没时间给孩子喂奶了,为此我感到非常痛苦。当时我很容易疲倦,这些恼人的谈话也不利于我的产后恢复。可是一想到两个天才的合作,我就觉得再大的牺牲也是值得的。

克雷格专心投入工作,他的面前摆着十几大桶颜料,用大刷子亲自勾勒背景。由于找不到理解他的意思的意大利画师,也缺乏合适的画布,他就决定把粗麻布缝起来使用,一个意大利合唱团的老太太就坐在舞台上缝了几天粗麻布。克雷格使唤得年轻的意大利画匠们团团转,他一头长发,一边大声朝他们叫喊着,一边用画笔蘸好颜料,爬上颤巍巍的梯子给布景上色。他几乎整日整夜地泡在剧院里,连吃饭都在那儿。如果不是我每天中午给他带一篮子午饭的话,恐怕他连饭都省了。

他曾下令不许埃莉诺拉走进剧院。

埃莉诺拉却很想去看一看布景进展,我的任务就是既不让她去剧院,还得让她不生气。为此,我常常领着她在花园里长时间的散步,花园里可爱的雕像和漂亮的鲜花可以让她的情绪平静下来。

我永远不会忘记埃莉诺拉在花园里散步时那种非凡的神态。她一点儿也不像人世间的女子,倒更像意大利诗人彼特拉克或但丁笔下下凡的仙女。所有的人都会给我们让路,他们用既尊敬又好奇的目光盯着我们。埃莉诺拉不喜欢被众人盯着看。她专拣小路走,以避开众人的目光。她并不像我那样对可怜的穷人富有爱心,她把多数人都看成是“蠢材”,而且常常在讲话时表现出这种鄙夷的神情。这主要是因为她那过度敏感的性格,而并非其他。她认为公众对她太挑剔。但是,当埃莉诺拉与人单独相处时,又是最善良的。

埃莉诺拉·杜丝的眼神总是那么忧郁

我永远不会忘记与她一起在花园中散步的情景。那一棵棵挺拔的白杨,还有埃莉诺拉那优美的头部——每当就剩我俩时,埃莉诺拉就会摘下帽子,任一头秀发随风飘扬;她那充满智慧的前额和一双神奇的眼睛,让我终生铭记。她的眼神总是那么忧郁,但当她充满激情时,便会容光焕发,光彩照人,我从来没在任何人的脸上或任何艺术杰作上见过如此美好的表情。

绘制《罗斯马庄》舞台布景的工作正在进行中。我每次到剧院给克雷格送午饭或晚饭,总是看到他有时愤怒有时狂喜的神态。他一会儿认为自己的作品会成为艺术世界里最伟大的景观,一会儿又会抱怨说这个国家没有好颜料,没有好画师,什么事情都要让他亲自动手。

到埃莉诺拉看全部布景的时候了。此前,我已经想尽了所有的办法不让她走进剧院。当这一天终于来临时,我跟她约了个时间,在酒店大厅里会面。她穿一件宽大的棕色毛皮大衣,头戴一顶棕色的毛皮帽子,就像一个俄国哥萨克。她的皮帽歪戴着,斜扣在眼睛上方。虽然埃莉诺拉有时听好朋友的劝告光顾高档时装店,可她却从来不穿流行服装,在穿戴上一点儿都不赶时髦。她的服装总是一边高、一边低地歪斜着,帽子也总是歪戴着。不管她身上的衣服有多么昂贵,她好像都不好好穿,而是披挂在身上。

在去剧院的路上,我紧张得说不出话来。我又一次以极其婉转的语气劝她不要先去舞台,而是让人打开剧院前门,先把她领进了一个包厢。等候的时间可真是难熬,我不得不忍受着说不出的痛苦,因为埃莉诺拉不停地问我:“窗子是像我说的那么大吗?布景在哪儿?”我紧紧握住她的手,轻轻地拍着,说:“再等一会儿就好了,您一会儿就看到了。再耐心一点。”可是想到那个她要的那个小窗户我非常害怕,因为那个窗户现在是大得惊人。

不时地能听到克雷格愤怒的叫喊声,一会儿说意大利语,一会儿则干脆用英语大喊:“该死!该死!你为什么不把这东西放在这儿,为什么不按我的要求去做?”接着又是一片沉默。

时间过得真慢,好像经过了几个小时的漫长等待。正当我感到埃莉诺拉的满腔怒火随时都要爆发的时候,舞台的大幕慢慢升起来了。

啊,我真不知道该怎样形容展现在我们眼前的这令人惊异和狂喜的一幕。我前面曾提到过埃及神庙,眼前的景象比埃及神庙还美!任何一座哥特式大教堂和雅典宫殿都没有这么美丽。我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么漂亮的景色。通过那无限扩展的蓝色的天空、和谐的空间、巨大的山峰,人的心灵马上就被那扇大窗户的光线吸引了过去。窗子里展现出来的不再是那条林荫小道,而是广阔的空间。在这蓝色空间里,包含着人类所有的思考和忧伤。窗子外面,是人类所有的神往、欢乐、愉悦和想象力的奇迹。不知道作者易卜生看了这样的布景会作何感想,可能他也会像我们一样,心悦诚服。

