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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不一会儿，楼下突然有人叫门。黄克莹不想让人看到她这么晚了还在谭宗三房里，便拿起坤包，慌慌地喘喘地问：“有后门(口伐)？”
    “做啥要走后门？”谭宗三似乎还没从刚才的愣怔里“清醒”过来。
    “有人来了。”
    “来了就来了。吓啥？”
    “哎呀侬……”
    “侬啥？”
    “宗三！”黄克莹突然这么急叫了一声。然后一怔。谭宗三也一怔。因为他两交往这么长时间，黄克莹还从来没有叫过他一声“宗三”。没有这么公开表示过亲近和知心。
    “对不起……”黄克莹脸红了。而这时脚步声几乎已快到了楼梯口了。而且不止一个人。
    “他们会不会是冲着我来的？要抓一个正着？”黄克莹脸色忽而更苍白了。眼睛瞪得很大，很惊恐。
    “抓啥？侬在我房间里做啥了？”
    “侬还搞不懂？他们现在就需要这种事体，好把侬搞臭！”
    “哈一”
    “宗三，侬不要再打哈哈了。他们已经决定要把侬从谭家当家人的位置上拉下来。这种时候，他们随便啥恶毒龌龊的手段都用得出来的！他们会把侬讲得老难听老难听，也会把我讲得老难听老难听……侬赶快想想办法……宗三宗三宗三厂
    “把我从当家人的位置上拉下来……哈哈。拉嘛……我本来就不想做……”
    “宗三宗三宗三……”黄克莹急得真的要哭了。
    谭宗三苦笑着又发了一会儿呆，转身去拉开通里间的门。黄克莹忙跑了进去，关门时，还特地叮嘱了一声道：“一定不要让他们进这间房间来。一定！”同时慌忙地把她吃茶的杯子收了进去，把她坐过的椅子翻过的画报都重新放回原位，把一切都收拾得好像从来就没人来过的一样。
    121
    从院门那边响来的脚步声一上了楼梯，骤然间就显得缓慢滞重了。一步一顿。三步一息。从脚步声喘息声和相随的劝慰声听出，来者并不止一位。等谭宗三出门去看时，来者已爬完楼梯，正由人搀扶着，在楼梯口大喘。黑黢黢静悄悄的过道，把他们长长的影子一折三弯地铺排在厚重的菲律宾木护墙板上，仿佛是一群奇形怪状的扁平物，在身后窥探警视。
    来者竟是谭雪俦。
    “侬这是做啥？漏夜出动。不要命了？”谭宗三赶快把他扶进房间，搀上床，并从壁橱里抱出一床擦刮里全新的鸭绒被包住他的下半身。又从雕花罩落背后的那个小博物架上取来一个什锦缎百宝匣。从匣子里取出一九腊封的冰香九生丸。拿一把嵌珠骨柄裁纸刀细细地剖开蜡丸。顷刻间房间里便盈溢一股沉郁沁人的药香，仿佛百年老药堂祖传药柜的深暗处。从中取出两颗金桔般猩黄、赤豆般大小的药丸，递给雪俦，让他赶紧地放到舌根底下含着。
    谭雪俦许久没有走出过“将之楚”大门了，加上又一气走了这么“长”的路途、上了这么“高”的楼梯。特别是跟老太太们商定了（谋划了）一定要重新起用经易门以后，制不住地又开始大量后血，体力再度急剧下降。所以这一刻真的很累。很疲软。他仰靠在绵软的大靠枕上，阖目细细地体味舌根下那两粒冰香丸的味道和力道，待自己稍稍缓过点精神，再开口说话。正式开口前，他先把那几个随侍左右的茶房、娘姨，统统打发了；尔后又要了一壶毛尖，亲自颤颤巍巍地回了两下，这才倒出半杯碧澄青黄的茶汤，过了过嘴，去掉些药味，只留下一点冰香和茶的苦涩清甜在舌尖和齿颊间。
    谭雪俦本来是不想再来跟谭宗三说什么了。这么多年，他知道跟谭宗三说什么也是白说。所谓“江山易改，秉性难移”。但他犹豫许久，还是决定来。他觉得有些话，不管谭宗三能不能听得进去，还是应该跟他讲讲清楚。不管全家人怎么看不惯这位年轻的“宗叔”，他总归还是“谭家人”。而且还是活着的谭家男人中，“辈分”最高的一个。该讲的话不讲，是我谭雪俦的不对。讲了不听，便是他谭宗三的不对了。宁可天下人负我，莫叫我负了天下人。这也是被全家人称道的谭雪俦做人的一个基本准则。
