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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巴巴的饼干

那个夏天,我刚满十七岁,的确很年轻,可年轻并不是那么快活。家里有长我七岁的哥哥和长我四岁的姐姐。我总觉得有价值的事,还有让大人们吃惊不已的事,都让他们先做尽了,剩下的事就像干巴巴的饼干。

“干巴巴的饼干”是妈妈想出来的说法,指那些加了碎椰果、碎杏仁、碎果干等东西的饼干。吃起来口感差,还分不清到底是什么味道,家里人都不喜欢,所以别人送的什锦饼干中,这种饼干总是留到最后。

父亲在大学里当老师,母亲没有正式工作,她擅长西式裁剪,有时会在家中接些活儿。家里的楼梯平台上放着缝纫机和各色花样的布。

我在市中心的女子学校上学。那是一所古老而美丽的学校,体育课上甚至还要练日本长刀。在我满十七岁的那个夏天,哥哥和姐姐都已不在家中了。他们是意志坚强的孩子,不断向外拓展人生。哥哥没有找固定的工作,一边打工一边四处游荡,根本不回家,后来他经营咖啡馆,现在已有了两个孩子。姐姐当时正在北海道上大学,和在那儿结识的男子结了婚,后来她做了牙医,现在仍然在北海道生活。

和总是出问题的哥哥以及成绩优秀的姐姐不同,我是一个平淡无聊的女孩子。

家中除了父母和我,还有西娜。西娜是一只苏格兰母狗,有牙周病,还患有慢性耳炎,嘴巴和耳朵非常臭。十五岁的西娜走路已经摇摇晃晃了。在被哥哥姐姐丢下不管这一点上,我觉得自己和西娜同病相怜。

二层左侧是我的房间,里面放着十七八岁女孩子屋里应该有的一切,有书、唱片、廉价的化妆品等。墙上还挂着干花。

“真是蠢女孩的房间。”姐姐以前经常这样说。

在十七岁之前,我一直住在同一个小城中。那是位于东京边缘的通私铁的小城镇,既不是都市,也不是乡村,只是人口逐年增多。只有车站一带繁华,城镇里面都是住宅和田地。当时还通那种绿色的慢车,现在当然没有了。那车摇晃得厉害,车内还充满汽油味。

那是个闷热的夏天。

肉店老板的儿子河村宽人和我是小学同学。他没有上高中,在父亲的店里帮忙,是个身体健壮的男孩。小学时男女生一般不在一起玩,但从小学时代起,他就经常主动找我玩。对我来说,他是个很特别的男孩。他眼角有个小疤痕,每次有人问到,他总会认真地解释:“来家中玩的堂兄带了一把飞刀,这疤痕是被那东西划伤后留下来的。”

他就是这样一个少年。

“喂,咱们去哪儿玩吧!”临近傍晚,我去商店街的一角买了他炸好的土豆饼,边吃边问,“你哪天休息?”

土豆饼很烫,黄色纸袋上渗出星星点点的油。

“我哪天都行,可去哪儿呀?”

满脸汗珠的宽人这样回答。他用头上已变黑的长筷子不停地翻动大锅里的土豆饼。

“我想开车去兜风,你能借到你爸的车吗?”

和我同岁的宽人当然还没有驾驶执照。不过附近的人都知道,他有时会开店里的车。爱喝酒的父亲偶尔把他叫到酒吧中,替自己把车开回家。

“我一个人不行,必须和有驾照的人一起。”

“没关系,车这东西,一踩油门就会自动跑,一踩刹车就会自动停止,你不是经常坐吗?”

我对开车一无所知,却一味地这么怂恿他。

“我在副驾驶座上给你看地图。”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我只有对河村宽人说话时,语气才会变得如此强硬。

初中毕业后,我时常去肉店玩。我们只是隔着炸土豆饼的锅和摆着肉的玻璃柜台闲聊一会儿而已。

我家在车站南侧,宽人工作的肉店在车站北侧。要去见他,必须经过铁道口。那儿不时发出咣当咣当的声音。紧挨着有一家鳗鱼店,周围总是弥漫着烤鳗鱼的烟雾和味道。

在家中,家人都叫我阿圆,因为我曾是个圆滚滚的胖娃娃。现在想来,那不是什么值得高兴的称呼,但一直被这样叫,我也觉得十分自然,并没有任何抵触。而且家里人把葡萄也称为阿圆,让我感觉葡萄是特别亲切的东西。给别人写信时,总在署名后画上葡萄,好像那是我的标志。

