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书库 > 中国历史的里儿和面儿 > 科举制度三宗罪 >

科举制度三宗罪

科举前期,考试文章允许自由发挥,并没有固定要求。这就使得评判考生文章的优劣难度很大。考生的观点、体例、行文习惯不同,考官们的标准也不同,总达不成人人满意的结果。总的来说,文辞华丽、行文流畅又有家学积淀的文章比较受欢迎。这种百家争鸣、没有统一标准的局面到明太祖朱元璋时期得到了逆转。朱元璋是从社会最底层打拼上来的草根皇帝,讲究实用且带有较浓厚的平等思想。据说他主持科举考试和听取大臣汇报的时候,总觉得儒生出身的大臣们写的文章华而不实、言之无物,堆砌的文辞和接连的典故让他抓不住重点。于是朱元璋萌发了统一文章体例格式的念头。也有说法是之前的科举考试有利于权贵富裕人家的子弟出头(他们往往熟悉政治话语、家学基础良好),而不利于文笔朴素、不事雕琢的贫寒人家子弟,朱元璋从平等的角度出发,规定了大家必须写同样规格、同样内容的文章,尽可能地去除家庭基础对考生的影响。朱元璋规定的标准文章就是“八股文”。

八股文有很多硬性要求。比如,文章的题目只能出自四书五经,选取其中的句子或者段落为题。考生们也必须根据四书五经的精神作答。朱元璋原来想冒认南宋理学大师朱熹为祖先(他自己的祖先拿不出手),大臣们赶紧劝谏说朱熹的年代离得太近了,不适宜当王朝的祖先。认祖不行,朱元璋就捧出朱熹对四书五经的解释来,作为全国读书人学习和考试的教科书。朱熹那些并不成熟或者零散的只言片语,摇身一变成了金科玉律。举子们只能运用朱熹之说,联系题义阐述道理。文章的格式也被限制得很死。全文分几个部分,每个部分怎么写、用什么句式,哪一句话亮出观点,哪一句话是引用都有规定。文章的主要部分分为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四个段落,每个段落要各写两段,因此得名八股文。这八个段落的句法、字数都是有限制的,每一股的内容必须要有一正一反、一虚一实、一浅一深的对比。如此一来,考官的工作量大为降低,一眼就把卷子看得清清楚楚。但如此千篇一律的应试文章能反映出考生的真才实学吗?

朱元璋的出发点是好的,但他高度规范的文章要求遇到现实趋利的中国人就变了样。八股文很快堕落为死板、保守的牢笼。读书人聚精会神地研究八股文的格式、句法,将四书五经和朱熹文章从头背到尾,什么秦歌汉赋、什么唐诗宋词都抛之脑后,更毋论民心国情了。每次考试结束,高中者的文章便被收集汇编起来出版售卖。读书人奉之如宝,逐字逐句研究。因为四书五经中可出试题的句落有限,有钱人更是在考试前聘请八股高手押题、写文章,然后给子弟们开“辅导班”、“加强班”,专门背诵这些押题文章应考,竟然屡屡有得手考中的。

清朝名人王士禛说过一则沉重的笑话:有个后辈书生在读《史记》,本乡一位前辈进士过来问他:“你在读什么书?”书生说:“《史记》。”进士问:“谁写的?”书生回答:“司马迁。”“司马迁是哪年的进士啊?”“司马迁是西汉太史令,没有功名。”进士不悦,说:“原来没有功名啊。那我拿他的书来看看。”他拿过《史记》翻了几页,扔在一旁说:“此书与科举无益,看它做什么?”由此可想而知,八股取士选择的大多是死背少数几本书,只会写八股文的书呆子。明清笔记留下了许多又呆又木、生活了无情趣、更无动手办事能力的八股高手的形象。朱元璋争取平等和提拔实干人才的本意算是彻底落空了。

徐大椿的《道情》对八股高手有形象的描述:“读书人,最不济。读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才计,谁知道变作了欺人技。三句承题,两句破题,摆尾摇头,便道是圣门高弟。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汉祖、唐宗,是哪一朝皇帝?案头放高头讲章,店里买新科利器。读得来肩背高低,口角嘘唏,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负光阴,白白昏迷一世。就教骗得富贵,也算是百姓朝廷的晦气!”顾炎武曾愤慨地说:“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二十一史废。”“愚以为八股之害,甚于焚书。”焚书坑儒活埋的只有数百人,而八股取士禁锢的是数百年读书人的智商和精神。

发展到最后,连皇帝本人也看不下去了。光绪皇帝有一次亲阅进士考卷,发现大多数考卷雷同,毫无用处,不禁感叹说:“以这种方式录用人才,也难怪学非所用。”(《清稗类钞》)

除了八股文外,还有其他技术性规定与择才而用的本意背道而驰。比如清朝中期后规定科举文章的字数以七百字为限,不能超过;又比如科举考试阅卷的时候偏爱卷面整洁、笔迹工整的卷子,带动读书人花大力气去练习楷书和行文布局。清朝中期后历届高中者无不写一手工整规矩的楷书。尤其不应该的是,道光朝后对文字笔画吹毛求疵,一竖没写直、弯钩没提好等细枝末节都能成为落榜的理由。至此,考试沦落为书法游戏,与考生的思想见解无关了。

