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共同生活

    1
    蜜月期间，我们游览了杜布罗夫尼克，从那儿又到了斯普利特。我永远忘不了斯普列特。傍晚时分，我们从旅馆出来散步，当走到个广场的转弯处，看到圣·格雷戈里的巨影耸入云霄，这是雕塑家梅斯特罗维奇的杰作。它俯瞰着万物，像是永恒的里程碑在人们记忆中难以磨灭。
    旅行的下一步是顺达尔马提亚海岸而下，沿希腊海岸到达帕特雷。我们搭乘的船是只小货轮，船上总共才有四名乘客，我俩住一间客舱，另外两人在另一间客舱。他们到下一站就下船了，于是剩下我们两个乘客。
    我从没在船上吃过这么好的饭菜：切成薄片的美味羊肉，非常鲜嫩，新鲜蔬菜、米饭、烤肉扦上满是香喷喷的调料。我们和船长结结巴巴地用意大利语交谈着。他问道：“喜欢这饭荣吗？我很高兴为你们安排英国式饭荣，这是地道的英国式饭菜。”
    但愿他别到英国来，以免他会看到真正的英国饭莱。
    我们在这条塞尔维亚小船上愉快地过了几天，船不时地在沿途港口停靠，圣安娜、圣毛拉、圣地夸拉塔等等。我俩上岸前，船长总是提醒我们开船前半小时鸣气笛。于是当我们俩倘徉在橄榄树下或坐在百花丛中，耳边会突然响起笛声，我们便急忙转身跑回船。坐在橄榄丛中，四周一片静谧，我俩沉浸在幸福中．此情此景多令人惬意啊，简直是在伊甸乐园，人间天堂。
    终于到了帕特雷，我们愉快地告别船长，坐上滑稽的小火车去奥林匹亚。
    希腊无须多谈。奥林匹亚正如想象那般美丽。第二天我俩骑着骡子去安德里策纳，坦白地说，这几乎使我们的婚姻出现危机。
    我以前从未骑过骡子，十四小时的路程带来难以置信的痛苦。我竟到了分不清骡子与步行两者之间哪一个更痛苦的地步。到目的地后，我从骡子上滑了下来，腿脚僵直得难以走路，我责怪马克斯说：“如果你不知道别人经过这种跋涉后的痛苦，你就没资格结婚。”
    我们在安德里策纳休息了两天来恢复体力。我承认嫁给他并不后悔，他也可以学一学如何照顾妻子，仔细地计算路程之后再请妻子骑骡子旅行。我俩到巴萨神庙又骑了近五小时的骡子，可这一次我毫不感到劳累。
    埃皮德奥鲁斯在我眼中绮丽极了，但是在那儿我第一次领教了考古学家的性格。那天天气很好，我攀到剧场高处坐下，把马克斯一人撇在博物馆里看碑铭。过了很久，他还没来找我。我终于沉不住气了，下来走进了博物馆。马克斯仍直挺挺地俯卧在地上，蛮有兴趣地研究铭文。
    “你还在看那玩意儿？”我问他。
    “嗯，这很罕见，”他说，“你看这儿，我给你讲讲好吗？”“我想用不着，”我语气坚定地说，“外面美极了，真称得上是赏心悦目。”
    “嗯，我相信一定是这样。”马克斯心不在焉地说。
    “我再出去你不会介意吧？”我问。
    “不会，”马克斯略带惊奇的口吻说，“这很好，我还以为你对这铭文感兴趣呢。”
    “我想这不会比外面更有趣。”我说，又回到剧场高处坐着眺望远方。一个钟头过后，马克斯来找我，脸上浮着微笑，他已经解读了一个极为难解的希腊短语，这对他来说，一天都会因此而变得更有意义。
    德尔法真令人难忘。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迷人的景色，我们甚至四处寻觅，想在那儿找一块地将来有一天造所房子。我记得我俩选定了三处。这是美好的梦想：不记得我俩当时是不是相信这个计划。前两年，我故地重游，看到大轿车川流不息，咖啡店，纪念品和旅游者到处可见，我真庆幸没在那儿造房子，到雅典，蜜月就到日子了，就在还有四五天就要分手的时候，我们这两个伊甸乐园的幸福居民突然大祸临头．我病倒了，最初以为是患了那种在中东常见的肚子疼，其中有吉皮肚子疼，巴格达肚子疼，德黑兰肚子疼等。我把这一次叫做雅典肚子疼，但实际情况要糟糕得多。
    过了几天，我起来了，可驾车游览时，我难受得不得不又把车子开回来。当时能请到的只有希腊医生。他讲法语，我很快认识到，尽管我的法语足以应付一般交际，可对医学术语却一无所知。
    这位医生把我的病归于吃了红鲱鱼头的缘故。据他说，这种鱼对于不大会炖鱼的初来乍到的人危险性很大。曾有一位内阁大臣也得了这种病，差一点送命。我确信自己病得随时都可能死掉。我仍发着高烧，吃不进东西。然而，这医生到底救了我一命。我告诉马克斯让他放心，第二天他就可以走了。
    “岂有此理，我怎么能撇下你呢，亲爱的？”他说。
    麻烦在于马克斯受人之托，要按时赶到乌尔，为考察队的住房砌造各种辅助设施，以便在伍利夫妇和考察队其他成员两星期后到达时一切都准备就绪。他要砌一间新餐厅并为凯瑟琳修一间新浴室。
