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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经济大恐慌

美国自建国以来,历届国会审度国势,莫有本届所见之兴旺繁荣……美国企业所造财富之盛,美国经济实力之雄,不但美国之民均享其利,域外世人也同受其惠。今日生存之必要条件,已由生活所需,进入美衣美食豪奢之境地。生产不断扩大,内有日增之国民消费吸纳之,外有益盛之贸易通商推动之。美国今日之成就,实足快慰。美国未来之前途,实很乐观。

——美国总统柯立芝,《国情咨文》,1928年12月4日

失业,仅次于战争,是我们这一代蔓延最广、噬蚀最深、最乘人不防而入的恶疾,是我们这个时代西方特有的社会弊病。

——伦敦《泰晤士报》评论,1943年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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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让我们假定,第一次世界大战不过是一场短暂的战祸,世界的经济与文明,原本相当稳固,大战的灾难虽然深重,却只造成一时的中断。战争一过,只需将瓦砾颓垣清除干净,便可以若无其事地一切重来,恢复正常的经济秩序,继续一路走下去。就好像1923年日本关东的大地震,日人掩埋了30万名死难者,清除了使得二三百万人无家可归的废墟,便重新再造起一个跟过去一模一样,但是抗震力比以前高出许多的城市。如果历史真能如此,两次大战之间的世界,面貌又将如何?这个答案,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像这种不曾发生,而且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凭空揣测,自然毫无意义。不过这个问题也不是真就毫无意义,两次大战之间发生的世界性经济大崩溃,到底对20世纪历史有何等深刻的影响,透过对前面这个假定性问题的讨论,我们才能获得真知灼见。

世界经济如不曾大崩溃,希特勒肯定不会出现。十之八九,也绝对不会有罗斯福这号人物。至于苏维埃式的经济体系,就更不可能与资本主义世界匹敌,对后者构成任何真正的威胁。欧洲以外,或说西方以外的地区,因经济危机造成的后果,程度之大,更令举世瞩目。这些问题本书另有篇章讨论。简单地说,对于20世纪后半叶的世界,我们一定得对经济危机有所了解,才会有认识。而世界经济大崩溃,正是本章的主题。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炮火造成的主要破坏多半在欧洲,但并没有将旧世界全部毁坏。可是世界革命的浪潮,也就是19世纪资本主义文明衰落过程中最戏剧性的一幕,却席卷了更为广大的地区:西起墨西哥,向东一直到中国。而殖民地独立运动的声浪,也由西北非的马格里布(Maghrdb,包括利比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及摩洛哥等地),一直到印度尼西亚。不过,此时世界上也有很大一片区域的人民,跟大战的炮火与革命的巨浪距离极为遥远,丝毫未受波及,其中最显著的国家与地区,便是自成天地的美国,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殖民地。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经济危机,却是地地道道的全球大灾难,至少在全然依赖非个人市场交易制度的地区,人人都无法逃避这场风暴。事实上,多年来自以为天之骄子、远离那些倒霉地带的美利坚合众国,在这场经济狂飙中首当其冲。因为人类经济史上,撼动级数最强烈的“大地震”——发生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世界经济大恐慌,其“震中”就在一向自诩为全球安全港的美国。一言以蔽之:两次大战之间,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看来似乎崩溃了。如何才能恢复旧貌?无人知晓。