除了技术性规定外,权力因素逐渐攻占科举的方方面面,埋葬公正公平原则。

科举兴起,权力因素在理论上被排除在外,但在实践中始终虎视眈眈,一有机会就渗透进来。考虑到科举关系国家权力要交给何人掌握,关系到王朝的长治久安,历朝历代都将科举制度视为天下政务的“根本”,领导重视、制度严密、奖惩鲜明。犯案者夺名、杀头、抄家、全家罚作奴仆。可犯案者依旧前赴后继。科场舞弊却治而不绝,从未断过。

明清科举彻底被权力因素所攻陷。《清稗类钞》向我们展示了清朝科举的实际情况:每科五六月间,是确定正副考官、同考官的时候。北京城和各省省城就炸开了锅,有权有势者开始预作准备,或晋谒、或贿赂已经或可能成为考官的官员。考生入场的时候,正副考官自己中意要录取的门生亲友、监考官员暗中答应录取的考生,再加上达官贵人们塞条子打招呼要求录取的考生,如麻如粟,占去了大部分的名额。考官们与其是在阅卷,不如说是在权衡各方关系。关系户很多,录取名额有限,考官们必须反复推敲,比真正按照真才实学来评定高下更加辛苦。他们先按照打招呼的人的官爵高低来录取嘱托的关系户,如果官爵一样高,那就先录取升官潜力大、党羽多的人嘱托的关系户;其次是按照贿赂的多少来录取关系户,如果考生给的钱一样多,那就兼顾一下名声的高低、答卷的优劣。最后的录取名单,写上那些必须录取的考生之后就没有几个名额了,再挑选几个有真才实学的孤寒考生,列名其上,以塞人口。顺天府的科举,因为地处京师,弊端最深。顺天府科举的正副考官和同考官们,一般是京城里的高官显贵,不用皇帝公布名单人们也能猜个八九不离十。有能力者早早的就有针对性地做这些人的工作,“辇金载宝,辐辏都下”,“按图而索”,“万不失一”。

科举的第三个大问题是助长了读书人的利禄之心,只知有举业功名,不知有天下和百姓,只知有官爵品级,不知有人格和善恶,进而连累全社会弥漫着浓郁的官本位思想。功名恶化为评判人生价值的唯一标准,腐蚀了社会的道德良知。一部《儒林外史》汇集了许多活生生的例子,书中满是触目惊心的话:“有操守的,到底要从甲科出身。”“如果有学问,为什么不中了去?”“只是有本事进了学,中了举人、进士,即刻荣宗耀祖……人生世上,除了这件事,就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

先秦时代的读书人就有很功利的利禄思想,将学问和能力作为追求富贵的工具,所谓“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有这样的想法,无可厚非,只要它没有充斥于整个脑袋,没有成为言行的主流就行。政府也很早就用高官厚禄来吸引士人。只是,科举制强化了这种做法,放大了读书人的利禄之心。它把科举入仕捧为官场正途,视其他途径都是异途,给予有功名的读书人极大的实利和虚名,让社会错误地在“荣华富贵”、“科举功名”和“读书应试”三者之间画上等号。宋朝的皇帝宋真宗赵恒就是宣传这一思想的急先锋。他写了一首流传甚广、宣传效果很不错的《劝读诗》:“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楼,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于簇。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有了皇帝的提倡,有了金钱车马、良田美眷的现实诱惑,读书人一头扎进“学而优则仕”的追求中去。

清代畅销书《儒林外史》第十三回通过一个读书人之口讲述了对科举事业(举业)的态度:“‘举业’二字,是从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就如孔子生在春秋时候,那时用‘言扬行举’做官,故孔子只讲得个‘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这便是孔子的举业。到汉朝,用贤良方正开科,所以公孙弘、董仲舒举贤良方正;这便是汉人的举业。到唐朝,用诗赋取士;他们若讲孔孟的话,就没有官做了;所以唐人都会做几句诗;这便是唐人的举业。到宋朝,又好了,都用的是些理学的人做官,所以程朱就讲理学;这便是宋人的举业。到本朝(明朝),用文章取士,这是极好的法则。就是夫子(孔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何也?就日日讲究‘言寡尤,行寡悔’,哪个给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这位读书人把整个读书人和官场的关系都用“举业”二字串起来,什么选拔标准在他看来都是“举业”,读书人要不断适应变化的标准只为求得一官半职,仿佛做官就是读书人的使命。话虽然直白,倒也坦诚,把明清社会的逐利之心、读书人的求禄之举暴露无遗。

几百年来,科举制度饱受诟病。但探本究源,科举的立意和出发点是无可指摘的。科举的三宗罪(程序误人、权力舞弊和助推官本位思潮)并非由它的内核必然衍生而来,绝非是它的本意。

在中国的环境中,又有哪项制度能摆脱这些问题呢?任何制度都不能保证后生的技术规定不会脱离制度内核;权力始终是飘荡在任何制度头上的一道阴影。而官本位思潮早于科举而生,科举助长错误思潮的确不应该,可它和其他制度一样,也是这股思潮的受害者。对官位的追逐、权力网络泛滥和人情世故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顽疾,病因肯定不是科举制。相反,如果科举能够摆脱这些濡染,真正贯彻开放、公平、公正的理念,量才而用,那必能吸纳天下贤才,让寒士开颜、世家子弟奋发。它毕竟是古代中国人经过几千年的挑选,试验了多种选才制度后设计出来的成果。在看到科举流弊的同时,我们也应该发现它提高了社会流动性,选拔出来不少有真才实学的人物。许多人才并没有被科举的问题打倒,而是走出科举的羁绊,在这套制度中获得了实现价值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