    “我相信他们会谅解我的，”马克斯说。但他语气中流感出迟疑。我知道他们是不会谅解的。我气愤地告诉他说他们会把他的不负责任归罪于我。这事关我俩的名誉，马克斯必须按时赶到那里，我让他放心，我会平安无事的。我将静卧休息一星期，然后坐东方快车径直回家。
    可怜的马克斯心都碎了。同时他又被那种该诅咒的英国式的责任感所围困。这是伦纳德·伍利长期以来对他施加的影响的结果。
    最后，我们俩怀着某种生离死别的悲壮心情告别，马克斯终于离我而去履行他的职责去了。
    我像根木头似地躺在由绿色墙纸裱糊的房间里，像只猫那样病恹恹的．腰疼，胃疼，虚弱得连手都不愿抬一下。我叫人端来淡而无味的煮通心粉，吃了两口就推开了。看来再吃点什么是不可能的。
    我惦念着马克斯。此时他应该到贝鲁特了，明天他将随奈恩车队穿过沙漠。可怜的马克斯，他该多挂念我呵。
    幸运的是，我不必再为自己担心了。我已感到内心翻腾着要干点事或挪挪地方的决心。我又吃了些无味的煮通心粉，放了点碎乳酪。每天早晨在室内来回走三趟以便恢复腿劲。医生来看我时说已经好多了。
    “不错。嗯，看得出你是在恢复。”
    “说真说，我后天就想回家了。”
    “噢，别说蠢话。告诉你，那位内阁大臣……”我按计划离开了那儿。旅馆的搬运工搀着我蹒跚地登上火车。我躺倒在我的铺位上，没怎么动弹，偶尔叫人从餐车给我端碗热汤来。汤总是油腻腻的，我毫无胃口。假如是若干年后，这种不喜油腻倒是对保持体型有好处，可在当时我还很纤瘦。旅程结束回到家时，我已皮得只剩下皮包骨头了。回到家后，躺在自己的床上真是再舒适不过了。过了将近一个月，我才完全恢复了体力和精力。
    马克斯平安抵达乌尔，他为我一直心烦意乱，一路发了数封电报，盼我的回音，可总是杳无音讯。他用工作来冲淡内心的焦虑，所干的话比伍利夫妇预料的要多得多。
    到了我现在的年纪，我非常清楚如何对付性格爱冲动的人：演员、制片人、建筑师、音乐家和像凯瑟琳·伍利这样爱慕虚荣的人。就母亲而言，马克斯母亲是那种我所说的极敏感的人，我母亲也属同一类人。
    我的几位演员朋友就好发脾气。查尔斯·劳顿在《不在犯罪现场》中扮演赫尔克里·波洛。一次在排演休息时，他一边吸着冰淇淋水，一边向我说起他的处世绝招：“装作喜怒无常很有好处。人们会说，当心别惹恼了他，要知道，他动不动就发脾气。”
    “这种做法有时让人心烦，”他补充说，“尤其是你并没有这种欲望的时候。但是这样毕竟划得来，每次都不会吃亏。”
    2
    这时期的创作活动在我记忆里似乎难以理解的模糊，这看来不可思议。其实即便在当时，我也没把自己看做是一名真正的作家。我写作长篇和短篇小说，并能出版。我开始习惯于把这做为一项固定的收人。可每当我填写表格中职业一栏时，我除写上当时引以为荣的“已婚妇女”之外不知道还有什么好写的。我是个已婚妇女，这是我的身份，是我的职业。写书是我的副业。我从没有把写作冠之“专业”的金字招牌。我觉得那样太荒唐。
    我的婆婆对此不理解，“你写得精彩极了，亲爱的阿加莎，你应该写点，嗯，更严肃的？”指的是“值得写的”东西。我发觉我无法向她解释，也没想到要解释，我的作品是为消遣而写的。
    我想做个优秀的侦探小说作家，当时确实是这样想的。
    我洋洋自得地认为自己是个优秀的侦探小说作家。我的一些作品使我感到得意和满足。但是，我从未得意忘形过，因为我觉得这些并不是最高成就。故事并不像为第一章拟写线索发展时所构想或镀步时喃喃自语展现在眼前的那样理想。
    可爱的婆婆大概是要我写出某个世界著名人物的传记。我想象不出还有什么会比这更棘手的了。然而，我总是不加思索十分谦虚地回答说：“您说的对，不过我不是一个真正的作家。”罗莎琳德往往会纠正我说：“可你就是个作家，妈妈。这一点毫无疑问。”
    可怜的马克斯由于结婚而被狠狠地治了一下：就我所知，他从不看小说。凯瑟琳·伍利把《罗杰·艾克罗伊德谋杀案》强塞给他，他却一个字都没看。有人在他面前谈过故事的结局，他说：“知道了结局，这书还有什么看头？”而就在这时，他成了我丈夫，于是他毅然地捧起了书。
    到这时为止，我已写了近十本书，他慢腾腾地从第一本看起。马克斯关于轻松读物的概念是那些深奥的考古学著作或古典专题的研究著作。因此，他看这种轻松小说时愁眉苦脸的样子十分好笑。可我应该骄傲地说，他坚持下来了，后来，他似乎对这种自讨苦吃也乐在其中了。
    可笑的是我对婚后撰写的书竟然印象无几。大概是我过于沉湎在日常生活的欢乐之中，而写作成为我的时断时续的任务了。我从没有一间固定的专用写作室。在以后的许多年里，这给我带来了许多麻烦，因为每逢接待来访者，他们第一个要求就是拍摄一张我的工作照。
    “带我们看看你的写作室吧。”
