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碎裂的响声

“爸爸，你来一下。”

　　陈小炮推开她爸爸办公室的门，见里面除了徐秘书以外，还有几个不认识的军人，她有话不便当着众人说，便招手叫陈政委出来。

　　陈政委现在哪有心思去管孩子的事！他为彭其的下落至今没有查明而急得焦头烂额。各部队来的党委委员们都已前来报到，现住在招待所，预备会已经开完，北京指示已经传达，分组讨论已搞了一天，而唱反面主角的人至今没有下落。委员们一天来询问几次，热心的委员还主动帮助陈政委分析情况，出主意，想办法，但是彭其的线索一点也找不到。政委甚至动员了保卫部的人全体出动，其他地方都好办，就是文工团攻不进去。因文工团员对政治部的干事都非常面熟，尽管多半叫不出名字，但只要一露面，谁都知道是政治部的人，立刻就抱着警惕了。各部队的委员们甚至提出，请求从他们部队派人来帮助寻找，但陈政委总觉得这点小事应该并不复杂，用不着从部队抽人。

　　“你跟那个赵大明谈的结果怎么样呢？”陈政委问徐秘书。徐秘书说：“连赵大明也被排除在外，因为他们都知道赵大明跟彭湘湘的关系。这两天连赵大明都失踪了。”

　　“这些人搞得很严密。”政委说，“现在的造反派跟前一段时间不同了，听说在地方上也是一样，普遍变得聪明一些了。”

　　“政委，”徐秘书又一次提醒说，“北京已经连续来了两次电话催彭其新交代的材料！”

　　“是啊，这怎么办呢？”

　　陈政委急得团团转，徐秘书和其他几个被派出去侦察的保卫干事也拿不出任何办法来。

　　“爸爸，你来一下。”陈小炮又在门口招手。

　　陈政委仍旧不理她，对徐秘书说：

　　“江醉章那里情况怎么样？”

　　“他答应去找文工团的人谈谈，我已经问他两次了，他都说工作做不通。”

　　“你打个电话叫他到我这里来。”

　　“好。”

　　徐秘书应一声，便给宣传部打了电话，宣传部的值班员回答说，江部长在他自己家里，他们负责去通知他。

　　“你们把侦察的情况讲一讲。”政委问在场的三个保卫干事。其中一个三十多岁的军人回答说：“这两天一到吃晚饭的时候，就从地方单位开来一部卡车，文工团的人吃完晚饭就带着乐器、道具、化妆用品分两批坐车走了。我们记住汽车的号码到公安局交通大队去查，查到了汽车的单位，但是那个单位对我们说，他们那部汽车早就失踪了，是被造反派抢走的。第二天，我们用摩托车跟在汽车后面追去，发现那部汽车开进了工学院的大门，但事后经过了解，彭其根本不在那里，文工团的人也没有在工学院演出过。我们估计，汽车可能是从前门进去，又从后门出来悄悄开到别的地方去了。昨天晚上，我们又想去跟踪，结果，汽车没有来，文工团的人也没有出去，安安稳稳睡觉了，一夜没有动静。”

　　“你找文工团与范子愚他们对立的组织打听过吗？”陈政委问徐凯。

　　“打听过，”徐凯汇报说，“他们互相之间像仇人一样，根本摸不到风。”

　　这可怎么办呢？陈政委只得布置保卫干事们继续侦察，并要徐秘书进一步做好文工团对立派组织的工作，要他们协助找一找彭其的下落。

　　“爸爸，你来一下，我有大事儿告诉你。”陈小炮再次在门外鬼鬼祟祟地招手。

　　陈政委见女儿连续几次来叫他，引起了注意，估计着可能真有什么要紧事，便把保卫干事们打发走，随后出去跟女儿说话。

　　“你来，到我房间里去。”小炮招一下手，在前面引着爸爸朝自己房里走。

　　“什么事啊？”

　　“你马上就知道了，进来吧！”

　　政委走进女儿的房间，见李小芽坐在小炮的床沿上。那孩子很有礼貌地站起来叫了声“陈伯伯”，便胆怯怯地望着地板，也不敢坐下。

　　“坐吧，孩子！”

