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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艇

    母亲总是一大早就把我和姐姐喊起来。腊月的早晨,地都冻裂了,院子里杏树上的枯枝咔叭咔叭响着。风从墙壁上的裂缝里尖溜溜地灌进来,我的脸上结着霜花,我的腮上溃烂的冻疮每天夜里渗出一些粉状物,极像白色的霜花。
    “起来吧,起来吧,兰嫚,金豆,”母亲烦恼地叫着,“早去早回,赶前不赶后。”
    母亲催促着我和姐姐去南山讨饭。我忘记那是什么年月了。我六岁,姐姐十八岁。姐姐带着我去南山讨饭,是我过去的生涯里最值得回味的事情。飞艇从天上掉下来,一头扎在我们村东河堤上的时候,是腊月里的一个早晨——一想起那时候比现在这时候格外寒冷的气候,我就思维混乱,说话,写文章,都是前言不搭后语,头上一句,腚上一句,说着东又想着西,这是小时候冻出来的毛病,怕是难治好了。
    那时候我们村的孩子们都去南山讨饭,不仅仅是孩子去,老婆也去,大闺女也去。太阳刚冒红,我们村里的讨饭大军就向南山进发,一出村时结成一簇,走出半里路就像羊拉屎一样,稀稀拉拉,遍路都是了。我和姐姐总是跑在最前头。我们跑,我们用跑来抵御寒冷;我们一旦不跑,汗水就唏了,空心棉袄像铁甲一样嚓啦嚓啦响,冰凉啊冰凉!我们冻急了,我们对寒冷刻骨仇恨。我大骂:“冷,冷,操你的亲娘!”同行的人都被我逗笑了。
    方七老爷的老婆龇牙一笑,说:“这孩子,好热的家伙,操冷的亲娘,把鸡巴头子给你冻掉了!”
    众人更笑,都唏溜唏溜的,鼻尖上挂着清鼻涕。
    一群和我差不多大的孩子跟我一起齐声喊叫:“冷冷冷,操你的亲娘!”
    我们叫骂着,向无边无际的寒冷宣战。我们跟一群对月亮狂叫的狗差不多。但寒冷毕竟是有些退缩,金红色的阳光照在我们冻僵的面颊上,耳朵上,像无数根烧红的针在温柔地扎着。
    我曾经多次领略过融化的痛苦。寒冷先让我的脸、耳朵结成冰坨子,阳光又来晒融这些冰坨子。我不怕冻结最怕融化。冻结,刚开始痛一点,也就是十分钟吧,十分钟过后就不痛了,我感觉不到自己的耳朵和面颊是否存在。融化可就不好受了,痛当然是有一些了,最难受的是痒,奇痒奇痒,比痛难受百倍。后来我曾经想过,世上的酷刑,刖足、车裂、指甲缝里钉竹签、披麻戴孝、走烧红的铁鏊子、子弹头撅肋巴骨、活剥皮……听来令人咋舌,不寒而栗,但似乎都可忍受,痛,只要能忍住第一拨,后边的都可忍受;但痒就不同了,痒是一场持续不断的神经战,能令人发疯。当年中美合作所的特务们发明了那么多种酷刑,但唯独没发明使人奇痒难挨的刑法,这真是个遗憾!
    在阳光下我的脸、我的手、我的耳朵一齐融化,黄水汩汩流淌,腐肉的气息在清凉的空气中扩散,几千只蚂蚁在我的冻疮的溃面上爬着,钻着。我想要是有一把锋利的刀子,把我头颅上的皮肉剔除得千干净净,一定会非常舒适,当然,手背上的皮肉也应该剔除干净,脚趾脚边上应该扎针放血。我的手自己抬起来去搔脸。姐姐厉声喊:
    “金豆,不许搔脸,搔毒了结紫疤!”
    姐姐的脸上也有冻疮,但尚未溃烂,一个红豆豆,一个紫豆豆,几十个红豆豆紫豆豆分布在姐姐的腮上,姐姐的脸像个开始变坏的红薯。
    奇痒,又不能搔,不用姐姐提醒我也知道我的脸已经不能搔了。它已经跟烂茄子、烂西红柿差不多了。我像一匹活泼的小猴子在地上蹦跳着。我本来可以哭,但哭给谁看呢?我们那儿的俗谚日:看男人流泪不如看母狗撒尿。
    在我们这支讨饭的队伍里,头脸上生疮的并非我一人。一群男孩子都像我一样,在化冻的痛苦中,跳嚷成一群活泼的小男猴。
    我们刚刚骂狠了寒冷,现在又要骂温暖了。
    依然是我先草创,然后大家共同发展。
    “热热热,操你的亲爹!”