    “噢，我在哪儿都可以写。”
    “可总有个专用房间吧？”
    然而我没有。我的全部用品不过是一张结实的桌子和一台打字机。这时我已开始用打字机直接写作，尽管我仍习惯在开始几章时以及间或着用笔创作，随后再用打字机打出。卧室里一张放脸盆用的大理石桌面成了写作的好地方；餐厅里的餐桌也挺合适。
    家里人常常注意到我又要开始创作了，“看，米苏斯又在琢磨呢。”卡洛和玛丽总是叫我米苏斯，她们都看得出我陷入沉思的表情，她们有所期待地望着我，催我躲进屋子里专心写作。
    许多朋友对我说：“不晓得你什么时候写书，因为我们从来看不到你写作的情景，甚至看不到你到什么地方写作。”我的行踪大概和狗叼着骨头走开的情况差不多：狗偷偷摸摸地走开，半小时内见不到其踪影。随后它会鼻子上沾满泥土，扭扭捏捏地出现在面前。我大概也是如此，要去写作时，我总是有些不自然。可每逢我得以抽身，关上房门不让别人打搅，就可以伏案疾书，完全沉浸在写作之中。
    在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二年之间，我写的作品相当可观：除了一些完整的长篇之外，还出版了两本短篇小说集。
    一本以奎因先生为主角的小说集，这是我的得意之作。我写作并不经常，或许隔三四个月才写一篇，有时间隔还会更长些。期刊似乎喜欢这类作品，我自己也颇为得意，但是我回绝了给期刊写系列小说的要求。我不想写一部关于奎因先生的系列小说，我只是在有创作冲动时才动笔。
    我还出版了一本名为《犯罪团伙》的短篇小说集。每篇小说都是模仿当时某一定型侦探模式写成的。现在有些已记不清了。我记得有索思利·科尔顿那个瞎子侦探，当然还有奥斯亭弗里曼；弗里曼·威尔斯·克罗夫特和他那奇妙的时间表；也有夏洛克·福尔摩斯。在我挑选了十二位侦探小说作者，看看他们中哪一个至今仍为读者所熟悉是很有趣的。有些人的名字变得家喻户晓，有些则默默地消失了。当时在我看来，他们写得都很出色，以不同的风格给人以享受。《犯罪团伙》其中有描写我的两位年轻侦探汤米和塔彭斯的故事，这俩人成了我第二本书《暗藏杀机》的主要人物。为了换换样，再次以他俩为主角创作倒颇有趣。
    《寓所迷案》是在一九三零出版的，但是，我对出版时间和地点以及写作过程、起因，甚至连怎么想起用一个新角色马普尔小姐作为小说中的侦探都记不清了。当时，我肯定没打算在以后的写作生涯中继续以她为主人公。我没想到她会成为赫尔克里·波洛的竞争对手。
    如今，人们络绎不绝地写信给我，建议马普尔小姐和赫尔克里·波洛应该邂逅相遇。可这有什么必要呢？我肯定他俩决不会对此感到高兴的。赫尔克里·波洛清高自负，他不会要一个老处女来教他几手的。他是个职业侦探，有他在，就不会有马普尔小姐的立足之地。他俩都是红人，都是凭本事吃饭的。我不会安排他们邂逅相遇的，除非我一时心血来潮，感到有必要这样做。
    我想，大概是在《罗杰·艾克罗伊德谋杀案》中刻划谢泼德医生的妹妹时所产生的乐趣，促使我产生了创造马普尔小姐这个人物的想法。我喜欢书中她这个角色，尖刻的老处女，好奇心十足，没她不知道、没听过的事：地地道道的私人侦探。当这本书被改编成剧本时，使我大为不快的是卡罗莱挪不见了。医生又多了一个妹妹，一个妙龄少女，能唤起波洛春心萌动的娇媚姑娘。
    我不了解这主意刚刚出现时。人们对于戏中的改动是多么难以接受。这时我已经写了一个自己的侦探故事剧本，记不得这是什么时候了。休斯·梅西对此颇有异议；他们实际上要我最好不要对这个剧本存在什么期望，因此我也就没有强求他们。这个剧本名叫《黑咖啡》。这是一部传统风格的惊险剧，虽然其中不乏老调重弹，但我觉得还不错。后来，时来运转，我在森尼代尔时的一位朋友伯曼先生与皇家剧院有关系，他向我提出这剧本或许能上演。
    弗朗西斯·沙利文在《黑咖啡》中饰演波洛。他体态臃肿，身高六英尺二英寸；我对饰波洛的演员总是一个肥胖的家伙感到奇怪。我记得首场演出是在汉普斯持德的大众剧场，露西娅的角色是由乔伊斯·布兰德扮演的，我一直认为她是个出色的演员。
    《黑咖啡》公演了四五个月后，终于挪到西区上演。二十多年后，这个剧经过稍许修改重新出现在舞台上。作为保留剧目，人们对它反应很好。
    《不在犯罪现撤是由迈克尔·莫顿根据我的一部书《罗杰·艾克罗伊德谋杀案》改编上演的第一部剧作。他是个剧本改编行家。我对他最初的想法不以为然，他想让波洛年轻二十岁，改名为博·波洛，身边有许多姑娘献媚。这时我和波洛结下了不解之缘，我意识到他将永远是我笔下的人物，我极力反对完全改变他的性格特征。后来，在监制人杰拉尔德·杜·莫里哀的支持下，我们决定去掉医生妹妹卡罗莱娜这个人物，用一个年轻美貌的姑娘来代替。我前面说过，我很不情愿去掉卡罗菜挪这个人物，我偏爱以乡村为背景的关于她的那段故事。我喜欢通过医生和他主宰一切的妹妹的生活表现出来的乡村生活的剧情。
