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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一)
    我从旧维多利亚剧院出来,我的朋友贺米亚·雷可立夫走在我身边。我们刚看完“马克白”一剧。雨下得很大,我们穿过街道,跑向我停车的地方时,贺米亚不公平地说,不管谁到那家剧院去,一定会碰上下雨。
    “就是这样。”
    我表示不同意她的看法,并且说她只记得下雨的时候。我踩离合器的时候,贺米亚又说:“我在葛林德伯恩的时候,运气一向很好,我实在想不出除了完美之外还有什么,音乐、鲜花,还有白色的花坛最特别了。”
    我们谈了一会儿葛林德伯恩和那儿的音乐,贺米亚又说:“我们要到都佛去吃早餐吧,对不对?”
    “都佛?真是奇怪的想法。我还以为要去‘幻想园’呢。看完那出满是血腥和忧郁的‘马克白’,应该好好吃喝一顿。莎士比亚老让我想狼吞虎咽一顿。”
    “是啊,华格纳也一样,至于我为什么说要到都佛,是因为你正朝那个方向开车。”
    “这边要绕点路。”我解释道。
    “可是你绕过头了,已经开到旧肯特路来了。”
    我看看四周,不得不承认贺米亚确实像以往一样又说对了。
    “我老是搞不清楚这儿的方向。”我歉然道。
    “是很容易让人弄错,”贺米亚同意道:“都绕着滑铁卢车站。”
    最后,我好不容易才开过西敏寺桥,我们又继续讨论刚才看的“马克白”。
    贺米亚·雷可立夫是位芳龄二十八的美丽女子,她的五官十分典雅完美,一头深栗色的秀发盘在颈后。我妹妹老说她是“马克的女朋友”,可是她那种语气却总是惹我生气。“幻想园”的仆役热烈地欢迎我们,带我们到深红色天鹅绒墙边的一张小桌上。由于服务周到、气氛优美,这儿的生意一向很好,所以桌子隔得相当近。我们坐下时,邻桌客人高兴地跟我们打招呼。大卫·亚丁力是牛津大学的历史学讲师,他介绍了一下同伴,是位梳着流行发型的女孩。那种发型复杂得很,东突一块,西突一角,奇怪的是,梳在她头上却显得很适当。她那对蓝眼睛很大,嘴也老是半开着,她跟大卫所有女朋友一样,笨得很。大卫本身是个很聪明的年轻人,但是只有跟傻乎乎的女孩子相处,他才能得到休息的机会。
    “这是我的小宝贝芭比,”他介绍道:“这是马克,这是贺米亚。他们都是正正经经的饱学之士,你要多学学,才能赶上人家。我们刚看完‘只是为了开玩笑’,真是太棒了!我想你们一定刚看完莎士比亚或者易卜生的戏吧。”
    “在旧维多利亚剧院看的‘马克白’。”
    “我好喜欢那个戏,”贺米亚说:“灯光很有意思,也没看过安排得那么好的宴会。”
    “喔,那女巫呢?”
    “可怕透了!”贺米亚说:“真的。”大卫也表示同意。“好像有一种呼之欲出的哑剧成分,”他说:“他们都蹦蹦跳跳地,像千面魔王一样。总不能希望一位好仙子穿着闪亮的白衣服,用单调的声音说:你的邪恶力量是不会胜利的。最后,只有马克白才会疯狂。”
    我们全都笑了,可是一向善于察言观色的大卫,却精明地看了我一眼,问道:
    “你怎么了?”
    “没什么,我只是想起那天看的一出哑剧里,有邪神、魔王,对了——也有好仙子。”
    “在什么地方?”