其实,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向来不曾风平浪静。每隔一段时间,长短不定,或大或小,总会有某种程度的波动,这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种现象。19世纪以来的实业家,对所谓涨跌更迭的“景气循环”都很熟悉。通常每隔7—11年,景气萧条的轮回就会大同小异地重复一次。但到了19世纪末叶,这个周期忽然拉长了许多,引起了众人的注意。大家发现,过去几十年来,原本的周期长度有了异常的改变。大约1850年起,一直到19世纪70年代,全球呈现一股前所未有的景气趋势。可是接下来,经济发展却又陷入不稳定状态,时间长达20多年之久(有些经济学家将这段时期称作经济大衰退,不过此说多少有点不够准确)。不过20多年的不稳定过去之后,世界经济又持续繁荣了很长一段时期(参见《资本的年代》、《帝国的年代》第二章)。20世纪20年代初期,俄国经济学家康德拉捷夫(N.D.Kondratiev)发现,由18世纪末期开始,经济发展遵循着一种“长周期”(long wave)模式在发展循环,周期长度涵盖五六十年。康德拉捷夫长周期理论,从此成为经济学专著里经常出现的名词。(斯大林初期,康德拉捷夫不幸成为其专政的第一批牺牲者。)不过康德拉捷夫本人及其他学者,都无法为此现象做出满意的解释;某些统计学者怀疑其正确性,甚至从根本上否认长周期现象的存在。然而根据长周期理论,当时为时已久的世界经济景气繁荣,又该到走下坡路的时刻了。[1] 康氏的推测不幸言中。

在过去,不管是波动还是循环,也不论其周期是长或短,实业界及经济界的人士,都将之当作一定的现象,正如同农家习惯于季节的变化,接受天气的好坏一般。景气来或去,任谁也没有办法:好时节机会来临,坏年头问题重重。个人或企业,可能大获巨利,也可能不幸破产。相信资本主义必将灭亡的社会学家,跟马克思持同一看法,认为一次又一次的周期循环,都是由资本主义本身衍生的,最终将证明其内部不可克服的冲突性。因此在他们的眼里,历次的波动循环,已经把资本主义带入了一个万劫不复的危险境地。但是,除了这一批人之外,一般都以为世界经济只会更好,就像19世纪一般,不断地成长进步下去,仅仅在其间偶或出现一些循环性的短期突变。可是现在,形势有了新的变化。自有资本主义以来,可能是头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经济波动似乎对体制本身产生了莫大的威胁。更糟糕的是,在许多重要方面,长时期持续成长的曲线,似乎就要发生断裂了。

从工业革命开始,一部世界经济史,根本上就是一部科技不断加速进步的历史。其间的经济发展虽不平衡却呈持续增长趋势,企业活动快速地“全球化”扩张联合。总之,世界性的分工日益精细复杂,流动交换的网络日趋密集。世界经济的每一部分,都和全球性的组织体系密不可分。即使在大动乱的岁月,科技进步的脚步也不曾稍停片刻,这一方面改变了世界大战的时间,另一方面也因大战而产生变化。虽然对那个时代的人们而言,当时的生活体验以1929—1933年间的经济大萧条最为深刻,事实上,在那几十年中,经济的成长并未停止,只不过缓慢下来而已。当时,全球最强的经济力量首推美国,但是1913—1938年间,它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只有区区8%。至于世界总的工业生产总值,在1913年后的25年之间,增长一共只有80%左右,约为前四分之一世纪增长率的一半(W.W.Rostow,1978,p.662)。这个数字,我们在本书第九章也将会看到。若和1945年之后的增长相比,差异更为惊人。不过,如果火星上有人在遥遥观察地球的话,人类经济活动曲线上短期的曲曲折折,都将隐而不现。从长期来看,世界经济显然一直在持续增长。

然而,换由另一个层面来看,此说显然又不成立。到了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经济活动的全球化趋势,似乎开始停顿。当时不管用什么衡量,世界经济都陷入停滞萧条,甚至有倒退的现象。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年代,可说是人类自有历史记载以来,移民潮规模最大的时期;可是现在这股洪流却干涸了,或换句话说,被战争和政治上的限制阻止了。1914年以前,15年间,几乎有1500万人踏上美国的领土。然而在之后的15年里,这股人流却缩减了三分之二,总数只有550万。到了30年代,以及之后战争的年月里,更成涓涓细流,几乎完全停止,一共只有75万人进入美国(Historical Statistics I,p.105,Table C89—101)。至于从伊比利亚半岛移出的移民,一向以拉丁美洲为最主要的目的地,也由1911—1920年10年间的175万,降到30年代的不到25万。20年代后期,世界贸易逐渐从战争的破坏及战后初年的危机中恢复,攀升到比1913年稍高的程度,可紧接着又落入大萧条的深渊。到大动乱年代末期(1948年),贸易总量只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前稍强(W.W.Rostow,1978,p.669)。然而,回溯19世纪90年代到1913年,贸易量却跃升了两倍以上,而1948—1971年间,则更高达5倍以上。更令人惊奇的是,在两次高速增长之间的萧条时期里,欧洲及中东两地还出现了许多新国家。国家多了,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往来自然也应相对增加,因为原本属于国内性质的商业交易(如原奥匈帝国及沙俄),现在都转变为国际性质的活动(世界贸易的统计,通常统计国家间发生的交易)。至于战后及革命后产生的人数以百万计的难民潮,理当也该推动而非缩减国际移民人数的增长。可是事实完全不是这样。世界经济大萧条期间,甚至连国际资本流动资金也呈干涸之势。1927—1933年间,国际借贷额减少了90%以上。

