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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编 近代史 第二十三章 清代的学术

清代学术的中坚,便是所谓汉学。这一派学术,以经学为中心。专搜辑阐发汉人之说,和宋以来人的说法相对待,所以得汉学之称。

汉学家的考据,亦可以说是导源于宋学中之一派的。注860而其兴起之初,亦并不反对宋学。只是反对宋学末流,空疏浅陋之弊罢了。所以其初期的经说,对于汉宋,还是择善而从的。而且有一部分工作,可以说是继续宋人的遗绪。注861但是到后来,其趋向渐渐的变了。其工作,专注重于考据。考据的第一个条件是真实。而中国人向来是崇古的。要讲究古,则汉人的时代,当然较诸宋人,去孔子为近。所以第二期的趋势,遂成为专区别汉、宋,而不复以己意评论其短长。到此,才可称为纯正的汉学。所以也有对于这一期,而称前一期为汉宋兼采派的。

第一期的人物,如阎若璩(qú)、胡渭等,读书都极博,考证都极精。在这一点,可以说是继承明末诸儒的遗绪的。但是经世致用的精神,却渐渐的缺乏了。第二期为清代学术的中坚。其中人物甚多,近人把他分为皖、吴二派。皖派的开山,是江永,继之以戴震。其后继承这一派学风的,有段玉裁,王念孙、引之父子,和末期的俞樾等。此派最精于小学,而于名物制度等,搜考亦极博。所以最长于训释。古义久经湮晦,经其疏解,而灿然复明的很多。吴派的开山,是惠周惕、惠士奇、惠栋,父子祖孙,三世相继。其后继承这一派学风的,有余萧客、王鸣盛、钱大昕(xīn)、陈寿祺、乔枞(zōng)父子等。这派的特长,尤在于辑佚。古说已经亡佚,经其搜辑而大略可见的不少。

汉学家的大本营在经。但因此而旁及子、史,亦都以考证的方法行之。经其校勘、训释、搜辑、考证,而发明之处也不少。其治学方法,专重证据。所研究的范围颇狭,而其研究的功夫甚深。其人大都为学问而学问。不搀以应用的,亦颇有科学的精神。

但是随着时势的变化,而汉学的本身,也渐渐的起变化了。这种变化,其初也可以说是起于汉学的本身;但是后来,适与时势相迎合;于是汉学家的纯正态度,渐渐的改变。而这一派带有致用色彩的新起的学派,其结果,反较从前纯正的汉学为发达。这是怎样一回事呢?原来汉学的精神,在严汉、宋之界。其初只是分别汉、宋而已。到后来,考核的功夫愈深,则对于古人的学派,分别也愈细。汉、宋固然不同,而同一汉人之中,也并非不相违异。其异同最大的,便是第三篇第九章所讲的今、古文之学。其初但从事于分别汉、宋,于汉人的自相歧异,不甚措意。到后来,汉、宋的分别工作,大致告成,而汉人的分别问题,便横在眼前了。于是有分别汉人今古文之说,而专替今文说张目的。其开山,当推庄存与,而继之以刘逢禄和宋翔凤。再继之以龚自珍和魏源。更后,便是现代的廖平和康有为了。汉代今文学的宗旨,本是注重经世的。所以清代的今文学家,也带有致用的色彩。其初期的庄、刘已然,稍后的龚、魏,正值海宇沸腾,外侮侵入之际。二人都好作政论;魏源尤其留心于时务。其著述,涉及经世问题的尤多。最后到廖平,分别今古文的方法更精了。注862至康有为,则利用经说,自抒新解。把春秋三世之义,推而广之。而又创托古改制之说,替思想界起一个大革命。注863

清学中还有一派,是反对宋学的空谈,而注意于实务的。其大师便是颜元。他主张仿效古人的六艺,留心于礼、乐、兵、刑诸实务。也很有少数人佩服他。但是中国的学者,习惯在书本上做功夫久了;而学术进步,学理上的探讨,和事务的执行,其势也不得不分而为二。所以此派学问,传播不甚广大。