妈妈亲手做的床罩也布满小葡萄花样。和爸爸一起去百货商店时发现的印有葡萄的素烧杯子,一直用到现在。

被称为阿圆的我,当时喜欢读的书首推《丛林故事》。总是放在枕头边,睡觉前拿在手上翻一会儿。即便不拿起来读,也肯定要用眼角瞄一眼封皮。

所以在我眼中,女子学校的朋友们都非常成熟。她们成熟而活泼,有女性魅力,而且思想前卫。

她们之中有几个正在和大学生交往。就算不是真正的交往,她们也会建立一个自己的交际圈,比如在图书馆、附近的公园、咖啡厅,以及当时流行的冲浪用品店中认识一些朋友,和他们发展到一见面就会打招呼的程度。

我没有这样的交际圈,更没有恋人。

不过,我有时也在她们的邀请下,去这种聚会上露个面。有时去看颇不专业的摇滚乐队的演出,有时以请教数学问题为由和一群人去图书馆,有时放学后在街上喝一种叫迈泰的难喝的鸡尾酒。

在这样的交往中,如果有人说我可爱漂亮,或者说和我性格相投谈得来,我就要高呼万岁了。

能开车去兜风,是她们想和大学生交往的理由之一,所以对方必须是有钱的学生。这些男孩子,或是戴着小小的毛线帽,或是穿着进口衬衫,无一例外地性格温顺,看上去笨头笨脑。他们喜欢的不是快餐店,而是有酒喝的咖啡屋,但酒量并不好。他们打高尔夫的技术好像比打网球好,滑雪比游泳更擅长,还无一例外地和家人关系和睦。

“真由美小姐,你的爱好是什么?”

男孩子们经常这样问,还会问“喜欢听什么样的音乐”、“休息时干什么”。对于每个问题,我都无法作出完美的回答,便经常说:“没有什么特别的爱好。”“什么音乐都听。”“不清楚干什么。”而且,我能感觉到对方已经后悔向我搭话了,结果就越来越无地自容。

干巴巴的饼干。

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我经常觉得自己是块干巴巴的饼干。

那时,我的酒量已经很大了,但在男孩子面前尽量不怎么喝。因为我深信男孩子讨厌喝酒的女孩。我当时深信不疑的事情还有许多,比如认为男孩子喜欢的香水是Fidji或Joy,而喜欢麝香味香水的话,会让男生觉得是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人。

他们不喜欢我。那些看起来很温和,其实头脑简单的男孩们不喜欢我。

发生肉体关系时,如果对方是处女,男孩子会害怕,这也是我深信不疑的事情之一。所以我一直想,在遇到真正喜欢的男人之前,无论如何也要为他丢弃处女身份。对我来说,这是近似贞操观的想法。

那个早晨,我忽然想到和宽人去兜风时应该把西娜带上。

在约好的上午八点,宽人准时来接我。他摁响车喇叭时,我待在二楼自己的房间里,正想尽办法用睫毛夹把又短又直的睫毛卷上去。我为那一天选择的服装是牛仔裤配上妈妈做的带有葡萄花样的衬衣。为了搭配衬衣上的葡萄,还涂了紫色的口红,估计我那天的样子看上去怪异而病态。

我跑下楼梯,从老地方(就是客厅的沙发下面)把正在睡觉的西娜拖出来,包在破烂不堪的浴巾中,抱在怀里。

湛蓝耀眼的天空像打磨过一般。

“今天会很热,戴帽子了吗?”

妈妈站在门口,用手臂挡着阳光说。空气中的每一个颗粒都犹如盛满阳光一般闪闪发光。

我家在狭窄胡同的一角,所以停在门前的车异常显眼。那不是宽人父亲的车,而是店里一个叫茂田的工作人员的。藏青色的车非常破旧,也没有空调,宽人就像在炸土豆饼一样,通红的脸上布满了汗珠。

那次兜风可以说是糟糕透顶。

车中非常热,还飘着一股奇怪的气味,像尘土的味道,又像好久没洗的衣服的味道。宽人紧张地开着车,总是不放心地问:

“刚才的标志是什么意思?”

“这里能通行吗?”

“听没听到很怪的声音……”

他说汗水流到眼睛里了,我只好为他擦掉。他还说手里出汗,弄得手滑,但他的手一刻也不能离开方向盘,所以没办法为他擦掉。

车上有收音机,但宽人说听的话会走神,没有打开。我也不好意思跟他说话,只好一个劲儿盯着地图看。

我并不认为这是自作自受,只是感觉无聊之极,觉得我做的事情最后总是出现奇怪的结果。没料到宽人害怕开车,我一直深信所有的男人都会开车。

西娜晕车了,在后面的座椅上吐了两次。我把西娜放到膝盖上,为它搔着脖子和下巴,低声地哄它。车内的温度越来越高,整个车厢中弥漫着便当的味道,那是我在妈妈的帮助下做好的。

