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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们来看雪吧

    先说树脂吧,就是从红松身上流下的油,它在风中会凝固成金黄色。把它们用尖刀从树上刮下来,放进铁皮盒中,然后坐在火炉上去熬。不久,树脂熔化了,松香气也飘了出来,把这铁皮盒放在户外晾一夜,一块树脂就脱落而出。好的树脂没有杂质,水晶般透明,橙色。你们问我嘴里吃着的东西,正是它。它与口香糖一样,不能咽进肚子。当地人称它为“松树油子”。女孩子小时候没有不喜欢嚼它的。她们喜欢嚼出响来,吱喳吱喳的,像鸟叫一样。有虫牙的女孩子嚼出来的响声就格外饱满。
    我脚上穿的毡靴是胡达老人送的。是狍皮做成的,又轻便又暖和。说起胡达老人,他是我来乌回镇认识的最有性格的一个人。我被大雪围困在塔城已有三天,是胡达老人赶着马爬犁把我接到乌回镇的。他七十多岁,终日穿着一件脏兮兮的山羊皮大衣,胸口处老是鼓鼓的,一个酒葫芦就掖在里面。无论他赶着马爬犁、走路抑或到供销社买东西,他总是出其不意地抽出酒葫芦,美美地呷一口,然后痛快地擤一把鼻涕,往棉裤上一蹭。他很矮、瘦,但腰不弯背不驼,牙齿也格外好,所以他走起路来像旋风一样迅捷。我到达乌回镇的当夜,他就醉醺醺地来敲门,首先申明他不是打我的主意来了(笑话,我可是他孙女辈的人!何况他即使真那样想,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接着他吹嘘说与他好过的女人个个都有姿色,牙齿比我好(他称我的灰牙齿为耗子屎),眼睛也比我明亮(他比喻说像盛满了油的灯),手也比我秀气(当时我的手已经冻裂了口)。见他如此信口开河,我便大胆地挪揄他,问他如此五短身材,女人们如何喜欢他?他便笑,半面脸抽搐着,另半面脸则肌肉僵硬(也许是酒精麻痹所致),这种笑给人一种哆哆嗦嗦的感觉,比哭还不如。他说女人们喜欢他的手艺活,他会缝狍皮坎肩,中间加上彩色丝线;会做兔皮帽子;会用桦树皮做摇篮、小船、盐篓、水桶和米盆。还懂得中医,女人们气血不足、月经不调、腰酸背痛的毛病他全能治得。我问是针灸吗?他抿了一口酒说,“是草药,山上的东西到处都是宝贝。”他还告诉我他有四个儿子,三个儿媳(大儿媳刚死),一大群孙儿。他费力掰着指头数了半晌,说是七个孙子六个孙女,总共十三个。不过他最喜欢的是二儿子家七岁的鱼纹。他接着讲鱼纹,说鱼纹与他连心,他有一次在山中倒套子时一匹马被圆木轧伤了腿,他正愁无法下山找人求救。鱼纹在家中正在炕上弹玻璃球,他突然对爸爸说,爷爷的马受伤了,爷爷下不来山了。胡达的二儿子将信将疑赶着另一副马爬犁上了山,一看果然如此。
    胡达那天晚上来找我的目的是为了看我那只栗色皮箱。我想起来他接我的时候就对皮箱产生了兴趣。我就把皮箱从炕上搬到火炉旁,嗒嗒按下锁鼻子,将箱子打开。那嗒嗒两声响起的时候,他的薄耳朵也跟着微妙地颤动着。他凑近那个皮箱,先是目不转睛地看,然后便是一样一样地用手拈起里面的东西,放到眼睛下仔细地瞧。照相机、胶水瓶、微型录音机,甚至绣花睡衣都没有逃脱他的手。他看东西的时候表情格外丰富,一会儿惊讶,一会儿扫兴,一会儿又哀怨(看见睡衣的时候),一会儿又是愤怒(他不满意我把布娃娃掖在里面,认为这是要闷死她)。他见过照相机,但对微型录音机却不熟知,我便把扣形耳机塞进他的双耳,放了一段音乐给他。你们一定想不到,他最初听到音乐的时候吓得一跳老高,“哎哟”叫着,酒葫芦也被甩在地上。他说:“这音打哪儿来?”不过他听了一会儿就习惯了,当我帮他摘下耳机,他嘟嘟囔囔地对我说:“这音不好,闹。”
    胡达老人看够了我的皮箱,又问我在乌回镇住多久,一个人怕不怕等等。我说要呆到开春后才走,我在城市里也一个人住,没什么害怕的。他便对我说,你要是害怕,我就唤鱼纹来跟你做伴。
    他知道我是做画的,而且也见识过画家,所以对我的颜料箱一点兴趣也没有。他说几年前乌回镇来过一个画家,那个男人的手指长得跟女人一样纤细,他专画乌回镇的女人。让女人们给他做摆设(胡达的原话),然后给她们一些报酬。后来有个汉子发现画家画了自己女人的奶和屁股,就联合乌回镇的其他男人把画家揍了一通,将他赶出镇子。他说完后得意地冲我笑着,我连忙说自己对人体不感兴趣,只喜欢画风景。他挺老练地说:“景中就没个人么?”