还有一派,以调和汉、宋为目的,兼想调和汉、宋二学和文士的争执的,那便是方苞创其前,姚鼐(nài)继其后的桐城派。当时汉、宋二学,互相菲薄。汉学家说宋学家空疏武断,还不能明白圣人的书,何能懂得圣人的道理?宋学家又说汉学家专留意于末节,而忘却圣人的道理,未免买椟还珠。至于文学,则宋学家带有严肃的宗教精神,固然要以事华采为戒;便是汉学家,也多自矜以朴学,而笑文学家为华而不实的。——固然,懂得文学的人,汉、宋学家中都有,然而论汉、宋学的精神,则实在如此。其实三者各有其立场,哪里可以偏废呢?所以桐城派所主张义理、考据、辞章,三者不可缺一之说,实在是大中至正的。但是要兼采三者之长而去其偏,这是谈何容易的事?所以桐城派的宗旨,虽想调和三家,而其在汉、宋二学间的立场,实稍偏于宋学,注864而其所成就,尤以文学一方面为大。

清朝还有一位学者,很值得介绍的,那便是章学诚。章学诚对于汉、宋学都有批评。其批评,都可以说是切中其得失。而其最大的功绩,尤在史学上。原来中国人在章氏以前,不甚知道“史”与“史材”的分别,又不甚明了史学的意义。于是(一)其作史,往往照着前人的格式,有的就有,无的就无,倒像填表格一样;很少能自立门类,或删除前人无用的门类的。(二)则去取之间,很难得当。当历史读,已经是汗牛充栋,读不胜读了;而当作保存史材看,则还是嫌其太少。章氏才发明保存史材和作史,是要分为两事的。储备史材,愈详愈妙,作史则要斟酌一时代的情势,以定去取的,不该死守前人的格式。这真是一个大发明。章氏虽然没有作过史,然其借改良方志的体例,为豫备史材的方法,则是颇有成绩的。

理学在清朝,无甚光彩。但其末造,能建立一番事功的曾国藩,却是对于理学颇有功夫的,和国藩共事的人,如罗泽南等,于理学亦很能实践。他们的成功,于理学可谓很有关系。这可见一派学问,只是其末流之弊,是要不得,至于真能得其精华的,其价值自在。

以上所说,都是清朝学术思想变迁的大概,足以代表一时代重要的思潮的。至于文学,在清朝比之前朝,可说无甚特色。注865称为古文正宗的桐城派,不过是谨守唐、宋人的义法,无甚创造。其余模仿汉、魏、唐、宋的骈文……的人,也是如此。诗,称为一代正宗的王士祯,是无甚才力的。后来的袁、赵、蒋,注866虽有才力,而风格不高。中叶后竞尚宋诗,亦不能出江西派杵臼。词,清初的浙派,尚沿元、明人轻佻(tiāo)之习。常州派继起,颇能力追宋人的作风。但是词曲,到清代,也渐成为过去之物。不但词不能歌,就是曲也多数不能协律;至其末年,则耳目的嗜好,也渐变,皮黄盛而昆曲衰了。平民文学,倒也颇为发达。用语体以作平话、弹词的很多。在当时,虽然视为小道,却是现在平民文学所以兴起的一个原因。书法,历代本有南北两派。南派所传的为帖,北派所传的为碑。自清初以前,书家都取法于帖。但是屡经翻刻,神气不免走失。所以到清中叶时,而潜心碑版之风大盛。主持此论最力,且于作书之法,阐发得最为详尽的,为包世臣。而一代书家,卓然得风气之先的,则要推邓完白。清代学术思想,都倾向于复古,在书法上亦是如此的。这也可见一种思潮正盛之时,人人受其鼓荡而不自知了。

【注释】

注860 见第三编第三十五章。

注861 如江永所编的《礼书纲目》,即系有志于继续朱子的《仪礼经传通解》的。

注862 前此分别今古文的,都不免泥定某部书为今文,某部书为古文,到廖平,才知道多数古书中,都不免两派夹杂,提出几种重要的学说做根据,逐一细加厘剔。所以从此以后,今古文的派别,分别得更精细了。此法并可利用之以看古人各家的学说,都易于明了其真相,并不限于治经。

注863 康有为学说的精髓,在《孔子改制考》一书。此书说古代世界,本是野蛮的;经子中所说高度文化的情形,都系孔子和其余诸子意图改革,怕人家不信,所以托之于古,说古人已是如此。这话在考据上很成问题。但是能引诱人向前进取,不为已往的习俗制度所囿,在鼓舞人心、增加改革的勇气上,实在是很有效力的。三世是《公羊春秋》之义,说孔子把春秋二百四十年之中,分为据乱、升平、太平三种世界,表示着三种治法。也是足以导人进取,而鼓舞其改革的勇气的。

注864 桐城派中的方东树,著《汉学商兑》一书,攻击汉学家最烈。

注865 梁启超说,见所撰《清代学术概论》。

注866 袁枚、赵翼、蒋士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