　　陈政委叫她坐，她才又重新坐下去。

　　政委正要开口问问李康的情况，陈小炮抢先说话了。

　　“爸爸，”她关上门，神秘地说，“我们找到了彭伯伯。”

　　“真的？”

　　“是真的。”

　　“在什么地方？”

　　“就在我们跟前，旁边那个山包后面，亚热带植物研究所。”

　　“你们怎么找到的？”

　　“我们派特务到文工团去了。”

　　“特务？什么特务？”

　　“喏，就是她，她就是特务。”小炮指着李小芽。

　　陈政委望着李小芽那天真可爱的样子，忍不住笑起来，他问李小芽：

　　“孩子，你小炮姐姐讲的是真话吗？”

　　“不是真话，”小芽申辩道，“我不是特务，我是到文工团学跳舞去的。”

　　“跳舞是打掩护的，你的真正任务是当特务，你不承认？”

　　“那是你给我安的。”小芽不服气。

　　“你怕背特务名声？我不怕，我就是特务头子，喏，在这里，”陈小炮拍了拍胸脯，“他们造反派要抓特务，就到这儿来，我躲都不躲，我可以公开告诉他们，我就是我们保皇派的特务头子。”

　　“什么保皇派！乱讲！”陈政委斥责他的女儿。

　　“保皇派怎么的？”小炮像只小公鸡一样摆出了与父亲辩论一场的架式，“你别以为保皇派不好，没有我们，你还找不到彭伯伯呢！”

　　“你那个情报靠得住吗？”陈政委问李小芽。

　　“他不信，你就把情况讲给他听，”自称特务头子的陈小炮命令她的部下说，“叫他了解了解我们保皇派的厉害，说吧！”李小芽原原本本地说：

　　“小炮姐姐要我到文工团去学跳舞，我认识邹燕，我就去找邹燕。邹燕给我介绍了一个老师，我就天天在那里学跳舞。他们都愿意跟我说话儿，带我到他们宿舍玩儿，还经常在他们食堂吃饭，他们不让我回家。前两天，一吃完晚饭就有汽车来接他们出去演出，我想跟着去看，他们不肯，说晚上回来太晚了，不能去，不管我怎么缠，怎么耍赖，总是不让我去。小炮姐姐要我找彭伯伯，我找不到，急死了。昨天，他们不出去演出了，都在团里，啥事儿也没有，我就一直在那里玩儿。玩到很晚了，邹燕说要送我回家，有人对她说：‘算了，反正你们范子愚不在家里睡，你就让她睡你这里吧！这么晚了，别回去了。’我问邹燕范子愚在哪里睡觉，她不告诉我，我问范子愚干什么去了，她也不告诉我。我就真的在她那里睡觉了。刚睡下不久，范子愚回来了，邹燕起来开门，把我惊醒了。我听他们在外间说话儿，范子愚说：‘快点，给我点吃的，今晚上跟彭其谈话，可能会搞得很晚。’邹燕说：‘家里啥也没有，你到食堂去要吧！’范子愚说：‘炊事员睡觉啦！’邹燕说：‘你把他叫醒来嘛！’后来范子愚要走了，又对邹燕说：‘明天上午我在那里睡觉，有事儿打电话去叫我。’邹燕说：‘号码是多少？我忘了。’范子愚说：‘36970’。说完就走了。我在床上偷偷的高兴，让我知道电话号码啦！我知道电话号码啦！要不是躺在床上，我会跳起来。后来邹燕就来睡觉了，我故意装作睡得很熟的样子，心里老是嘀咕着那个电话号码，36970，36970……第二天一起床我就说我要回家，什么回家呀！我要来找小炮姐姐呢！邹燕不肯，我偷偷地跑了。一直跑到你们家门口来了，我一想，电话一号码是多少？糟糕！忘了！怎么也想不起来了，急得我差点儿哭起来。怎么办呢？我不敢进门来，我怕小炮姐姐骂我无用。后来我只得回自己家去，一路上还在想电话号码，还是想不起来。我在家看了看爸爸，吃了点东西，又往文工团跑，又在那里混了一上午。中午，他们又要我在文工团吃饭，吃了饭，我就到邹燕家去。邹燕打开水去了，我这里看看，那里看看，忽然，看到墙上那张月历上好像写着一排数字，仔细一看，是36970，我一下子就记起来了，正是昨晚上范子愚告诉她的那个电话。我赶快跑到文工团去查电话表，一查，就是亚热带植物研究所，我就马上跑来告诉了小炮姐姐。”

