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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看独白下的传统

  写这本书的目的,是帮助中国人了解中国,帮助非中国人棗洋鬼子、东洋鬼子、假洋鬼子棗别再误解中国。
  中国人不了解中国。为什么?中国太难了解了。中国是一个庞然大物,在世界古国中,它是唯一香火不断的金身。巴比伦古国、埃及古国,早就亡于波斯;印度古国,早就亡于回回。只有中国寿比南山,没有间断。没有间断,就有累积。有累积,就愈累积愈多,就愈难了解。
  从地下挖出的“北京人”起算,已远在五十万年以前;从地下挖出的“山顶洞人”起算,已远在两万五千年以前;从地下挖出的彩陶文化起算,已远在四千五百年以前;从地下挖出的黑陶文化起算,已远在三千五百年以前。这时候,已经跟地下挖出的商朝文化接龙,史实开始明确;从纪元前八四一年(周朝共和元年)起,中国人有了每一年都查得出来的记录;从纪元前七二二年(周平王四十九年)起,中国人有了每一月都查得出来的记录。中国人有排排坐的文字历史,已长达两千八百多年。在长达两千一百多年的时候,一位殉道者文天祥,被带到抓殉道者的元朝博罗丞相面前,他告诉博罗:“自古有兴有废,帝王将相,挨杀的多了,请你早点杀我算了。”博罗说:“你说有兴有废,请问从盘古开天辟地到今天,有几帝儿王?我弄不清楚,你给我说说看。”文天祥说:“一部十七史,从何处说起?”三百多年过去了,十七史变成了二十一史,一位不同黑暗统治者合作的大思想家黄宗羲,回忆说:“我十九、二十岁的时候看二十一史,每天清早看一本,看了两年。可是我很策,常常一篇还没看完,已经搞不清那些人名了。”
  三百多年又过去了,二十一史变成了二十五史。书更多了,人更忙了,历史更长了。一部二十五史,从何处说起?
  何况,中国历史又不只二十五史。二十五史只是史部书中的正史。正史以外,还有其他十四类历史书。最有名的(资治通鉴),就是一个例子。司马光写《资治通鉴),参考正史以外,参考了三百二十二种其他的历史书,写成两百九十四卷,前后花了十九年。大功告成以后,他回忆,只有他一个朋友王胜之看了一遍,别的人看了一页,就爱困了。一部中国史,从何处说起?
  何况,中国书又不只历史书,历史书只是经史子集四库分类中的一部分,清朝的史学家主张“六经皆史”,这下子经书又变成了历史书。其实凡书皆史才对,中国人面对的,已不是历史书的问题,而是古书的问题。
  古书有多少呢?
  古书多得吓人。
  古书不只什么《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它们只不过占两种;古书不只什么四书五经,它们只不过占九种;古书不只什么二十五史,它们只不过占二十五种。古书远超过这些,超过十倍一百倍一千倍,也超过两千倍,而是三千倍,古书有棗十万种!吓人吧?
  这还是客气的。本来有二十五万种呢!幸亏历代战乱,把五分之三的古书给弄丢了,不然的话,更给中国人好看!
  又何况,还不止于古书呢!还有古物和古迹,有书本以外的大量残碑断简、大量手泽宗卷、大量玉器石鼓、大量故垒孤坟,和陆续不断的大量考古出土……要了解中国,更难上加难了。
  又何况,一个人想一辈子献身从事这种“白首穷经”的工作,也不见得有好成绩。多少学究花一辈子时间去在古书里打滚,写出来的,不过是“断烂朝报”;了解的,不过是“瞎子摸象”。中国太难了解了。古人实在不能了解中国,因为他们缺乏方法认D练,笨头笨脑的。明未清初第一流的大学者顾炎武,他翻破了古书,找了一百六十二条证据来证明“服”字古音念“逼”,但他空忙了一场,他始终没弄清“逼”字到底怎么念,也不知道问问吃狗肉的老广怎么念。顾炎武如此误入歧途,劳而无功,而他却还算是第一流的经世致用的知识分子!又如清朝第一流的大学者俞正燮,他研究了中国文化好多年竟下结论中国人肺有六叶,洋鬼子四叶;中国人心有七窍,洋鬼子四奔;中国人肝在心左边,洋鬼子肝在右边;中国人睾九有两个,洋鬼子睾九有四个……并且,中国人信天主教的,是他内脏数目不全的缘故!俞正燮如此误入歧途,劳而无功,而他却还算是第一流的经世致用的知识分子。