    应该说，要不是谭宗三在杭州执意不听招呼，又派人肆意追查洪兴泰的老底，也许谭家的那许多位老太太老老太太还下不了这个决心坚决更换他下来。当然，谭宗三从小到大有一系列的事都让她们看不惯。这一回只不过是总爆发。
    说到这里，谭雪侍喘了两口，又歇了一会儿。然后继续说道，洪兴泰不是一个好人。他不配做我们的祖宗。不要说他活过了五十二岁，就算他活过了五百二十岁五千二百岁，也不能翻这个案。
    洪兴泰到底有啥不好？谭宗三问。
    侬不要再问这个洪兴泰了，可以(口伐)？在这桩事体上，侬已经伤了谭家所有的长辈的心，让她们忍无可忍了！
    看来，是这些长辈抛弃了洪兴泰和我们本来的这个“洪”姓？这个洪兴泰到底做了点啥，让他后来的子孙这样讨厌他？
    宗三，侬能不能听我一句，侬不要再讲这个洪兴泰了！
    嘿嘿……有趣。子孙开除不肖父兄，另立宗门。少见……真是少见。
    我今朝夜里来，是要跟侬商量两桩事。一，请侬立即停止调查洪兴泰的活动。不要再没事找事，硬要把眼前的谭家和当年的洪兴泰勾联在一道……二，立即停止豫丰别墅里的一切活动。
    总算正式下命令了。好啊。谭宗三苦笑着调侃道。
    “豫丰”的一切业务统统停下来。接受清理整顿。这是老太太们的一致决定。
    那个联合投资银行呢？
    所有的一切，统统停下来。
    雪俦，老太太们不懂，难道侬也不懂？联合投资银行已经搞到八九不离十的地步。这样一停，伤了各股东的积极性，以后再想取得这些金融界大享们的信任，再来搞这样一个专为我伲谭家投资的机构，几乎是不可能的了。失去这样一个机会，谭家要想重新振作，就要多用十年廿年的时间。
    停。这是最后决定。
    决定？恐怕还要提醒各位一声，谭家的当家人到目前为止还是不肖子孙的我。没有我的签字盖章，你们在外头所有银行里设的账号根本不起任何作用。
    这一点，侬也不要太自信了。我问侬，侬的图章阿是一直放在周存伯那里的？我已经让他把侬的图章交给我们了。我们已经用侬的图章通知各银行，从现在开始，谭家的一切账目往来，从“豫丰”转入“泰康”。
    哈哈……真好……连我的图章都偷过去了。真好……既然这样，侬还要来找我做啥？用我（叹气）。杀我（叹气）。用我杀我。既知今日，又何必当初？
    侬是不是也应该问问自己，既有当初，又何必今日？！
    问得好。问得好。既有当初，又何必今日。哈哈。问得好问得好。
    气话嘛，就不要再讲了。没有人要“杀”侬。我已经跟几位老太太商量定了，谭家当家人还是让侬做。不过，请侬在这几份文书上签个字。
    啥文书？
    一份，任命经易门为新谭氏公司的总经理。一份，撤消“豫丰”工作班子。第三份是关于原豫丰员工的遣散重编……
    为啥不给周存伯任命点啥呢？
    这个……以后再讲。
    为啥要以后再讲？老太太们不是都非常喜欢他吗？谭宗三淡笑。
    这侬就不要管了。
    我“豫丰”的那一班人马，你们准备哪能（怎么）处置？
    这桩事体，老太太们觉得，交给易门去办就可以了。
    交给经易门办？他们是我的人！
    宗三……
    我到底还算不算谭家的当家人？
    宗三……侬不要这样逼我……
    是我在逼侬？还是侬在逼我？！
    不要让我再讲第二遍了。侬应该明白，所有这些事体，不是我一个人做得了主的。
    一个人不一个人，我现在全明白了，在你们心里，我根本没有经易门重要。在你们眼睛里看来，谭家可以没有这个谭宗三，但不可以没有那个经易门……
    这个局面是侬自己造成的！
    现在的局面是，只要我不在这份任命经易门的文书上签字，谭家门里就容不得我这个子孙。谭家门里就没有我谭宗三一口饭吃。阿是这样？
