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话里有“晕船”、“晕车”、“晕机”之类的词,但没有马桥人的“晕街”。晕街是一种与晕船症状相仿的病,只在街市里发生,伴有面色发青,耳目昏花,食欲不振,失眠多梦,乏力、气虚、胸闷、发烧,脉乱,呕泻等等,妇女患此病,更有月经不调和产后缺奶的情况。马桥一带的郎中都有专门治疗晕街的汤头,包括枸杞、天麻、核桃什么的。
因此,马桥人即使到最近的长乐街,也很少在那里过夜,更不会长住。上村的光复当年到县城里读书,去了一个多月就严重晕街,整整瘦了一圈,要死要活地回山里来了。他说苦哎苦哎,城里哪是人去的地方!他后来好歹读了个文凭,好歹在城里谋了个教书的饭碗,在马桥人看来已经是奇迹。他对付晕街的经验是:多吃腌菜。他就是靠两大坛子好腌菜,外加多打赤脚,才在街上坚持了十多年。
晕街是一个我与马桥人经常争论的问题。我怀疑这不是一种真正的病,至少是一种被大大误解的病。城市没有车船飞机的动荡,充其量只比乡下多一点煤烟味、汽油味、自来水里的漂白粉以及嘈杂声响,不大可能致病。事实上千万城市人也没有得过这种病。我离开马桥之后,读了些杂书,更加怀疑晕街不过是某种特殊的心理暗示,就像催眠术。只要你有了接受的心理趋势,听到说睡觉,就可能真睡了;听到说鬼魅,就可能真见鬼了。同样的道理,一个长期接受阶级斗争敌情观念教育的人,确实可能在生活中处处发现敌人——一旦他预设的敌意招致他人的反感、厌恶甚至反弹性报复,那么,事实上的敌对状态,反过来会更加应证他的预想,使他的敌意更加理由充分。
这一类例了揭示了另一类事实,不,严格地说不是事实,只是语言新造出来的第二级事实,或者说再生性事实。
狗没有语言,因此狗从不晕街。人类一旦成为语言生类,就有了其它动物完全不具备的可能,就可以用语言的魔力,一语成箴,众口烁金,无中生有,造出一个又一个的事实奇迹。想到这一点以后,我在女儿身上作过试验。我带她坐汽车,事先断定她不会晕车,一路上她果然活蹦乱跳没有任何不适。待下一次坐汽车,我预告她会晕车,结果,她情绪十分紧张,坐立不安,终于脸色发白紧锁眉头倒在我的怀里,车还没动就先晕了一半。这一类试验,我不能说我屡试不爽,但这已经足够证明语言是一种不可小视的东西,是必须小心提防和恭敬以待的危险品。语言差不多就是神咒,一本词典差不多就是可能放出十万神魔的盒子。就像一晕街一词的发明者,一个我不知道的人,竟造就了马桥一代代人特殊的生理,造就了他们对城市长久的远避。
那么“革命”呢,“知识”呢,“故乡”呢,“局长”呢,“劳改犯”呢,“上帝”呢,“代沟”呢……在相关的条件下,这些词已经造就过什么?还会造就什么?
我没法说服马桥人。
我后来知道,本义若不是因为晕街,也差一点吃上国家粮。他从朝鲜战场回来,在专署政府当马夫,以后很可能当干部,前途一片阳光。他像其他马桥人一样。总觉得街上的日子问。那里少见姜盐豆子茶,没有夏夜星空之下的水流声,没有火塘边烤得热乎乎的膝盖和膀裆……他的马桥后不大容易让人听懂。他也没法像街上人起床那么早。他总是忘记扣好裤子的前档总是遭同事的嘲笑。他不习惯把茅房叫作什么厕所,也不习惯茅房分男女。
他也学习一些同事的习惯,比方说用牙刷,用水笔,甚至跟着耍耍篮球。第一次上场他忙得满头大汗到下场时还没有摸到球。第二次上场。对方抢了球则要攻篮,他突然大叫一声“停——”人们不知发生了什么事,目光一齐投来。他不慌不忙走出场,揪了一把鼻涕,又回到场内,对球员们若无其事地挥挥手,“太急火了,太急火了,慢点来。”
他不知道场上的人们为什么发笑。他听出了笑声一有恶意。他揪鼻涕有什么不妥么?
伏天,街上比乡下要燥热得多,热得好没良心。他晚上在街上游荡,看见一些女学生从面前跑过,穿得真是下,短裤下露出了大腿和脚。他还看见树荫下一排排竹床,上面有陌生的女人正在摇扇睡觉。一种类似熟肉的气味来自她们的下巴、赤足、腋下的须毛或者领口偶然泄露出来的一轮雪白。他觉得全身燥热,呼吸急促,脑袋周围一圈痛得难受——肯定是晕街了。他抹了半盘万金油也没有用,请人在他背上刮出几道红红的瘀,还是脑袋炸,嘴巴也烧出了一圈泡。他挽着袖口恶狠狠地在街上转了几个来回,一脚把草料筐踢出丈多远:“老子走!”