  二十世纪以后,中国第一流的知识分子,在了解中国方面,有没有新的进度与境界呢?有。他们的方法比较讲究了。头脑比较新派了,他们从象鼻子、象腿、象尾巴开始朝上摸了。最后写出来的成绩如何呢?很糟。除了极少数的例外,他们只是一群新学究。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其实天知道他们通了多少西学,天知道他们看了多少中学。他们是群居动物,很会垄断学术、专卖学术和拙劣宣传他们定义下的学术。于是,在他们多年的乌烟瘴气下,中国的真面目,还是土脸与灰头。
  中国这个庞然大物,还在雾里。
  作为一个中国人,要想了解中国,简直没有合适的书看。古代的知识分子没有留下合适的,现代的知识分子不能写出合适的。中国人要想了解中国,只有标准本教科书,只有《薛仁责征东》、《薛丁山征西》、《呼延庆征南》、《罗通扫北》,只有大戏考中的《一捧雪》、《二进宫》、《三击掌》、《四进士》、《五人义》、《六月雪》、《七擒孟获》、《八大槌》、《九江口》、《十老安刘》……这太可悲了。
  中国的真相不在这里,中国的真相不是这样的,中国的真相既没有这样简单,也没有这样《春秋配》。
  中国没能被了解棗全盘的了解。中国被误解了。中国是庞然大物,中国被瞎子摸象。
  就说被摸的象吧。中国人一直以为象是“南越大兽”,以为是南方泰国、缅甸、印度的产物。中国人喜欢这个和气的大家伙,酒杯上用它,叫“象尊”;御车上用它,叫“象辇”;游戏里用它,叫“象棋”;最有缘的,在文字里用它,代表了六书中的第一种棗“象形”。象形就是根据象而画出来的形,人一看到就知道是象,又大又好画,大家都喜欢画它,愈画愈像,所以这个“像”的字,就从这个动物演变出来。现在我们写“为者常成”的“为”字,古字中象形写法见上图:左边的象形是手,右边的象形是象,“为”字的原始意思就是“用手牵象”。牵象干什么?打仗、做工,都是最起码的。中国人在用牛用马以前,早就用到了象。象不是外国货,最早在黄河流域,就有这种庞然大物。后来,黄河流域气温变凉了,象开始南下,出国了。在古人写古书的时候,已经看不到它了。所以《韩非子》里说:
  人希见生系也,而得死象之骨,按其图以想其生也。
  故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谓之象也。当象再回国的时候,中国人不认识它了,以为它是外国货,把它当成“南越大兽”了,象以珍禽异兽姿态出现,让中国人瞎摸了。
  中国人不了解中国。不了解中国有什么。
  中国人对中国无知,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失败。中国人“希见生象”,又不能“得死象之骨,按其图以想其生”,所以只是瞎摸、瞎摸。瞎摸到生象,还算是“摸象”;瞎摸到死象,就完全是“摸骨”了。中国人对中国的了解,实在还是龙海山人关西摸骨的水准,中国人真可怜!
  问题出在中国知识分子。
  中国知识分子是中国最可耻的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夹在统治者和老百姓之间,上下其手。他们之中不是没有特立独行的好货,可是只占干万分之一,其他都是“小人儒”。庸德之行,庸言之谨,读书不化,守旧而顽固。中国知识分子坚守他们在统治者和老百姓中间的夹层地位,误尽苍生。当特立独行的王安石搞变法,想直接受惠于老百姓的时候,文彦博站出来向皇帝说话了,他说:“陛下是同士大夫治天下,不是同老百姓治天下。”王安石想越过这批拦路虎,可是他碰到了绊脚石。
  中国知识分子失败了。有两大方面的失败:一方面是品格上的,一方面是思想上的。思想上失败的特色是:他们很混、很糊涂、很笨。他们以知识为专业,结果却头脑不清,文章不行。这种特色不但使他们品格诺善莫做,并且扶同为恶而不自知;在思想上,也不能深入群众,影响普遍的中国人。他们写的东西,只能自我陶醉,或者给互相捧场的同流货色一起陶醉,实际上,实在不成东西。对绝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的作品,我看来看去,只是可怜的“小脚作品”。它们的集体悲剧,乃是在不论它们的呈现方式是什么,它们所遭遇的共同命运,都是“被层层桂桔”的命运。不论它们的呈现方式是“散文”。“骄文”、“时文”、“八股文”、“语体文”,是“论辨”、“序跋”、“志传”、“奏议”、“哀祭”、“书牍”、“诏令”、“论文”,是“诗”、“词”。“歌”、“赋”、“颂赞”、“箴铭”、“弹词”、“小说”,是“气”、“骨”。“神”、“势”、“实”、“虚”、“韵”、“逸”、“用典”、“白描”,是“简洁”、“蔓衍”、“谈理”、“抒情”、“刚健”、“优柔”、‘呼朴”、“绚丽”,或是“革新”、“守旧”、“创新”、“追摹”、“独造”……不论从哪一路的进退冲守,都是“小脚如来”的“掌心行者”,都不能逃开共同被传统“桂格”、“修理”的命运。