    ……
    侬讲呀，阿是这样？这时，谭宗三充分激动起来。拍着桌子，对谭雪俦吼道，侬回去告诉老太太们，我谭宗三不吃这口谭家的饭，今朝也不会签这个字的。大不了，我重回盛桥镇。我还住我的小旅馆！
    宗三啊宗三……侬哪能（怎么）好这样讲？大家都是在为谭家着想……为谭家着想……
    请侬不要再跟我讲这个“为谭家着想”。我谢谢侬这个“为谭家着想”了。我真的谢谢了！说完这句话，谭宗三居然冲过去拉开房门，指着外头黑乎乎的夜色，对谭雪俦大叫道，侬现在可以走了！走！走！走呀！
    122
    佛教四大经典之一的《维摩诘经》像黑的静水湖。冰凉的夜气更像静的黑水洋。在《维摩法经》“不思议品第六”中，开卷便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说舍利弗走进维摩洁的经室，见屋内没有多余的座位（床位），很是纳闷。“长者维摩法知其意”，便问他，怎么了，你是为求“法”来的，还是为争“座位”来的？舍利弗脱口而出道，我当然是为求“法”而来的。于是维摩洁说道，对啊，为求法都可捐躯不顾生命，又何况“座位”的有无和“座次”的高低呢？由此，维摩洁还谈了一整套如何正确处理“法”和“色受想行识”两者之间关系的理论。
    谭宗三始终未能搞明白的便是这么一个浅显的道理：普天之下，大道无形。大法无位。大意无构。大地无边。他始终未能进入这“大道”“大法”“大意”“大地”境界，却又偏偏要活着，还要想方设法活过那艰难的五十二岁，怎能不痛感生如刀绞针扎？！
    123
    这里，我必须插叙一段我离开上海参加革命队伍前所结识的某一个人的故事。我结识的这“某一人”后来成了我的上级。也就是说，多年后，我奉命到通海地区处理谭宗三一案，是他奉命来复查我的工作。在要不要枪毙谭宗三这个关键问题上，我和他发生了激烈冲突。最后当然是他的意见占了上风。最后，谭宗三是按他的意见，被枪毙了。我被他认定，在处理谭宗三问题上犯了极严重的错误。他让我写检查。耐心找我谈了很多次话。很冷静地引导同志们帮助我批判我。但是到最后组织处理阶段，他却又在暗中保护了我。也就是说，按我所犯错误的程度和性质，在当时的历史背景情况下，我本应受到极严厉的处罚。甚至有可能送交军事法庭审判。但他把所有这些上报材料都压了下来。对我说，你去学习吧。我给你争取一个调于生的名额，去上海，还是去北京，你自己决定。学上几年，你就会比我强了。至于我们之间的这场争论，我知道你心里并不服气。可以搁置起来。存疑。存异。现在全国形势发展很快。容不得我们“坐而论道”。十年二十年后再说吧。或者一百年两百年后再说。即便到那时候，历史判决我错了，我也不后悔。我想我充其量无非充当了一个历史清道夫的角色。任何一个大变迁的年代，都需要有人来担当这样一种清道夫的角色。可惜的是，我只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清道夫。在这场必不可免的历史大变动中，只起了一点太小太小的作用。作为“清道夫”，自身都不会有什么太好的结局。但我仍有理由自豪。理直气壮地去迎接未来。天明同志，抬起头，向前走。勇敢地去迎接未来。
    随后，他让警卫员抬来两只木板箱。还拿来一件蓝布面的狗皮袄。皮袄是送给我的。因为我最后选择了去北方上大学。从理论上说，北方是需要皮袄的。（最后形势突变，我并没上成大学。火车开到徐州，一封加急电报，就把我们这一批一百四十六个原准备进入人民大学各系科学习的部队调干生，全部留在了离车站不远的一个军事接待站，三天后，便转乘一列军火弹药车，走陇海线，停停开开，七八个昼夜，开往兰州，和在那儿待命进军大西北的二十二兵团总部会合。