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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小学

    我永远忘不了这样一件事。
    某年冬天,市里要来一个卫生检查团到我们学校检查卫生,班主任老师吩咐两名同学把守在教室门外,个人卫生不合格的学生,不准进入教室。我是不许进入教室的几个学生之一。我和两名把守在教室门外的学生吵了起来,结果他们从教员室请来了班主任老师。
    班主任老师上下打量着我,冷起脸问:“你为什么今天还要穿这么脏的衣服来上学?”
    我说:“我的衣服昨天刚刚洗过。”
    “洗过了还这么脏?”老师指点着我衣襟上的污迹。
    我说:“那是油点子,洗不掉的。”
    老师生气了:“回家去换一件衣服。”
    我说:“我就这一件上学的衣服。”
    我说的是实话。
    老师认为我顶撞了她,更加生气了,又看我的双手,说:“回家叫你妈把你两手的皴用砖头蹭干净了再来上学!”接着像扒乱草堆一样乱扒我的头发:“瞧你这满头虮子,像撒了一脑袋大米!叫人恶心!回家去吧!这几天别来上学了,检查过后再来上学!”
    我的双手,上学前用肥皂反复洗过,用砖头蹭也未必能蹭干净。而手生的皴,不是我所愿意的。我每天要洗菜、淘米、刷锅、刷碗。家里的破屋子四处透风,连水缸在屋内都结冰,我的手上怎么不生皴?不卫生是很羞耻的,这我也懂。但卫生需要起码的“为了活着”的条件。这一点我的班主任老师便不懂了。阴暗的,夏天潮湿冬天寒冷的,像地窖一样的一间小屋,破炕上每晚拥挤着大小五口人,四壁和天棚每天起码要掉下三斤土,炉子每天起码要向狭窄的空间飞扬四两灰尘……母亲每天早起晚归去干临时工,根本没有精力照料我们几个孩子,如果我的衣服居然还干干净净,手上没皴头上没有虮子,那倒真是咄咄怪事了!我当时没看过《西行漫记》,否则一定会顶撞一句:“毛主席当年在延安住窑洞时还当着斯诺的面捉虱子呢!”
    我认为,对于身为教师者,最不应该的,便是以贫富来区别对待学生。我的班主任教师嫌贫爱富。我的同学中的区长、公社书记、工厂厂长、医院院长们的儿女,他们都并非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有的甚至经常上课吃零食、打架,班主任老师却从未严肃地批评过他们一次。
    对班主任老师尖酸刻薄的训斥,我只有含侮忍辱而已。
    我两眼涌出泪水,转身就走。
    这一幕却被语文老师看到了。
    她说:“梁绍生,你别走,跟我来。”扯住我的一只手,将我带到教员室。
    她让我放下书包,坐在一把椅子上,又说:“你的头发也够长了,该理一理了,我给你理吧!”说着就离开了办公室。
    学校后勤科有一套理发工具,是专为男教师们互相理发用的。我知道她准是取那套理发工具去了。
    可是我心里却不想再继续上学了。因为穷,太穷,我在学校里感到一点儿尊严也没有。而一个孩子需要尊严,正像需要母爱一样。我是全班唯一的一个免费生。免费对一个小学生来说是精神上的压力和心理上的负担。“你是免费生,你对得起党吗?”哪怕无意识地犯了算不得什么错误的错误,我也会遭到班主任老师这一类冷言冷语的训斥。我早听够了!
    语文老师走出教员室,我便拿起书包逃离了学校。
    我一直跑出校园,跑着回家。
    “梁绍生,你别跑,别跑呀!小心被汽车撞了呀!”
    我听到了语文老师的呼喊。她追出了校园,在人行道上跑着追我。
    我还是跑。她紧追。
    “梁绍生,你别跑了,你要把老师累坏呀!”
    我终于不忍心地站住了。
    她跑到我跟前,已气喘吁吁。
    她说:“你不想上学啦?”
    我说:“是的。”
    她说:“你才小学四年级,学这点儿文化将来够干什么用?”
    我说:“我宁肯和我爸爸一样将来靠力气吃饭,也不在学校里忍受委屈了!”
