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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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女人我是越来越不懂了，二十几岁的小姑娘如今似乎比三十几岁的妇女更容易开通。我是无论如何不会去约唐小姐的，但我敢约秦晓芸。说实话，不是我想“勾引”她，恰恰相反，我觉得如果我再不主动约她我就太不绅士了，甚至觉得太委屈她了。男人女人的关系如果到了心有灵犀的份上，男人还装糊涂，再玩深沉，那本身就是一种不道德。要是真深沉就别让感觉发展到这个程度。我与秦晓芸双方的这种感觉是互相的，分不清你我，也分不清主次。
　　我已决定主动约秦晓芸，哪怕只是做个姿态。我希望她找个理由拒绝我，那样我就解脱了，没有负罪感了。但她没有拒绝我，我有一种被逼上绝路的感觉。
　　那天下午，我看着秦晓芸的背影，拨通了她的电话。
　　“别回头。”我说。声音是哈出来的，饶过声带。
　　“好啊，工作时间打私人电话。”她用同样的发声方法说。
　　“公事。”
　　“什么公事？”
　　“我看公司的报关员很辛苦，晚上请她爬南山。”
　　花筒里传出被压抑的笑声。
　　“六点半，工业七路口。”
　　不容她反应，我即刻挂上电话，抓起劳保手套上了生产线。虽没回头，但我能感到她灼热的目光照射着我，脊背上热热的。
　　山没爬成，第一次“约会”当然也就夭折了，而且是永远地夭折，因为再也没有第二次机会。深圳太吝啬，连约会都只给一次机会。
　　我刚从三楼转到四楼，秦晓芸就在众目睽睽之下追上来，老远地就对我招手，我没在装矜持，笑着跑过去，“啪”地一个立正敬礼，大声说：“公主，有何指示？”我觉得越是在人多的地方我越应该表现的自然些，反而不会引起别人怀疑。我以为她会被我逗得笑弯腰，谁知她只是非常勉强地挤了点笑容给我。说：“老板来了，叫你。”
　　心情是相互传染的，下楼时，我的兴奋期已过。我问她：“你怎么不高兴？”
　　“没什么。”她说。我已经找不到任何感觉。
　　“老板来的真是时候，你看，想请你爬山都不行了。”我只好自找台阶。
　　她没任何表情，仿佛我说的事与她毫无关系。
　　秦老板已经在工资表上签了字，并嘱咐他们今晚就发。老板虽然说的是我仍然听不懂的潮洲话，但两个月的耳闻目睹，结合当时的场景，我居然明白他说的是什么。
　　“灯辣阿。”秦老板一如既往，见到我就马上开玩笑似地打招呼，并像个大孩子开心地笑，满脸灿烂。秦老板的气色很好，气色好就代表生意好，老板的生意好我们就跟着好。老板对我好我就感到心中有愧，因为我还没有将目前每月浪费20多万金液的事及时向他反应。
　　“晚上一起吃饭。”秦老板已经改用普通话。我发现老板的普通话大有长进，不知是这几天忙着在关外开发工业区与大陆这边人交往多了，还是专门为了和我交流，不管是哪种情况，我都很感动，对秦老板也更佩服。
　　“好，好。”我说，“我去将工作安排一下，干脆不加班了，反正要领工资，大家也不会有心事，出了次品更麻烦。”
　　老板没说什么，还是那样灿烂地笑，那意思仿佛他还没笑够，需要继续笑，或者是他觉得生产安排是我的事，他根本不用操心。就像他说的人工的事情不用我操心一样。
　　那顿晚饭是有人欢喜有人愁。欢喜的当然是我。秦老板刚才已经将一本存折塞给我，并且一个劲地跟我解释，说我刚来，少点，以后会慢慢给我加的。我不好意思当面打开看，但我马上就想起我第一天来时他反复向我做的解释：伙食很差，不好意思。我就笑，老板问我笑什么，我说钱多少不是最主要的，关键是要干的开心。说得秦老板很开心。等老板转过身与别人说话时，我还是忍不住偷偷地拿出存折，迅速地展开看了一眼，我的乖乖，九千！！我赶紧藏好，生怕丢了，心里一阵狂跳。