我最终落脚在祁连山山丹丹军马场奉命接管了一个由马步芳军队留下来的图书馆，全馆由一百来本破旧的经书戏报唱本二十来副麻将牌半箱子羊拐骨和一抽屉各式各样的女人照片组成。还有一箱半手榴弹和两支半步枪。还有两个自称只有二十五岁但看样子绝对已超过四十岁的“女馆员”。但在后来的岁月里，我却利用了各种各样可以利用的机会，读遍了能找到的所有的俄国小说。并认真读了郭沫若先生和范文澜同志写的全部历史著作。做了将近六十万字的心得笔记。这自然是更后一个阶段的事情了。）那两个木板箱，是托我替他带回家去的。木板箱里装着这两年他在通海地区工作期间在各县收集到的一些碑帖名砚字画善本。另有两个大棉花团包着一对明万历年间的斗彩瓷碗。它们在日本古董市场上被称作“大明赤绘”。据说是极难得的珍品。在民间已相当罕见。他说，会有警卫员帮着送上船，也通知了上海方面来接船。只麻烦我一路照看一下，然后亲手交到他父亲手里即可。“这么值钱的东西，看来我还要侬父亲打收条不可。否则以后查起来，哪能（怎么）讲得清？”我开玩笑说。他只是默默地笑了笑，没接我这话头。半个小时后，我就离开了通海军管会这个幽深的大宅院。傍晚的雨正渐渐沥沥地下个不止。军管会的车都出外勤去了。即便不出外勤，这时也不会用来送我去船码头。我毕竟是“犯了错误”的人。军管会里仍有不少同志，对他不加任何组织处理就这样“放走”我，而感到难以理解。警卫员找来一辆排子车，套上一匹老马，先把我的铺盖卷抬上车，再小心地放上那两个木板箱。警卫员先拉着车走了。我想到他办公室去告一下别。但我又不想让其他同志撞见。便装着路过的样子，从他办公室窗前的走廊里匆匆走过，同时顺便从开启着的窗子里，向里边很快扫瞄了一眼，确证里头只有他一个人，这才走回来，再去敲门。
    他似乎在起草什么通知，立即放下笔，问了声：“这就走？”但他没有马上起立，只是怔怔地呆坐了一会儿，这才站起来，从他那只特别宽大的写字台的一角绕出，握住我的手，稍稍晃了一晃。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他那一瞬间的神情有一点阴郁。随后他说：“我就不送你了。”我忙说：“不用不用。我只是来跟你说一声，我走了。”他再没答话，又沉默了一会儿，便轻轻说了声“走吧”，就一动不动地站在阴暗的廊下，只是目送我。那种阴郁一直为我所不解。后来我才得知，其实他那天也得到上海局的紧急通知，要他马上去汇报谭宗三一案的详情。上海局最高领导层里对最后到底该不该枪毙谭宗三这个“误人政界”的前商界巨子，产生了相当大的分歧。而最后下决心枪毙谭宗三的他，最后是否一定能得到上海局方面的肯定，尚在两可之间。万一得不到肯定，下一步能不能回到通海来继续主持工作，那就更难说了。
    也许，正因为前景突然变得不明朗起来，他才决定让我替他把木箱带回去。这样做，显然要稳妥得多。
    一直到走出大门，我始终感觉到，他那目送我的眼光一刻也没游离开过我的后背，始终灼灼地盯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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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让我们再度把注意力集中到上海东北角虹口公园附近的一条大弄堂里。陈实就住在这条弄堂里。下面发生的事，将跟陈实有极大的关系。
