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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出在基本国策上

那么,怎么解释萧衍在登基前后表现的巨大反差呢?这得从萧衍的“佞佛”谈起。

萧衍是真心信佛的。他深入研究过佛教理论,提出过“三教同源”学说,还是中国佛教吃素戒律的创立者。他本人是中国佛教早期的重要思想家。萧衍以身作则,一天只吃一顿饭,不吃鱼和肉,只吃豆类的汤菜和糙米饭,并且在五十岁后断绝房事,再也没有亲近过任何一个女子。

但是,一个皇帝不遗余力、倾尽所有地推广佛教,自然有个人信仰之外的深层次意思。

萧衍接手的半壁江山,屡经动乱,人心不安。从东晋后期开始,经过刘宋王朝再到南齐,南方地区长则十几年、短则两三年就来一场内战,不是父子反目、骨肉相残,就是君臣厮杀、文武恶斗。刘宋、南齐的皇室子弟,几乎在内战中无一幸免。此外,北方强大的鲜卑人不时杀向南方,屠戮城池,劫掠人口和物资。荒芜、饥馑、骚乱遍布南方地区,恐惧、猜忌、茫然侵蚀了人们的思想。萧衍如何收拾这么一个烂摊子?萧衍认为,安定国家就要禁绝杀戮、收拢人心,用共同的思想改造官民观念、统一人心。因此,萧衍要保持政局稳定,尽量不折腾、不多事,能不动刀子就不动刀子。同时,对佛教的深入了解,让萧衍相信,佛教是治国最好的思想武器。恰好,动荡和茫然是宗教蔓延的沃土,佛教已经在之前的魏晋时期开始在中国扎根,为萧衍借用它治国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于是,南梁的基本国策“佛化治国”就正式出炉了。

萧衍的考虑不可谓不好,执行得也不可谓不真诚。江南大地迎来了将近五十年的、久违的安宁。佛教盖过道教和儒家学说,征服了南方的人心,成为新的主流思想。其间,南方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是南方超越北方这一宏大过程的重要一环。萧衍和“佛化治国”的战略功不可没。但是,萧衍做过了头,让一桩本可利国利民的好事变成了祸国殃民的坏事。比如过分崇佛变为了佞佛,比如慈悲为怀异化为了纵容犯罪,比如放下屠刀被简化为了放松武备,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萧衍的三宗罪,也可以认清局势是如何一步步恶化成侯景之乱的滔天祸水的。

具体到对外战争方面,萧衍的基本方针是:少打仗,多招降。打仗杀人不符合南梁“佛化治国”的基本国策。况且,萧衍对佛光闪耀下的南梁的“软实力”非常自信,相信北方的蛮夷之辈终将被佛法所吸引,从黑暗中投奔佛光普照的南方。果然,不断地有北魏的官民投奔南梁而来,而且级别越来越高,最后连宗室亲王和藩镇大将都归降来了——只不过,他们不是被佛法所吸引,而纯粹是因为北魏大乱,到南梁逃命来了。萧衍对南逃的北魏官民,以礼相待,优遇有加。对于其中的有用之人,萧衍量才录用,利用他们“反攻”北方,试图让降将叛兵们替他开疆拓土,做无本的买卖。这有助于理解萧衍对侯景的接纳,也可理解为什么在侯景失败后,萧衍为什么不借侯景的人头去恢复南北和平。

此外,漫长的执政生涯让步入暮年的萧衍志得意满,骄傲自负,喜欢报喜不报忧,逐渐丧失了正确的判断——这点在暮年乾隆身上也有体现。它是皇权对一个人正常思维长年潜移默化侵蚀的结果。这时候,奸佞小人闻讯而来。乾隆身边有和珅,萧衍身边有朱異。与和珅一样,朱異也能力超群,处理起政务来像流水线一样,从来不让政务出现堆积。但是他一心揣摩萧衍的心思,阿谀奉承,以献媚得宠。侯景归降时,萧衍冥冥之中也有怀疑。他召集大臣讨论,说:“我国家金瓯无缺,现在侯景献地,到底是好是坏?万一有点意外,悔之何及?”朱異揣摩萧衍内心贪恋“收复中原”的“丰功伟绩”,就说:“若拒绝侯景,恐怕之后再没有人愿意归降了,愿陛下无疑。”同样是朱異,在侯景造反后,信誓旦旦地说侯景绝对不会渡江。

后人不能说萧衍是个无所作为的昏君。萧衍选择了让南梁王朝沐浴在佛光之下,但他忽视了任何战略都不是包治百病的神药,需要其他战略和战术的配合,需要适度适量和有原则地使用。在纷繁复杂、强敌对峙的南北朝时期,一味地推行佛化政策,只会削弱自身的抵抗力。因此,萧衍也不能算是一代明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