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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

我的父母并没有许多藏书。八十年代初的学生也没有那么多的课外读物。因此,当智力发育强烈需要营养的时候,我所能选择的,只能是父亲小书架上的《青年自学从书》之《鲁迅杂文选》以及《鲁迅小说诗歌散文选》。这几本土红色封面的小册子是“按照毛主席关于‘要关怀青年一代的成长’的教导,为了适应广大下乡上山知识青年自学的需要”而于一九七三年五月编辑出版的。初中一年级的时候,这两本书我已经读得滚瓜烂熟。作为初一学生,我不但从注解中知道了顾颉刚患有口吃,知道了陈西滢是鲁迅的死敌,甚至还知道了李四光也曾与鲁迅势不两立,曾经想把鲁迅“投畀豺虎”。当然,这些并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我的初一年级作文里,已经明显出现了“鲁迅腔”。到现在,我还保留着一本初一时的作文本。里面充斥着“确乎”“然而”“大抵”“而已”,甚至有的篇末,还模仿鲁迅,对某种现象来一首仿太白的绝句“以讽之”。而更重要的是,因为阅读鲁迅,我建立起了对“国民性”这一话题的持久不衰的兴趣。

成年之后的我常常会陷入自省。当然,一般是在我和这个世界发生摩擦之后。说“摩擦”也许不太合适,因为“我”和“世界”太不对等了。我再坚硬、再尖刻,在浑然巨大的“这个世界”身上也“摩擦”不下什么痕迹。而“这个世界”一旦不经意地“摩擦”我一下,就有可能让我伤筋动骨,至少也要龇牙咧嘴。

按理,七十年代出生的我应该有足够的机敏、智慧和无所谓,去绕开那些坚硬的、不可改变的巨石,顺流而下奔向藏污纳垢万物丛生的大海。可我却一遍遍地径直扑向那些山崖,在黑色的岩石上摔碎自己的话语。这几乎是一种条件反射,或者说一种本能。它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我的现世幸福。这种低效行为的背后,不仅仅有父母遗传给我的拙直,还有环境提供给我的文化基因。是鲁迅及鲁迅背后的一大堆人让我乐于钻牛角尖,让我在某些时候总是“如蝇在食,不吐不快”。事实上,有一段时间我曾经报怨历史使我读了那么多鲁迅,因为我发现鲁迅身上那些负面的东西,比如他的峻烈褊急、完美主义倾向、唯意志论倾向,给青春期的我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至今难以彻底修正。越到后来,我在他的作品中越来越多地发现偏执和狭隘。我或许不应该在那么早的时候读了那么多,或者不应该只读那么多。欢迎鲁迅的坚贞“粉丝”对我的这一段话大加挞伐,因为很可能是我把自己的问题转化成了鲁迅的问题。然而,鲁迅开启了我对国民性的持续关注,这显然无人可以代替。

很多时候,一个人一生的思考,都是为了解开少年时代埋下的疑问。这些年来,我的兴趣和精力越来越多地转向历史,国民性是我阅读历史时的一个重要切入点,这本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本关于中国历史的读书笔记。但我必须说明的是:第一,这本书不是一本学术著作,而只是我的野狐禅式的自圆其说。相对于严肃的学术著作,里面也许有太多的感性,太多的个人化感受,太多的大而化之,也许有很多不严谨、不准确、泥沙俱下之处。甚至相对于我的另一类历史作品,关于国民性的言说显然更粗糙一些。第二,这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参考了大量的资料,从专著到论文。但是因为体裁的关系,没有加以注解。我只能在这里大致罗列一下一些主要的参考资料并表示感谢:邵建的《20世纪的两个知识分子——胡适与鲁迅》,这也是我不懈地向读者推荐的一本书;秦晖关于“制度与文化”的系列影响深远的论述,比如《从大共同体本位到公民社会》;徐良高的《中国民族文化源新探》,这本书是我关于中国上古文化的入门著作;王毅关于“明代流氓文化”这个话题的部分论著,如《明代流氓文化的恶性膨胀与专制政体的关系及其对国民心理的影响》;周宁关于“西方的中国形象史研究”的系列内容丰富而又好读的著作。此外还有周金华的论文《论春秋战国时期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及其成因》,孙云的《春秋战国至秦汉间任侠风气的文化考察》,蔡礼彬的《个体意识的逐渐觉醒: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变迁的另一种解读》,景红艳的《论春秋战国时期士文化人格之变迁》,张艳萍的《试论春秋尚武之风》,刘厚琴的《儒学与汉代社会风气的嬗变》,葛承雍的《唐代服装与长安气象》,唐丽娟的《从唐宋文学看士大夫心理结构的差异》,黄凯愉的《唐宋文人精神世界的嬗变与文人画的兴起》,江冰的《重文轻武与精神衰微:论宋代文人的社会地位及其精神状态》,邹治慧的《元代文人的心路历程》,高树林的《元朝时期的河北人口初探》,王恩全的《论“金瓶梅”中西门庆的发迹所反映的明代社会现实》,牛建强的《明代中后期士风异动与士人社会责任的缺失》,林家有的《论孙中山改造国民性的思想》,栗建新的《蒋介石国民性思想述评》,周建超的《建国后毛泽东国民性改造思想研究述评》……在写作的过程中,读过的资料不下百种,在这里无法一一列出,对未能提到的作者谨致歉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