    这是条蛮清静的弄堂。平常少有人进出。一两块残缺的空场子。三两棵五月开花的合欢树，盛开一种羽毛状粉色小花，密密地蓬松而又对称地排列在小叶子之上，仿佛一层飘拂的羽纱。有时在第七个黑铁门门口（这条弄堂一共只有八个黑铁门）站着一条狗。一站就是一两个钟头不声不响盯着你。特别要提一笔的是，弄堂到底有一家小西餐馆（也就是在第八个黑铁门里头），很幽静地挂着一块重彩漆绘招牌。招牌底下总是停着一辆老式微型私家车。外型像甲壳虫。德国名牌福斯。谭宗三搞不懂，西餐馆开在如此僻静深远的场所，怎么会有生意？但事实上却生意火爆。甚至深夜，其他黑铁门里不再透出灯光时，它的窗口还依然亮着，亮得很淡，同时又很淡地传出肖邦的某一首练习曲或盖希文的《蓝色狂想》。据说这家西餐馆是一个紫色沙龙。又是一个只为自己的会员提供服务的俱乐部。小客厅的壁炉里火舌飘飘忽忽暖暖融融。弹琴的是启东的小女儿。她总穿着紫色长裙。总有一种温和的微笑。只要你需要，餐后，白发苍苍的店东会欣然陪你打几副桥牌或“沙蟹”，或者跟你聊上一两个小时，帮你解解各种各样的烦闷。如果您是虔诚的基督徒，到时候墙上会挂起圣母圣子升天图；如果您是佛教徒呢，到时一定出现一个佛龛，一定香烟袅袅烛光荧荧。在不做生意的日子里，你会看到那位腰背硬朗神情矍铄的店东一手由小女儿挽着，另一只手里则极有风度地拿着根镶银象牙柄的“斯迪克”，在虹口公园的林荫道上慢慢地散着步。这时你会发现，这一对父女神情都极其冷峻。这位只有二十一二岁的小女儿，是不该冷峻的。她长得那么的丰腴圆润，似乎她身上的任何一根线条单独引伸出来，都可以演化成地平线上那一轮晶莹的小月亮，或圣诞节夜晚那灿烂夺目的灯彩。但她往往却穿着老式的曳地长裙或缀有花边的深色宽腿长裤，一切又都显得那么陈旧灰暗。还偏爱穿一双厚底粗跟的磨砂皮旧凉鞋。都说这位白发店东曾经是复旦大学的一位教授。不管侬相信还是不相信，反正我相信。
    谭宗三喜欢这条弄堂。喜欢到这里来听已经结过四次婚的陈实谈女人。但今天来，却不是为了听“女人”。今早天还没亮，陈实就打电话叫醒了他，让他赶快到这里来一趟。啥事体？电话里讲不清爽，侬来了就晓得了。
    放下电话，谭宗三在床上又闹起眼睛稍稍躺了一会儿。已经有两三个晚上没有好好休息了。迪雅小院的某一棵树上肯定新落了一只啄木鸟，总是在这灰蒙蒙的清晨剥啄出一连串清脆刺耳而又空洞的声音，让人仿佛觉得，房后便是重叠的蛮荒大山和连片的阴森古林。有枯藤缠绕，有流水淅沥。更有千年昏涯绵绵。
    这几天，他一直在想，下一步，自己应该怎么办。要不要在接受经易门和老太太老老太太们条件的前提下，继续留在谭家门里享用这顶“当家人”的桂冠？生身母亲的“发难”，更是伤透了他的心。他委屈。你们觉得我不是你们期待的那种人，但你们为什么不们心自问一下，现在的这个“谭宗三”，究竟是啥人造成的？这使我想起六七十年后，在遥远的大西北一个农场场部旁听人们公开审讯一批“红卫兵”罪犯。那是在一个破旧的小礼堂里。墙皮上的黄粉和檐板上的棕漆早剥落殆尽。本可以坐六七百人的观众席里那天只稀稀落落地坐了二三百人。但在礼堂外的林带里却聚集了千八百人。三五成群。揣着干粮。口袋里装着没炒过的生葵花子。一排排破旧的自行车。卸了套的马在大车排子跟前悠闲地嚼着带苞谷豆的草料。我进了礼堂。我很想看看这些年轻的罪犯，当年的狂热分子。听说两派的头头今天同时出庭受审。这实在是一个很有趣的场面。我原想他们一见面就会对骂。但没料想他们很平静，走到栏杆前还很友好地对视了一眼，只是碍于审判委员的面子和法庭纪律，才没有跟对方握手。那是个临近冬季的秋末。提早半个多月降下的一场大雪，把当天的气温骤然降到了零下八九度。我看到两个受审的年轻人中一个已裹上了一件军棉大衣，另一个穿的是一件很旧的灰呢短大衣，脖子里包着一条很脏很皱的围巾，脚上穿着很厚的毛袜子和一双很笨重的大头鞋。他俩的脸色都很不好。头发都刚剃过。都没戴帽子。口袋里都揣着很厚一份自己写的辩护词。但那天他们都没得到机会念自己的辩护词。审判进行到一半，便停电了。礼堂里一下变得非常黑暗。工作人员忙拿来长木棍挑开遮在窗户上的布慢，也没起多大作用。窗户离地太高。况且室外本来就浓云密布天色阴沉。他们根本看不清辩护稿上的字。只得放弃这个稿子。在黑暗中我听到他们试图背诵那份稿子。