    “喔,在查尔斯的一家咖啡店。”
    “哈,你真是又聪明又时髦,对不对?马克。竟然也会参加查尔斯的社交圈,穿紧身衣的富家女,就在那种地方结交不起眼的男孩。芭比真该到那种地方去,对不对?小鸭鸭。”
    芭比把眼睛瞪得更大了。
    “我不喜欢查尔斯,”她辨道:“‘幻想园’比那边好太多太多了!有这么棒的餐点。”
    “很好,芭比,反正你也还不够有钱。再谈谈‘马克白’跟恐怖的女巫的事吧,马克。我知道要是我担任制作的话,会怎么塑造那些女巫的性格。”
    以前在学校的时候,大卫在剧团中相当活跃。
    “喔,说说看吧。”
    “我会让她们看起来很平凡,只是一些狡猾安静的老太太,就像乡下的女巫一样。”
    “可是这年头根本没有女巫了啊。”芭比瞪着他说。
    “那是因为你住在伦敦,才会这么说。现在英格兰乡下的每个村子里,都还有一个女巫。山上第三栋茅屋里的布莱克老太太,小孩子都不许打扰她,别人也常常送她鸡蛋或者自制的糕点,因为要是你惹火了她,你家的牛就挤不出奶来,洋芋收成也会一塌糊涂,要不然小强尼就会扭伤脚。虽然没有人在口头上说不能得罪布莱克老太太,可是每个人‘心里’全都明白!”
    “你真爱开玩笑。”芭比绷着脸说。
    “不,我不是开玩笑,这是事实,对不对?马克。”
    “可是知识一天天进步,教育也越来越普及,根本没有人会再迷信那些了。”贺米亚用怀疑的口气说。
    “可是乡下就不一样。你说对不对?马克。”
    “你说的也许没错,”我缓缓地说:“不过我也不敢肯定,因为我没在乡下住过多久。”
    “我不懂,你怎么能把女巫塑造成平凡的老太太。”贺米亚对大卫说:“她们当然有一种神秘诡异的气氛。”
    “可是你想想看,”大卫说:“这就跟发疯的情形差不多。要是有一个人又吼又叫,全身都是稻草,歪歪倒倒地走来走去,那根本就不可怕。可是我记得有一次替一个在精神病院做事的医生送个口信,我在房间等他的时候,对面有一位看起来很亲切的老太太在喝牛奶。她随便跟我聊聊天气,然后忽然俯身向前对我低声说:“‘埋在火炉后面那个可怜的孩子,是不是你儿子?’”然后她点点头,又说:‘晚上十点十分整,每天都很准时,你要假装没有看到血。’
    “就是她那种煞有其事口气,叫人不寒而栗,全身都起鸡皮疙瘩。”
    “火炉后面‘真的’埋了人?”芭比问。
    大卫没理她,又说:
    “再说那些灵媒,一下精神恍惚,一下在黑黝黝的房间里又敲又打的,最后坐起来拍拍脑袋再回家吃一顿有鱼、有洋芋的晚餐,看起来就是很平常、很愉快的女人。”
    “这么说,你认为女巫只是几个有预知力的苏格兰老太太,悄悄运用她们的巫术,绕着一口大锅子念咒,召唤一些鬼魂,可是表面看来却和平常人一样罗?噢——这倒是满吸引人的点子。”
    “但愿你能找到替你演这种角色的演员。”贺米亚冷冷地说。
    “你说得对,”大卫承认道:“只要剧本上有一点疯狂的暗示,演员马上就会很卖力的演出,要是有暴毙的情形也一样。可是没有哪个演员能安安静静地倒下去死掉,一定要咆哮、跌倒、翻眼睛、喘气、捧着心脏、抱着头,很夸张地演出才过瘾似的。说到表演,你觉得费尔丁的‘马克白’怎么样?批评家对他有很多不同的意见。”
    “我觉得梦游之后那一幕跟医生在一起的戏好可怕,”贺米亚说:“‘你不能帮助一个有病的脑子吗?’他让我发现一件以前从来没想到的事——他真的是在命令医生杀她,可是他又的确爱他太太。他把畏惧和爱之间的挣扎完全表现出来了。‘随后你也应该死了。’是我所听过的最沉痛的话。”
    “要是莎士比亚看到他的剧本被人这么演,也许会觉得很意外。”我冷冷地说。
    “我想,波贝吉公司已经减少了很多他原著的精神。”大卫说。
    贺米亚喃喃说:“演出者永远有办法让作者觉得意外。”
    “莎士比亚的剧本不是一个什么叫培根的人写的吧?”芭比问。
    “那种理论已经过时了,”大卫亲切地对她说:“‘你’对培根还知道些什么?”
