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爵位是靠不住的

爵[1],爵位。

爵位是用来表示权力地位的一种尊号。一个人有了爵位,就是法律意义上的贵族了。

统治者一般根据血缘亲疏或功劳大小授予臣下爵位。比如晚清道光皇帝临死前封儿子奕䜣为恭亲王,来补充没有将皇位传给他的愧疚。而“中兴名臣”曾国藩是一等毅勇侯,左宗棠是二等恪靖侯,李鸿章是一等肃毅伯。曾国藩是镇压太平天国、收复南京的大功臣;左宗棠是收复新疆的大功臣;李鸿章是慈禧太后的消防员,到处救火。他们三人是因功封的爵位。多数爵位可以世袭,曾国藩的一等侯就传给了儿子曾纪泽。

人类社会先有爵位,后有官职,两者曾长期纠缠在一起。夏商周分封时代,天子分封诸侯到各地建立诸侯国,诸侯再分封卿、大夫建立采邑进行统治。诸侯、卿、大夫就是爵位,他们有封地,一代代世袭下去。同时他们又直接管理封地内的财政、民事、军事,带有官职的性质。当时是官爵不分,爵位为本,以爵领官,有了爵位自然就有了统治权。

分封制不利于中央集权,而中国历史发展趋势是走向集权。所以到战国时,列强力行集权,争夺天下霸权,爵位制随之衰落,官职制开始兴起。诸侯们任命一些平民处理政务,只给他们发俸禄,不再“裂土”分封他们。这些人就成了没有爵位只有官职的官僚。比如“宰”和“相”两个字都是“副”的意思,最初是天子、诸侯的家臣,帮助主人处理家事。逐渐的,天子、诸侯用“宰相”在外面总揽全局,处理国事了。那些世袭的卿、大夫们则靠边站了。此时,爵与官已经分开,拥有爵位不一定有官职。之后爵位的发展趋势是:和官职的距离越来越远,授予越来越严格。虽然爵位制一直存在到清亡,但官职迅速取代爵位,成为官员获取权力和收益的主要依据。

西周确定了五等爵位:公、侯、伯、子、男,来分封宗室和功臣。秦始皇嬴政创立了“皇帝”的尊号后,空出了“王”的爵位,五等爵就变为了六等。

汉代封爵只有王、侯两等,前面冠以具体的地名,比如燕王、吴王、富春侯、汶川侯等等。汉初,功臣也能封王,后来严格限定只有刘姓宗室才能封王。获封王爵的人,都有封地,可以建立封国,拥有一系列权力。王爷到封地去上任,称为“就藩”,燕王就去北京,梁王就去河南。这就类似于分封时代的诸侯国,和中央王朝摩擦不断。经过汉景帝、汉武帝两代人的大力削藩,汉朝诸王的权力大为萎缩,军事权、用人权和财权都被极大削弱,但封国得到保留。汉朝的侯爵虽然也冠以地名,但没有“就藩”一说。地名是虚的,并不需要侯爵们过问该地事务。侯爵的收益以所封的户数为准,比如“食邑八百户”的可以享受八百户人家的租税。所谓“少年意薄万户侯,白首乃作穷山囚”、“粪土当年万户侯”中的“万户侯”,就是食邑一万户以上的侯爵,是当时最高的侯爵,后世用来代称高官贵戚。

魏晋恢复为王、公、侯、伯、子、男六等爵。曹魏进一步收缩贵族的权限,对宗室骨肉的防范心极重。曹魏诸王虽然还有封国,但行动受到严格限制,不能和大臣、宗室们相互联络,就连出城打猎的范围都有严格限定。朝廷还在各个封国派遣了监国谒者,专事监视王爷们的言行。曹魏诸王,貌似尊贵,其实形同囚犯——看看魏文帝曹丕是怎么对待他弟弟、陈王曹植的就知道了。曹魏对宗室王爷束缚太多,导致宗室贵戚没有实力拱卫朝廷。西晋认为这是曹魏灭亡的重要原因,因此西晋建立后大封司马氏宗室,并且赋予宗室诸王实权,结果导致了“八王之乱”。司马氏诸王实力倒是壮大了,可是非但没有拱卫朝廷,反而热衷于骨肉相残,加速了王朝灭亡。此后的朝代吸取了西晋的教训,再也不给诸王实权了。

爵位的实权不断削弱,但虚的待遇却得到制度保障。从唐朝开始,爵位与官品挂钩,规定王爷为正一品,品级随爵位递减,到男爵降为从五品上。不过朝廷对贵族们的戒心还是很重。唐朝开始限制爵位的世袭制度,规定后代袭封祖辈的爵位,要在原爵上降一等,比如王爷的继承人只能封公爵,公爵的继承人只能封侯爵,以此类推。男爵的子孙就沦落为草民了。此举目的是抑制贵族。到宋朝,封爵更虚,爵位干脆不能世袭了——但宋朝的爵位封得比较滥,一定品级以上的官员全部封爵,连大太监童贯都封王了。明朝虽然恢复了爵位的世袭制度,但严格控制封爵数量,规定“凡爵非社稷军功不得封,封号非特旨不得与”。明朝的贵族只能领取俸禄,没有封地,中期之后还取消了子爵和男爵。