但却背得断断续续嘀嘀哝哝毫无次序。后来我听见其中的一位叫了起来。大概是针对台上审判委员会中的某一位的。这一位委员大概在几年前做过这一位的老师。农场里常有这种事。在开展一场运动后，就有一些教师被调进机关。教师是农场里最有文化的一个群体。搞运动偏偏需要一些有文化的人整理材料，担任工作组秘书那样的角色。一些经过审查、被认为是政治上比较可靠的教师就这样进了工作组，受到工作组领导的赏识。运动结束，工作组撤离时，这些领导也就把这些教师带走。下一步就从政。我不知道这个同志是否也是经历了这样一个程序而离开学校最终当上了审判委员的。但这时，他的确严正地坐在台上审理着自己当年的学生。（按规定，他应该回避。但农场里往往没那么多顾忌。）我听见那个学生叫道，我们如果不是那么听领袖的话起来造反，也就不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但是许多年来，是您一直在教育我们，要听话。特别是一定要听领袖的话。我们是按您说的去做的。老师。我们真的是按您说的去做的。
    礼堂里一片寂静。那是不流动的凝固。最后一个瞬间的黑暗。
    后来我们听到从主审台上传出断断续续的斥责声：“你这是什么态度？想不想从宽处理？！啊？想不想从宽处理？”
    礼堂里又开始嘈杂起来。
    一直到所有的人都离开，我还没有走。我正需要这片黑静。我静坐着，想，大约每过多少年，我们就要面对这样一种“驱逐”和“审判”？五十年？一百年？我想一百年里至少也要遭遇两次或三次吧……
    儿子按母亲的要求长成了，到头来母亲却反而看不上这个儿子。学生按老师教的去做了，最后还是由老师来主审。
    这样的事，轮到谭宗三头上，他的心情当然是平静不下来的。
    在“豫丰班子”尚未完全溃散前，他本可以对老太太们作一次有效的反击。当然，反击也并非易事。最近得到的消息，几家大银行突然间都中止了和“联投”的往来。并在上海金融界引起强烈的连锁反应，各家银行也相继暂停了对“豫丰”的信贷业务。这一变故在谭氏集团内部引起了相当的慌乱。怀疑。这怀疑当然直指谭宗三。怀疑他是否具有那种必备的左右局面的应变能力。
    即便不组织抵抗，也应该询问关心一下“豫丰”同仁们的近况。他们毕竟是你招聘来的。他们曾聚集在你的大旗之下。你要躺倒，也得先把他们做妥善安排。否则像现在这样，将他们置于一种惶惶不可终日的境地中，你……你老兄于心何忍？于心何安！
    但他没有做。
    不是不知道要这么做，也不是不能这么做，而是不愿做。不肯再这么做了。
    他觉得没有意思了。沧海桑田。沧海桑田。一切都是沧海桑田啊。有什么意思？
    三天来，他一次又一次地站到窗槛前眺望“豫丰”（站在迪雅二楼的敞廊上，能很清楚地看到“豫丰”那一片猩红色的铁皮大屋顶），想象那里正发生着的和可能发生的一切。他知道经易门一定会起用周存伯去策划“豫丰”员工的倒戈。他听说经易门已经下令，只要“豫丰”的员工自愿，他将一律留用。条件极其简单，只要到“泰康”重新填写一份就职申请表就可以了。据说多数“豫丰”人都还没有去“申请”。他们还想见一见“三先生”，等“三先生”的一句话，才愿意做最后的决定。也有不少“豫丰”人对谭雪俦和老太太们的做法是否正派，表示异议，由此反而增加了对谭宗三的同情。还有人秘密致信向他表示慰问。这样的信件，每天至少可收到一封至两封。