    她说:“你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小学四年级的文化,将来也当不了一个好工人!”
    我说:“那我就当一个不好的工人!”
    她说:“那你将来就会恨你的母校,恨母校所有的老师,尤其会恨我。因为我没能规劝你继续上学!”
    我说:“我不会恨您的。”
    她说:“那我自己也不会原谅我自己!”
    我满心间自卑,委屈,羞耻和不平,哇的一声哭了。
    她抚摸着我的头,低声说:“别哭,跟老师回学校吧。啊?我知道你们家里生活很穷困,这不是你的过错,没有值得自卑和羞耻的。你要使同学们看得起你,每一位老师都喜爱你,今后就得努力学习才是啊!”
    我只好顺从地跟她回到了学校。
    如今想起这件事,我仍觉后怕。没有我这位小学语文老师,依着我从父亲的秉性中继承下来的那种九头牛拉不动的倔犟劲儿,很可能连我母亲也奈何不得我,当真从小学四年级就弃学了。那么今天我既不可能成为作家,也必然像我的那位小学语文老师说的那样——当不了一个好工人。
    一位会讲故事的母亲和从小的穷困生活,是造成我这样一个作家的先决因素。狄更斯说过——穷困对于一般人是种不幸,但对于作家也许是种幸运。的确,对我来说,穷困并不仅仅意味着童年生活的不遂人愿。它促使我早熟,促使我从童年起就开始怀疑生活,思考生活,认识生活,介入生活。虽然我曾千百次地诅咒过穷困,因穷困感到过极大的自卑和羞耻。
    我发现自己也具有讲故事的“才能”,是在小学二年级。认识字了,语文课本成了我最早阅读的书籍,新课本发下来未过多久,我就先自通读一遍了。当时课文中的生字,标有拼音,读起来并不难。
    一天,我坐在教室外的楼梯台阶上正聚精会神地看语文课本,教语文课的女老师走上楼,好奇地问:“你在看什么书?”
    我立刻站起,规规矩矩地回答:“语文课本。”
    老师又问:“哪一课?”
    我说:“下堂您要讲的新课——小山羊看家。”
    “这篇课文你觉得有意思吗?”
    “有意思。”
    “看过几遍了?”
    “两遍。”
    “能讲下来吗?”
    我犹豫了一下,回答:“能。”
    上课后,老师把我叫起,对同学们说:“这一堂讲第六课——小山羊看家。下面请梁绍生同学先把这一篇课文讲述给我们听。”
    我的名字本叫梁绍生,梁晓声是我在“文革”中自己改的名字。“文革”中兴起过一阵改名的时髦风。我在一张辞去班级“勤务员”职务的声明中首次署了现在的名字——梁晓声。
    我被老师叫起后,开始有些发慌,半天不敢开口。
    老师鼓励我:“别紧张,能讲述到哪里,就讲述到哪里。”
    我在老师的鼓励下,终于开口讲了:“山羊妈妈有四个孩子,一天,山羊的妈妈要离开家……”
    当我讲完后,老师说:“你讲得很好,坐下吧!”看得出,老师心里很高兴。
    全班同学都很惊异,对我十分羡慕。
    一个穷困人家的孩子,他没有任何值得自我炫耀的地方,当他的某一方面“才能”当众得以显示,并且被羡慕,并且受到夸奖,他心里自然充满骄傲。
    以后,语文老师每讲新课,总是提前几天告诉我,嘱我认真阅读,到讲那一堂新课时,照例先把我叫起,让我首先讲述给同学们听。
    我们的语文老师,是一位主张教学方法灵活的老师。她需要我这样一名学生,喜爱我这样一名学生。因为我的存在,使她在我们这个班讲的语文课,生动活泼了许多。而我也同样需要这样一位老师。因为是她给予了我在全班同学面前显示自己讲故事“才能”的机会。而这样的机会当时对我是重要的,使我幼小的意识中也有一种骄傲存在着,满足着我匮乏的虚荣心。后来,老师的这一语文教学方法,在全校推广开来,引起区和市教育局领导同志的兴趣,先后到我们班听过课。从小学二年级至小学六年级,我和我的语文老师一直配合得很默契。她喜爱我,我尊敬她。小学毕业后,我还回母校看望过她几次。“文革”开始,她因是市的教育标兵,受到了批斗。记得有一次我回母校去看她,她刚刚被批斗完,握着扫帚扫校园,剃了“鬼头”,脸上的墨迹也不许她洗去。
    我见她那样子,很难过,流泪了。
    她问:“梁绍生,你还认为我是一个好老师吗?”