    他走后的第二天早晨,我在门口的雪地上发现了这双毡靴。我不知道是谁悄悄送来的。问邻居大嫂,她一看便用不容置疑的口气说:“这是胡达老人的手艺。”
    你们在信上问乌回镇有多大,这让我怎么描述呢?它与周围的山林河谷没有界限,完完全全就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所以它显得很大。说它小,那是因为人家很少,不足百户。尤其是这样的时令,外面零下三十多度,偶尔碰见一个人在路上走,也都是包裹得严严实实的,人们不在路上讲话,户外没有人语声。有时会传来牲畜的叫声,那叫声也一样是寂寥的。这里的居民过着自给自足的小日子,自己种菜和粮食。冬季的蔬菜基本以土豆、白菜和萝卜为主。它们被储藏在室外的地窖中,三九天气时要在里面生火驱寒。卫生所里只有两个医生,他们兼管打针投药。男患者打针时由男医生,而女患者打针则是女医生。据说以前只有男医生,妇女们生了病都不情愿打针(说是不愿意给男人露屁股)。没办法,乌回镇就从外面请来个女医生。这女医生很文静,单身,所以卫生所里上班时总是三个人(男医生的老婆不放心,也天天陪着来)。乌回镇还有一家商店(年轻人称为供销社,老人们则叫它合作社),冷清得很,两个店员总是面色青黄地打瞌睡。店里所卖的罐头的铁皮盒早已生锈,好像从二次大战的战壕中挖掘出的战利品。这里经常停电,所以蜡烛生意很好。那天我去买蜡烛,顺便买了两包卫生纸,然后抱着它们往店外走。遇见我的人都现出很羞怯的样子,原来卫生纸这种东西被认为是隐秘商品,不能明面拿着。当地的妇女去买它时总是提着个布兜,男顾客在场她们就去看别的商品,买时躲躲闪闪的,真是有趣。
    你们问照片左上角那串草编铜钱,它是鱼纹送给我的。他用这东西换走了我的带小镜子的胭脂盒。鱼纹是自动找上门来的。记得是某一个中午,我刚吃完饭,正守着炉子烤瓜子,一个小孩子推门进来了(我像当地人一样不锁门),他就是鱼纹。他穿件蓝布棉猴,两个脸蛋冻得通红,吊着一串清鼻涕。他进了门口被热气给熏了个激灵,然后他开始嗤溜嗤溜地把鼻涕吃到肚子里,这才开口跟我说话。他说:“我能换你的东西吗?”我问:“你是谁?”“鱼纹呀。”他挺骄傲地说着,仿佛我到了乌回镇没听说过他,是大逆不道的。我便笑了。鱼纹像老熟人一样脱掉棉猴,从怀中取出一串草编的铜钱,对我说:“它不能当真的钱用,可是比真的钱好看。是我编的,一共二十一个钱。”我问他想换我的什么东西,他便挺老练地说他得先看看我的货。我便把一些零碎东西拿给他,后来他就对胭脂盒产生了兴趣。鱼纹个头很矮,跟他爷爷一样是薄耳朵,不过眼睛又黑又大。他告诉我他家里养着两头猪,一只羊,九只鸡,这些家禽一到春节前都将被宰了过年,只留下一只打鸣的公鸡。他比他爷爷还善谈。接着他问我在乌回镇过年吗?我说当然。鱼纹就乐了,问我大年三十晚上他要是来给我磕头拜年,我会不会给他压岁钱?我说那是自然了。鱼纹便显得欢欣鼓舞的,他在我的屋子里走来走去,给我讲一些他从老辈人那儿听到的鬼怪故事。黄昏的时候,胡达老人来了,他一进屋就说:“鱼纹,我就知道你上这儿来了,一来了外人你就来换东西。你换了啥?”