    “他发明火药。”芭比得意地说。
    大卫看看我们,然后说:
    “你们现在知道我为什么爱这个女孩了吧?她知道的事老是很出人意料。亲爱的,是法兰西斯,不是罗杰。”
    “我觉得费尔丁扮演第三个凶手很有意思。以前没有这种例子?”贺米亚问。
    “我想有,”大卫说:“那时候多方便啊,只要想除掉一个人,随时可以找到替你动手的凶手。要是现在还能这样,那就有意思了。”
    “可是还有啊,”贺米亚辨道:“那些地痞流氓什么的,像芝加哥就有。”
    “喔,”大卫说:“我指的不是那种人,我是说一般人想除掉某个人——例如生意上的劲敌、老不死的有钱姑姑等等。要是现代人能打一通电话,说:‘麻烦派两名杀手来好吗?’那该有多方便。”
    大家都忍不住笑了。
    “可是如果真的想那么做,也有办法,对不对?”芭比说。
    我们不解地看着她。
    “什么办法,宝贝?”大卫问。
    “喔,我是说,也有人办得到……像你说的,跟我们差不多的普通人。不过我猜费用很贵。”
    芭比的眼睛张得大大的,看来天真无邪,双唇也微启着。
    “你到底在说些什么?”大卫好奇发问。
    芭比似乎很困惑。
    “喔——我想——我弄错了。我指的是‘白马’那种事。”
    “白‘马’?什么样的白马?”
    芭比红着脸,垂下眼睛。
    “我好傻,我——只是听别人说过——不过我完全弄错了。”
    “来,吃点布丁。”大卫体贴地说。
    (二)
    每个人大概都有过一种奇怪的经验,就是听到一件事之后,往往会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又碰到一次。我这回就是。
    第二天早上,电话响了,我过去接。
    “福来斯曼七三八四一。”
    电话那头传来像是喘息的声音,对方上气不接下气,但却很坚定地说:
    “我想过了,我会去!”
    我迅速动动脑筋。
    “太棒了,”我一边拖延时间道;“噢你——是——”
    “毕竟,”那声音说:“总不会被雷击中两次吧!”
    “你肯定没打错电话吗?”
    “当然,你是马克·伊斯特布鲁克,不是吗?”
    “对了!”我说:“你是奥立佛太太。”
    “喔,”那个声音说:“原来你刚才不知道我是谁啊?我根本没想到。我说的是罗妲的园游会,如果她希望我去,我就去。”
    “你真是太好了,他们一定会很感激你的。”
    “不会有宴会吧?”奥立佛太太问。
    她又说:
    “你也知道,那些人明明看到我在喝姜酒或者蕃茄汁,没有在写作,偏偏还要问我‘现在有没有在写作?’又说他们喜欢我的书,这话当然很讨人喜欢,问题是我从来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要是我说:‘我很高兴。’听起来就像‘很高兴认识你’一样陈腔滥调。嗯,事实当然没错。你想他们不会要我到‘粉红马’去喝点东西吧?”
    “‘粉红马’?”
    “是啊,白马,我是指酒店。我对酒店实在很没办法,我可以勉强喝点啤酒,可是会觉得很难过。”
    “你说的‘白马’到底是指什么?”