    也有个别的人对这个突变的局面，向他表示相当激烈的态度。比如陈实，比如鲰荛。鲰荛的妹妹三月甚至给他打过一个相‘当慷慨激昂的电话。长篇的陈述后便抽泣得说不下去。虽然如此，总体来说，还是让谭宗三感到失望。就像上次经易门被罢免非没有在谭家花园内引发让人担心的动荡一样，这次他的突然失势，也没有在“豫丰”出现那种应有的“动荡”。绝大多数人都用一种忐忑的木然的平静，隐忍了局面的突变。不管他们内心是怎么看待这一次又一次的突变的，他们都一律地用“忍受”来对待了。都在等着看“下一步”，并根据将要出现的“下一步”，来一点点改变自己。而不是由自己立即去做出“下一步”来改变已经发生的这一步。那种群情激奋“高呼”“三三三三——”的场面仿佛已是隔夜的幻觉。是在肥皂沫里吹起来的七彩泡泡。那天谭雪俦坐着轮椅，由经易门陪同，到“豫丰”去宣布，从今以后，由经先生来跟大家“共事”。现场出现的只是一片异乎寻常的寂静。依然只有潮湿的东南风在排命搜刮那些生了锈的铁杆路灯灯柱。只有坐落在那棵朴树上的几只硕大的鸟窝还在大幅度地摇晃以表示自己对风的感受。当天晚上，迪雅楼里的电话铃声也没有像预料的那么频频不断。外地的只有盛桥方面的老宋和已去地区担任行署专员的老萨打来电话问了一下情况。陈实鲰荛各打来一次。（张大然亲自到迪雅来了一次，委婉、恳切、简略地谈了自己许多的无奈。看样子他是准备去“泰康”申请再就职了。）打电话来以示慰问的，更多的倒是那些女性朋友，比如黄克莹。比如三月。比如几位女医生。女演员。女记者。意外的是那个小姑娘黄畹町，也怯怯地打了个电话，说了两句宽心的话，还神秘地问，侬晓得我是啥人(口伐)？谭宗三答了声，晓得。她惊喜地叫了一声，真的？侬还记得我？！等到深夜。风便变得轻描淡写了。老黄猫从墙头上悄悄溜下，又爬上高高的香樟树，在它那些茂密的枝叶丛中悄悄地伸展开那根略嫌肥厚的腰背，遥望布道中的惠恩堂。没有管风琴。
    ……所以，对于谭宗三来说，似乎已没有什么好留恋的了。唯一还让他牵挂着的，便是那个“五十二岁”的大问号。他拜托鲰荛和陈实加紧替他查实。今天陈实打来电话，是不是又有所进展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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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今天陈实急急忙忙把谭宗三叫到自己家，却不是为了那个“五十二岁”谜案。
    陈实喜欢摆弄电器。家里专门有一个房间堆满了各种各样的无线电音响元器件零部件和工具。墙壁是用带有吸音孔的纸浆板装修的。各种各样的方棚（变压器）喇叭音箱扩大器电烙铁漆包线大大小小真空管焊锡万能表和示波器。再加上一卷卷一根根电源线声源线。跟随便哪一家电料行的工房间绝无差别。前四个妻子跟他分手，都有这方面的原因，无法忍受他的杂乱。但一开始时，她们却又都是因为了他的这一点“爱好”而被他吸引住的。上海女人都希望自己的男人在场面上吃得开，回到家里又有很强的动手能力。这种动手能力又只能限制在家庭生活所必需的范围之内。超越了，她们就要跟侬“寻相骂”。甚至“打相打”。最近一年多，陈实热衷组装唱机听唱片。谭宗三经常到这儿来听他新搞到的唱片。在两面墙改装成的壁柜里，储存的全是经典名片。百代。百老汇。大中华。美盛。宝丽金。大西洋。等等。等等。最近他又结交了几个电工朋友，组装市面上新出来的录音机。前两天刚组装成了一部最新式的钢丝录音机，由这部钢丝录音机身上引出一件无法解释的怪事，才急着把谭宗三叫来，让他也一道来赏析此怪事。
    谭宗三匆匆驱车赶到陈实家。天还不算最亮。得知只是叫他来听一首从一部新装成的钢丝录音机里录到的歌，谭宗三真是哭笑不得。
    “兄弟啊，人家在火里，侬倒还在水里笃悠悠呐。”
    “侬还是听了之后再跟我翻面孔。”陈实是个精瘦的小个子。方脸。很脏的一部胡子。皮肤又有点黑。说起话来依然带一点浦东腔。他张开十根手指头，起码有六七根贴上了白胶布。这都是在使用电烙铁和挫刀时留下来的伤口。谭宗三早就讲过他，侬啊，活脱就像个工匠师傅。真搞不懂了，哪能会有嘎许多（那么多）女人看相侬这根浦东萝卜干的啦？！陈实嘿嘿一笑答道，这就叫，鸡啄米，鸭吃谷，各有各的福。