在这共同命运之下,“文体”的争论也好、“诗体”的争论也罢,乃至什么“雅”“俗”之分、“刚”“柔”之异、“古”“今”之别、“朝”“派”之变、“文”“白”之争……从如来掌心以外来看,它们所能表示的,至多只是被“修理”的轻重深浅而已。换句话说,它们统统都多少被传统的水平观念缠住、被传统的社会背景缠住、被传统的意识形态缠住、被传统的粗糙肤浅缠住……这样的一缠再缠,中国的作品便一直在“裹脚布”中行走,不论十个脚趾如何伸缩动静,都无助于它在一出世后就被扭折了的骨头。
  这样子的悲剧命运,使千年的庞大文字遗产,只表露了庞大的繁琐与悲哀。中国千年的文字障中,没有大气魄的诗、没有大气魄的剧、没有大气魄的小说,也没有大气魄的作品。没有好的表达法、没有像样的结构、没有不贫乏的新境界,也没有震撼世界的文艺思潮。表达的方式,至多只在一首小诗、一阙小词、一段小令、一篇小品、一个小故事里打滚,足以自豪的任何作品,在新世界的文学尺度下,都要打回票。中国知识分子的表达力,至多只是表达一点粗浅的浮情,忧国也好、非战也好、田园也好、香直也好、铁板高唱也好、儿女私情也好……除了在最低浅的层面上,吟咏低唱一阵或乘兴挥毫一笔外,便不能再深入,或因深入而浅出。中国知识分子是集体失败的,集体铸造了历史的纵线失败。我常常想:一部《儒林外史》的部分好题材,在任何二流三流的西方文人手里,都不曾有吴敬样那样糟糕的处理、那样可怕的结构,而吴敬棒已算得上是我们中国文学史上的特级文豪。中国摇笔杆的真失败!在这种纵线的失败中,中国人了解中国,已经很难从知识分子的文字障中得到满足,知识分子败北之日,就是愚夫愚妇“罗通扫北”之时。当愚夫愚妇装了满脑袋的孟姜女、包龙图。木兰从军、三娘教子、游龙戏凤、九命奇冤的时候,他们对中国的了解,也就真够瞧的了!
  中国知识分子文章不行的背景是他们读书不化、头脑不清。在知识分子中很难找到明白人。偶尔也有清光一闪,留下一句,可是你刚要鼓掌,下面一句就冒出混话,立刻把你的兴致扫光。因为读书不化头脑不清,常常发现他们争不该争的,又不争该争的。以宋朝的一场闹剧为例。八百年前,宋朝六宗没有儿子,绝了后,新皇帝宋英宗做了皇上。英宗是仁宗堂兄淮王的儿子,他接了仁宗的香火,对他亲生爸爸该怎么叫,竟引起天下大乱。首先,骑墙派知识分子王连不敢发表意见,右派知识分子司马光表示,根据传统文化,该叫亲生爸爸做伯父,原因是,英宗由宗法制度的老二一支,入继老大一支,必须不叫亲生爸爸做爸爸,而该叫法定爸爸即仁宗做爸爸。这种见解,左派知识分子欧阳修反对,他也根据传统文化,认为没有消灭父母之名的道理,所以,六宗不是爸爸,而准王(原来的爸爸)才是爸爸。于是展开混战,从皇帝妈妈以下,全部引用传统文化,大打起来。严重到司马光派的知识分子贾黯留下遗嘱,要求皇上一定得叫原来的爸爸做伯父,不然他死不瞑目。另一个知识分子蔡伉,也向皇上大声疾呼,声泪俱下的表示,天下兴亡,就在这~叫。后来司马光派请求皇上杀欧阳修派,皇上不肯杀,并且违反了司马光派的传统文化,仍叫原来的爸爸做爸爸。司马光派吵着,并且宣布“理难并立”、“家居待罪”。最后闹得双方都赌气要求皇上贬自己,满朝乌烟瘴气。第一流的知识分子不把精神用来解决小人、解救小民、解放小脚,却用来争所不该争的,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混、糊涂。笨。
  别以为上面举的叫爸爸例子,只是一时一地的现象,才不呢!明朝世宗时候的“大礼议”、神宗时候的“挺击案”、光宗时候的“红九案”、贵宗时候的“移宫案”,以至汉学宋学之争、今文古文之争、孔庙配享之争、保教尊孔之争……没有一件不是认错目标浪费口舌的小题大做,没有一件不是暴殇文字的丧心病狂。
  在这些无聊的纠缠以外,中国知识分子把多余的精神用来逃避现实,他们美其名曰研究学术,其实只是另一种玩物丧志。十六八世纪的大思想家李恭,早就为这种现象做了归纳和预言:
  (知识分子)于扶危定倾,大经大法,则拱手张目投其柄于武人俗士,当明李世,朝届无一可倚之人,(知识分子)坐大司马堂,批点左传。敌兵临城,赋诗进讲。……日夜喘息著书,曰:“此传世业也!”卒至天下鱼烂河决,生民涂炭。
  这种现象的结果是,思想上的失败,导致了他们品格上的失败,他们一方面诸善莫做,一方面扶同为恶而不自知。于是,“天下鱼烂河决,生民涂炭”的时候,再做什么,都太晚了!
