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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能的任务

教案发生后,慈禧太后给曾国藩下达了两项任务:“和局固宜保全,民心尤不可失。”既不能得罪洋人,又不能委屈百姓,这是多么冠冕堂皇的要求,又是多么美好的愿望啊!遗憾的是,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远在北京城里的衙门老爷们儿,考虑问题“全面、细致、周到”,只要能推卸自身责任和压力,他们根本不考虑底下的实情和经办人的苦衷。他们虽然让曾国藩去第一线主事,却并不授予他全权。曾国藩没有直接的外交权力,每件事情都要“请旨办理”。朝廷为了表示“高度重视”此事,平均三四天就给曾国藩颁布谕旨,指手画脚。事实上,谕旨已经给曾国藩规定了具体善后措施:查办焚烧教堂、杀害洋人的凶手,查办处置不力的地方官员。

法国方面也提出了非常明确且异常强硬的要求。法国公使罗淑亚不仅要求惩治凶手,而且明说此案是天津地方官员主使行凶的,要求曾国藩交出天津知府张光藻、静海知县刘杰及天津总兵陈国瑞三人给丰大业抵命。如果不交人,罗淑亚扬言法国政府要派遣舰队远征中国,“便宜行事”。罗淑亚再三照会曾国藩要求上述三名中方官员抵命,并派翻译官德微里亚前来交涉。曾国藩置之不理,反问:“法使称府县主使,究有何据?”德微里亚口塞不能回答。

1870年7月10日,曾国藩抵达天津。当时,教案虽然已过去二十天,但天津百姓依然激奋不已,满城嚣嚣。官民上下都强烈呼吁对外强硬,拒绝退让妥协。曾国藩的轿子在街头压根就走不动,拦轿递禀的官绅百姓填街溢市。曾国藩“每收一禀,其衣冠而来者,必数十或数百人”。潮水般涌来的人们不知道,在朝廷和法国的双重压力下,曾国藩并没有多少自主的余地。

曾国藩好不容易到衙门坐下来,天津地方官员又集体进谒。他们无一不主张排外,请求不惜一战,“或欲借津人义愤之师,以驱洋人;或欲联俄、英各国之交,专攻法国;或欲劾崇厚,以伸士民之气;或欲调兵勇,应敌之师。”曾国藩深切感到“天津士民与洋人两不相下,其势汹汹”。这是第三股压在曾国藩肩头的巨大压力。

不仅是天津官民,全国舆论都要求对外强硬。天津教案成了同胞们发泄积怨,倾吐对中外现状不满,表达对强盛的渴望的窗口。很多达官显贵看到民心激昂,还主张利用民心,干脆撕毁之前的一切合约,与列强再决雌雄。比如皇叔、醇亲王奕就信心十足地认为,可以借教案激起的民间激情,将国土上的所有洋人都赶下海去。曾国藩先前镇压太平天国的丰功伟绩,在人们看来是可以复制到对外战争中去的。他们对曾国藩的“驱洋”、“灭鬼”寄予了厚望。天津街头巷尾就到处传言,说皇上调曾国藩前来是为了驱赶洋人的。为此,曾国藩不得不贴出告示,表白自己此行只是“奉命查办”,绝对“不开兵端”。他希望能够“稍靖津人跃跃欲试之心”。舆论对曾国藩现在的期望有多高,日后的失望就有多深。

清廷似乎对全民舆论一无不知,屈从法国公使的要求,决心牺牲天津知府、知县。曾国藩只好遵命,“奏请”将天津知府张光藻、静海知县刘杰革职,交部治罪。暗地里,他吩咐善待两位革员,又让幕僚给二人家里送去三千两银子,作为一时之需。

当时天津百姓团结一心,气势如虹。不少涉案百姓被捕入狱,城内外都视之为英雄,人人为之串供;没有被捕的涉案之犯,家家为之藏匿。曾国藩在抓捕凶手一事上,万分棘手。民间却已经将天津教案根据英雄史诗般理解,画图刻板,印刷斗方、扇面,到处流传。有人还将之编成戏曲演出,虽然很快被曾国藩查禁,但人心向背可见一斑。

曾国藩设立发审局,日夜悬赏线索、缉捕犯人、审犯求供。即便如此,案件审讯进展缓慢,就连从被审之人的口供都不能敲定。审案官员千方百计、严刑峻法,都不能让犯人供认一语,即便供认了,犯人也时供时翻。涉案百姓表现出了崇高的民族气节,勇于担当,纷纷说:“只要杀我便能了事,将我杀了便是,何必拷供。”又说:“官办此案是国家的事,我等虽死亦说不得,但不能令洋人来辱我。”曾国藩不能不为百姓们大无畏的爱国精神所折服,可又苦于百姓们设置的重重障碍。他感觉此案“节节棘手,愈办愈窘”。

北京衙门对曾国藩的劳累、苦楚视而不见,只看到案件迟迟不能了结,于是一日一函,预期越来越重,催促结案。“又要速,又要实,又要多,又要机密”,曾国藩的幕僚都认为朝廷“信笔豪言”,“何异痴人说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