为什么会有这种经济停滞的现象发生呢?看法甚多,众说纷纭。有人认为,主要原因在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经济体美国。因为当时的美国,除了少数原料仍需进口之外,已渐趋完全自足之势。(但在事实上,美国向来就不甚依赖外贸。)可是此说有个漏洞,当时甚至连倚重贸易的国家,如英国及北欧诸国,也同样呈现停滞的现象。大势所趋,理所当然地各国纷纷提高警觉;而它们的警惕防范,不能说是做错了。大家使出浑身解数,尽力保护本国的经济,以免受到外来冲击的威胁;也就是说,尽力回避显然已经产生重大的问题的世界经济。

实业界及各国政府本来都以为,度过了大战时期的一时困难,世界经济好歹总会恢复1914年以前的快乐时光吧。那种天下欣欣向荣的景象,是他们习以为常的正常状态。事实上,大战之后,的确也有过一阵兴旺的气象,至少在那些未受革命或内战摧残的国家里,似乎前景确实一片看好。但是官商两界,都对工人及工会势力暴涨的趋势大摇其头;增加工资、缩减工时,势必提高生产成本。然而,战后的适应调整,远比当初预料的难。1920年,物价及景气一起崩溃,劳动力需求大副减少——以后的12年里,英国失业率居高不下,未曾低于10%;工会也失去了半数成员。因此,雇主的操控力再度坚定回升,但是经济何时恢复繁荣,仍然扑朔迷离。

于是,从盎格鲁—撒克逊的势力范围开始,以及战时的中立国,一直到日本,各国都竭尽全力缩紧通货,力图把本国经济拉回稳妥的老路,回到原本由健全金融制度及金本位制保证的稳定货币政策上去。但这一政策难以应付战争的超强需求。1922—1926年间,它们的努力或多或少,也有些成效。可是西有战败的德国,东有混乱的苏联,终于无法阻止货币系统的大解体;其崩溃之势,只有1989年后部分前共产党国家的遭遇可以与之相比。当时最极端的例子是1923年的德国,其币值一下骤降为1913年币值的一万亿分之一。换句话说,德币的价值已经完全等于零。其他的例子虽然没有这么极端,却同样令人咋舌。我的祖父一向喜欢向晚辈讲一个故事:奥地利通货大膨胀期间,[2] 他的保险单刚好到期。于是将之兑现了好大一笔款子,可是这笔一文不值的货币,只够他在最爱光顾的餐馆喝杯饮料而已。

长话短说,总之,在货币空前贬值下,私人储蓄被一扫而空,企业资金来源成了真空状态,德国的经济,只得长年依赖对外大量借款。这使得它变得更为脆弱,世界经济萧条一发生,德国受创甚重。而苏联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不过,不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没有发生把私人货币储蓄一扫而光的严重情况。最后,在1922—1923年间,各国政府决定停止无限制地印发纸币,并且彻底改换币制,总算遏制住了通货继续膨胀的势头。可是一向靠固定收入及储蓄为生的德国民众,等于全体陷入灾难之中。不过在波兰、匈牙利及奥地利诸国,原有的通货总算还保留了一丁点少得可怜的价值。这段经历,在当地中产及中下阶层身上留下的创伤自然可想而知,因此造成了中欧地区人民接受法西斯主义的心理。至于使民众习惯长期的病态通货膨胀,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发明出来的玩意儿。[3] 这个对付之策,就是把工资及其他收入紧随物价,依其指数而做相对的调整——“指数化”(indexation)一词,在1960年开始使用。