    “热热热,热热热,操死你的亲爹!”我的朋友们与我一起高呼。
    “冷冷冷,操你的亲娘;热热热,操你的亲爹!”我们高呼着,迎着那轮火红的太阳,向着南山跑去。
    方家七老妈瘪着嘴说:“这群破孩子,冷,你们骂;热,你们还骂。当个老天爷也真是不容易!”
    方家七老妈那时就有五十多岁,去年我探家时,听母亲说她不久前死了。这时离飞艇扎在河堤上已有二十多年。
    在我的印象里,方家七老妈永远穿着一件偏襟的黑色大袄,袄上明晃晃地涂抹着她的鼻涕和她的孩子们的鼻涕。她的棉袄是件宝物,冬遮寒风,夏挡雨水。而且,在我的印象里,七老妈的怀里,永远抱着一个吃奶的孩子。好像我们家乡的泥玩具里的母猴子永远扛着一只小猴子。七老妈吃不饱穿不暖,但保持着旺盛的繁殖能力。她一辈子生过多少个孩子,她自己是否说得清楚也值得研究。这也许是一种工作的需要。抱着孩子讨饭更能让人同情。俗话说:行行出状元,七老妈是讨饭行里的状元。她是吃百家饭长大的。她是吃百家饭长老的。她一辈子没生过病。
    一九六九年,生产队里开诉苦大会。天上布满星,月牙儿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万恶的旧社会,穷人的血泪仇,千头万绪,千头万绪涌上了我的心,止不住的辛酸泪,挂满胸。我们高唱着这支风靡一时的歌曲,等着吃忆苦饭。我特别盼望着开忆苦大会吃忆苦饭。吃忆苦饭,是我青少年时期几件有数的欢乐事中最大的欢乐。实际上,每次忆苦大会都是欢声笑语,自始至终洋溢着愉快的气氛,吃忆苦饭无疑也成了全村人的盛典。
    究其根本是,忆苦饭比我们家里的幸福饭要好吃得多。
    每逢做忆苦饭,全村的女人,除地、富、反、坏、右的家属外,几乎都一齐出动。她们把秋天晒出来的干胡萝卜缨子、干红薯叶放在河水中洗得干干净净,用快刀剁得粉碎。保管员从仓库里拿出黄豆、麦子、玉米,放在石磨上混合粉碎。杂粮面与碎菜搅拌,撤上咸盐,浇上酱油——有时还淋上几斤豆油,上大锅蒸熟。我们唱着忆苦歌曲就闯到大锅里逃逸出来的忆苦饭的香气啦。
    歌唱声停,队长走上台,请方家七老妈上台忆苦。七老妈抱着她的活猴般的孩子,用一只袖子掩着嘴,嚎天哭地地上了台。
    七老妈的诉苦词是天下奇文:
    “乡亲们呐,自从嫁给方老七,就没吃过一顿饱饭,前些年去南山要饭,一上午就能要一篓子瓜干,这些年一上午连半篓子也要不到了……”
    队长在台下咳嗽了一声。
    “要饭的太多了,这群小杂种,一出村就操着冷的娘,操着热的爹,跑得比兔子还快,等我到了那儿,头水鱼早让他们拿了。”
    队长说:“七老妈,你说说解放前的事儿。”
    七老妈说:“说什么昵?说什么呢?解放前,我去南山要饭,天寒地冻,石头都冻破了。天上下着鹅毛大雪,刮着刀子一样的小东北风,我一手领着一个孩子,怀里抱着一个孩子,一步步往家里走。腊月二十二,眼见着就过小年啦。长工短工都往家里奔。孩子们冻得一个劲儿地哭,我也走不动了。走到了一个村庄,寻了个磨屋住下来。破屋强似露天地。孩子们不哭了。从面口袋里摸出地瓜干子来,咯嘣咯嘣地吃。后半夜,我觉得肚子不大好,就让两个大孩子到人家草垛上拉把干草,孩子拉草没回来,俺那个小五就落了地。孩子们见我满身的血,吓得又哭又叫。有一个好心的大哥进来看了看,回家端了一盆热汤来,让俺娘儿们喝了。我说,好心的大哥,俺一辈子忘不了你……”
    方家七老妈每逢说到磨房生孩子这一段时,必定要掩着鼻子哭。台下心软的娘们儿也跟着唏嘘。
    队长振臂高呼:“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
    人们杂七拉八地跟着呼叫:“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
    方家七老妈一说起她在磨屋里生孩子的事就没完没了。反过来说一遍,正过来又说一遍。忆苦饭香气扑鼻,勾得我馋涎欲滴。我不知道别人,我只知道我恨不得有支枪把唠叨起来没完没了的方家七老妈从台上打下去。
    队长也分明是不耐烦了,他打断七老妈的车轱辘话,说:“七老妈,说说以后的事吧!”