    陈实花了大半年时间装的这部钢丝录音机可以直接把收音机里的音乐录下来。不是通过话筒录声音，而是通过连接一根音频线，直接从收音机里把还是电波状的音乐收录下来。这种技术在今天已然很普通，但在当时，确实还应算是充满想象力的一种尝试。试录了三四天都很成功。鲰荛的妹妹闻讯赶来，也要录一个歌，录到一半，出了点问题，莫名其妙烧掉两只真空管。她急煞。赶到中央商场去淘了一圈，淘到两只旧货回来焊上。谁知道，出鬼了。再试录的时候，居然录到一些很古怪的声音。录到一首从来没听过的歌。电台里从来没播过。陈实反复听了好几遍甚至打电话到电台去问，电台方面斩钉截铁地回答，这肯定不是他们播放的，而且从来也没有听说过这首歌。他们让陈实再查一查波段和频道，搞清楚到底是哪一家电台播出的。陈实一查，发现这个频道上过去从来也没有出现过任何电台。他当场有点呆掉了。最后又去查了一大堆资料，也没有查到。请三月来帮他查外文资料，也查不到。
    “少见多怪！侬查不到的歌就是怪歌？侬以为侬是啥？侬查不到的多着哩！”谭宗三忿忿，还在为陈实拿莫名其妙一首歌来打扰他而发恨。
    “可是连电台里专门搞音乐的人，也不晓得。”
    “晓得不晓得，又有啥关系？”
    “当然有关系。后来搞清了……”
    “陈老兄，侬不要发痴了。我今朝没有情绪跟侬搅这首歌……”
    “宗三，侬耐心点。假使毫无价值，我绝对不会来打扰侬。你听我讲下去。现在已经搞清，这首歌是二三十年后的一首歌。简直叫人不敢相信……”
    “神经病！”
    “真的。昨天晚上，我伲又录到这首歌。还录到一个这家电台播音小姐的一段话。她讲，这是公元一千九百七十年流行在英国的一首著名歌曲……”
    “发高烧！这位小姐是啥辰光的人？她哪能会晓得二三十年后的事体？”
    “怪就怪在这里啊！听这位播音小姐的口气，她好像也是在一千九百七十一年……因为有一段话讲得老清楚的，她说，去年的这个时候，也就是一千九百七十年的夏天……”
    “是不是侬有啥朋友在电台里跟侬开愚人节玩笑？”
    “绝对没有。”
    “是(口伐)？”
    听陈实这么一说，谭宗三真有点“不寒而栗”了，顿时手臂上的汗毛管都一根根地竖了起来。心里直打颤。他让陈实马上放这首歌给他听。听下来的确是一首从没有听过的歌。一种完全陌生的风格。几个粗哑浑厚的男人。但又肯定不是爵士。很会吹萨克斯管的谭宗三，读大学时就很熟悉起源于黑人心中的这种音乐，包括他们教堂里的那种圣咏。还有布鲁斯。但这一首肯定不是。它很让人动心。用查克·贝瑞（C.Berry）的话来说，这是一种“超越贝多芬，并把这一消息告诉柴可夫斯基”的音乐。再仔细听下去，歌中反复唱着：“LetitbeLetitbe……”其它歌词则有点含混，一时听不太清。这时，鲰荛激动万分地打电话来说，又找到了一批有关“洪兴泰”的材料。相当完整。要谭宗三立即回“豫丰”。谭宗三对陈实说：“侬马上替我把这首怪歌的歌词清晰地录下来，然后，马上送过来。”上车时，他把鲰荛的妹妹三月带走了。
    走出弄堂口，天色才刚刚大亮。卖马奶的乡下人牵着瘦弱的白马，还讲究地在马背上盖一块白布。摇动暗哑的铃挡。有轨电车从江湾五角场开出。雾正在散去。谭宗三让车夫先把三月送回家。三月下车时，回过头来看了谭宗三一眼，问：“为啥一路上一句话也不跟我讲？”宗三一怔，忙反问：“是啃，我一句话都没跟侬讲？”“我哪能又得罪了侬这位三老板？”三月涨红了脸再问。久病的她不论遇到大事小事都好激动。一开口，脸就涨得通通红。“我真的一句话都没跟她讲？”谭宗三不想正面和三月发生什么冲突，赶快探过身，装着去问车夫。三月却板着脸已经下车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