    如今重温《寓所迷案》，我并不像当时那样满意。我觉得它的人物过多，枝节也太多。但主要情节还是经得起推敲的。我看那村子就像确有其事一样，即使在今天，也仍有些村庄与之相似。孤儿出身的侍女、训练有素且会向上爬的佣人不见了，但取代他们的日间女佣又与他们何其相似，尽管应该承认她们不如前辈人那么有心计。
    马普尔小姐不知不觉地走进了我的生活，竞丝毫没引起我的注意。我给一家期刊写了六篇系列短篇小说，选择了六个人物每星期在一个小村庄聚会，讲述疑难案例。我从简·马普尔小姐写起，这位老处女很像我姨婆在伊灵的某些至交。我年轻时去乡村时常遇到这种老妇人。马普尔小姐决不是我姨婆的再现；她要比我姨婆更大惊小怪、更有老处女的味道。但是俩人确有相似之处，她们性格爽快。她们总喜欢把人和事往坏里想，而可怕的是事实证明十有八九她们是对的。
    姨婆的预见性相当可怕。我哥哥姐姐曾在家把一只温顺的小松鼠养了一年之久。这天，姨婆在花园里捧起这只伤了一只爪子的小生灵，颇有见地地说：“听着！这只松鼠几天之内就会顺着烟囱跑掉。”五天后果然跑了。我把姨婆的这种预言能力赋予了马普尔小姐。马普尔小姐对人并无恶意，只是不轻信任何人。尽管她持人性本恶的观点，她还是善待每一个人。
    马普尔小姐刚一在我的书中出现就有六十五岁到七十岁左右了，如同波洛一样。这并不是件好事，因为她要在我的创作生涯中常常陪伴着我。假如我预见这一点，我会让一个早熟的学童作我第一个侦探，于是他会和我一起成长。
    为了这六篇系列小说，我给马普尔小姐安排了五个伙伴。第一个是她的外甥，他是一位当代小说家，他的作品里涉及了深奥的理论，乱伦、性、以及关于卧室和厕所设备的污秽描绘，总之，是他眼中赤裸棵的生活。他对自己美貌而迂腐的简姑姑一味迁就，就像对待一个不谙世事的人。第二个人是个身为现代派画家的年轻姑娘，她刚刚和雷蒙德·韦斯特有了点暖昧关系。接下来是佩蒂格鲁先生，他是位地方律师，没有人情味，机警，上了年纪；其余两位是本地医生，一个了解许多病例从而对每晚的难题都能讲出个所以然的有用之人，以及一位牧师。
    马普尔小姐自己讲述的疑案用了一个有些可笑的名字：《圣彼得的拇指》。后来，我又续写了六篇以马普尔小姐为主人公的小说。这十二篇和另外一篇以《死亡草》为书名在英国出版了，在美国出版的书名则叫《星期二俱乐部谋杀案》。
    我记不得写作《悬崖山庄奇案》的情景了，我可能以前就打好了腹稿，这是我的习惯，常常弄不清一本书是否刚脱稿还是已出版。故事情节常常不期而至地涌人脑海：沿着大街散步时，或满怀兴趣浏览某家帽店时，突然有了绝妙的构想。我想：“这回可以天衣无缝了，没有谁能看出破绽来。”当然，所有的情节都有待于进一步推敲，各个人物也只能慢慢地活起来，我当即在练习簿上记下这个绝妙的构想。
    到目前为止，这样做很得心应手，但我常常把练习簿丢掉。我手里总是有半打练习簿，随时把想到的情节或是某种毒药或药品，或是在报纸上看到的某次狡诈的诈骗案记下来。当然，如果把所有这些都清楚地分类归档，会省掉我许多麻烦。然而，有时到一摞旧笔记本中去漫无目标地寻找随手写下的几行字，诸如“可用的情节：自己动手；姑娘不是真妹妹；八月”以及情节梗概什么的，倒是别有一番乐趣。
    有些情节都记不得了，有些情节则时常在脑海中萦绕，我乐于细细地品味把玩，因为我知道总有一天会写出来。在安排好《罗杰·艾克罗伊德谋杀案》细节之前，我曾在脑海中酝酿了很久。鲁斯·德雷珀的演出触发了我的创作灵感。
    她那逼真的模仿，那使自己从一个爱叨唠的妻子变成一个跪在教堂里的农家姑娘的演技给我以启迪。她使我写出了《人性记录》。
    初写侦探小说时，我无限评判或是认真地考虑犯罪问题。侦探小说是追逐猎物的小说，也是体现某种道德的小说；实际上它再现了那种古老的通俗道德传说：恶的毁灭和善的胜利。一九一四年战争时期，作恶者并非英雄；当时英雄是行善的，敌人是邪恶的，道理是如此简单明了。当时没有开始研究心理学。我像其他任何写书和看书的人一样，憎恶罪犯，同情无辜的受害者。
    对于时髦的英雄拉弗尔斯则例外，他是个惯偷，爱打板球，总是和那个兔子样的伙计邦尼在一起。我一直有些讨厌拉弗尔斯，这当然是传统的作用。他是个罗宾汉式的人物，可拉弗尔斯令人感到轻松。
    人们做梦也不会想到会出现如今这样的情况，看犯罪小说是由于喜好暴力，为了从野蛮行为中获得虐待的快感。
    现在残酷行为几乎像每日的黄油面包一样普遍。当然，我称之为“仇视者”的只是极少数人，但是，像所有的少数派一样，这种人的能量远远超过多数人。