就这样,到达目的地海边(我深信只要去兜风,一定要去海边)时,我们俩都已筋疲力尽,闷闷不乐,谁也不理谁,只有天气依然那样好。

总之,我想尽快从车上下来。宽人把车停在有护栏的路肩上,大大地出了一口气。他从牛仔裤的口袋中掏出皱巴巴的香烟,叼上一支,深深吸了一口。看他的侧脸,好像在生气。

海岸上一片杂乱,有色彩各异的游泳衣、铺在地上的垫子、海滨旅行包、遮阳伞等。我们没有打算游泳,所以倒无所谓。人们的欢笑声(听起来为什么是“哇哇”或“呱呱”呢?没人会发出那样的声音)被闪闪发亮的天空吸了进去。

我一个人下了车,和海浪那黏潮的味道相比,我觉得被太阳烤热的沥青气味更浓烈一些。椰子油甘甜的味儿也随风飘过来。透过护栏俯瞰,海岸的风景刺眼又无聊。前方停着的汽车中传出喧闹的音乐。

“你不下车?”

我扭头看着一直坐在驾驶座上,开着车门吸烟的宽人。

“下车。”

宽人的声音低沉沙哑,他把香烟扔到路上,伸出一只脚踩灭。我不愿想回去的事,也不想再坐车了。

我把西娜抱下车,让它在四周走动走动,可没走几步,它就筋疲力尽地坐在地上,死活不愿再走了。

“那些人玩得高兴吗?”

我望着正在游泳或躺在海滩上的人,半是自言自语地说。

“应该高兴吧。”

“是吗?”

我觉得他们不会高兴,确切地说,他们没有高兴的道理。

把车挪到阴凉处,我们在车旁吃了便当。便当实在太有少女情趣了,寒酸而且味道单调。吃完后,我们已无事可干。

我们决定去下面的水边。那里有钢筋水泥搭建的台阶,贝壳、鸟粪、晒干的海草和小段绳子纠缠在一起,粘在台阶上。

沙子黑黑的,很潮湿,一走动就会沾到鞋底,使脚步变得沉重。在《浜千鸟》和《海》那种每次听都感到无比寂寞的民谣中,曾唱到海岸上这种又黑又沉重的沙子。那时我还没见过国外摄影集中满是白沙的明亮海滨。

西娜极不情愿地挪动着脚步,宽人默默地抓住我的手,我并没有甩开他,我们就手拉着手往前走。宽人的手很热,汗津津的。我非常紧张。手拉着手没有感到愉悦,反而觉得憋闷无聊,想尽快解脱出来。所以,我希望宽人能松开手。

太阳把整个世界晒得火辣辣的,我们朝着人少的布满岩石的地方走去。能听到自己的呼吸声和鞋底踏到沙子上的声音。大海呈现出灰蓝色,海水一点也不清澈,看上去浑浊厚重。但是走到近前一看,才发现大海闪烁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光芒。整个海面都闪闪发光,那光芒在不停地摇晃、绽裂,又重新生成,反反复复,形成无数尖锐微小的涟漪。

“咱们就到这儿吧,西娜已经累得不行了,又开始吐了。”

无法忍受耀眼的光线和沉默,无法忍受右手被包裹住的窒息感,我说着停下了脚步。

“啊,空气真好。”

宽人发自内心地说。在那一瞬间,我觉得被拯救了,即使闭上眼睛,无数的光亮也没有消失。尽管依然能听到欢笑声和音乐,但它们变得遥远,不再刺耳。头顶被晒得热热的,手脚和身体的重量让我觉得特别惬意,感觉那是某些具有现实色彩的简单的东西。

回去的时候没有拉着手,我抱着西娜默默走着。时间还是正午,可我们乘上了车,按原路返回。开车的宽人还是那么忐忑不安,有两次走错了路,仍然没有打开收音机。我感觉宽人眼角的伤疤又红又肿。

结果,所有的一切都没有多大乐趣,我们无事可干,也无话可说。和宽人一起出去玩,只有那么一次。

后来我上了大学,有了朋友,有了恋人。曾数次出去兜风,世界已经不再像干巴巴的饼干了。

“我小的时候,人们都叫我阿圆。”

有时,我会对丈夫这样说:

“十七岁的时候,第一次和男孩子约会。”

话脱口的一瞬间,却感觉这和我原本想表达的截然不同,我想说的,是一切都无所谓、一切都无法改变的那些日子里的事。

感觉不到丝毫的快乐。既不美丽也不温柔。尽管如此,还是想起那个夏天的事。想起当时过于晴朗的天气,想起自己是个总爱绷着脸的女孩,想起在肉店工作的河村宽人、紫色的口红,以及净相信荒唐话的十七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