    鱼纹笑嘻嘻地打开那个胭脂盒。胡达老人嗔怪道:“打小就花心,弄个胭脂饼子做啥?”
    后来我从邻居口中得知胡达独居,除了年节之外,平素很少到儿子家去。乌回镇若是来了客人,只要是冬季来,一般都由胡达老人接送。雪爬犁在山中抄着近路走,会省去许多时间。不管什么人物来,胡达最有兴趣的就是看人家带的东西,大约这与他是个手艺人有关。我还得知他少年时学过戏,跟过戏班子。他母亲是个红角,有次在南方的一个水乡小镇唱戏,被当地衙门掌印的人看上,活活地给抢到府上。那人这边强行纳妾,那边差人将胡达的爹悄悄装进麻袋,活活地给扔进河里溺死。从此胡达就失去了双亲,他到处流浪,拉过黄包车,给人修过脚,当过厨师。最后他从南方跑到北方,哪里人少就奔哪里走,结果就在乌回镇安家落户了。胡达最听不得的便是唱戏,所以连带着对一切声音都敏感。
    乌回镇的天亮得很迟。八九点钟,太阳才苍白地升起。到处都是积雪,远山近山都是白茫茫的。有时我站在窗前看别人家屋顶的炊烟,无论如何也看不清,因为那炊烟已与天色融为一体了。我手上的冻疮用冬青水洗过后已经痊愈。只不过因为少见蔬菜水果,我的口腔溃疡,吃刺激性食物时疼痛难忍。镇子里的人对我很友好,腊月家家宰猪时,人们总是请我做客。以前我特别讨厌吃猪下水,到了这里后觉得那东西是这么好吃,喝烧酒吃臭烘烘的猪大肠真是妙不可言。有一次我醉在别人家的炕上,指着人家地上的鞋子叫“船”,而擎着筷子叫“桨”,成为笑柄。至于带来的那些颜料,我真是很难说出口,我全把它们涂到乌回镇人家的炕琴上了。他们让我画荷我就画荷,要多粉我就给多粉,过年时还给他们画门神和财神,所以黄绿红三色已经用尽了。领导要是知道我下来体验生活只是画这些个东西,非要气坏不可。可这里的人喜欢我画荷花小鸟、松树仙鹤,除夕时几乎家家都贴着我画的喜气洋洋的财神爷。他们请我画东西时,总是预备下饭食,回来时又给我带来些吃的。我便想做个画匠也不错,从一个小镇到另一个小镇,只画炕琴和门神。我堕落了是吗?
    鱼纹留下的那串草编铜钱被我当成装饰挂在墙上。你们问另外一些模糊的物件是什么,它们是桦皮簸箕(淘米用的)、火钩子、鸟笼子和豆角干。我失眠的毛病到这里不治自愈,每日都睡得又香又实,每天同当地人一样早早就起床了。有时我到江上去看他们捕鱼,更多的时候则是去他们那儿串门,听他们讲老掉牙的故事。这里的星光总是不同寻常的好。有时夜晚跑到屋外,仰头一望,满天的星星真叫灿烂啊。还有晚霞,这里的晚霞总是鸡血一样鲜红,同雪景形成强烈反差。
    我告诉你们这里的人是如何过年的吧。他们一进腊月就开始忙年,屠宰家禽、做新衣、蒸干粮、除尘,一直忙到除夕的早上这才罢休。无论男女老少都里里外外换上新衣。老人们挂灯笼,家庭主妇忙着祭祖,小孩子则将兜里装满瓜子糖果到处跑。男孩子放鞭炮,那响声就接二连三地闪现。小女孩则挨家挨户看别人家窗户上的剪纸,看哪种图案更妖娆。我是在邻居大嫂家过的除夕,吃过满盘的饺子后,刚回到家里,门就被撞开了。一股白炽的寒气中“嗵”地跌下一个小人,不住地给我磕头,磕得真响啊,鱼纹来讨压岁钱来了。我给了他五十元钱,鱼纹将钱拿在手中,说是要买几个小礼花留待正月十五拿到他爷爷的院子里放。我便问他爷爷在哪个儿子家过的年。鱼纹一梗脖子笑着说:“还不是跟往年一样?爷爷在每个儿子家的炕沿都沾沾屁股,然后就背着手回他自己住的房子。”