    “有一家叫‘白马’的酒店,对不对?或者是‘粉红马’,不过也许是在别的地方,只是自己胡思乱想。我有时候真会乱想。”
    “鹦鹉怎么了?”我问。
    “鹦鹉?”奥立佛太太似乎十分迷惑。
    “还有蟋蟀。”
    “说真的,”奥立佛太太威严地说:“我看一定是弄昏头了。”
    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我还在想这二度听到的“白马”时,电话又响了。
    这回是索马斯·怀特律师,他告诉我,我教母海吉斯——杜博夫人在遗瞩中,准许我从她的藏画中挑选三幅。
    “当然,没什么特别值钱的名画,”索马斯·怀特先生用十分忧郁的声音说:“不过据我所知,你曾经表示过欣赏死者所收藏的一些画。”
    “她有几张很好的印度风景水彩画,”我说:“我想你一定写信通知过我,可惜我忘了这回事。”
    “不错,”索马斯·怀特先生说:“可是遗嘱各条款已经开始实施,执行委员也在安排出售她在伦敦的屋子,要是你最近能抽空到爱拉斯米尔广场来一趟——”
    “我现在就来。”我说。
    看来,这不是个适合工作的早晨。
    (三)
    我把挑选出的三幅水彩画夹在腋下,离开爱拉斯米尔广场四十九号,几乎立刻撞上一个正要进门的人。我们彼此道歉之后,我正要叫计程车,忽然想起什么,马上转身问对方:“嗨——你不是柯立根吗?”
    “是啊——你——对了——你是马克·伊斯特布鲁克!”
    以往念牛津大学的时候,吉姆·柯立根和我一直是朋友,可是我们到现在至少有十五年左右没有见面了。
    “我知道你很面熟,就是一下子想不起来。”柯立根说:
    “我经常看到你的文章,很喜欢看。”
    “你最近怎么样?是不是真像你所希望的从事研究工作?”
    柯立根叹口气。
    “很难,太花钱了——除非能找到一个听话的百万富翁,或者意见不多的基金会。”
    “肝蛭,对不对?”
    “你的记性真好!不,我已经放弃肝蛭了,我目前最有兴趣的是一种跟脾脏有关的腺体,你一定没听过。表面上看来,好像一点作用都没有!”
    他的口气带着科学家的研究热忱。
    “那还研究它做什么?”
    “喔,”柯立根有点歉然地说:“我认为这种腺体会影响人的行为。粗浅点说,就跟你车子煞车的时候少不了一种液体一样。没有那种液体,煞车就不灵光。人体也一样,要是这种腺体分泌不够,就可能——我只是说‘可能’——使人犯罪。”
    我吹了声口哨。
    “那么‘原罪’的理论怎么办呢?”
    “是啊,”柯立根说:“牧师不会欢迎我的理论,对不对?老实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人对这种理论有兴趣,真是不幸。所以我现在还在警方担任法医。也挺有意思的,可以看到不少犯罪型态。不说了,免得你不耐烦——一起吃午饭怎么样?”
    “可以啊!可是你不是要去那儿吗?”我朝柯立根身后的屋子点点头。
    “也不是,”柯立根说:“我只是想法碰碰运气。”
    “那里只有一名管理员,没别的人了。”
    “我想也是,不过我希望能知道一点已故的海吉斯—杜博女士的事。”
    “我一定比那个管理员知道得多,因为她是我教母。”
    “真的?那我运气太好了。我们上哪儿吃午饭,郎地斯方场有个小饭店,不算豪华,可是有一种特别的海鲜汤特棒。”
    我们在那家小餐厅坐定之后,一名脸色苍白、穿着法国水手裤的男孩,端来一锅热气腾腾的汤。
    “太棒了,”我一边品尝一边说:“好了,柯立根,你想知道些什么?顺便告诉我,为什么?”
    “说起原因,话就长了,”我的朋友说:“先告诉我,她是个什么样的老太太。”
    我想了想,答道:
    “她是个旧式妇女,是某个小岛已故总督的遗孀,有钱,也喜欢过舒服日子,冬天就到国外的避暑胜地去。她的屋子很大,有很多维多利亚式的家具,也有各种好坏不一的维多利亚式银器。她自己没孩子,只养了一对教养得很好的狮子狗,爱得不得了。她是个顽固的保守主义者,心地很好,可是很专制,老是要坚持她自己的意见。你还想知道什么?”
    “我也不知道,”柯立根说:“就你所知,她有没有可能受人敲诈过?”