清朝沿用了六等爵,并且丰富了皇室成员的封爵。清朝皇室爵位分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不入八分[2]镇国公、不入八分辅国公、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奉恩将军十二级。公、侯、伯、子、男和轻车都尉、骑都尉、云都尉、恩骑尉则是给非皇室成员的爵位。其中,伯爵及其以上爵位位列一品以上,是超品;子爵正一品;男爵正二品;轻车都尉正三品;骑都尉正四品;云骑尉正五品;恩骑尉正七品。从公爵到轻车都尉,每一级爵位又分为一二三等。清朝爵位也递减世袭,过一代人降一等爵位。此外,清朝还有“世袭罔替”的特例,极少数贵族可以不受递减世袭的约束,世代平级袭爵。清朝拥有这项特权的一共有十二个家族,分别是礼、睿、豫、肃、郑、庄、怡、恭、醇、庆十位亲王和顺承、克勤两位郡王,俗称“铁帽子王”。最后一个“铁帽子王”是庆亲王奕劻,受封时间是1908年。

公主、郡主事实上也是爵位。魏晋以后,公主的丈夫照例授予“驸马都尉”一职。顺带着,驸马也是事实上的爵位。当然了,公主也好,驸马也好,都不可能世袭,公主的女儿不再是公主,驸马的儿子也不再是驸马。驸马在清代称额驸,爵位列于公爵之下、侯爵之上。

从本质上讲,封爵是君主和贵族之间的一种契约、一个承诺。君主以此来表达与兄弟子侄们的骨肉亲情,来酬谢大臣们的功勋。然而,因为贵族们的实力和爵位的世袭性,会对君主的权力构成潜在威胁,所以天子始终提防诸侯,皇帝从没放弃对贵族的防范、抑制。承诺是靠不住的,爵位是可以收回的,甚至贵族们的人身安全都没有保障。大抵上,危亡之秋正是用人之际,皇帝们的承诺比较慷慨,爵位比较靠谱。国泰民安之后,皇帝们有空没空就开始琢磨身边的人,拿贵族开刀了。比如清朝入关之前,招降纳叛,明朝总兵一级甚至中层将领投降,都封王,比如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吴三桂等人;入了关以后,别说是总兵,就是总督投降,不关起来就算好的了;等天下大定,原来封王的明朝降将的日子也开始难过了。又比如,太平天国占领了清朝的半壁江山,还派出北伐军直捣北京城,急得咸丰皇帝不得不抛出重赏,撂下狠话:不管是谁,无论是满人还是汉人,也不论是主子还是奴才,只要能攻克天京,就封他为王,哪怕是“铁帽子王”也可以封!汉人曾国藩白手起家创建了湘军,攻克了天京,消灭了太平天国,按说要封他一个“世袭罔替”的王爷了。结果,紫禁城反悔了,只封了曾国藩一个侯爵,而且老是担心湘军尾大不掉。掌权的慈禧太后见到曾国藩,最关心的就是:“你的湘军裁得怎么样了?”

从爵位制衍生出来的有一个“丹书铁券”的制度。丹书铁券,也称“世券”或者简称“铁券”,是功臣、贵族世代享受特权的凭证。它一般由丹书和铁券两部分组成,丹书就是用朱砂写的文字凭证,以示庄重;铁契,就是在铁块上注功臣的功勋和特权,表示契约像铁一样坚硬和永久。铁契形状如同圆筒瓦,上面的每个字都用金子镶嵌。铸成后分为左右两块,一块由皇帝保留,一块由受封的贵族保管,两块合二为一可验真假。

这个制度源于汉高祖刘邦大赏开国功臣,当时铁券上注明受封者的特权,如世袭爵位、封地与食邑等。到了明朝,铁券还刻明受封者日后犯罪可以凭此免罪,除了谋反叛乱等“大逆”罪行外都能赦免。丹书铁券因此又俗称“免死金牌”。

可惜,免死金牌并不能免死,连免罪都做不到。持券的贵族获罪比比皆是。司马迁统计,西汉建立初受封的功臣超过一百人,封王、封侯,领有丹书铁券。一百年后,开国功臣只剩下五家了,其余家族不是犯法削爵,就是杀头亡命。据说,刘邦曾当面承诺不杀开国元勋韩信:“见天不杀、见地不杀、见铁器不杀。”几年后,韩信就被杀死了。杀韩信的吕后是刘邦的老婆。为了不破坏皇帝老公的承诺,吕后在室内,用布把韩信绑住吊起来、用竹签刺死,果然是“不见天、不见地、不见铁器”。

持有丹书铁券的人中,名气最大的可能是《水浒传》里的小旋风柴进柴大官人了。柴进是后周的皇室后裔,宋赵皇室就是从七岁的周恭帝柴宗训手里夺走的天下。官方说法是“禅让”。为了表示尊崇,宋赵皇室赐予柴氏家族丹书铁券。那么柴家生活得怎么样呢?柴宗训禅位后被贬为郑王,徙居湖北,十九岁就死了,没有结婚,没有子嗣。之前,柴宗训的大弟、三弟莫名其妙地“失踪”了,二弟早早夭折,于是后周皇室柴家烟消云散了。(俞飞:《丹书铁券又如何》,载于法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