    鱼纹说,胡达老人在大儿子家抽了根烟,告诉大儿子早些再找个老婆回家,不要把饭桌老是弄得油腻腻的;然后他去二儿子家,由鱼纹给他磕头。鱼纹每年磕头都会得到礼物,前些年是蝈蝈笼、鼠夹子、兔皮手套、松塔垒成的小屋子等等,今年是一条挂狗用的皮项圈。他在鱼纹家尝了一个饺子,嫌那馅不够咸。他去三儿子家吃了块糖,责备他家的灯笼没糊好,把糨子弄到明面上了,一块一块的白点跟长了癣似的;他最后到小儿子家,剥了一个花生吃,紧着鼻子说他家的酸菜缸没伺候好,有股馊味,然后皱皱眉一拍屁股就走了。
    “你爷爷年年都这么过年?”我问。
    “年年是这样。”鱼纹说,“他就喜欢我,每年正月十五我都去给他放花。”
    正月十五的那天早晨,我还躺在炕上借着炉火的余温续懒觉,邻居大嫂忽然慌慌张张地进来告诉我,说是胡达老人没了。我不知道“没了”就是当地人对“死亡”的隐讳说法,以为胡达老人失踪了。邻居大嫂说,鱼纹一大清早起来正在摆弄礼花,忽然从炕沿栽倒在地。他的头被磕了一个包,这时他忽然说他看见爷爷快死了,爷爷正在召唤他,他就撒腿往爷爷那儿跑。胡达老人果然躺在炕上,长一声短一声地喘气。见到鱼纹来,眼睛里漫出泪水,说了个“戏”字就咽气了。
    “戏?”我问。
    “戏。”邻居大嫂说。
    我在胡达老人的家里见到了鱼纹。他通身披孝,也许因为泪水的浸润,眼睛更显明亮。他见了我,现出一种大人才有的凄凉表情。正月十五的夜里有许多人为胡达守灵,长明灯在寒风中瑟瑟抖动。鱼纹点燃了那几簇礼花。他每放一个都要说话:
    “爷爷,快看,这个花像菊花!”
    “爷爷,这花跟冰凌花一样白!”
    “爷爷,这个花像是在泼水!”
    仿佛胡达老人真的用另外的眼睛看到了似的。我问鱼纹,胡达老人死时果真说出个“戏”字么?鱼纹点点头。我想如果不是“戏”,便是“嘻”字了。对于生命的结束来讲,“戏”和“嘻”又有多大的区别呢?
    胡达老人的死,使乌回镇失去了一个有光彩的人物。我几乎天天都穿着他送我的狍皮靴,用温暖的心境来怀念他。他的手艺真是好,所有的针码都压在靴帮里了,靴口轧着一圈缜密的花边。葬礼过后,雪一场比一场大,人们几乎足不出户在家“猫冬”,只有鱼纹常常到我这里来。他通常是雪住后的早晨来,他带着一条黄狗,狗脖颈处的项圈是胡达老人最后的手艺。鱼纹跟着我学画财神和门神,他每次都带来一张白纸。我教了他一周后,他就能画个大概了。不过他总是喜欢把财神爷的胡子画得又长又飘,就像云彩一样。有时他也帮我烧水沏茶,还帮我抹炕上的灰,他勤快得很。我常常想,要是我能生一个鱼纹这样的孩子有多好。可我知道在城市里是不可能孕育出这样的孩子的。而我在乌回镇又不知不觉丧失了一次可能诞生灵性儿童的机会。
    这话还得从你们收到的这张照片谈起。你们真细心,发现它的邮戳不是乌回镇的,而是出自与你们同一座城市的邮局。的确是这样,这帧一次成相的照片是我拜托一个朋友路过我们城市时寄给你们的。我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那是胡达老人葬礼后的第一个星期日。那天有风,冷极了,镇子里的人传说有几个拍电影的人来了。我走出屋子,发现临江的高岗上果然有一群游动的人影。他们在拍歪歪斜斜的栅栏、木刻楞小屋以及雪爬犁和狗。我便抄着袖子凑过去看热闹。他们共有六个人,是一家海外发行制片公司拍风光片的。其中有一个穿黑色皮衣的人引起了我的兴趣。他个子不高,面目酷似我已故的父亲(红脸膛,很大的眼睛,浓眉),他说话语速极快,在工作间隙不时与他的合作者打趣。他显然也注意到了我,问道:“外地人吧?”我点点头。“写字的?”他略带鄙夷地问我,大约以为我是作家或者记者。“画画的。”我说。“哦,差不多都一样,都得用笔。”他挪揄地说,“在城里呆腻歪了,下乡揩贫下中农的油来了?”