    “敲诈?”我很意外地问:“我觉得太不可能了,到底怎么回事?”
    就这样,我第一次听到高曼神父遇害的故事。
    我放下汤匙,问道:
    “你有那份名单吗?”
    “不是正本,是我抄的,在这儿。”
    我接过他从口袋拿出的那张纸,念了起来:
    “巴金逊?我认识两个姓巴金逊的人,一个叫亚瑟,在海军服务,还有一个叫亨利的,在政府某单位做事。奥玛拉——我知道一位奥玛拉少校。山得福,我少年时期有位老牧师姓山得福。塔克顿——”我迟疑了一下,“塔克顿……不会是唐玛西娜·塔克顿吧?”
    柯立根好奇地看着我。
    “就我所知,有可能,她是谁?干什么的?”
    “现在她什么事都不做了,大概一个礼拜以前,她的讣告在报上登过。”
    “那也没什么用了。”
    我继续看名单:
    “萧……我认识一位姓萧的牙医,还有杰若米·萧,……德拉芳丹——我最近听过这个姓氏,可是一时想不起来。柯立根?会不会是说你?”
    “但愿不是,我觉得上了这张黑名单好像不是好事。”
    “也许吧,你怎么会想到跟敲诈有关呢?”
    “要是我没记错,这是李俊巡官的看法,看起来好像也很可能。不过也有很多其他可能,譬如说是走私麻药的人或者密探之类的,我们现在一点把握都没有。但是有一点绝对不会错,这份名单非常重要,对方甚至不惜用谋杀来获得这份名单。”
    我好奇地问:“你一向对你工作、对警方的意义都这么有兴趣吗?”
    “谈不上。我有兴趣的是犯罪的个性、背景、生活环境,尤其是腺体方面的健康情形!”
    “那你为什么对这份名单那么感兴趣呢?”
    “天知道!”柯立根缓缓地说:“也许是因为看见我自己的名字也在上面吧。姓柯立根的有救了!一个姓柯立根的就可以救其他姓柯立根的人了。”
    “救?这么说,你认定了名单上这些人都是被害者,而不是犯人了?可是不是两者都有可能吗?”
    “说得对极了,奇怪的是,我竟然这么肯定,也许只是第六感,也许是因为跟高曼神父有关。我很少碰到他,可是他是好人,会众都很敬爱他。他是那种坚强好斗的人,我忘不了他把这份名单看得那么重要……”
    “警方还没找出线索吗?”
    “有,可是事情没那么简单,必须调查许多事,还要查那天晚上找神父去的那个女人的背景。”
    “她是谁?”
    “显然没什么神秘——一个寡妇。我们猜想她丈夫也许跟赛马有关,可是看起来又不像。她在一家小公司做事,调查消费情形,没什么不对劲。那家公司的信誉还不错,对她的了解不深。她是从英格兰北方来的——兰开夏。她只有一件事很奇怪,就是私人东西太少了。”
    我耸耸肩。
    “我想很多人都这样,只是我们不知道。这是个寂寞的世界。”
    “说得对。”
    “总而言之,你决定插手就是了?”
    “只是随便打听一点消息。海吉斯—杜博这个名字不常见,我想我也许能找出一点有关这位女士的资料——”他没把这句话说完,“可是从你刚才告诉我的话,好像没什么有用的线索。”
    “既不像走私麻药的人,也不像是密探,”我向他保证道:“她一直过着很心安理得的生活,没什么好让人敲诈的,我实在想不出她会在什么名单上。她的珠宝在银行保管,所以强盗也不会对她下手。”
    “你还认识其他姓海吉斯—杜博的人吗?譬如她的儿子?”
    “她没有子女,不过有一个侄儿和一个侄女,但是不同姓。她丈夫是独子。”
    柯立根随口说我帮了不少忙,然后看看表,愉快地说他该去接一个人,于是我们就分手了。
    一直到回到家里,我还在想这件事,始终没办法定下心来做事,最后一时冲动,打了电话给大卫·亚丁力。
    “大卫吗?我是马克。那天晚上你带的那个叫芭比的女孩,本名叫什么?”