　　愁的许师傅。这餐饭算是对许师傅的送行饭，上的第一道菜就是炒鱿鱼。我有点同情许师傅，只有我知道，其实最该炒的是陈秉章，但老板不知道，老板可能是看陈秉章工资那么低根本就不值一炒吧。当然，如果我将事实真相对老板讲清楚了则另当别论。但我还没说，因为我还没找陈秉章谈，不知怎样开口，不过，明天我是肯定要说的，冲着这九千块一个月我也要豁出去，否则还算是人吗？
　　借着酒劲，许师傅红着脸对我说：“阿丁，记着，你比我更惨！”
　　我感到很委屈，心底里对他那点同情也荡然无存了。
　　副经理赶快制止，把话岔开。其他几个香港师傅低头喝酒吃饭，对我不冷不热，非常有克制。
　　秦老板只陪我们吃了一会儿就提前走了，这一幕他没看到。我想，如果秦老板在，或者唐小姐在，许师傅就不会说了。那样，那顿饭我会吃的好过些。但他们都不在，这让我怀疑唐小姐是不是有意回避，要不然唐小姐这次怎么没跟秦老板一起过来呢？我现在盼望唐小姐过来，她过来我就请她帮我从香港周大福那里买三个大戒指，老婆一个，妈妈一个，岳母一个。
　　晚饭早早就散了，我找到电话亭先给老婆报个喜，又给妈妈报个安。以前我打电话总是长话短说，今天说的特别多，都拿九千块一个月了，还在乎这点电话费吗？有人说穷人和富人的区别主要在生活方式，我认为生活方式还是取决于经济基础，有钱人和没钱人的生活方式当然不一样，比如打电话。
　　长途打完后，我又给石大哥打了个短途，告诉他我要请他们全家。石大哥说你发工资了？我说是的。他说拿了钱也不要乱花，留着。我说乱花不了，多着呢。他说多少？我说九千！他愣了一下，说：那也不要乱花。我说好，但大哥还是要请的。他又愣了一下，说实在要请星期天你买点菜回来，让你嫂子做吧。
　　晚上回到宿舍，我忍不住再次打开存折，再仔细看看。
　　这是一本香港查打银行的活期存折，与大陆这边的不太一样，但存折我还是能看懂的，尤其是上边的阿拉伯数字。不看不要紧，一看吓一跳，怎么上面写的不是9000而是900.00？！如果我眼没看花，那么我的工资不是九千，而是九百！岂不是笑话？我的工资是九百？还不如秦德龙？秦德龙这个月连工资带加班费总共还有一千一呢。我傻了，好在我已经是一个五百多人的香港公司经理，现在是一个人住单间，如果还是像以前那样和陈秉章两个人住，还不被他笑死？
　　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我搞错了。我对自己看阿拉伯数字的能力产生了极大的怀疑，我急需要证实。这么晚了怎么证实？香港查打银行在蛇口是有一个分理处，但现在肯定是关门了。我把化验室那个说客家话的小伙子从床上拧起来。我自认为有恩于他，这时候在这个问题上他比陈秉章可靠。小伙子进门后，我把存折给他看看，问他是多少？小伙子很疑惑，说这个你还看不懂？九百嘛。我问有没有看错？小伙子摇摇头说没有，这怎么能看错。他又问我：你怎么了，丁经理。我说没什么，你回去睡觉吧。
　　小伙子回去睡了，我却怎么也睡不着。我不相信这是真的，肯定是弄错了，那小伙子的话能信吗？他见过香港的存折吗？明天上午我要溜出去一会儿，借辆自行车，去查打银行分理处去把钱取出来，管它是多少，全部取出来不就什么都明白了。想着想着我慢慢地迷糊起来，迷糊间我来到银行，银行的小姐见我是个大客户，对我十分热情，专门为我准备了一个大袋子，装了满满一袋港币给我，我一看，怎么这么多？不是九千，是九万！我一高兴，抓起一叠钱给银行的小姐，银行小姐一眨眼变成了秦晓芸，秦晓芸“叭”地一把打掉我手中的钱，说：“呸！谁要你的臭钱！”温馨灿烂的秦小姐一下子变成了样板戏里的女英雄。我吓醒了，一头汗。
