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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策》读后感——诽谤和诽谤

天安门外有两个华表,传自唐尧时代。“华表”最初是道路牌,后来有人在上面议论政治得失,渐渐成为制度,称为“诽谤木”,是最早的自由言论工具之一。既然是议论得失,难免人之常情,是议论过失为主。

当时识字率很低,有能力在诽谤木上书写的,只有少数的精英,所以唐尧还有一个“敢谏鼓”,想提建议的可以击鼓,不识字的也可以用,估计也只限于上层人物。

到了周厉王后期(公元前845年左右),住在国都里的人们纷纷议论厉王的过失。召公虎跟厉王说:“百姓受不了君王的命令了!”厉王生气了,后果很严重,命令一个卫国的巫者监视指责自己的人,一旦发现,就要杀掉。之所以是巫者,因为当时巫、史都是国家的文化精英。

国都里再也没有人敢说话,厉王很高兴,跟召公说:“你看!我能止住谤言,大家终于不敢说话了。”

召公就提出了著名的“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理论:“堵住百姓的口,比堵住河水更严重。河水堵塞冲破堤坝就会伤人,百姓也像河水一样。治理河水,要疏导使它畅通;治理百姓,要开导他们,让他们把话说出来。”

厉王觉得自己掩耳盗铃很成功,根本听不进去召公的话,结果三年之后,大家一起把厉王流放到彘地去了。

大约五百年后,邹忌的妻、妾、客人都说自己比城北徐公漂亮,可他自己觉得自己完全比不上,因此睡觉的时候也放不下这件事,辗转反侧想明白了一个道理,妻子是因为偏爱自己,妾室是因为害怕自己,客人是因为有求于自己,所以都说自己比城北徐公漂亮。

于是他去求见齐威王,指出威王受到宫妇、左右、大臣和百姓的蒙蔽,齐威王是个聪明人,下令:“官吏百姓能够当面指责我的过错,受上等奖赏;书面规劝我的,受中等奖赏;在公共场所指出我的过失(谤议于市朝),使我听闻的,受下等奖赏。”

过了一年之后,尽然已经达到想找茬都找不到的地步,燕、赵、韩、魏等国纷纷示好。

常常有人把周厉王止谤和齐威王纳谏放在一起比较,其实这里面有很大的区别。

其一,齐威王的时代,已是七国争雄的战国时代,外部竞争者的存在,使治国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而名臣良将可以有很大的自由来挑选效忠的君主,没有太多的国家概念,因此相对而言,纳谏和宽容是比较容易的,也因为宽容环境的存在,当时士人肆无忌惮的议论政治,这才出现了中国史上第一次百家争鸣。

反观周厉王的时代,离武王灭商已有二百年,商纣亡国的故事早已没有威慑力。周天子的威信还在,纵观四邻,并没有足够强大的对手。

周厉王不过是止谤,到后来秦始皇一统天下,就令“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于厉王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这时候,诽谤就转义为诋毁中伤、诽谤之罪了。

始皇帝没有想到的是,将来还有人以唐尧“诽谤”之意引蛇出洞,以他始皇“诽谤”之意一网打尽,极尽汉语之妙用。

所以,在一个竞争的时代,宽容是多少的问题,在一个缺乏竞争的时代,宽容就变成有无的问题。中国第二次百家争鸣出现在民国时期也是同样的道理。

宽容,靠得绝对不是单纯的理念,而更多的依赖于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上的平衡。

第二,齐国历来是富饶之国,工商业发达,相对而言,商人不太关注什么政治倾向、道德主张,讲究实用主义,缺乏原教旨主义,这使得齐国的宽容气氛相对较强。

齐国和鲁国各有一个特色建筑,所谓特色建筑,比如黄金台,一听就知道是燕国的。齐国在临淄创办了稷下学宫,允许自由讲学。鲁国有一个两观,观在宫门两边,积土为台,台上有望楼,可以远眺,故曰观,约等于天安门,一般的诸侯国只有一观,鲁国因为周公旦的缘故,有东西两观,和周天子齐平,后来孔子杀少正卯就是在东观之下。这两个特色建筑代表了两种极端:商人和道德家、思想自由和专制。

位处交通要道的郑国也有一个特色建筑,乡校。乡校,当时乡间的公共建筑,既是学校,又是乡人聚会议事的场所。大概每个诸侯国都有,但只有郑国的出了名。

原因是子产执政郑国时,郑国人喜欢在乡校扎堆,议论执政者的得失成败,这也是诽谤木的意思。

公元542年,郑国大夫然明跟子产说:“把乡校毁掉,如何?”

子产回答说:“为什么要这样?人们早晚干完活聚集在一起,讨论执政的得失。他们喜欢的,我就推行,他们厌恶的,我就改正,他们是我的老师,怎么能毁掉呢?我听说过尽力做好事来减少怨恨,没听过依仗权势可以防止怨恨的。毁掉乡校,可以制止言论,然而就像堵塞河道一样危险。大决口一来,伤人必多,我也挽救不了,不如开个小口因势利导,我听见议论也可以当作良药。”

然明自愧不如。孔子听到后评论说:“以这些话来看,人们说子产不仁,我不相信。”子产死后孔子对他的评价也很高:“他是古代传下来有仁爱的人。”

这种宽容的理念,很大程度也是因为郑国地处大国之间,商业发达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