埃莉诺拉紧紧抓着我的手。我感到她的双臂越来越紧。我看见了她美丽的脸颊上滚滚而落的泪水。我们就这样静默了好大一会儿。埃莉诺拉是因为对艺术的赞美和欢乐,而我则是因为终于放下了担忧,长舒一口气。我们就这样待了半天,然后她拉着我的手把我拖出了包厢,走过漆黑的过道,三步并作两步地走向舞台。站在舞台上,她用特有的嗓音叫道:“戈登·克雷格,请您过来。”

克雷格从舞台的一侧走出来,像个害羞的小男孩。埃莉诺拉伸出双臂把他抱住,嘴里满是赞美之词,这些用意大利语讲出的赞美之词就像汩汩而出的泉水一样,快得我都没法翻译给克雷格听。

克雷格的表达方式则是沉默。

然后埃莉诺拉把整个剧团的人都喊了过来。他们本来一直在舞台后面漫不经心地等着。她慷慨激昂地说道:

“我生命中注定要发现戈登·克雷格这个伟大的天才。现在,我准备把我余生的全部事业贡献出来,要向全世界证明他伟大的艺术创造力。”

接着,她又继续慷慨激昂地声讨起整个戏剧界追求时髦的倾向、所有的时髦布景和关于演员的生活和职业的时髦观点。

她说话时一直握着克雷格的手,一次又一次地转头看着他,谈着他的天才和戏剧界的伟大复兴。她一遍又一遍地说:“只有依靠戈登·克雷格,我们这些演员才能有出头之日。”

当时我真是高兴极了。我那时还少不更事,以为人们在激情迸发的时候所说的都是肺腑之言。我想象着他俩以后将如何为戏剧艺术创造辉煌。唉,可是我没有想到人类的热情是那么脆弱,特别是女人的热情更是变幻莫测。埃莉诺拉毕竟是个女人,尽管她很有天分——这一切终将得到证明。

埃莉诺拉在表演《罗斯马庄》

《罗斯马庄》公演的第一天晚上,佛罗伦萨剧院里涌满了期待已久的观众。帷幕升起,观众们都屏住了呼吸。这种效果完全在意料之中。时至今日,艺术家们仍然对当年在佛罗伦萨演出的这唯一的一场《罗斯马庄》津津乐道。

埃莉诺拉有着超常的艺术直觉,她穿着一件白色宽袖长袍,衣袖垂落在身体两侧。她依靠准确无误的天才演技,巧妙利用了周围的每一道光柱和每一条光线,婀娜多姿,瞬息万变。她在舞台上的一举一动,简直出神入化。

可是当其他演员走上舞台时,就大煞风景了。他们表演得不是那么恰到好处。唯有扮演布伦德尔的那个演员朗诵台词时,还算与周围这些完美布景和气氛相吻合。他大声朗诵道:“当金光灿烂的梦幻出现时,暮色将我包裹起来;当令人心醉神迷的新奇思想出现在我的心中时,它们鼓起翅膀,将我高高托起,自由飞翔。就在此时,我将它们变成了诗歌、幻想和画卷。”

演出完毕,我们高兴地回家了。由于合作愉快,克雷格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光明前途,他也兴奋异常。现在他谈到埃莉诺拉时可是一个劲儿地夸赞,跟他以前对埃莉诺拉的愤怒批判一样不遗余力。可见人性是何其脆弱!这是埃莉诺拉利用克雷格的舞台布景展现天才的唯一的一个晚上。那时,她轮流演出各个节目,每天晚上都演不同的剧目。

惊喜过后,有一天上午我去银行取钱,才发现存款已经用完了。生孩子、办舞蹈学校、佛罗伦萨之行,让我耗尽了所有积蓄。得想想办法了。就在这时候,圣彼得堡的一位演出经纪人发来一封邀请函,想跟我签约在俄国做巡回演出。

这样,我把孩子托付给玛丽·奇斯特,把克雷格委托给埃莉诺拉,自己乘坐特快列车取道瑞士和柏林离开佛罗伦萨,抵达了圣彼得堡。可以想见,这次旅程对我来说多么痛苦。由于第一次同孩子分开,再加上跟克雷格和埃莉诺拉的分离,这一切都让我心情低落;而且当时我的健康状况也不好,那时孩子还没有完全断奶,奶水要借助吸奶器才能出来。为此我不知流过多少眼泪。