　　第二天我来到银行，接待我的果然是位小姐，但远不如秦晓芸漂亮，至少不像秦晓芸那么甜。我有点失望，但还是递上存折。
　　“全取了。”我说。
　　小姐愣了一下，说：“先生，最好留十块吧，这样好保留存折。”
　　我说行。
　　“填张单吧。”小姐说着递给我单据。
　　“填多少？”我问。
　　小姐这一次愣了半天，还是礼貌地替我看了存折，说：“填八百九十元。”
　　为了尽快兑现请石大哥的客，路上我就将这八百九十元港币兑换成了人民币。当时港币与人民币的兑换比例是一百港币换七十四人民币，我用这八百九十块港币共兑换了六百五十八块人民币，差不多正好就是化验室那个被我提拔上来的小伙子一个月的工资。
　　我找到副经理，非常严肃，说：“我找你谈点事。”
　　副经理马上站起来，说：“什么事。”
　　“找个安静的地方吧。”
　　我们来到秦老板的办公室，关上门。秦老板和唐小姐不在时，我们从来没进过这间办公室。今天我走进这间办公室，怎么也寻不着昨天的感觉。
　　我故作平静地对副经理说：“我要走了。这段时间假如有什么冒犯，还望谅解。”
　　“你要辞职？”
　　“是的。”
　　“不要这样，千万别跟香港佬一般见识，别看他们是香港人，狗屁不通。”
　　“不不不，”我说，“与许师傅无关。”
　　“到底是怎么回事？昨晚还好好的。”
　　我几乎哭了，将脸背过去，掏出那本存折和刚才兑换的六百五十八块人民币。
　　副经理接过去看了半天，什么话也没说，脸色铁青，比我以往见过的任何一次都青，青得可怕.
　　副经理铁青着脸抓过电话，嘀嘀嗒嗒地按了一通号码，还没等对方接，又挂了，重新按了一组数字，等着对方接。秦老板办公室里很静，我能听见对方是唐小姐在“喂，喂”。
　　“丁经理要辞工。”副经理说。
　　“为什么？”
　　“他工资才六百多。”
　　“六百多？不对吧？不是九百吗？”
　　“九百港币就是六百多人民币。”
　　“他要多少？”
　　“你们认为一个五百多人公司的经理应该多少？！”脾气一向极好的副经理终于发火了，不是为他自己，而是为我，为他自己的竞争对手。
　　“你叫他先别走，我马上上来。”
　　唐小姐在下午下班前赶到工厂。她的突然到来使很多人颇感意外，因为据说她总是上午来，下午下班前赶来还是第一次。
　　唐小姐一如既往，对我特别热情，老远地就展现了一排洁白的浩齿，加上鲜亮的服装，透着一股袭人的力量。
　　“对不起，”唐小姐甜甜地说，“是我搞错了，秦老板说是九百人民币，被我粗心弄成港币了，马上就给你补上。”
　　我看看副经理，副经理铁青的脸还没变回来，我指着脸色铁青的副经理说：“你听到了，她马上补给我。”
　　副经理还没说话，唐小姐抢着说：“对，这就补。”还是那样迷人地笑。
　　“快补吧，补完我就走人。”
　　说走就真走了。秦老板给别人只是一次机会，我给秦老板也只是一次机会。他可以将香港人和内地人看作是两种不同的高级动物，而我不这么看，我觉得是同一种，是平等的，大家都只有一次机会。
　　我本来可以每月再为他节省二十万的，只需他付给我合理的工资，但我走了。也许在今天看起来我当时不必走，九百人民币也不错，而且秦老板已经说了要加的，比如三个月要加到一千二百是完全有可能的。但当时我确实是走了，因为当时是走到那个份上了，走到那个份上了就很难回头。人生有时候就像在高速公路上开车，错过了一个路口，就只有硬着头皮往前走，没办法回头，除非一直走到下个路口。当然，最主要的是我当时有退路，如果没有退路，或许我就会采取另外一种处理方式。
　　这个退路就是萧博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