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庾亮当权

第十七章 庾亮当权

公元325年三月,晋明帝之子,年仅五岁的司马衍即皇帝位,成为晋成帝,年号咸和。群臣认为成帝年幼,请皇太后庾氏临朝称制,总摄万机。根据晋明帝司马绍的意向,王导录尚书事,与太宰、西陽王司马羕、中书令庾亮、尚书令卞壶参辅朝政,又形成了宗室、外戚、大臣互相制约辅政的朝局。

太后临朝,权力难免不向外戚倾斜,成帝的舅舅庾亮开始排除异已,欲要总揽大权。王敦之乱后,王氏家族丢掉军权,王导虽为三朝元老仍在机枢,势力不象先前那般强大,时常称病不朝,不插手朝廷政务。

有两则故事可窥见王导此时的心思:王导晚年几乎不再处理政事,只是在文件上签字同意,自叹道:“人言我愦愦,后人当思此愦愦。”(人家说我老糊涂,后人当会想念这种糊涂”。表面看上去王导在学曹参,萧规曹随与民休息,实际当时形势与曹参执政时相去甚远,王敦之乱后百废待兴,有什么要休息的?为什么他以前不愦愦,现在却要愦愦?王导实在避祸,避庾亮之祸。另一个故事是王导在一个大夏天去看望庾亮,发现他正在处理公事,王导说:“暑,可小简之。”(天气热,可以稍为简略一些。)庾亮答道:“公之遗事,天下亦未以为允。”(如果您留下些公事不办,天下人未必认为妥当!”两人态度迥然不同,庾亮冒着酷热办公,王导却话中有话,委婉地劝他不要把大权都搞到自已手里,庾亮当然不听,也浑然不觉。

与王导步步退守不同,司马宗室的力量却日益膨胀,左卫将军、南顿王司马宗亲典禁兵,曾在晋明帝生病之时,拒绝给庾亮宫中的钥匙,并斥责他说:“这是皇宫,难道是你家的门户吗?”司马绍病危,一概不见大臣,颇有托孤宗室之意,庾亮强进宫门,直入寝室,“流涕不自胜。既而正色陈(司马)羕与(司马)宗等谋废大臣,规共辅政,社稷安否,将在今日,辞旨切至。”庾亮劝阻司马绍不要单独托孤宗室,一定要与大臣共同辅政,才能确保政局稳定。司马绍终于被说服,“帝深感悟,引(庾)亮升御座,遂与司徒王导受遗诏辅幼主。”主张共天下的庾亮获得了第一回合的胜利,应该说统治阶级内部民主制更适合东晋王朝的实际情况,从后世晋孝武帝加强皇权成功而导致东晋王朝走上末路来看,庾亮实为东晋立了大功。

可惜庾亮并未就此罢手,在他以帝舅身份独操大权之后,对宗室进行大清洗,这就是久历世事的王导反对的原因。

庾亮快刀斩乱麻,一面指使人弹劾南顿王司马宗谋反,一面派人抓捕,司马宗拒捕被杀,其三子废为庶民,西陽王司马羕削去王爵。司马宗是汝南王司马亮之子,司马羕是辅政大臣之一,而庾亮随意剪灭,也不向晋成帝上奏。直到苏峻之乱后,晋成帝还不知道司马宗已被杀害,他问庾亮,“往常那位白头公何在?”庾亮奏道:“司马宗谋反伏诛”。晋成帝流泪道:“舅舅说人家作贼,便杀之,如果人言舅舅作贼,又该如何?”庾亮大惧,变色,无言以答。

庾亮的独断专行很快激起变故,司马羕及其他宗室子弟逃往历陽(安徽和县),投靠苏峻。苏峻是流民帅,因讨伐王敦有功被封为历陽内史,手下有精兵一万。庾亮担心司马羕与苏峻结合会对自己不利,征召苏峻入朝拜大司农,明升其官,实夺其兵权。高门士族世代为官有政治基础,象苏峻这样的寒士,如果丢掉兵权,谁能保证他做多久的官?他手下的将士是打北方一路追随他南下的,历经百战,朝廷根本指挥不动,这支军队是他的命根子,苏峻肯放弃吗?这不摆明要逼反人家吗?王导和卞壶强烈反对,王导说:“(苏)峻猜险,必不奉诏,不若且包容之。”卞壶更加直白,指出问题的严峻性,“苏峻拥强兵,逼近京邑,路途用不了一个早上便可到达,一旦发生变乱,容易出差错,应当深思熟虑。”庾亮刚愎自用,拒不听从。镇守寻陽的江州刺史温峤也连连写信劝阻此事,庾亮竟然回信说:“吾忧西陲过于历陽,足下无过雷池一步也。”庾亮什么意思呢?他说呀,我最担心的不是历陽苏峻,而是荆州刺史陶侃,庾亮的敌人真不少,他怎么把陶侃也得罪了?