  中国知识分子缺乏一种重要的品质,就是“特立独行”。缺乏特立独行,自然就生出知识分子的两大方面的失败。结果变得甲跟己没有什么不同,丙和丁没有什么两样,大家说一样的话、写一样的狗屁、拍一样的马屁。甲乙丙丁之间,至多只在面目上有点小异,在全没个性与特性上,却根本大同。表面上看,司马光型和欧阳修型不同,其实从基本模式上看,两个小老头完全~样。他们争的,都是传统文化的解释权,看谁解释得好,使孔夫于和当今圣上高兴。打开《司马文正集》和做阳文忠集》,一对照,就看出他们竟那么像,像得你可以叫司马“修”,叫欧阳“光”,他们都是在传统板眼里一板一眼的顺民,他们两眼必恭必敬地向上看,一点也不敢荒腔走板。中国传统最不允许荒腔走板。中国社会虽然没效率,但对收拾板眼不合的天才与志士,却奇效如神,很会封杀。这种封杀,先天就致特立独行的人于死命。这种人,绝大多数都要早天;侥幸不早夭的,最后也难逃浩劫。伟大的明朝先知李卓吾(赘),七十六岁还要死在牢里,就是最杀气腾腾的例证棗他们走的路,都是到烈士之路。
  所以,理论上,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在中国很难存在,存在也很难长大,长大也很难茁壮,茁壮也很难持久,持久也很难善终。那么,这些人怎么办呢?这些人想出一个办法,就是隐居。中国第一部正史(史记)作者司马迁,这个特立独行的人,在牢里有一段悲惨生涯棗被割掉生殖器;中国第二部正史(汉书徘者班固,这个特立独行的人,曾两次入狱,第一次靠他弟弟班超的面子脱罪,第二次以涉嫌叛乱死在牢里;中国第三部正史(后汉书徘业范晔,这个特立独行的人,也以叛乱罪下狱,同他一个弟弟四个儿子,一起横尸法场。范晔看出来特立独行的下场,在他的书里,他特别为特立独行的人,列了专传,就是(后汉书)里的“独行传”和“逸民传”。这种传记,变成传统,到《晋书)中变成“隐逸传”,《齐书》中变成“高途传”,(梁书)中变成“处士传”,《魏书)中变成“逸士传”,《南史》以后都叫“隐逸传”。但这种形式的特立独行者,他们只是山林人物、只是不合作主义者,至多只能在品格上特立独行,在思想上还大有问题。换句话说,他们可惜都很笨。他们可能是特立独行的愚者、特立独行的贤者、特立独行的行者、特立独行的勇者、特立独行的作怪者,但很少是特立独行的智者。这些人在中国传统里比例极少,可说只有千万分之一。中国正史里为他们立专传,并不表示他们人多势众,只表示对他们致敬。当然,他们是消极的,消极的高蹈、消极的洁身自好、消极的不能做示众的烈士,只能做示范的隐士。但是,在乱世里,他们能自苦如此,能视富贵如浮云,能坚持信仰、坚持不同流合污,也就天大的不容易了!