    七老妈抬起袄袖子擦擦眼睛,把怀里的孩子往上撮撮,迷茫着眼说:“后来怎么样呢?后来怎么样啦?后来就好了,后来共产党来了,共产党来了,共产共妻,共房子共地……”
    队长跑上台,架着方家七老妈的胳膊,说:“老妈老妈,您下去歇歇吧,歇歇就吃忆苦饭。”
    方家七老妈横着眼说:“就是为着这顿忆苦饭,要不谁跟你唠叨这些陈茄子烂芝麻的破事!盼星星盼月亮,就盼着这顿忆苦饭啦!”
    大锅揭开了,人们都围上去。
    队长和保管员每人手持一柄大铲子,往人们的碗里铲忆苦饭。队长的眼被蒸气烫得半睁半闭。队长说:“受苦受难的穷兄弟们,多吃点,多吃点,吃着忆苦饭,想起过去的苦……”
    根本不用队长嘱咐。队长也知道,要不还用他亲自掌勺分配。方家七老妈生着两只蓝色的眼睛,像天真的小狗一样的蓝眼睛。她有两个癖好,一是吮头发,二是舔煤油。
    飞艇扎在河堤上那天早晨,母亲很早就把我和姐姐喊起来了。我们去南山讨饭必须早走。“南山”,是我们对我们村南四十里外一系列村庄的统称。那里鬼知道为什么富裕,与我们这里相比那里好像天堂。南山的人能吃上地瓜干。
    姐姐去南山讨饭前,进行着复杂的准备工作。
    她梳头,洗脸,照镜子。她对着镜子用剪刀刮着牙齿上的黄垢,刮得牙龈上流红血。她还往脸上抹雪花膏。我承认姐姐经过一番收拾是很好看的大姑娘。母亲每每训她:“拾掇什么,是去讨饭,又不是让你去走亲戚!”我同意母亲的观点。姐姐反驳道:“讨饭怎么啦?蓬头垢面,谁愿意施舍给你!”我同意姐姐的观点。
    我们一出村头,就看到飞艇从南边飞出来了。太阳刚出,状如盛粮食的大囤,血红的颜色,洇染了地平线和低空中的云彩。遍野的枯草茎上,挂着刺刺茸茸的白霜。路上龟裂着多叉的纹路。飞艇在很远的地方发出过一阵如雷的轰鸣,在原野上滚动。临近我们村庄时,却突然没有了声息。那时候我们都站在村头那条通向南山的灰白道路上,我们挎着讨饭篮,拄着打狗棍(吓狗棍,绝对不能打人家的狗),看到银灰色的飞艇从几百米的空中突然掉下来,掉到离地五六十米高时,它斜着翅膀子,哆哆嗦嗦往前飞,不是飞,是滑翔!我听到飞艇的肚子里噼哩咔啦地响着,两股浓密的黑烟从飞艇翅膀后冒出来,拖得很长,好像两条大尾巴。飞艇擦着路边的白杨树梢滑过去,直扑着我们的村庄去了。虽然机器不响,但仍然有尖利的呼啸,白杨树上的枯枝嚓啦啦响着,树上的喜鹊和乌鸦一齐惊飞起来。强劲的风翻动着我们破烂的衣衫。方家七老妈前走走,后倒倒,好像随时要倒地。飞艇像一个巨大的阴影一掠而过。飞艇的巨大的阴影从地上飞掠而过。我们都胆战心惊,每个人都表现出了自己的最丑陋的面容。连姐姐的搽过雪花膏的脸蛋也惨不忍睹。姐姐惊愕地大张着嘴巴,额头上布满横一道竖一道的皱纹。我是期望着飞艇降落到我们村庄里去的,但是它偏不,它本来是直冲着我们的村庄扎下去了,它的肚皮拉断了方六老爷家一棵白杨树的顶梢,一颗像轧场的碌碡那么粗的、乌溜溜闪着蓝光的、屁股上生着小翅膀的可爱的玩意儿掉在我们生产队的打谷场上。