    我回答:“是的,您在我心中永远是一位好老师。”
    她惨然地苦笑了,说:“有你这样一个学生,有你这样一句话,我挨批挨斗也心甘情愿了!走吧,以后别再来看老师了,记住老师曾多么喜爱你就行!”
    那是最后一次见到她。
    不久,她跳楼自杀了。
    她不但是我的小学语文老师,还是我小学母校的少先队辅导员老师。她在同学们中组织起了全市小学校的第一个“故事小组”和第一个“小记者委员会”。我小学时不是个好学生,经常逃学,不参加校外学习小组,除了语文成绩较好,算术、音乐、体育都仅是个“中等”生,直到五年级才入了队。还是在我这位语文老师的多次力争下有幸戴上了红领巾。也是在我这位语文老师的力争下才成为“故事小组”和“小记者委员会”的成员。对此,我的班主任老师很有意见,认为她所偏爱的是一个坏学生。我逃学并非因为我不爱学习。那时母亲天不亮就上班去了,哥哥已上中学,是校团委副书记兼学生会主席,也跟母亲一样,早晨离家,晚上才归,全日制,就苦了我。家里还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我得给他们做饭吃,收拾屋子和担水,他们还常常哭着哀求我在家陪他们。将六岁、四岁、两岁的小弟小妹撇在家里,我常常于心不忍,便逃学,不参加校外学习小组。班主任老师从来也没有到我家进行过家访,因而不体谅我也就情有可原,认为我是一个坏学生更理所当然。班主任老师不喜欢我,还因为穿在我身上的衣服一向很不体面,不是过于肥大就是过于短小,不仅破,而且脏,衣襟几乎天天带着锅底灰和做饭时弄上的油污。在小学没有一个和我要好过的同学。
    语文老师是我小学时期在学校里的唯一的一个朋友。
    我至今不忘她。永远都难忘。
    不仅因为她是我小学时期唯一关心过我喜爱过我的一位老师,不仅因为她给予了我唯一的树立起自豪感的机会和方式,还因她将我向文学的道路上推进了一步——由听故事到讲故事。
    语文老师牵着我的手,重新把我带回了学校,重新带到教员室,让我重新坐在那把椅子上,开始给我理发。
    语文教员室里的几位老师百思不得其解地望着她。
    一位男老师对她说:“你何苦呢?你又不是他的班主任。曲老师因为这个学生都对你有意见了,你一点儿不知道?”
    她笑笑,什么也未回答。
    她一会儿用剪刀剪,一会儿用推子推,将我的头发剪剪推推摆弄了半天,总算“大功告成”。
    她歉意地说:“老师没理过发,手太笨,使不好推子也使不好剪刀,大冬天的给你理了个小平头,你可别生老师的气呀!”
    教员室没面镜子,我用手一摸,平倒是很平,头发却短得不能再短了。哪里是“小平头”,分明是被剃了一个不彻底的秃头。虮子肯定不存在了,我的自尊心也被剪掉剃平。
    我并未生她的气。
    随后她又拿起她的脸盆,领我到锅炉房,接了半盆冷水再接半盆热水,兑一盆温水,给我洗头,洗了三遍。
    只有母亲才如此认真地给我洗过头。
    我的眼泪一滴滴落在脸盆里。
    她给我洗好头,再次把我领回教员室,脱下自己的毛坎肩,套在我身上,遮住了我衣服前襟那片无法洗掉的污迹。她身材娇小,毛坎肩是绿色的,套在我身上尽管不伦不类,却并不显得肥大。
    教员室里的另外几位老师,瞅着我和她,一个个摇头不止,忍俊不禁。
    她说:“走吧,现在我可以送你回到你们班级去了!”
