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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小说世界》

  记者先生〔2〕:
  我因为久已无话可说,所以久已一声不响了,昨天看见疑古君的杂感〔3〕中提起我,于是忽而想说几句话:就是对于《小说世界》是不值得有许多议论的。
  因为这在中国是照例要有,而不成问题的事。
  凡当中国自身烂着的时候,倘有什么新的进来,旧的便照例有一种异样的挣扎。例如佛教东来时有几个佛徒译经传道,则道士们一面乱偷了佛经造道经,而这道经就来骂佛经,而一面又用了下流不堪的方法害和尚,闹得乌烟瘴气,乱七八遭。(但现在的许多佛教徒,却又以国粹自命而排斥西学了,实在昏得可怜!)但中国人,所擅长的是所谓“中庸”,于是终于佛有释藏,道有道藏〔4〕,不论是非,一齐存在。现在刻经处〔5〕已有许多佛经,商务印书馆也要既印日本《续藏》,又印正统《道藏》了,〔6〕两位主客,谁短谁长,便各有他们的自身来证明,用不着词费。然而假使比较之后,佛说为长,中国却一定仍然有道士,或者更多于居士与和尚:因为现在的人们是各式各样,很不一律的。
  上海之有新的《小说月报》,而又有旧的(?)《快活》〔7〕之类以至《小说世界》,虽然细微,也是同样的事。
  现在的新文艺是外来的新兴的潮流,本不是古国的一般人们所能轻易了解的,尤其是在这特别的中国。许多人渴望着“旧文化小说”(这是上海报上说出来的名词)的出现,正不足为奇;“旧文化小说”家之大显神通,也不足为怪。但小说却也写在纸上,有目共睹的,所以《小说世界》是怎样的东西,委实已由他自身来证明,连我们再去批评他们的必要也没有了。若运命,那是另外一回事。
  至于说他流毒中国的青年,那似乎是过虑。倘有人能为这类小说(?)所害,则即使没有这类东西也还是废物,无从挽救的。与社会,尤其不相干,气类相同的鼓词和唱本,国内非常多,品格也相像,所以这些作品(?)也再不能“火上添油”,使中国人堕落得更厉害了。
  总之,新的年青的文学家的第一件事是创作或介绍,蝇飞鸟乱,可以什么都不理。东枝君今天说旧小说家以为已经战胜,〔8〕那或者许是有的,然而他们的“以为”非常多,还有说要以中国文明统一世界哩。倘使如此,则一大阵高鼻深目的男留学生围着遗老学磕头,一大阵高鼻深目的女留学生绕着姨太太学裹脚,却也是天下的奇观,较之《小说世界》有趣得多了,而可惜须等将来。
  话说得太多了,再谈罢。
  一月十一日,唐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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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三年一月十五日《晨报副刊》“通信”栏,题为《唐俟君来信——关于〈小说世界〉》。《小说世界》,周刊,叶劲风主编。一九二三年一月五日创刊于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主要刊载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一九二八年第十七卷第一期起改为季刊,由胡怀琛主编。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出至第十八卷第四期停刊。这个刊物是为了与革新后的《小说月报》相抗衡而出版的。
  〔2〕记者先生指孙伏园(1849—1966),原名福源,浙江绍兴人,鲁迅在绍兴师范学校和北京大学任教时的学生,新潮社、语丝社成员。一九二一年秋至一九二四年冬任北京《晨报副刊》编辑。后又任北京《京报副刊》编辑。
  〔3〕疑古钱玄同的笔名。他在一九二三年一月十日《晨报副刊》“杂感”栏发表《“出人意表之外”的事》一文,批评了《小说世界》的宗旨和倾向,并摘引鲁迅《他们的花园》一诗,劝告新文学家不要与它同流合污。
  〔4〕释藏即《大藏经》,汉文佛教经典和著作的总集,分经、律、论三藏。南北朝时开始编集,宋开宝五年(972)首次雕刊一藏,凡十三万版,以后各代均有刊刻。道藏,道教经典和著作的总集。最早编成于唐开元中。宋徽宗政和年间首次刊印,以后各代均有刊刻。内容十分庞杂。通行本有明代的《正统道藏》五三○五卷,《万历续道藏》一八○卷。
  〔5〕刻经处指金陵刻经处,经营佛教经典刻印、流布的机构。〔6〕商务印书馆于一九二三年影印出版日本藏经书院刊行的《续藏经》,一九二四年出版《正统道藏》。这两部书的广告,《小说世界》都曾登载。
  〔7〕《快活》旬刊,鸳鸯蝴蝶派刊物之一,李涵秋主编。一九二二年一月创刊于上海。同年十二月停刊,共出三十六期。世界书局发行。
  〔8〕指东枝的《〈小说世界〉》一文,载一九二三年一月十一日《晨报副刊》“杂感”栏,文中说:“小说世界的出版,其中含着极重大的意义,我们断断不可忽视的,这个意义我用‘战胜’两个字来包括他。因为小说世界一出版,无论那一方面都自以为是战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