后来才知道那是颗大炸弹。飞艇拉断了一棵树,又猛地昂起头,嘎嘎吱吱地拐了一个弯,摇摇晃晃,哆哆嗦嗦,更像个醉鬼,掉头向东来了。飞艇的翅膀上涂满了阳光,好像流淌着鲜血。这时它飞得更低了,速度也更快,体形也更大,连飞艇里的三个人都能看清楚,他们的脸都是血红的。飞艇的巨翅像利剑一样从我们头上削过去,我们都捂住脑袋,在这样的情况下,没有一个人感到自己的头颅是安全的。
    方家七老妈双腿罗圈,一屁股坐在地上。她怀里的孩子像老猫一样叫起来。我也许是带头,也许是跟随着众人抱头鼠窜。我们的嘴里都不由自主地发出怪声,准确地形容应该是:一群衣衫褴褛的叫花子在黑色的机翼下,在死神的黑色翅膀下鬼哭狼嚎。我们有的挎着讨饭篮子,有的扔掉了讨饭篮子;有的拖着打狗棍,有的扔掉了打狗棍。这时,我们听到身后一声巨响。
    方家七老妈是眼睁睁地看到飞艇扎到河堤上去的。我们村东二百米处就是那条沙质的高大河堤,河堤上生着一些被饥民剥了皮的桑树。飞艇一出村庄就低下了头,尖锐的风声像疯狼的嚎叫,卷扬起地上轻浮的黄土。飞艇半边是蓝色半边是红色。七老妈亲眼看到飞艇的脑袋缓缓地钻进河堤。河堤猛地升高一段,黑色的泥土像一群老鸹飞溅起来。
    飞艇的脑袋是怎样缓缓地钻进河堤里去的,方家七老妈亲眼看见了但无法表述清楚。根据她说的,根据她描绘飞艇的脑袋缓缓钻进河堤里去时她脸上表现出的那种惊愕的、神秘的色彩,大概可以想象到就像我亲眼看到一样:飞艇的粗而圆的脑袋,缓慢地、但却非常有力地钻进河堤上,好像气功大师把运足了气的拳头推在一摊稀泥上。当时太阳很大很红,飞艇的粗大的头颅上涂着一层天国的庄严光辉,它一钻进河堤,河堤立刻就拱起了腰,在那一瞬间河堤上起了一个沙土的弧桥。河堤像一条巨蛇猛地拱起了背。后来大块小块的泥沙用非常快的速度、但看起来非常缓慢地飞到空中去,直线飞上,弧线落下。
    飞艇爆炸的情景我是亲眼看到的。我们听到一声巨响时都紧急地回头或抬头看河堤,这时飞艇尚未爆炸,艇头撞起来的泥沙正在下落,飞艇的两扇巨翅和飞艇翘起来的尾巴疯狂地抖动着。紧接着飞艇就爆炸了。
    我们首先看到一团翠绿的强光在河堤上凸起,绿得十分厉害,连太阳射出的红光都被逼得弯弯曲曲。随着绿光的凸起,半条河堤都突然扭动起来。成吨的黑土翻上了天。这时候我们才听到一声沉闷的轰响,声音并不是很大,好像从遥远的旷野里传来的一声狮吼。我后来才知道“大音稀声”的道理。这一声爆炸方圆四十里都能听到,不知有多少人家的窗户纸都给震破了。几乎与听到轰响同时,我感到脚下的道路在跳动。路边的白杨树枝哗啦啦地响着,方家七老妈像神婆子跳大神一样跳跃着。
    我们扔掉的要饭篮也在地上翻滚着。我看到我们的叫花子队伍像谷个子一样翻倒了,我在感觉着上边那些景象的同时,胸前仿佛被一只无形的巨掌猛推了一下子。我恍恍惚惚地看到无垠的天空上流动着鸢尾花的颜色,漂亮又新鲜,美好又温柔。