说起陶侃,我们很陌生,如果提到他的曾孙陶渊明,则无人不知无人晓,看来官做得再大也不如一田园诗人-艺术家。陶侃字士行,鄱陽人。父亲陶丹,东吴一将,吴亡败落,陶侃早孤贫,为县吏。庶族小品,不为人知,初为孙秀赏识,后为荆州刺史刘弘器重,以将才起家,参司马越军事,平叛江南,名声大震,官拜武昌太守,为王敦所忌,排挤去广州做刺史。王敦之乱平定,陶侃替代王舒为荆州刺史。他与祖约在平定王敦叛乱之时都立过大功,却未列入顾命大臣的行列,二人同为强藩,一致认为庾亮从中捣鬼,对其大为不满,所以庾亮才让温峤出镇江州以备陶侃。

虱子多了不咬人,庾亮四处树敌,蛮不在乎。苏峻不乐入京,甚至表示愿意去荒凉的北疆青州之地北伐自效。他上表说:“昔明皇帝亲执臣手,使臣北讨胡寇。今中原未靖,无用家为,乞补青州界一荒郡,以展鹰犬之用。”庾亮不准,派使者召他速赴京师,苏峻对使者道:“台下云我欲反,岂有活理!我宁山头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头,(我宁可在家乡遥望朝廷,也不能在朝廷泣望家乡)。往者国危累卵,非我不济,狡兔既死,猎犬应烹,我便是死了也要向造谣者报仇!”公元328年正月,苏峻与祖约一同起兵,渡过长江,杀向建康,声讨庾亮。

苏峻避开石头城,抄小路攻入建康,庾亮置小皇帝于不顾仓惶出逃,不过庾亮还算镇定,临危有名士之风。庾亮乘坐小船出奔,乱兵竞相掠夺抢劫,庾亮的左右侍从用箭射击乱兵,结果误中船上舵手,应声倒入江中。船上人都大惊失色,准备逃散。庾亮安坐不动,缓缓地说:“此手何可使著贼!”(这种手法怎么能让他来射敌人呢!)大家这才安定,小船一路逃到江州。

苏峻挥军入城,“纵兵大掠,侵逼六宫,穷凶极暴,残酷无道。驱役百官,裸剥士女,哀号之声震动内外。”小皇帝被挟持,庾后忧惧而死,时年三十三岁。苏峻自任骠骑将军,祖约为侍中,王导还任本官。

庾亮逃到温矫处一同商议平叛的事,温矫说,只靠我江州力量远远不够,必须去请荆州的陶侃,一则荆州兵多,二则陶侃是位名将。庾亮摇头说怕不成,陶侃不会来。

庾亮与陶侃的矛盾,归根结底是高门士族与下品庶族之间的矛盾,亦是玄学与儒学之间的矛盾。比方说,西晋以来的社会风气,“官者以理事为俗吏,奉法为苛刻”,“从容为高妙,放荡为达士”。陶侃对此深恶痛绝,他非要管事,整天坐在衙门里,军中府中所有的事,必须亲自察看,亲自参与,不曾有片刻清闲。常对人说:“大禹是圣人,乃惜寸陰;我们平常人,当惜分陰,岂可逸游荒醉!生无益于时,死无闻于后(活着的时候对社会没什么益处,死了也不被后人记起),是自弃也!”

高门士族什么活不干,走路有人扶,出门做车,马都不会骑。陶侃偏就没事找事,在广州任刺史的时候,天天早晨起来没事把一堆砖搬书房外面,晚上再搬回来,别人问他干什么,他说,我还要北伐中原呢,过分的悠闲安逸,恐怕不能承担大事。

东晋名士除了好酒常醉不醒之外,就是一天天摇着麈尾清谈。陶侃则饮酒必限三杯,属下参佐不认真做事,言谈戏耍荒废政务,轻则严加训斥重则加以鞭笞,把他们的酒器、赌具、麈尾一并扔大江里。

名士尚玄学,陶侃非说“《老庄》浮华,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这不是跟高门士族对着干吗?这种人一旦执政,会有名士们好果子吃?因此庾亮对他非常排斥,也难怪陶侃怀疑他私下捣鬼把他排在顾命大臣之外,想当年晋明帝把他安排在荆州就是对抗门阀士族的。

温矫对庾亮说,您猜忌陶侃不是没道理,陶侃寒士,与我们志趣不同,不过,他还是个忠臣,您派人去请,他一定来!

使者到了荆州,陶侃还真记恨前嫌“以边将不敢越职为由”不想出兵,后来想了想,还是天下大局为重,终于答应共赴国难,西军以陶侃为盟主,发兵四万杀向建康,“旌旗七百余里,钲鼓之声,震于远近。”

京师内的王导一面矫太后之诏,令三吴(吴兴、吴郡、会稽)起兵勤王,联络扬州刺史郗鉴南下,一面策反苏峻的队伍。

双方相持不下,自公元328年五月一直打到九月,好在北方的前赵与后赵的大决战也在同时展开,南北双方各打各的,互不妨碍。在陶侃、王导双方的努力下,各地联军与苏峻在石头城展开决战,苏峻恃勇轻敌陷入阵中被杀,苏峻之乱平定。

