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年男人别名“汉子”,是较为普遍的情况。马桥人更习惯把男人叫作“蛮子”、“蛮人”、“蛮人三家”。其中“三家”的来历不可考。古代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一语,其中“三户”似乎并非特指男人。
明明是一个人,却带着“三家”的标记,承担着“三家”的使命,这是不是楚地先人的传统,也不得而知。我曾经有一个想象:如果一个人的血缘来自父母两人,而父母的血缘又来自祖父母一辈的四人,祖父母的血缘又来自太祖父母一辈的八人……照此几何级数往上推算,只须几十代,全人类的巨大数目都可统括在先辈的范围之内,都是每个人共同的祖先。“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美好愿望,在这则简单的运算里完全不是虚言,竟有了生理学的可靠依据。从理论上说,每一个人都是全人类的后裔,每一个人身上都收聚和总结了全人类穿越了几十代的遗传因素。那么一个人还是一个人吗?还仅仅是一个人吗?我在一篇文章里说过:“个人”的概念是不完整的,每个人也是“群人”。我希望马桥的“蛮人三家”中的“三”只是传统中“多”的同义词。这样,“蛮人三家”就差不多是“群人”的别名,强调着个人的群类背景,也就暗合了我的奇想。
“蛮”字流行于南方,很长时间内是南人的统称。有关的资料记载,春秋时代(公元前700年)有罗国,即罗家蛮。《左传》说,“鲁桓公十二年,楚师分涉于彭,罗人欲伐之。”算是最早的痕迹。罗人曾定居今天的湖北宜城县西南,与西南方的巴国为邻,后称罗川城,见于《水经注》卷二八。罗家蛮又叫罗子国,曾以彭水为天然屏障,抗拒北方强敌,一见楚兵南渡,是不能不抵抗的,而且居然也取得过胜利。但楚罗大小悬殊,后者终非敌手。我们在《左传》中看到,罗人后来两次逃亡,第一次逃到枝江县,就是历史上“巴人”的发祥地;第二次是二十年左右以后的楚文王时代,再次逃到湘北,即现在的岳阳、平江、湘阴县一带。
江以人名,罗江就是这样获得了名号。
很难想象当年扶老携幼的长途迁涉。从史料上看,罗人到达这里以后重建了“罗城”,但今天已经了无痕迹。我怀疑罗江边上的长乐镇,就是当年的罗城。乐与罗大体谐音,可算一个线索。这是一个依山傍水的小镇,也是我进山挑竹木之类的必经之地。它有贯串全镇的麻石街,有流淌于麻石上的甜酒香和木屐声,通向热闹而且湿漉漉的码头,也有一些似乎永远不会探出人面来的紧闭门窗。当地人说,码头下有铁柱,水退时才可以看见,上面还有很多模糊的古文。我当时没有考古的兴致,从没有去看过。每次都是累得两眼发黑,喝下一碗甜酒之后,倒在街边和衣而睡,准备继续赶路。好几次我都是被深冬的寒风冻醒的,一睁眼,只有头上摇晃欲落的疏星。
如果长乐不是罗城,那么可供查考的还有落铺、洛山、抱落,铜锣峒,它们也有一字谐音于“罗”,也都与我有过一面之交。这些村或镇至今在我的印象中还可浮现出古老的墙基和阶石,浮现出男女们眼中一闪即逝的躲避和戒备。
罗人与巴人有亲密的关系。“下里巴人”在这里是很通用的成语,意指他们的古歌。罗江的终端便是“巴陵”,即现在的岳阳。《宋史》卷四九三,说到哲宋枯元三年(公元1088年),“罗家蛮”曾一度“寇钞”,后来由土家的先辈首领出来加以约束,才告平静,可见土家与罗人是颇为合作的——而士家族被认定为巴人的后裔,已成史学家们的公论。另一个可以注意的证据是,土家传说里,经常出现有关“罗家兄妹”的故事,显示出“罗”与土家族先民有不解之缘。
奇怪的是,我在罗江两岸从没有找到过名以“罗”字村镇,也很少听说有姓罗的人家——除了我所在村子里一位姓罗的老村长,出身长工,是个地地道道的外来户。我不能不设想,一次残酷的迫害浪潮,一次我们今天已经无法知道也无从想象的腥风血雨,使“罗”字成为了这里的禁忌,罗人不得不改变自己的姓氏,隐没自己的来历,或者远适它方,就像某些史学家描写的那样,成群结伙,餐风宿露,去了湘西、黔、桂、滇以及东南亚的崇山峻岭,再也没有归来。从那以后,罗江有名而无实,只剩下没有内容的名号,成了一张不再发出声音的嘴,只是喷放出来无边的寂静。即便这张嘴被我们从墓穴里找出来,我们不知道它曾经说过什么。
事实上,他们的国家已经永远失去了,万劫不复。只留下一些青铜器,已经粉化,一捏就碎。我在那里挖荒时,多次挖出大批的箭簇和矛头,只是都非常小,比书上看到的要小得多,显示出当年金属的稀贵,必须用得十分俭省。这些出土物被本地人见多不怪,不当回事,全都弃之地边道旁,小崽子们装上一篮篮的,拿来打架玩耍而已。我后来见到博物馆里一些森严保护下的青铜器的展品,总是有点不以为然。这些东西算什么呢?我在马桥的时候,随便踩一脚,都踩到汉代以前去了,脚下吱吱吱不知要踩掉多少文物珍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