  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有了剧变,群体的趋向愈来愈明显,效率也愈来愈“科学”,古代人至多“天网恢恢”,现代人却会“法网恢恢”。古代人要表现特立独行,归去来兮以后,回家有将芜之田园,有欢迎之童仆,有寄傲之南窗,有盈搏之酒;现代人呢?什么都没有,只有管区警察。
  但现代入中有一个例外,有一个“今之古人”,就那是李敖。很多伪善的读者吃不消李敖喜欢捧李敖,所以李敖谦虚一次,用一次海外学人捧场的话,来描写这个例外。(大学杂志)登过这么一段棗
  至于攻击传统文化的智识之士当中,倒有不少来自中国内地,足迹从未到过“西洋”,对于中国文史典章之通晓远在他们那;戈.久“西学”之上。主张“打倒孔家店”的四川吴虞便是一个典型。台北的李敖,主张“全盘西化”,那么坚决、那么彻底,然而他也从未出过洋,他对西方任何一国的语文未必娴熟流利,而他的中文已经卓然成家。更基本的,他那种指责当道(包括学术界的当道),横睨一世的精神,完全不是“西方式”的,完全出自一种高贵的中国“书生传统”。近代愤激的中国智识之士以及若干受他们影响的外国学者,爱讲中国历史上的文字狱与思想箝制,命忽视了中国传统书生另有一种孤傲决绝的精神,在《时与潮》发表的那篇李敌之文,便表现了这股精神。
  这是很教人赶快鼓掌的话。鼓掌以后,再看一遍,再鼓一次掌。
  海外学人捧我有“一种高贵的中国‘书生传统”’,他说对了。我是喜欢搬弄传统的。从十四年前出版《传统下的独白》开始,到十四年后出版这本《独白下的传统》,就证明我对传统有传统。为什么要这么传统呢?因为要了解中国,就不能不弄清传统。
  美国人向法国人开玩笑,说你们法国人老是自豪,可是,一数到你们爸爸的爸爸,就数不下去了,为什么?法国人私生子太多,一溯源,就找不到老爸爸了;法国人也向美国人回敬,说你们美国人也老是自豪,可是一数到你们爸爸的爸爸,也数不下去了,为什么?美国人历史太短,一溯源,也找不到老爸爸了。这个笑话,说明了解历史太短的国家,就不必受传统的罪,直接了解,就可一览无余。了解只有两百年历史的美国,固然要了解英国;但了解英国,只要精通北欧海盗史,就可以完工,绝不像了解中国这么麻烦。精神分析学家看病的时候,必须使病人回忆过去;思想家、批评家、哲学家、历史家面对中国这个庞然大物,也必须如此。中国是一个充满了万年、干年、百年、几十年和十几年大量传统的民族,春比南山。南山本是传统细壤所积,不了解钙层土(pedocals)和淋余土(pedalfers)的人,不了解土壤;不了解中国“钙层传统”和“淋余传统”的人,又怎么了解中国?
  中国人不了解中国,中国人了解的中国只是“中国口号”;非中国人不了解中国,非中国人了解的中国只是“中国杂碎”。他们都没工夫了解中国,也没有了解中国的功夫。在这种情形下,一个有着“高贵的中国‘书生传统”’的人,以“种豆南山下”、“悠然见南山”的心情,写下这本中国入门书,它的意义棗不论是说出来的还是没说出来的棗自然就非比寻常。
  这是真正的“中国功夫”,这是李敖的“中国功夫”。
  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不喜欢知识分子,他的方法是“溺儒冠”棗一把将知识分子的帽子抓下来,当众朝帽子里撒尿;明朝的孤臣孽子郑成功,不要做知识分子,他的方法是“焚儒巾”棗跑到孔庙向孔夫子说:“各行其是!”当众把书生装烧了。这一溺一焚之间,真有学问。《旧唐书)里有“救焚拯溺”的话,借用来写中国知识分子的惶恐心情,倒也好玩。中国知识分子最缺乏“溺儒冠”、“焚儒巾”的气魄,读书不化、头脑不清,到处叫爸爸。这本(独白下的传统),是一本“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奇书,它像溺儒冠焚儒巾一样的唾儒面。有了这样的奇书,中国受苦受难的人才气象万千、才光芒万丈。
  这不是写给睑上有口水的人看的书。它的写法,打破了所有的格局与成例。我希望,所有受苦受难的人能看得懂又不看得困;我希望,他们通过这本书,来了解中国,也通过这本书,来了解自己。不论是贩夫走卒、不论是孤儿神女、不论是白日苦工或黑狱亡魂,他们都是受苦受难的中国人,他们是中国的生命,他们是真的中国。
  一九七九年经年累月足不出户之日在台湾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