    她带我走进我们班级的教室后,同学们顿时哄笑起来。大冬天的,我竟剃了个秃头,棉衣外还罩了件绿坎肩,模样肯定是太古怪太滑稽了!
    她生气了,严厉地喝问我的同学们:“你们笑什么?有什么可笑的?哄笑一个同学迫不得已的做法是可耻的行为!如果我是你们的班主任,谁再敢哄笑我就把谁赶出教室!”
    这话她一定是随口而出的,绝不会有任何针对我的班主任老师的意思。
    我看到班主任老师的脸一下子拉长了。
    班主任老师也对同学们呵斥:“不许笑!这又不是耍猴!”
    班主任老师的话,更加使我感到被当众侮辱,而且我听出来了,班主任老师的话中,分明包含着针对语文老师的不满成分。
    语文老师听没听出来,我却无法知道。我未看出她脸上的表情有什么变化。
    她对班主任老师说:“曲老师,就让梁绍生上课吧!”
    班主任老师拖长语调回答:“你对他这么尽心尽意,我还有什么话可说?”
    市教育局卫生检查团到我们班检查卫生时,没因为我们班有我这样一个剃了秃头,棉袄外套件绿色毛坎肩的学生而贴在我们教室门上一面黄旗或黑旗。他们只是觉得我滑稽古怪,惹他们发笑而已……
    从那时起直至我小学毕业,我们班主任老师和语文老师的关系一直不融和。我知道这一点。我们班级的所有同学也都知道这一点,而这一点似乎完全是由于我这个学生导致的。几年来,我在一位关心我的老师和一位讨厌我的老师之间,处处谨小慎微,循规蹈矩,力不胜任地扮演一架天平上的小砝码的角色。扮演这种角色,对于一个小学生的心理,无异于扭曲,对我以后的性格形成不良影响,使我如今不可救药地成了一个忧郁型的人。
    我心中暗暗铭记语文老师对我的教诲,学习努力起来,成绩渐好。
    班主任老师却不知为什么对我愈发冷漠无情了。
    四年级上学期期末考试,我的语文和算术破天荒第一遭拿了“双百”,而且《中国少年报》选登了我的一篇作文,市广播电台“红领巾”节目也广播了我的一篇作文,还有一篇作文用油墨抄写在“儿童电影院”的宣传栏上。同学对我刮目相看了,许多老师也对我和蔼可亲了。
    校长在全校师生大会上表扬了我的语文老师,充分肯定了在我这个一度被视为坏学生的转变和进步过程中,她所付出的种种心血,号召全校老师向她那样对每一个学生树立起高度的责任感。
    受到表扬有时对一个人不是好事。
    在她没有受到校长的表扬之前,许多师生都公认,我的“转变和进步”,与她对我的教育是分不开的。而在她受到校长的表扬之后,某些老师竟认为她是一个“机会主义者”了。“文革”期间,有一张攻击她的大字报,赫赫醒目的标题即是——“看机会主义者××是怎样在教育战线进行投机和沽名钓誉的!”
    而我们班的几乎所有同学,都不知掌握了什么证据,断定我那三篇给自己带来荣誉的作文,是语文老师替我写的。于是流言传播,闹得全校沸沸扬扬。
    四年二班梁绍生,
    是个逃学精,
    老师替他写作文,
    《少年报》上登,
    真该用屁崩!
    ……
    一些男同学,还编了这样的顺口溜,在我上学和放学的路上,包围着我讥骂。
    班主任老师亲眼目睹过我被凌辱的情形,没制止。
    班主任老师对我冷漠无情到视而不见的地步。她教算术。在她讲课时,连扫也不扫我一眼了。她提问或者叫同学在黑板上解答算术题时,无论我将手举得多高,都无法引起她的注意。
    一天,在她的课堂上,同学们做题,她坐在讲课桌前批改作业本。教室里静悄悄的。
    “梁绍生!”她突然大声叫我的名字。
    我吓了一跳,立刻怯怯地站了起来。
    全体同学都停了笔。
    “到前边来!”班主任老师的语调中隐含着一股火气。
    我惴惴不安地走到讲桌前。
    “作业为什么没写完?”