    几分钟后,我从一丛一丛紫穗槐后爬起来。地上撒着一层黄土,黄土里掺杂着一些乌黑的、银灰的、暗红的飞艇残骸,黄土和飞艇残骸碰撞树枝打击土地的刷刷声还在空中飞舞不愿消逝。飞艇那儿已经燃烧起一团数十米高的大火。火光中间白亮,周围金黄,黑色的烟柱奋勇冲起,直达高天。空气中弥散开扑鼻的汽油味道和烧烤动物尸体的焦香。太阳变得又薄又淡,像一片久经风霜颜色褪尽的剪纸。
    我们都灰溜溜地爬起来,怔怔地看着这堆大火,河堤都燃烧起来,我闻到了焦土的味道。堤上的桑树在炽亮的火幕上抖动着,好像舞拳张狂的鸡爪。我们这些生有冻疮的男孩子,比往日提前进入融化期,腮上、耳上,黄水汩汩流淌,不似眼泪,胜过眼泪。但我们都顾不上解冻的痛苦。我们没有人想到去侮辱热的爹。
    大火过后,不,飞艇钻进河堤之后,我们这些小叫花子编出了我们的进行曲,我们高唱着进行曲向南山飞跑,飞跑到南山讨饭。事情过去了数十年,我依然一字不漏地记着曲词,儿时的创作更加刻骨铭心吧!
    冷冷冷,操你的亲娘,
    飞艇扎在河堤上!
    热热热,操你的亲爹,
    飞艇扎在河堤上!
    飞艇扎在河堤上,
    烧死了一片白皮桑。
    飞艇扎在河堤上,
    方家七老妈好心伤,
    一块瓦灰铁,
    打死了怀中的小儿郎,
    流了半斤红血,
    淌了半斤自脑浆,
    七老妈好心伤!
    飞艇飞艇,操你的亲娘!
    我们远远地站着,无人敢向前多走一步。火苗子猎猎作响,灼人的热气一浪连一浪逼过来,把我们脸上的黄水都快烘干了。
    后来,村里的所有人都跑到村头来了。独腿的狗皮老爷虽说是拄着双拐悠来,但他的心也是在向着村头飞跑。
    队长站在人堆的最前头,火光刺激得他的眼睛泪水花花。半个小时过去,火势不见缓减,队长招呼了两个年轻人,弓着腰向前走,人们都胆战心惊地看着他们。
    他们到达离火堆七八十米远近时,便停住脚,仔细地观看。他们的头发像细软的牛毛在头上飘扬。
    火堆又努力膨胀几下,地皮又在颤抖。空中响起刀子刮竹般的疹人的声响。我身后的白杨树干上铮然一声,响亮刺耳。众人急忙回头,见一块巴掌大的瓦蓝的钢片,深深地楔进树干里去。钢片是灼热的,杨树的干燥粗皮被烫出一缕缕雪白的烟雾。后来才知道这是炸弹皮子。飞艇肚皮下挂着两枚大炸弹,一枚掉在生产队的打谷场上,一枚被烧爆了。炸弹把飞艇的残骸炸得飞散四方八面。有的远点,有的近点;有的大点,有的小点;有的扎在越冬的麦苗地里,麦苗上白霜粲然,黑色的麦叶僵着,麦垄上冻土铿锵,是被飞艇残骸砸的;有的砸在堤里青绿色的坚冰上,烫得冰板吱吱地鸣叫,滋滋地融化。
    究竟是第一次爆炸还是第二次爆炸崩出瓦灰色的钢铁击中了方家七老妈怀中婴孩橄榄般的头颅,至今是个疑案。千方百计地去证明这个问题是出力不讨好的营生。炸弹爆炸后,钢铁碎片像飞蝗一样漫天飞舞,大家都跌倒在地,队长趴在两垄麦苗之间,捂着脑袋,撅着屁股宛若一只偷食麦苗的鸿雁。大家都长久不动,大家伏在地上,听到死亡的灰鸟在蓝得凄凉的空中啾啾地呜叫,听到庞大的星球沿着缺油的轴咯咯吱吱旋转,大家战战兢兢地从地上爬起来时,一个眼尖的人才看到方家七老妈那件铁甲般的破棉袄上沾着一层红血和白脑浆。