    由于写作犯罪小说的缘故，我对犯罪学研究产生了兴趣。我尤其喜欢看那些与罪犯打交道的人写的书，特别是那些试图教育罪犯或是想办法对罪犯进行所谓“改造”的人写的书，我想现在人们会用更堂皇的字眼来形容他们。那些罪犯大概中了魔，就像弥尔顿笔下的撤旦的所作所为：他渴望显赫，渴望权势，渴望像上帝那样地高贵。他内心没有爱，也就不知谦卑。我自己常说，通过观察生活而得出结论：不懂谦卑就意味着毁灭。
    写侦探小说的一大乐趣就在于有诸多体裁可供选择。
    轻松型的惊险小说，这种小说写起来特别舒心；扑朔迷离的侦探小说，其情节复杂，颇费心思，值得回味；还有一种包含激情，我也只能叫它侦探小说，它充满帮助拯救无辜的激情，因为人们关心的是无辜者而不是罪犯。
    我可以对那些杀人犯哲暂不作判决，但是我认为他们是社会的蠹虫，他们制造仇恨，随心所欲。我情愿相信他们生来就是废人，或许因为这个缘故，人们会可怜他们，但即使如此，也不会宽宥他们。因为宽宥他们，无异于宽宥那些从中世纪瘟疫流行的村庄中逃出而混进邻村无辜村民和活泼孩子中的人。无辜者必须受到保护，他们应该能在平静和博爱中和睦相处。
    使我震惊的是似乎没有人关心无辜者。当读到一起谋杀案时，看上去人们对悲惨情景——譬如说一家小烟铺的颤巍巍的老妇，正转身为一年轻的恶棍拿盒烟时，却被打死了——无动于衷。人们似乎对这种恐怖行为，对她的痛苦，对她终于辞别人世不在乎。谁都对死者的痛苦不以为然，人们只是对年轻的杀人犯不胜同情，因为他年轻。
    为什么不把他处以死刑？在这个国家，我们捕杀豺狼，并不试图让豺狼和羊群和睦相处。我们进山捕杀野猪，以防它下山在溪边咬死孩子。它们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就捕杀它们。
    我对那些被残忍仇恨的霉菌所侵蚀而视他人生命为草芥的人怎么办呢？这些人常常有良好的家境，良好的机遇，受过良好的教育，可他们说白了就是不走正道。对这种人有什么办法呢？怎么处置杀人犯？不是终生监禁，这要比古希腊一杯毒芹汁处死更残酷。我们所找到的最好办法是流放。
    广漠的旷野上，只有土著居民在那生息，在那只能生活在更加鄙陋的环境中。
    让我们看一看这种观念：今日之短曾是昔日之长。如果不是心狠手毒，如果不是嗜杀成性，如果不是全无怜悯之心，也许人类就难以生存下去。也许早就绝种了。当今的恶人也许是昔日的强者。那时他有这种必要，但是今天却没有这个必要了，他成了危险分子。
    在我看来，惟一希望是强制这种人为整个社会的利益有所贡献。例如，可以允许这种人在一杯毒芹汁或是献身于试验性研究之间作出选择。
    这似乎从侦探小说扯远了，但是即可能说明了为什么我对受害者比罪犯更有兴趣。受害者被描写得愈逼真，由此而产生的愤慨就愈加强烈，那么，当我们把他从死亡的幽谷中拯救出来时，心里也就充满着愉快的胜利感。
    3
    第二年三月，我按计划去了乌尔。马克斯到车站接我。
    我曾想自己会不会害羞，毕竟，我俩才结婚就分开了。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我俩好像昨天就在一起了。马克斯给我写的信很详细，我感到我对当时考古挖掘地进展情况像一个考古工作者那样了解。回家之前，我在考古队营地住了几天。莱恩和凯瑟琳热情地招待我，马克斯还带我去挖掘地点看了看。
    天不作美，突然刮起了暴风。这时我才注意到马克斯的眼睛已习惯了风沙。我踉踉跄跄地跟在他身后，狂风吹得我睁不开眼，而马克斯眼睛圆睁，给我指这儿说那儿。我惟一的念头是躲到房子里去，但是我还是勇敢地坚持下来了，因为尽管很难受，我对马克斯在信中说到的一切却极为感兴趣。
    随着挖掘季节的结束，我俩决定经波斯回国。这时有个小型航空公司（是德国人办的），开办了巴格达至波斯的航线，我们搭乘了飞机。这是一种单引擎的飞机，只有一个驾驶员。我俩都感到这太冒险了。
    飞机抵达设拉子，我还记得那儿的景色多么令人向往，它就像是嵌在灰褐色旷野上的一颇深绿色宝石。飞机愈飞愈近，绿宝石愈加光彩夺目；飞机降落后，我们终于发现这是——座由绿洲、棕榈和花园组成的绿色城市。我不知道波斯究竟有多少沙漠，可我明白了为什么波斯人那么珍视花园，这是因为有座花园是多么地不易。
    我们从设拉子乘车去伊斯法罕。马克斯和我打算，如果护照、签证、旅费等等不成问题的话，就取道俄国继续旅行。
    为此．我们去了伊朗银行询问。银行经理叹了口气说：“有不少困难。”
    “是这样？”马克斯预料到会有困难，但肯定不致于难以成行吧？“要知道，”银行经理解释说，“他们的法律常变来变去，总不固定，况且法律之间也常自招矛盾。某条法律说不能把某种外币带出境，而另一条则说这是惟一允许出境的外币。”