火车向远方驶去,我再次来到那遥远的冰天雪地,它似乎比以前更加寂寞荒凉。由于我最近一直把精力投注在埃莉诺拉和克雷格的艺术上,我对自己的艺术没有什么创新,再加上又是产后第一次演出,所以对这场巡回演出我心怀忐忑。可是,友好的俄国观众依旧热情。我记得跳舞时奶水常溢出来,顺着我的舞衣往下流,令我十分尴尬。女人要想干一番事业真是太艰难了!

这次俄国巡演,我印象不大深刻。我一直挂念着佛罗伦萨,便尽可能把这次巡演缩短,又接了去荷兰巡演的合同,因为这样我就能离我的学校和我的亲友近一些。

在阿姆斯特丹登台演出的第一天晚上,我得了一种怪病。可能是所谓的乳腺炎吧。演出结束时,我倒在舞台上,被人抬回了宾馆。我躺在黑乎乎的屋子里,敷着冰袋躺了好长时间。医生诊断结果是神经炎,据说那时还没有找到有效的医治方法。几周下来我不能进食,只能喝一点加鸦片的牛奶,然后便神志不清,昏昏沉沉地睡过去。

克雷格从佛罗伦萨火速赶来,细心地照料我。他就这么照顾我有三四周的时间,有一天,他忽然收到埃莉诺拉的电报,请求他去帮忙弄布景。那时我已康复在望,于是就让他走了。可是当时我有种不好的预感,我不在他俩之间协调,他们之间很可能会出事的。

一天上午,克雷格到了老尼斯娱乐场,发现他的布景被裁成了两半,勃然大怒。克雷格并不知道,埃莉诺拉对此也不知情。看到自己多日来费尽心血完成的作品就这样被毁了,克雷格怒不可遏,更糟糕的是,他把怒火发到了当时正站在舞台上的埃莉诺拉头上:

“你怎么回事?”他冲她怒吼,“你毁了我的作品,践踏了我的艺术,亏我以前对你还寄予厚望!”

他就这样一直吼个不停,埃莉诺拉哪受过这种待遇。最后她也爆发了。后来她跟我说:“我从来没见过这种人。从来没人敢这么跟我说话。他人高马大抱着肩膀站在那儿,盛气凌人,大吼大叫,吓死人了,哪有人敢这么对我?我当然受不了了。我就指着门说:‘滚!我再也不想看见你。’”

她还想毕生都跟戈登·克雷格合作呢,这个计划最后就这么夭折了。

我到达尼斯时,身体还非常虚弱,是被人抬下火车的。当时是狂欢节第一晚,在去宾馆的路上,我坐的那辆敞篷马车周围满是戴着面具和帽子的狂欢者,他们的奇形怪状让我想到垂死之际的死神舞蹈。

埃莉诺拉·杜丝也病了,住得离我不远。她不仅对我嘘寒问暖,还把她的医生埃米尔·博森派过来。博森医生无微不至地照料我,从那时起他也成了我一生中最亲密的朋友之一。我康复得很慢,有时候疼痛难忍。

母亲过来陪我,玛丽·奇斯特也抱着孩子赶来了。孩子一天比一天茁壮。我们搬到了蒙布罗山去住,那里既有山又有水,景色宜人。在阳光充足的别墅,我的身体渐渐复原,可生活负担更重了,为了改善经济状况,我身体刚刚恢复一点儿就又回到荷兰演出。但是身体仍然虚弱,精神状况也不好。

才华横溢、英俊的克雷格

对于克雷格,我是崇拜至极的,我愿把我所有的艺术灵魂奉献给他,但同时我也意识到,我们不得不分手。在这个问题上,我进退两难:和他在一起,就意味着要放弃我的艺术、我的个性,甚至要放弃我的生命和理想;而不和他在一起,我又情绪低落,备受折磨,甚至还会妒火中烧。一想到英俊潇洒的克雷格赤身躺在其他女人的怀抱里,我就难受得睡不着觉,仿佛看到克雷格在给别的女人讲艺术,女人满怀爱意地注视着他;仿佛看到克雷格同其他女人调笑,用迷人的微笑——埃伦·特里式的微笑——看着她,一面爱抚,一面自言自语:“我喜欢这个女人。伊莎朵拉真让人受不了。”

这些幻觉让我陷入绝望,有时又愤怒异常。我无心工作,无心跳舞,也不再关心观众是不是喜欢我。

我想我不能再这么下去了,要么是克雷格,要么是我的艺术——但要我放弃艺术事业是不可能的,那样我会憔悴悔恨而死。我必须找个对策。真是天遂人愿,对策应时而生了。

一天下午,来了一个人,他青春年少,温文尔雅,美丽动人,头发金黄,皮肤白嫩,衣着考究。他说:“朋友都叫我皮姆。”

我说:“皮姆,多么可爱的名字。你是艺术家吗?”