    他那无所顾忌的样子,仿佛与我相识已久。傍晚的时候,风住了,可灰云却压满了天空,气压低得很。我正在灶房中淘米,回忆着父亲生前的某些生活片断,他突然笑嘻嘻地像老朋友一样推门进来了。
    “有我的饭么?”他问。
    我呆立着。
    “反正你也得吃饭,多做出一口就行。”他放下背囊,“而且我也会做饭。”
    我便毫不客气地把围裙扔给他。我们用牛肉煮土豆,用粉丝炒酸菜,他边做菜边唱歌(这也与我父亲一样),然后我们一起吃饭。他吃饭的样子很贪婪,连菜底的汤计都不漏掉,吱吱地倾着盘子吸个溜干净。饭后,我们坐在炉火旁谈天(说些什么已经忘记了),只记得他那张少年般的脸庞,他快捷的语调以及把茶水喝得很响的样子。后来我建议他为我拍一张照片(因为我注意到他背囊中有一次成相的相机,而我又迫切想看看那个夜晚的我)。他打趣道:“吃你一顿饭,总要付出些代价。”于是我就穿着毡靴,嘴里嚼着树脂,悠闲地坐在房屋一角。当照片坠落下来后,我发现那颜色和背景都出人意料的好,就想把它寄给你们。为了使你们早些见到乌回镇的我,我让他把信连同照片带走,因为他第二天一大早要离开乌回镇,他中途转机时路过我们的城市。
    接着说那天晚上的事情。我记得天落雪了,这是从窗棂微妙的嚓嚓声感觉出来的。
    我们把浓茶喝淡了,所有的话语已经化为炉中灰烬的时候,他忽然温存地说:“今晚让我留下,好吗?”
    我摇摇头,说:“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他便站起来穿上大衣,笑笑说:“文化女人。”然后用手抚了一下我的头发。
    我看着他,有点恋恋不舍,然而依然望着他在走向门口。我突然说:“你真像我父亲。”
    “他一定是死去了。”他说。
    我点点头。
    他又说:“放心,路过你的城市时,我不会忘了发这封信。”
    “谢谢。”这两个字彻底把他赶出门外。
    那一夜我不断被恶梦扰醒。早晨起来时望着窗外飞扬的大雪,有种恍如隔世之感,我忍不住伤感地落泪了。我就如此轻易地让一个美好的夜晚付之东流。我知道他们已经离开乌回镇,那样的夜晚永远不会再来了。想起他站在灶房一边做饭一边唱歌的情景,我的泪水就汹涌无边了。后来鱼纹拿着两颗奶糖跑来看我,他说他在家里就听见我的哭声了,他说人吃了糖后就没有眼泪了。我把鱼纹抱在怀里,吻他那双神灯般的眼睛。
    你们肯定要嘲笑我的多愁善感了。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很想念你们。我真希望你们能来乌回镇看看,虽然见不到胡达老人了,但他的坟还在,鱼纹也许会画门神和财神给你们看。当然,如果这些人物都意外错过的话,雪是绝对不会拒绝你们的。因为漫长的冬天还未结束,雪三天两头就来一场,你们来看雪吧。只是如果你们也被雪意外围在塔城,胡达老人再也不能赶着雪爬犁接你们去了。
    给你们的回信就此打住吧。黎明了,我得吃点东西了。今天的早餐是烤土豆,昨夜就把土豆埋进炉火的灰烬中,现在它们早已被炯熟了,温热气犹在,极其可口,是乌回镇人都喜欢吃的一种“点心”。吃过土豆,我得去供销社买蜡烛了,因为来时买的几包已经用光了。还有,因为给你们写信,一个夜晚就这样以“不眠”而结束了,从供销社回来我得补上一个长觉。睡醒后,去一个叫郑顺才的人家,他女儿近日结婚,嫌那台作为嫁妆的缝纫机不喜气,让我去画一对鸳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