    “七老妈,你的孩子!”那人指着七老妈怀里的婴儿说。
    七老妈一低头,哇啦一声叫,扯着棉袄大襟一抖擞,那个瘦猫般的赤条条的婴孩就像树叶般飘到地上。七老妈棉袄大襟耷拉着,斜过腿胯,半个漆黑的胸脯裸露出来,三十公分长的袋状乳房垂到肚脐附近。她咧着嘴,瞪着眼,干嚎一声,骂道:“飞艇,飞艇,操死你亲娘。”
    扔在地上的孩子已经死得很彻底,那么块大铁,对付那么颗小头。七老妈跪在地上,把瓦灰铁从婴孩头上拔出来,然后试图捏拢婴儿豁开的脑袋,捏拢了也是个空壳,何况捏不拢。方家七老妈看样子也不是十分悲痛。她一面捏着婴儿的脑壳,一边继续咒骂飞艇。
    大团的火焰已被炸灭,只有一簇簇的小火苗在田野里燃烧。队长他们三个大胆的汉子爬起来,腰依然弓着,继续往飞艇钻堤处靠拢。这时我们看到了河堤上那个乌黑的大洞,飞艇的一扇巨翅斜插进堤里去,青烟从翅翼的斜面上袅袅上升。
    队长他们从河堤边走回来,正言厉色地说:“乡亲们,回家躲着去吧,没事别出来转悠,飞艇上的东西,谁也不许动,这是国家的财富,谁动谁倒霉。”
    方家七老妈说:“队长,我的孩子找谁赔?”
    队长说:“你愿意找谁赔就去找谁赔。”
    有人提醒说:“方家七老妈,这飞艇是马店机场的,你去找机场的空军赔,保险比你跑一趟南山要的多哩!”
    方家七老妈抱起孩子,眨巴着两只蓝眼睛,拿不定主意。
    方家七老爷不知从什么地方钻出来,淡淡地说:“你还站在这儿干什么?抱回家去找块席片卷卷埋了吧。一岁两岁的孩子,原本就不算个孩子。”
    七老妈木偶般地点点头,跟着七老爷往村里走去。
    人群懒洋洋地蠕动着,多半回家去,少半还停留在村头上,想着看新鲜光景。
    姐姐说:“金豆,家去不?”
    我当然不愿意回家,这时已日上两竿高,飞艇扎在河堤上,耽误了我们去南山讨饭,家去看什么?在村头上可以看上艇上冒出的绿烟,看飞艇翅膀斜指着天空好像大炮筒子一样,家去看什么?
    日上三竿时分,几辆绿色的大卡车从南边开过来,车上跳下一群穿黄棉袄戴皮帽子的空军。他们不避生死地往飞艇翅膀那儿扑。
    村里人听到汽车声,又一齐跑到村头。
    一个军官模样的人找到队长,跟队长说了几句话。
    那军官大概是询问飞艇失事时的情况,队长说不清。队长把我拖出来,说:“这个小孩看到了。”
    那军官和气地问我:“小同学,你看到飞艇扎到河堤上的情景了吗?”
    我看到他嘴里那颗灿灿的金牙,一时忘了开口说话。
    军官又一次问我。我说:“我看到了,我们去南山讨饭的人都看到了。”
    姐姐从后边打了我一掌,说:“金豆,不要多说话!”
    队长说:“你让他说嘛!”