    马克斯对此表示理解。银行经理来了精神，他告诉我们旅途会很惬意的：“让我想想，你们想坐汽车去里海？是吗？坐汽车走挺好。先到雷什特，从那儿乘船去巴库。那船是俄国人的，我对它一无所知，可人们都去坐船。”
    这就样，我们如期踏上了旅途，带上了大量的伊朗金币，怀揣着俄国领事开的证明。
    坐车去里海真是美极了。汽车先爬上岩山裸露的山岗，然后越过山顶，下山时，我们发现到了另一个世界：和风煦煦，飘着雨丝。终于到了雷什特。
    我们被带上了那艘令人不快的俄国船，神经相当紧张。
    一切都与波斯和伊拉克截然不同。首先，船出奇地干净，简直像医院一样干净。窄小的客舱里摆着高高的铁床，硌人的草褥子。干净的粗布床单，一把马口铁水壶和一个脸盆。船员们都像机器人一样，看上去都有六英尺高，金黄色的头发，面无表情。他们待我们彬彬有礼。马克斯和我觉得就像《公开的界限》剧中那对自杀夫妇一样，俩人在船上像鬼魂一样四处游荡。谁也不和我们讲话，也不看我们一眼，对我们根本不加注意。
    我们到了巴库。一位苏联旅行社的代表来接我们。他人不错，通晓古今，讲一口流利的法语。他问我们是否想去歌剧院看看《浮士德》的演出。我并不想去。于是他说会给我们安排其它娱乐活动。我们被带着参观造型各异的建筑物和未竣工的公寓。
    我们去黑海时一路顺风。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在伊内博卢港停泊，在那里，有人把几只可爱的棕色小熊带上船，听说是运往马赛动物园的。如今想起当时一个五大三粗的法国水手拿着奶瓶一本正经地挨个给小熊喂奶就好笑。
    4
    对马克斯来说，到尼尼微的意义就在于对那儿的土丘进行挖掘。坎贝尔－汤普森夫妇对此并不十分热心，但是他们事先已同意马克斯可以试一试。史前文化在考古上突然成了热门，因为当时几乎所有出土文物都属于有史时期。
    他们到野外不为人所注意的小土丘上寻觅。每到一地都要捡些彩绘陶片，贴上标签，分门别类地装进袋子，再审视图案，这事其乐无穷。尽管它们年代已久，但仍有新鲜感。
    由于这些陶片上没有文字，所以确定它们的年代是异常困难的。很难说清楚某种类型的陶片的年代是在另一种之前还是之后。我们在尼尼韦的挖掘结果确实激动人心，因为不久就证明，那座九十英尺高的大土丘，有四分之三属于史前时期，这以前从未引起过注意，仅仅知道地面部分属于亚述时代。
    马克斯的著作摆到了我的眼前：《尼姆鲁德及其遗迹》。
    我多么为他得偿夙愿而高兴呵。尼姆鲁德从百年沉睡中醒来了，菜亚德开拓了这项工作，我丈夫将它完成了。
    他还发现了更进一步的奥秘：城邦边界上的沙尔曼奈塞尔大城堡和位于土丘上的其他宫殿。有关亚述国军事都城卡拉的传说由此而展开。尼姆鲁德现在已还其历史本来面目，除此之外，那些由手工制作的最美的物品被收藏到世界上许多博物馆中。雅致而考究的象牙制品则更令人叹为观止。
    看到人类用自己的双手制作妙不可言的精品，真为自已是人类的一员而骄傲。人类是富于创造力的，他们肯定获得了造物主的某些灵感，造物主创造了世界及其大自然，并以此为满足。但是它留下了创造的余地。它使人类的双手得以发挥创造力。
    人类有邪恶的一面，其邪恶比野兽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他们也可以在创造的亢奋中飘然欲仙。
    我十分留恋这第一次在考古现场度过的日子。我很喜欢摩苏尔；我写完了《人性记录》并且成功地揭开了谋杀之谜。我在拜访坎贝尔一场普森夫妇时，曾给他们朗读了全部手稿，他们非常欣赏。我想，除我的家里人之外，他们俩大概是惟一听我读过手稿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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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怀着胜利的喜悦回到了英国。马克斯整个夏天忙于写这次考古情况的总结。我们在大英博物馆举办了一次考古展览。马克斯关于阿尔帕契亚的书在当年或者第二年出版了。该书不能再拖延了，马克斯曾说，考古工作者们的著作往往出版得太迟，而成果本应尽快地公布于众。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在伦敦写了一本叙述我们在叙利亚生活的书，定名为《在遥远的叙利亚》，后来我每每读起这本书就很兴奋地回忆起在叙利亚的日子。
