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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大渊两次出洋初考

郑和远航是我国和亚洲航海史上光辉的一页。研究郑和不可不注意明以前我国的海上活动。汪大渊是元代著名航海家,可谓郑和的前驱之一,著有《岛夷志》。《岛夷志》书中所述,系汪大渊出海访问的记录。

汪大渊在其《〈岛夷志〉薮后序》说,他“至正己丑”(1349)经过泉南时,适逢吴鉴奉命续修《清源郡志》,因汪大渊知外夷事,故应邀著《岛夷志》附于《清源续志》之后。后来汪大渊又在南昌刊行是书,“以广其传”。入明后,书名被改为《岛夷志略》。

汪大渊自述其书中所记“山川、风俗、风景、物产之诡异,与夫可怪、可愕、可鄙、可笑之事,皆身所游览,耳目所亲见。传说之事则不载焉”。元代张翥在为其书所写序言中表示:“非亲见不书,则信乎其可徵也。”(注:苏继庼校释:《〈岛夷志略〉校释》,中华书局,1981年,第1页。张翥,元末文人,曾任职翰林院。《元史》卷186有传。)故而吴鉴在另一篇序中说,“以君传者,其言必信”。(注:同上书,第5页。)汪大渊本人的自述和吴鉴、张翥两位元人的赞辞对后人有很深的影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71《史部地理类四》将《岛夷志略》与各史外国传和古代其他海外志书相比,说“诸史外国列传秉笔之人,皆未尝自历其地,即赵汝适《诸蕃志》之类,亦多得之于市舶之口传。大渊此书皆亲历而手记之,究非空谈无徵者比”。

西方学者多肯定《岛夷志略》的价值,但柔克义对汪大渊是否真正到过其书中所提到的个别地方,如马鲁涧、麻呵斯离持怀疑态度。(注:《通报》,1913年,第475页及以下。马鲁涧,柔克义比定为麻里兀,即今土库曼斯坦马里(Merv),不确,当为蔑刺合(Maragha),今伊郎哈马丹;麻呵斯离,柔克义勘定为今伊拉克摩苏尔(Mosul)。)查《岛夷志略》“暹”条云:“至正己丑夏五月,降于罗斛。”(注:同上书,第154页。)至正己丑即1349年,此年冬汪大渊已在泉州写书。据其生年推算,此年他并未出洋,故有关暹国降罗斛事,亦得之传闻,而非亲见。

关于其海外经历,汪大渊在《〈岛夷志〉后序》说,他“少时尝附舶以浮于海”。(注:同上书,第385页。)张翥至正十年(1350)在《岛夷志略序》中对汪大渊的海外经历有重要补充,他说“江西汪君焕章,当冠年,尝两附舶东西洋”。(注:同上书,第1页。)焕章为汪大渊字。古时男子年20而冠,“冠年”指20岁。换言之汪大渊曾两度搭便船出东西洋。

汪大渊在《岛夷志略》“大佛山”(位于今斯里兰卡)条中提到,他于“至顺庚午冬十月十有二日”(1330年11月22日)“卸帆于山下”。是年应即汪大渊的“冠年”,由此倒推汪大渊当生于1310年或1311年。

汪大渊并未详述他的两次航海经历。《四库总目提要》卷71《史部地理类四》认为汪大渊出海在“至正中”。《四库简明目录》卷7《史部地理类》因袭此议,清丁丙《善本室藏书志》卷12亦持此说。至正(1341—1368)为顺帝年号,“至正中”当指14世纪50年代中叶。冯承钧《中国南洋交通史》第9章附合此议,区别仅在于把“至正中”改为“至正间”。这些看法与上引《岛夷志略》中“大佛山”条“至顺庚午冬十月十有二日”的日期显然不符,足见四库馆臣、丁丙和冯承钧均未细读《岛夷志略》。

柔克义是最早注意到汪大渊的出洋时间问题的西方学者。他根据上引《岛夷志略》中“大佛山”的记载,认为汪大渊二次出海中的一次在1330年。(注:《通报》,1913年,第475页及以下。)此说显然较上引诸说胜出一筹。法国学者伯希和(Paul Pelliot)在柔克义的基础上进一步推测,汪大渊的第一次出洋事在1329年至1331年间,或1330年至1331年间;第二次航海事在1343年至1345年间。(注:苏继庼校释:《〈岛夷志略〉校释》,第396—399页,附录13《伯希和记〈岛夷志略〉》,见第399页。)

苏继庼是我国现代对《岛夷志略》作过详细研究的杰出学者。他对汪大渊两次出海的时间的推测与伯希和大致相近,第一次出洋在“公元1330年(元顺帝至顺元)”,归国在“公元1334年(元顺帝元统二)”夏秋间。(注:至顺为元文宗年号,非顺帝年号,这里苏继庼有误。)其第二次出洋在顺帝至元三年(1337),而归国在顺帝五年(1339)。(注:苏继庼校释:《〈岛夷志略〉校释》,第10页。)

综上所述,《岛夷志略》“大佛山”(位于今斯里兰卡)条中“至顺庚午冬十月十有二日”(1330年11月22日)是一条极为重要资料。此条当出自汪大渊的海外笔记。至顺庚午即至顺元年(1330)。此年五月份以前仍沿用天历年号,称天历三年。足见汪大渊此次出洋必在五月改元之后,故在海外才可能使用刚改元的至顺年号。伯希和有关他首次出海在1329年之议未考虑此点,似嫌不足。对比元代至元十八年(1281)元使臣杨庭璧出使南亚,于正月启程,至三月因风阻停于今斯里兰卡,旅途花费三个月。如汪大渊亦以同样方式直航“大佛山”,则自福建启程约在1330年8月底。但8月正值夏秋相交之际,北风尚未起,福建海舶此时不可能出航南海,故并不能以此简单倒推。

汪人渊自述他“少时尝附舶以浮于海”;张翥则补充说汪大渊“两附舶东西洋”均在“冠年”,足见其两次出洋均在青年时代。由是观之伯希和与苏继庼有关他第二次出海时间的上述推断,似有疑问。

如上所述,前人对汪大渊出海外活动的研究集中在他出洋的时间上。本文拟集中讨论他出海的航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