“不,不是!”他急忙否认,好像我在说他犯了罪似的。

“那你有什么呢,有什么伟大的想法吗?”

“啊,不,没有。我没什么想法。”他说。

“那你生活的目标呢?”

“没有。”

“那你干什么?”

“什么也不干。”

“可你总得干点什么啊。”

“噢,”他想了一会儿说,“我收藏了许多18世纪的漂亮鼻烟盒。”

这就是我的对策。我已经签订了一个去俄国巡回演出的合同。这是一次漫长而艰苦的巡回演出,不仅经过俄国北部,还要经过俄国南部和高加索,我对这独自一人的漫漫旅程特别害怕。于是找了个人陪我一起去。

皮姆说很愿意跟我去,“只是我还有母亲,不过,我可以说服她。还有一个人,”他脸红了,“她非常爱我,可能不会让我去。”

“可我们能偷偷地去呀。”我们计划好,等我完成在阿姆斯特丹的最后一场演出,找辆汽车把我们送到乡下。我们让女佣拿着行李先走,然后我们在阿姆斯特丹的下一站取行李。

那晚雾很大,田野里雾蒙蒙的。因为我们沿着运河而行,司机不敢把车开得多快。

“开快了很危险。”他告诫道,因此车子就慢慢往前爬。

可是这危险跟后来的相比却算不了什么。皮姆往后一看,突然尖叫起来:“上帝,她正在追我们呢!”

不用解释,我就明白了一切。

“她可能带着手枪。”皮姆说。

“快点,再快一点!”我对司机说,但他依然开得慢腾腾。这倒有点浪漫色彩了。不过最后他还是甩掉了跟踪的汽车,我们来到车站,住在一家宾馆里。

已经是凌晨两点钟了。值夜的老门房用灯在我们眼前晃来晃去。

“要一个房间。”我们齐声说。

“一间?不行不行,你们结婚了吗?”

“结了。”我们回答。

“噢,不行不行。”他咕哝着,“你们没有结婚,我看得出来。”尽管我们大声抗议,他还是把我们俩安置在走廊两头的两个房间里。他带着恶意的满足,在走廊中间坐守了一夜,提灯就放在膝盖上。每当我或是皮姆把头探出来,他就举着提灯说:“不行不行。没有结婚——不可能的。不行不行。”

第二天早上,在这场捉迷藏似的游戏结束后,我们乘直达快车去了圣彼得堡。这次旅程真是再舒适不过了。

当我们到达彼得堡时,搬运工从火车上运下了18个刻有皮姆名字的大箱子。我懵了。

“怎么回事?”

“噢,不过是我的行李。”皮姆说,“这一箱是领带,这两箱是衬衣,这是套装,这是靴子,这一箱里面是毛皮背心——这在俄国是很有用的哦。”

欧罗巴酒店楼梯宽大,皮姆总是飞速地跑上跑下,每次都换上一件不同颜色的衣服,打上一条不同的领带,让所有看见的人都羡慕不已。他总是穿戴整洁精致,简直就是海牙时尚潮流的风向标。著名的荷兰画家范·弗雷曾给他画了一幅以郁金香为背景的肖像,实际上,他也真像春天的郁金香那样鲜艳迷人,一头金发就像一坛金色的郁金香,红润的双唇就像玫瑰色的郁金香……当他拥抱我时,我感觉自己仿佛置身于各色的郁金香之间。

皮姆金发碧眼,他的漂亮令人轻松愉悦。他的爱使我想起奥斯卡·王尔德的名言:“宁要浅而短暂的快乐,不要深而长久的痛苦。”皮姆给我带来了一时的欢乐,而在此之前,爱情只是给我带来了浪漫、理想和痛苦。皮姆给我带来的是清纯的、愉快的享受,而这正是我现在最需要的。如果没有他的关怀照顾,我就会陷入绝望中,精神彻底崩溃。皮姆那种单纯的、无忧无虑的青春的快乐让我如获新生。跟乐观积极的他在一起,我也忘记了忧愁和烦恼。因此,我的演出又重现活力。

在这期间,我创作了《音乐瞬间》,在俄国演出时大获成功,每晚都得加演五六次。可以说,《音乐瞬间》完全得益于皮姆的快乐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