到了1924年,大战刚结束时的风暴总算静下来。大家似乎可以开始向前看,期待着时局重返某位美国总统所谓的“正常状态”。一时之间,世界经济的确也好像在往全球增长的方向走去。虽然原料及粮食的生产地区,尤以北美农家为最,对农产品价格在短期回升之后再度遭挫,感到极为不安。百业兴隆的20年代,对美国的农民来说,可不是个黄金时代。而西欧各国的失业率,也一直居高不下,对照1914年之前的标准来看,甚至高到病态的程度。我们很难想象,即使在20年代大景气的时期(1924—1929),英、德、瑞典三国的失业率,竟然平均高达10%—12%的地步;至于丹麦和挪威,甚至不下17%—18%。只有在失业率平均只有4%的美国,经济巨轮才在真正地全速前进。这两项事实,都表明整个经济体系存在着一大薄弱环节。农产品价格下滑(唯一阻止之法只有积压大批库存不发),证明了需求量无法赶上生产。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另一项事实,那就是当时的景气,其动力主要来自工业国之间资本的大量流动,而其中最主要的流向就是德国。单德国一国,就在1928年吸收了全球资本输出量的半数;借款额之巨,高达20万亿到30万亿马克,而且其中半数属于短期贷款(Arndt,p.47;Kindleberger,1986)。德国经济因此变得更为脆弱,1929年美国资本开始撤出时,德国果然经不住打击。

在这种情况之下,不出几年,世界经济再度遭难,自然不值得大惊小怪了。只有美国小镇里那些褊狭自满的中产阶级生产者,才会有另外一种想法。这些人的幼稚面目,已由美国小说家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的作品《巴比特》(Babbitt )介绍,逐渐为西方读者所熟悉。同时,共产国际也曾预言,经济危机将于景气巅峰再度发生。共产国际认为——至少其发言人相信或假装相信——这场动乱将造成新一轮的革命浪潮。事实上,接下来的情况完全相反,危机来势之快,令人无法招架。大难开始的序幕(甚至连非历史学家也人人皆知),是发生在1929年10月29日的纽约股市大崩溃。可是这场大灾难影响之深、范围之广,却谁也不曾预料到,甚至连革命者在最乐观的时刻也不曾预见。这场经济激变,几乎等于世界资本经济的全面解体。整个经济体系,如今都牢牢锁在恶性循环当中,任何一个经济指数出现下落,都使其他指数的跌势更为恶化。(唯一不曾下滑的只有失业率,此时正一次又一次地接近天文数字。)

国际联盟的专家所见果然不错,北美工业经济惊人的大萧条,不久便立刻波及另一全球工业重地的德国(Ohlin,1931),可惜没有人听警告。1929—1931年间,美德两国工业生产额均跌落了三分之一左右。可是这个数字,不过是各行业的平均值,看不出其中特定行业蒙受的巨大损失。单以美国的电气巨头威斯汀豪斯公司来说,1929—1933年的销售额剧降三分之二;两年之间,净利润则跌落了76%(Schatz,1983,p.60)。农林业也发生重大危机,粮食及原料价格无法再靠增加库存维持,开始直线滑落。茶和小麦的价格一下子跌了三分之二,丝价则跌了四分之三。因此,凡以农产品出口贸易为主的国家,一律遭到空前的打击,包括阿根廷、澳大利亚、巴尔干诸国、玻利维亚、巴西、英属马来亚、加拿大、智利、哥伦比亚、古巴、埃及、厄瓜多尔、芬兰、匈牙利、印度、墨西哥,以及荷属东印度群岛(今印尼);这些还只是1931年曾由国际联盟列举的国家。总之,大萧条的现象,这回货真价实,具有全球性的意义了。