建康满目疮痍,宫阙化为灰烬,温矫建议迁都豫章(即今南昌),应该说温矫的建议并没有什么暗藏的私心,三吴豪强乘机请求迁都会稽(在今浙江绍兴),王导力排众议,反对迁都,他可不能把朝廷置于吴姓的控制之下。他搬出孙权和刘备的话:“建康王者之宅”,古代的帝王,不一定因为财富的丰俭迁都。如果不修农事,那么乐土也会变成荒墟。北方未平,窜于蛮越,是向胡人示弱,决非良计!迁都之议遂罢。

庾亮上表请罪,求归山野,成帝司马衍手诏不准,并说“此社稷之难,非舅之责。”庾亮无地自容,自乘扁舟下野,上表说:“祖约、苏峻纵肆凶逆,罪由臣发,寸斩屠戮,不足以谢七庙之灵,塞四海之责。”司马衍闻报,马上下令地方官员扣留庾亮的小船,请他回来做官,小皇帝知道自己现在尚离不开这位有雅坐的舅舅。

苏峻之乱后,庾亮声威大损,迫于王导之逼,被迫放弃中枢权力,请求外镇效命,以塞天下人之口,小皇帝任命他为豫州刺史,镇守芜湖。陶侃死后,庾亮都督江、荆、豫、益、梁、雍六州诸军事,领江、荆、豫三州刺史,进号征西将军、假节,迁镇武昌,成为长江中游强藩,坐镇荆楚,遥制朝廷。平静掩盖下的血雨腥风飘然而至,新一轮的王庾之争再度展开。

庾亮手握强兵,虽居武昌朝廷政令多出自他手,王导逐渐不满,每有西风扬起尘土,他便以扇拂尘,缓缓道:“元规(庾亮的字)之尘污脏人!”

晋成帝司马衍接到江州刺史王允之(王导之侄)的密奏,庾亮的弟弟豫州刺史庾怿派人送了一坛美酒给他,他怀疑酒中有毒,用酒喂狗,狗饮酒后死亡。司马衍勃然大怒,“大舅已乱天下,小舅又想这样做吗!”庾怿自担其责,服毒自杀。

有来自荆州的人对王导说:“庾公有意东下建康!”并嘱咐王导暗作戒备,以备不测,王导淡淡道:“我与元规并为国家大臣,怀布衣之好,若其欲来,我角巾径还乌衣巷,略作戒备作甚!”

王导为何对庾亮有恃无恐呢?他有一个好亲家,郗鉴!郗鉴督流民军破王敦立下大功,被封为车骑将军、都督徐兗青三州军事、兗州刺史、假节,镇守广陵(扬州)。晋明帝崩,郗鉴与王导、卞壸、温峤、庾亮、陆晔等并受遗诏,成为辅政大臣。苏竣之乱郗鉴杀白马,大誓三军,自广陵渡江勤王,进位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散骑常侍,拜司空,加都督扬州之晋陵吴郡诸军事,镇守京口,首练北府兵,成为手操军权的强藩,在王庾争雄的格局中成为左右局势的一支重要力量。

高平郗氏本非望族,王导为拉拢他,琅琊王氏开始世代与郗氏联姻。东床坦腹的成语在这种历史环境下应运而生。郗鉴在京口派门生送信给王导,向他求女婿,王导对来人说,“君到东厢房去,任意选之。”门生看过后,回来对郗鉴说:“王家诸郎皆可嘉。闻来觅婿,都矜持拘谨;唯有一郎在东床上坦腹卧,好象没听见一样。”“呵呵!”郗鉴一笑,“正是这个好!”一问,乃王羲之也!便把女儿嫁给他。

王郗两家联姻,以东兵对抗西兵,形均衡之势,江左政局一度趋于平稳,未发生大的动荡,经济开始发展,玄风日益高涨。

孔子创立儒学以来,儒学中的经学以重礼轻情,重天理轻人性,成为中国文化的传统,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为适应皇权一统,董仲舒以天人感应治《春秋》,经学一时从风而靡。我不认为经学可以代表儒学,儒学之博大精深,岂是经学所能替代。以下名教即指经学,非孔子真正精神。

随着魏晋高门士族的兴起,意识形态领域悄然发生变化,王弼、何晏首倡“名教本于自然”,开始为玄学的兴盛提供哲学理论基础,阮籍、嵇康为代表的竹林玄学,不满于名教对人性的约束,提倡“越名教而任自然”,将玄学发展到一个极端,对名教的荒谬、虚伪和残酷进行猛烈地抨击。虽然遭到司马氏集团的打击,嵇康亦被杀害,但随着皇权的衰落,士族的兴盛,玄学在江左成为主流意识形态,蔑视礼教,倡导精神自由为主的魏晋玄风,成就一代名士,他们狂放乖戾,性情率真,开创个人自由观,但非资产阶级的,而是封建时代的,玄学削弱经学的影响力,为士族秉政扫清思想障碍。

南方思想的混乱殃及北方,北方政权在儒学与玄风之中莫衷于是,思想的动荡引发北方持续不断的战乱,一种来自印度的文明不期而至,并在北魏的历史中达到它辉煌顶点,也书写了遭际惨酷的一页。它是如何进入中原大地的呢?又是如何被北中国君主奉若神灵的呢?请看下一集“石虎兴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