    一九三零到一九三八年那几年特别令人心满意足，因为没有来自外界的阴影威胁。由于工作压力，特别是工作成功后的负担使得人们往往愈来愈少闲暇；但是这仍然是无忧无虑的年代，总有好多事要干，虽然并不富于吸引力。我写作侦探小说，马克斯撰写考古的著作、报告和文章。大家都忙忙碌碌，但并不很劳累。
    我们就这样悠然度日。马克斯以极大的热情从事考古工作，我从事写作，这时写作已成为我的职业了。因此，并没有多少热情可言。
    起初，写作是件激动人心的事，部分原因是因为我并没有感到自已是个作家。写的书每每得以出版都使我感到吃惊。而现在，写作成了天经地义的事了，成了我的专职。人们不仅要求出版我的书，还催促我继续写下去。可是那种想干点分外事的无休止的渴望使我坐立不安；而实际上不这样生活也太乏味了。
    这时我想做的是要写点侦探小说以外的东西。因此，我怀着志石不安的心情，沉浸在一本名为纯小说《巨人的面包》的写作之中。这是一本以音乐为题材的小说。严格说来，它时时暴露出我对这个题材的无知。读者对这本书的评价尚好，销路也如预期那样不错。我用了玛丽·韦斯特马考特的笔名，谁也不知道本书的作者是我。这秘密我一直保守了十五年。
    一两年后，我又用这个笔名写了另一本书《未完成的肖像》。只有一个人猜到是我：楠·瓦茨，现在她叫楠·昆。楠的记忆力很强，我描写孩子的某个短语和在第一本书中的一首诗引起了她的注意。她立刻自言自语地说：“肯定是阿加莎写的。”
    一天，她捅了捅我的腰肋，用一种稍不自然的声音说：“前两天，我看了一本爱不释手的书，让我想想看书名是什么来着？《矮人的血》，对，就是《矮人的血》。”
    然后她又调皮地对我眨了眨眼。我到她家后，说：“那么你猜《巨人的面包》是谁写的呢？”“当然知道是你啦，我熟悉你的写作风格。”楠说。
    我有时还写写诗歌，多半是民谣。但是，我不想凭运气闯一闯一个完全不同的写作领域，也不想在这个不大容易干点新鲜事、冒险事的年纪去干这种事。
    我想促使我动笔的原因是人们用我不喜欢的方式来把我的小说改编成剧本，我为此倍感懊恼。虽然我写了《黑咖啡》这个剧本，可从没认真地想去创作剧本。我对写《埃赫那吞》很得意，但是绝不相信它会上演。我突然想到，既然我不喜欢别人改编我的作品，那么何不自己尝试——下改编呢。在我看来，我的作品被改成剧本之所以失败，主要在于摆脱不了原作。侦探小说决不会像个剧本，因此改编它要比改编一部普通小说困难得多。它的情节是如此错综复杂，人物繁多，线索干头万绪，扑朔迷离。需要的是删繁就简。
    我曾写过一本书，名叫《十个小黑鬼》（在美国出版时书名改为《十个小印第安人》），因为它太难写了，所以就更有吸引力。十个人要合情合理地在谋杀犯不好马脚的情况下被干掉。我在经过充分构思之后动笔了，写完后我很满意。
    这本书线索既清晰明快又令人迷惑不解，可解释又合情合理；事实上，为了解释就需要有一个尾声部分。这本书的评论和销路都不错，但是真正为之满意的还是我本人，因为我比评论家更清楚写这本书是多么不易。
    其后，我又进了一步。我暗想，如果把它改编成一个剧本会更令人激动。乍一看这似乎不可能，因为没有人来讲故事的结局，于是我只好有所改动。我必须使其中两个人物摆脱干系，从磨难中平安地脱身，在故事结束时再团聚。这与原来的童谣的内涵并不相悖，因为有一首“十个黑孩子”的歌谣是这样结尾的：“他成了家，万事大吉。”
    我写完了剧本。它并没有得到多少赞许，断语是“无法上演”。查尔斯·科克伦却对它产生了强烈兴趣。他为此剧的上演尽了全力，但不幸的是他无法说服他的赞助人同意他的观点。那些人说的都是空泛之辞，什么没法演啊，观众会笑话啦，情节太紧张啦等等。科克伦坚定地说他不同意他们的观点，可事情明摆着不行。
    “希望将来这个剧本的运气会好一点，”他说，“因为我很想使这部剧上演。”
    后来机会来了。对它感兴趣的伯蒂·迈耶，他曾和查尔斯·劳顿一起把《不在犯罪现场》搬上舞台。艾琳·亨舍尔是该剧的舞台监督，我觉得她工作兢兢业业。我对她的手法颇感兴趣，因为她的手法与杰拉尔德·杜·莫里哀的手法截然不同。首先，在我这个对舞台艺术一窍不通的人眼中，她似乎极不老练，仿佛心中没底；但是当我看到技巧进一步发挥时，我才认识到这种手法的魄力。她开始时就在舞台上摸索，用眼睛观察效果，而不是用耳朵，观察舞台动作和舞台灯光以及总体效果如何。随后，她几乎事后才想到集中演员对台词。这种作法卓有成效，给人印象极深。这造成了一种紧张感，舞台灯光转暗后，在三盏聚光灯柱照射下，演员们都正襟危坐在闪烁的蜡烛旁，这种灯光效果强极了。