至于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希腊、日本、波兰、英国,对西方(或东方)传来的震波也极其敏感,同样受到强烈的冲击。为了供应美国大量增长的丝袜需求,过去15年来,日本丝业已经将产量提高了3倍;可是现在丝袜市场暂时消失了——这等于一夜之间,日本丝在美国90%的市场便化为乌有。日本另一项重要农产品米的价格也受到打压,分布在东亚和南亚的一大片主要产米区自然也不能幸免。小麦价格跌得更惨、更彻底,比米价还要便宜。一时之间,据说连一向以稻米为主食的东方人也转而改食小麦。可是就算面粉大受欢迎——就算这是真的——稻米大宗出口国,如缅甸、法属中南半岛、暹罗(今泰国)的农民可就更遭殃了(Latham,1981,p.178)。米价一路下跌,稻农没有别的法子,唯一的弥补办法就是种得更多,卖得更多,结果把价钱压得更低。

对于以供应市场尤其是输出为主的农民来说,这种情况不啻倾家荡产,除非他们恢复自给自足的传统小农经济。一般来说,大部分出口国家都还能利用这条出路,因为非洲、南亚、东亚及拉丁美洲地区的农家,仍多保持较小规模,总算还可以有一点缓冲的余地。但是巴西可就惨了,完全变成资本主义浪费和萧条严重程度的代名词,当地咖啡种植户为了阻止价格暴跌,竟把过剩的咖啡拿给火车的蒸汽机当煤烧。(世界市场上销售的咖啡,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来自巴西。)一直到今天巴西人务农的比例仍然相当高。20世纪80年代经济的激变,带给他们的打击比当年的大萧条更甚,因为至少早年的农家对这些农产品寄予的希望远比后来为低。

话虽如此,殖民地农业国家的民众依然受到相当的冲击。比如黄金海岸(今加纳)的白糖、面粉、鱼罐头,及稻米的进口量就一下子跌了三分之二,(小农式)可可市场跌至谷底,杜松子酒的进口量缩减更凶,直落了98%(Ohlin,1931,p.52)。

至于那些靠工资生活的男男女女,对生产手段既无法控制,又不能有一般人的正常生活(除非有家可归,可以回去种田维持生计),经济萧条的直接后果就是失业。当时失业之普遍可谓史无前例,时间之长,更超出所有人的预料。经济大衰退最严重的时期(1932—1933),英国、比利时两国的失业人口比例为22%—23%,瑞典24%,美国27%,奥地利29%,挪威31%,丹麦32%,德国更高达44%以上。同样令人瞩目的是,即使在1933年景气恢复之后,30年代的失业状况也始终不见显著好转,英国和瑞典的失业率一直保持在16%—17%左右,奥地利、美国及北欧其余的国家,则维持在20%以上。西方唯一成功解决失业问题的国家,只有1933—1938年的纳粹德国。在众人的记忆里,工人阶级还不曾遭遇过这样可怕的经济灾难。

更糟糕的是,在当时,包括失业救济在内的公众社会生活保障,不是根本不存在(例如美国),要不就以20世纪后期的标准来说,简直微薄得可怜。对长期失业的人口而言,救济金只是杯水车薪,根本就不够用。正因为这个缘故,生活保障始终是工人最大的心事:不但随时失去工作(即工资)需要保障,也要应对生病、意外,以及注定老来却无依靠的境地。难怪工人家庭最希望儿女找到的差事,钱少一点没关系,可是一定要稳妥可靠,并且提供养老金才行。但是即使在英国,这个失业保险最普及的国家,投保的工人人数也不到总数的60%—能够有这个数字,还多亏早在1920年,英国便因大量人口失业而不得不这样做。至于欧洲其他地区(德国例外,在40%以上),持有失业保险的人数最少有低到零的,多则也不过四分之一(Flora,1983,p.461)。原本习惯于间歇性就业或周期性短期失业的人,现在发现到处都找不到工作。仅有的储蓄耗尽了,杂货铺里也不能再赊账了,山穷水尽,完全无路可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