    我就把早晨见到的情景对军官说了一遍。
    军官若有所思地点点头,转身向一个更胖更大的军官汇报去了。
    待了一会儿,镶金牙的军官又找到队长,说首长希望社员同志们能帮助回收一下飞机的残骸。队长爽快地答应了。
    几十个男人由队长带领着,把分散在麦田里的、冰河里的飞机残骸捡回来,噼哩咔啦地扔到卡车上。那根插进河堤里的飞艇翅子费了好大的劲才拔出来,又费了好大的劲抬到卡车上。
    据说飞艇上共有三个人,但我们从飞艇残骸里只找到一个肥大的人屁股。这个屁股烧得黑乎乎的,散发着一股扑鼻的焦香。
    军官跟队长商量了一下,决定由队长派八个精壮男人,绑扎一副担架,把那块烧焦的人屁股抬到机场去。队长又爽快地答应了。
    方家七老爷参加过淮海大战的担架队,很知道担架是怎么个绑法。
    两辆大卡车缓慢地开走了,担架也绑好了。男人们小心翼翼地把那块屁股抬到担架上,担架上又蒙上了一条被单子。
    担架队跟着车辙印走去。镶金牙的军官跟在担架后边。
    我们一群小叫花子恋恋不合地跟着担架走,好像一群眷恋烤人肉味道的饿狼崽子。
    临近墨水河石桥时,队长把我们统统轰了回来。
    我们站在墨水河堤上,一直目送着汽车和担架走成野兔般的影点子。汽车和担架走在我们去南山讨饭的土路上。
    送屁股的人傍晚才回来,一个个满脸喜洋洋,打着连串的饱嗝,肚子吃得像蜘蛛一样,走路都有些艰难了。我们酸溜溜地听他们说如何吃掉一笸箩白面馒头,如何吃掉一盆豆腐炖猪肉,恨不得把他们的肚子豁开,让那些馒头、豆腐、猪肉唏哩哗啦流出来。我从队长的饱嗝里闻到了猪肉的香味——跟那块屁股上的香味差不多。
    队长说:“乡亲们,机场的首长说了,凡是捡到飞艇上的东西,都给他们送去,一顿犒劳是少不了的。”
    我突然想起了飞艇直扑村庄时,在打谷场上空掉下来的那个碌碡那么粗的、乌溜溜闪着蓝光的、屁股上生小翅膀的那个可爱的玩意儿。我的心激动得发抖。
    我喊:“队长,我看到了!”
    队长说:“你看到了什么?”
    我说:“你带我去吃馒头豆腐猪肉,我就告诉你。”
    队长说:“带你去,你说吧!”
    我说:“可不兴坑骗小孩。”
    队长说:“你这个孩子,被谁骟怕啦?快说吧!”
    我说:“有一个碌碡那么粗的蓝东西掉在打谷场上了!”
    人群像潮水般往打谷场上涌去。
    打谷场边上确实躺着十几个轧场用的碌碡,但并没有我说的那个蓝玩意儿。人们都怀疑地瞅着我。
    我说:“我亲眼看到它落下来了。”
    人们继续寻找。
    打谷场西边上耸着几百捆玉米秸子,人们一捆捆拉开玉米秸子,拉着拉着,那个蓝汪汪的大家伙轱辘辘滚出来。心急者刚要扑上去抢,听到方家七老爷高叫一声:“趴下!别动!是颗炸弹!”
    人们齐齐地卧倒,静等着炸弹爆炸。等了半天,也没个动静。刚要抬头,就听到草丛里窸窸窣窣地响,又赶紧死死地俯下头去。又是半个时辰,那草丛里还是响。有大胆的抬头一看,见一只耗子在玉米秸里爬动。
    众人爬起来,纷纷往后退。
    刚吃过馒头豆腐肥猪肉的一个汉子问:“也许是个臭弹吧?”
    方家七老爷说:“不是,玉米秸子垫住了它,它才没响。”
    队长说:“七老爷,怎么办?”
    七老爷说:“你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
    队长说:“咱们把它抬到机场去吧?”
    七老爷说:“谁愿意抬谁就抬,反正我不抬。我在淮海战役中见过这种炸弹,美国造的,一炸就是一个大湾,湾里的水瓦蓝瓦蓝的。”
    队长说:“咱们小心点抬。”
    七老爷说:“怎么个小心法?美国炸弹十颗里必有一颗是定时的,炸弹肚子里装着小钟表,一到时间就炸,防都没法防!”
    一听这话,大家都感到阎王爷向自己伸出了生满绿毛的手,每个人身上的汗毛都爹煞了起来,起初大家都慢慢地后退,退到场边上,不知谁发了一声喊,便一齐跑起来,生怕被炸弹皮子追上。
    这一夜全村里都响着一种类似钟表跑动的咔嚓声,大家都忐忑不安,又满怀希望地等待着一声巨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