几天之后,他从乡下回来了,火气尽泄,笑眯眯地拿出山里的粑粑,分给同事们尝新。
那时他的一个哩咯嘟在张家坊,一个比他大十二岁的寡妇,身肥如桶,消除他的火气绰绰有余。
专署离马桥足有两天多的旱路,他不可能经常回去泄火。他向首长报告,他有晕街的病,马桥人都有这种病,享不得富贵。他希望能够回山里去作他的两亩滂田。首长还以为他不安心养马,给他换了个工作,到公安处当保管员。在同事们看来,他有点不识抬举,就在到任的第二大,居然对处长老婆非礼——当时那婆娘正在研究床上的一件毛衣,两手撑着床沿,屁股翘得老高。本义有点高兴,朝触目抢眼的屁股拍了一巴掌,“看什么看什么?”
婆娘大吃一惊,红着脸开骂:“你这个臭王八蛋,你是哪里拱出来的货?你想做什么?”
“你怎么开口就骂人?”他对旁边一位秘书说,“她如何嘴巴这么臭?我只是拍了一下,……”
“不要脸的你还敢说!”
“我说什么了?”
本义一急,就说起了马桥话,说得嘴巴要抽筋也没有什么人能听懂。但他看见那个臭婆娘远远地躲到了墙角,听懂了她嘴里真真切切三个字:“乡巴佬!”
领导后来找本义谈话。本义一点也不明白领导有什么可谈的。好笑,他这也算犯错误?这也算调戏?他不过是拍了一巴掌,拍在哪里也是拍,他在村子里的时候谁的屁股拍不得?他忍着性子。没同领导斗嘴。
领导定要他检查自己犯错误的思想根源。
“没什么根源,我就是晕街。一到这街上,火就重,脑壳就痛,每天早上起来都像是被别个打了一顿。”
“你说什么?”
“我说我晕街。”
“晕什么街?”
领导不是马桥人,不懂得什么叫晕街,也不相信本义的解释,一口咬定本义是拿胡言乱语来搪塞。本义感到高兴的是,因祸得福,一巴掌倒是把他的处分拍下来了,他的差事丢了,可以回家了!以后又可以天天吃姜盐豆子茶还可以每天早上睡懒觉了!他拿到回乡通知的时候,高高兴兴地骂了一通娘,一个人进馆子狠狠地吃了一碗肉丝面,喝了三两酒。
多少年后,他有一次到县里开一个于部会,碰到自己在专署的老同事胡某,以前的一个小通讯员。胡现在当官了,在会上说的“三个关键”“四个环节”“五个落实”,本义完全听不懂了。胡轻轻顿着纸烟的动作,向右上方理一理头发的动作,吃饭以后还要漱漱口而且用把小刀削苹果的动作,本义也感到十分陌生,十分惊讶和羡慕。他在老同事下榻的招待所客房里手足无措,对着明亮的电灯也睁不开眼。
“你呀你,当初是亏了一点,也就是一件小事么,不该处分得那么重。”胡抚今追昔,给了他一个已经削皮的苹果。
“不碍事的,不碍事的。”
老同事叹了口气,“你现在是不行了,文化太低,归队也不合适了。你有娃崽没有?”
“有,一男一女。”
“好呵,好呵,年成还好?”
“搭伴你,锅里还有煮的。”
“好呵,好呵,家里还有老的?”
“都调到黄土公社阎家大队去了。”
“你还很会开玩笑。你婆娘是哪里的?”
“就是长乐街的,人还好,就是脾气大一点。”
“好呵,好呵,有脾气好呵……”
本义不知道对方的“好呵好呵”是什么意思,以为对方这样详细了解他的情况,会为他作出什么安排,给他什么好处,但终究没有听到。不过,这个晚上还是很令人愉快。他感激老胡事还没有忘记他,对他仍然客气,还接济他十斤粮票。他还回想到多年前处长婆娘的那一个圆圆臀部,有片刻幸福的神往。散会的那一天,老同事还要留他多住一晚。本义说什么也不同意。
他说年纪大了,现在更晕街了,还是回去好,老同事要用他的吉普车送本义一程,本义也连连摇手。他说他怕汽油味,平时路过加油站都要远远地绕道,根本不能坐车的。他旁边的一位干部证明,这不是客气话,马桥一带的很多人都怕汽油,情愿走路也不坐车。县汽车运输公司不久前把长途线路延伸到龙家湾,意在方便群众,没料到一个月下来没有几个人来坐车,只好又取消那一趟班车。
老胡这才相信了,挥挥手,目送本义的身影上了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