    “写完了。”
    “当面撒谎!你明明没写完!”
    “我写完了。中间空了一页。”
    我的作业本中夹着印废了的一页,破了许多小洞,我写作业时随手翻过去了,写完作业后却忘了扯下来。
    我低声下气地向她承认是我的过错。
    她不说什么,翻过那一页,下一页竟仍是空页。
    我万没想到我写作业时翻得匆忙,会连空两页。
    她拍了一下桌子:“撒谎!撒谎!当面撒谎!你明明是没有完成作业!”
    我默默地翻过了第二页空页,作业本上展现出我接着做完了的作业。
    她的脸倏地红了:“你为什么连空两页?想要捉弄我一下是不是?!”
    我垂下头,讷讷地回答:“不是。”
    她又拍了一下桌子:“不是?!我看你就是这个用意!你别以为你现在是个出了名的学生了,还有一位在学校里红得发紫的老师护着你,托着你,拼命往高处抬举你,我就不敢批评你了!我是你的班主任,你的小学鉴定还得我写呢!”
    我被彻底激怒了!我不能容忍任何人在我面前侮辱我的语文老师!我爱她!她是全校唯一使我感到亲近的人!我觉得她像我的母亲一样,我内心里是视她为我的第二个母亲的!
    我突然抓起了讲台桌上的红墨水瓶。班主任以为我要打在她脸上,吃惊地远远躲开我,喝道:“梁绍生,你要干什么?!”
    我并不想将墨水瓶打在她脸上,我只是想让她知道,我是一个人,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我是会愤怒的!
    我将墨水瓶使劲摔到墙上。墨水瓶粉碎了,雪白的教室墙壁上出现了一片“血”迹!
    我接着又将粉笔盒摔到了地上。一盒粉笔尽断,四处滚去。
    教室里长久的一阵鸦雀无声,直至下课铃响。
    那天放学后,我在学校大门外守候着语文老师回家。她走出学校时,我叫了她一声。
    她奇怪地问:“你怎么不回家?在这里干什么?”
    我垂下头去,低声说:“我要跟您走一段路。”
    她沉思地瞧了我片刻,一笑,说:“好吧,我们一块儿走。”
    我们便默默地向前走。
    她忽然问:“你有什么事要告诉我吧?”
    我说:“老师,我想转学。”
    她站住,看着我,又问:“为什么?”
    我说:“我不喜欢我们班级!在我们班级我没有朋友,曲老师讨厌我!要不请求您把我调到您当班主任的四班吧!”我说着想哭。
    “那怎么行?不行!”她语气非常坚决,“以后你再也不许提这样的请求!”
    我也非常坚决地说:“那我就只有转学了!”眼泪涌出了眼眶。
    她说:“我不许你转学。”
    我觉得她不理解我,心中很委屈,想跑掉。
    她一把扯住我,说:“别跑。你感到孤独是不是?老师也常常感到孤独啊!你的孤独是穷困带来的,老师的孤独……是另外的原因带来的。你转到其他学校也许照样会感到孤独的。我们一个孤独的老师和一个孤独的学生不是更应该在一所学校里吗?转学后你肯定会想念老师,老师也肯定会想念你的。孤独对一个人不见得是坏事……这一点你以后会明白的。再说你如果想有朋友,你就应该主动去接近同学们,而不应该对所有的同学都充满敌意,怀疑所有的同学心里都想欺负你……”
    我的小学语文老师她已成泉下之人近二十年了。我只有在这篇纪实性的文字中,表达我对她虔诚的怀念。
    教育的社会使命之一,就是应首先在学校中扫除嫌贫谄富媚权的心态!
    而嫌贫谄富,在我们这个国家,在我们这个国家的小学、中学乃至大学,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今天,依然不乏其例。
    因为我小学毕业后,接着进入了中学,而后又进入过大学,所以我有理由这么认为。
    我诅咒这种现象!鄙视这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