    随着演员的杰出表演，你可以感到情绪愈来愈紧张，恐怖和不信任在人物间蔓延；在我看来，谋杀设计得极为巧妙，丝毫没有什么破绽或者显得过分哗众取宠。我不是说这是我的得意之作，或者自认为届上乘，可我确实认为在某些方面，这在我的作品中是一部写得比较满意的。我觉得是《十个小黑鬼》使我在写小说的同时又踏上了戏剧创作的道路。我拿定主意以后除我自己之外，不让任何人改编我的作品。我自己决定哪些小说应该改编，并且仅仅这些小说才可以改编。
    我着手改编的第二部作品《空幻之屋》是在几年后的事了。一天，我突然冒出个想法，《空幻之屋》一定会成为一出好戏。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罗莎琳德。在生活中她总是扮演试图劝阻我又屡屡受挫的角色。
    “把《空幻之屋》改为一出戏，妈妈？”罗莎琳德面带惧色地问，“这是部好小说，我也很爱看。可是你无法把它改编成剧本。”
    “我行。”我说，为有了对立面而激动不已。
    “噢。但愿你别这样。”罗莎琳德叹了口气说。
    不管怎样，我兴致勃勃地记下了《空幻之屋》剧本的构思。这本书在某些方面当然更像小说而不是个间谍故事。我一直认为《空幻之屋》这部作品由于增加了波洛这个人物而被我毁了。我已经习惯于作品中出现波洛，因此他也很自然地出现在这部作品中，可是他一出现，全都乱套了。他的确大显身手，可我总想没有他这部作品会更好。于是在设计剧本情节时，我割舍了波洛这个人物。
    《空幻之屋》脱稿了，尽管除罗莎琳德外还有些人持相反意见。彼得·桑德斯很喜欢这个剧本，他曾把我的许多剧本搬上舞台，他相信这个剧也会成功。
    《空幻之屋》获得成功后，我开始自讨苦吃了。当然，我知道小说创作是我稳定和有保障的职业。我可以继续这样编织情节，进行创作一直到老。我对能否再构思创作一部新的作品从未产生过绝望情绪。
    当然，在一部作品动笔之前，我总得经历极为难熬的三到四个星期的时间。这种痛苦无法形容。独处一室，咬着铅笔，眼睛盯着打字机；或踱来踱去，或——屁股坐在沙发里，禁不住想大喊大叫。然后走出房间去打扰某个正忙碌着的人，通常要打扰马克斯，因为他的脾气特别温厚，对他说：“真糟糕，你看我不晓得如何下笔了，我没法再写下去了，再也写不出书了。”
    “哦，怎么会呢？你肯定能行。”马克斯常这样安慰我。他总是带着期望的语气边安慰我，边将目光转向他的工作。
    “可我知道不行了，我想不出什么故事。我脑子里曾有个故事轮廓，可现在看来毫无可取之处。”
    “你只需闯过这个阶段。类似的情况以前曾发生过。你去年就曾这样唠叨过，前年也一样。””这次不同了。”我确信无疑地说。
    但是这次当然也没什么不同，尽管我这样地凄惨和绝望。然而这种特殊的阶段需要有所体会。这就像把雪貂放在兔穴里，而自己在洞口守着猎物一样。在洞穴内一片混战之前，在无聊中度过漫长的时间，精神上得不到平衡。同样，脑子里对想写的东西一片空白，随手翻开一本书，但不久又会发现根本没有看进去；试试做字谜游戏，心思又没放在解法上；全部身心都被一种痴呆的绝望情绪所占据。
    之后，由于某种难以名状的原因，一种内在的动力使人文思如涌。大脑开始运转，自知这时迷雾已经散去，灵感已经到来。你会突然绝对有把握地弄清楚了甲想对乙说些什么。你会跑出房间，沿路不停地自言自语，不断地重复着某节对话，譬如莫德和阿尔温的一问一答，他们要去哪，另外一个人会从树后的什么地方盯着他俩，地上的一只小死野鸭如何勾起了莫德早已忘却的经历，诸如此类的情节。回到家时满心欢喜，虽然还只字未写，但是终于可以动笔了。
    那时，我像是迷上了剧本创作，而这仅仅因为它不是我的本行。剧本要比小说容易写，因为可以想象出剧情，而不会因那种苦于小说中的描写而中断情节的连续性。舞台的时空限制了故事的复杂程度。你不必随女主人公上楼下楼，或是来往于网球场，对这些情节不必绞尽脑汁进行描写。惟一要写的是所见所闻和所干的事。观察、倾听和感受，做到这些就足矣。
    我应该坚持一年完成一本书，我相信能做到这一点。剧本创作不过是冒冒风险，什么事都是这样，有成功也有失败。
    成功会接踵而来，随后是不明不白的一连串的失败。为什么？谁也无法解释。我发现许多创作家都这样。我曾看过一个相当不错的剧本，但它的演出却失败了，因为它没有迎合观众的口味，或是因为它不合时宜，或者因为演员阵容对其演出有些影响。剧本创作是一件难以预料的事，每次都是一次有趣的赌博，我喜欢这种冒险。
    写完《空幻之屋》后不久，我明白应该再写一个剧本。我暗想，如果可能，我要创作一个不是小说改编的剧本，一个纯粹的剧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