    “怎么?想追我的马子?”大卫似乎觉得很有意思。
    “反正你女朋友多的是,”我顶他道:“放弃一个也无所谓。”
    “老兄,你不是已经有一个大包袱了吗?我还以为你跟她已经定下来了。”
    “定下来了。”这是个惹人嫌恶的名词,但是我想,我跟贺米亚的关系的确这样。可是我为什么觉得有点沮丧呢?我内心深处一直觉得我们有一天会结婚……我所认识的人当中,我喜欢她。我们有很多相同之处……
    不知道为什么,我忽然很讨厌。我几乎可以看到我们的未来:贺米亚和我一起去欣赏高尚的戏剧,我们讨论艺术、音乐,不错,贺米亚是个无懈可击的伴侣。
    但是我潜意识里却有一个声音告诉我,这些实在没什么意思。
    我感到震惊不已。
    “睡着啦?”大卫问。
    “当然没有。老实说,我发觉你那个叫芭比的朋友很能让人充充电。”
    “说得好,不错,她的名字叫芭密拉·史特林,在美菲尔区一家人造花店做事。”
    他把地址告诉我。
    “带她出去好好散散心,”他用长辈似的亲切口吻说:“你会觉得轻松不少。那个女孩什么都不懂——真的是脑袋空空如也。你说什么,她都相信。所以别太沉醉在幻想里。”
    他挂断了电话。
    (四)
    我略带不安地闯进“花房有限公司”,一阵过于浓郁的桅子花香,呛得我几乎忍不住倒退几步。里面有几个穿着浅绿色制服的女孩,看起来个个都像是芭比。最后,我好不容易才认出她来。她正有点困难地拼着一个地址。写完地址,她在找换零钱给客人付的五镑钞票时,又出了点差错。
    等她一空下来,我立刻喊住她。
    “我们前几天晚上见过——你跟大卫·亚丁力在一起的时候。”我提醒她道。
    “喔!对了!”芭比亲切地说,眼睛却含糊地从我头上望过去。
    “我想请问一点事,”我忽然觉得一阵不安:“也许我该先买点花?”
    她就像部按对了钮的自动化机器,马上答道:“我们有很多今天刚送来的可爱玫瑰,”
    “就这些黄玫瑰好了,”别的地方也有些玫瑰,“多少钱?”
    “非常便宜,”芭比用甜美醉人的声音说:“一朵只要五先令。”
    我咽咽口水,要了六朵。
    “要不要这些特别好的叶子衬托一下?”
    我怀疑地看着那些就快枯黄的叶子,却另外挑了些嫩的芦荀叶,但是这么一来,芭比对我的评价似乎低了些。
    芭比略带笨拙地把芦荀叶片包在玫瑰花四周时,我又重新拾起话题:“我想请教你一件事;那天晚上,你好像提到一个叫‘白马’的东西。”
    芭比似乎大吃一惊,把花束整个掉在地上。
    “能不能再告诉我详细点?”
    芭比站直身子问道:
    “你说什么?”
    “我想请问你关于‘白马’的事。”
    “白色的马?你指的是什么?”
    “那天晚上你不是提到过吗?”
    “我相信自己从来没说过那种事,也没听过那种事。”
    “一定有人告诉过你,是谁?”
    芭比深深吸了一口气,缓缓说:
    “我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老板也不许我们跟客人谈天。”她把帐单放在我面前说:“对不起,一共三十五先令。”我给她两镑,她塞了六先令到我手里立刻转身招呼另外一个客人。
    我发现,她的双手微微颤抖着。
    我缓缓走出去。走了一会儿,我忽然发现她算错了价钱(芦荀叶是七先令六),也找了太多零钱给我。她之所以会算错,显然是因为注意力放在其他方面。
    我又想起那个可爱的脸孔和蓝色的大眼睛,那对大眼睛里藏着些东西。
    “害怕!”我自语道:“吓坏了!可是为什么?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