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语的众多辞书里,“醒”字都没有贬义。如《辞源》(商务印书馆1989年)释以“醉解”、“梦觉”、“觉悟”等等,醒都是与昏乱迷惑相对立,只可延伸出理智、清明和聪慧的含义。
屈原的《渔父》诗中有“举世皆浊我独精,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名句,对醒字注入了明亮的光彩。
马桥人不是这样看的。恰恰相反,马桥人已经习惯了用缩鼻纠嘴的鄙弃表情,来使用这个字,指示一切愚行。“醒”是蠢意思。“醒子”当然就是指蠢货。这种习惯是不是从他们的先人遭遇屈原的时候开始?
约公元前278年,醒的屈原,自认为醒的屈原,不堪无边无际的举世昏醉,决意以身殉道,以死抗恶,投水自毙于汩罗江,也就是罗江的下游——现在那里叫作楚塘乡。他是受贬放逐而来的。他所忠诚报效的楚国,当时“群臣相护以功,诌谀用事,良臣斥疏,百姓心离”)(引自《战国策》),是容不下他的。他回望郢都,长歌当哭,壮志难酬,悲慨问天。如果他不能救助这个世界的话,他至少可以拒绝这个世界。如果他不能容忍四周的叛卖和虚伪,他至少可以闭上眼睛。于是他最终选择了江底的暗寂,在那里安顿自己苦楚的心。值得注意的是,他的流放路线经辰阳、溆浦等地,最后沿湘江绕达罗地。其实,这是一个边国,贬臣最不应该到达的地方。罗人曾经被强大的楚国无情地驱杀,先一步流落到这里。当楚人被更强大的秦国所驱杀时,屈原几乎循着同样的路线,随后也飘泊而至。历史在重演,只是已经换了角色。同泊异乡沦落,思怨复何言?
屈原当过楚国的左徒,主持朝廷的文案,当然熟知楚国的历史,熟知楚国对罗国的驱杀、我不知道他凄然登上罗江之岸时,见到似曾相识的面容,听到似曾相识的语音。身历似曾相识的民风乡俗———这侥幸逃脱了楚人刀斧的一切,心里有何感想?我更难想象,当屈辱而贫弱的罗人面对侵略国的前任大臣,默默无言地迎上来,默默地按住了刀柄,终于援以一箪一瓢之时,大臣的双手是否有过颤抖?
历史没有记载这一切,疏漏了这一切。
我突然觉得,屈原选择这里作为长眠之地,很可能有我们尚未知晓的复杂原因。罗地是一面镜子,可以让他透看兴衰分合的荒诞。罗地是一剂猛药,可以让他大泻朝臣内心的矜持。江上冷冷的涛声,抽打着他的记忆,不仅仅是在拷问他对楚国的幽怨,也在拷问他对楚国的忠贞,拷问他一直自我珍视并且毕生为之奋斗的信念。此时的他,并非第一次受贬,应该具有对付落泊的足够经验和心理承受能力。他已经长旅蛮地日久,对流放途中的饥寒劳顿也应该习以为常不难担当。他终于在泪罗江边消逝,留下空空的江岸,一定是他的精神发生了某种根本性的动摇,使他对生命之外更大的生命感到惊惧,对历史之外更大的历史感到无可解脱的迷惘,只能一脚踩空。
他还能在别的什么地方得到更为明亮刺目的——醒?
他还能在别的什么地方更能理解自己一直珍视的——醒?
这是一种揣测。
屈原在罗地的时候,散发赤足,被戴花草,饮露餐菊,呼风唤雨,与日月对话,与虫鸟同眠,想必是已经神智失常。他是醒了(他自己以及后来《辞源》之类的看法),也确确实实是醒了(马桥人的看法)。
他以自己的临江一跃,沟通了醒字的两种含义:愚昧和明智,地狱和天堂,形而下的此刻和形而上的恒久。
罗人不大能理解楚臣的忠贞,但他们似乎谅解了已经败落的敌手,对屈原同样给予了同样的悲怜——这就是后来每年五月初五划龙船的传统。他们抛下粽子,希望鱼虾不要吃屈原的尸骨。他们大锣大鼓的喧闹,希望唤醒沉睡江底的诗人。他们一遍遍声嘶力竭地招魂,喊得男女老幼青筋直暴,眼球圆睁,嗓门嘶哑,大汗淋漓。他们接天的声浪完全淹盖了对楚营的万世深仇,只为了救活一个人,一个陌生的诗人。
这种习俗,最早见于南朝时梁人宗懔所著的《荆楚岁时记》。这以前并无端午纪念屈原的说法。事实上,划龙船是南方早就常见的祀神仪式,与屈原并没有可以确证的关系。把两者联系起来,很可能是文人对历史的杜撰和幻想,为了屈原,也是为了自己。越来越隆重的追祭意味着:如果终究有一种永久的辉煌可以作为回报,作为许诺,那么文明的殉道者是否多一点安全和欣慰?
屈原没有看到辉煌,也不是任何一位屈原都能收入辉煌。相反,马桥人对“醒”字的理解和运用,隐藏着另一种视角,隐藏着先人们对强国政治和异质文化的冷眼,隐藏着不同历史定位之间的必然歧义。以“醒”字代用“愚”字和“蠢”字,是罗地人独特历史和思维的一脉化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