　　“你不会搞错吧？”陈政委问。

　　“不会错，36970，亚热带植物研究所，保证不错。”

　　“爸爸，你看怎么样？”小炮得意扬扬地说，“少不了我们保皇派吧？现在呀，公安局靠不住了，你们的保卫部也没有用了，得看我们的，我们什么地方都能钻进去。中央有规定，不许我们部队子弟参加地方造反，我们就在家里组织保皇派，保爹保妈。没那么老实，他们想来打倒就让他们打倒？不行！我们自己保扩自己。爸爸，如果有人想搞你的鬼，你就告诉我一声。”

　　“不要总是胡讲乱讲！”

　　“好吧！不讲了，咱们实实在在地干。”

　　“孩子，”陈政委最后对李小芽说，“你帮我们做了一件大事。不过，以后不要再去当‘特务’了。”说完便离开。

　　待陈政委走后，陈小炮不平地说：“你看我爸爸这个人，真是个糯米团团长，帮他做了事，他还规定你不准再做，胆小得要命，深怕被耗子咬了耳朵。别听他的，以后我们该干什么还干什么，文工团跳舞你还得去，如果突然不去了，他们会怀疑的，再有什么事儿就不好办了。”

　　陈政委意外地获知了彭司令员的下落，虽然没有当着孩子们的面表现出非常高兴，而内心却有一种“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的特别喜悦，他走出女儿房间以后，暗自微笑了。回到办公室时，见江醉章已坐在那里等着，政委见面就说：“你叫文工团赶快给我把人送回来。”

　　江部长站起来，赔着笑，表示十分为难地把两手一摊，叹了一口气说：

　　“跟他们打交道，真是困难得很，麻烦得很，只能来软的，不能来硬的，动不动他们来了造反派脾气，开口就是‘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尽量压住火，跟他们耐心商量，所有头头都谈了话。我讲，‘同志们的革命积极性是好的，我支持你们一切符合毛泽东思想的革命行动。’我还讲，‘兵团党委是支持你们的，陈政委很关心你们，希望你们在大风大浪里受到锻炼，希望你们跟党委一条心，部队的党组织还没有瘫痪，文化大革命要在党的领导下进行。陈政委亲自领导兵团的运动，你们要听他的话……’”

　　“你怎么总是打着我的牌子？”

　　“不这样做他们能相信？我这个宣传部长他们能看在眼里？头一次找范子愚谈话的时候，我还没有开口，他先发制人，埋怨兵团党委不支持他们，具体地讲，就是陈政委不支持他们。他要我首先表态，是支持他们就有话好说，不支持就无话可谈。我怎么办呢？我只好说支持了。”

　　“你再去告诉他们，限他们从现在起，到明天早晨七点钟以前必须把人送回来，否则，一切后果，他们自负。”

　　“您还不晓得彭其关在哪里呢！讲话这么硬……”

　　“我晓得了。”

　　“真的？”

　　“不是真的还能是假的？”

　　“怎么找到的？”

　　“没有不透风的墙。”

　　“其实……”江醉章紧急思谋，担心陈政委已知道一切，便随机应变地说，“我也找到了。”

　　“怎么不来告诉我呢？”

　　“情况是这样的，很复杂。我前天晚上就找到了，还去参加了一场斗争会，斗完以后我就叫他们把人送回来，他们说没有斗完，第二天还要继续，斗完了再送。我想，那就等他们一下吧。到昨天，斗争会没有开，我又去催他们，他们说推迟一天，到今天晚上开。我一看既然他们答应送回来了，也就没有及时来汇报。”

　　“他们斗的情况怎么样？”陈政委关心地问。

　　“可能有点进展，不过，好像进展不大。”

　　“人没有吃亏吧？”

　　“没有，我知道斗争会是坚待了文斗的，没有动武，我做了工作。”

　　“他们打不打算整材料？”

　　“会整的，范子愚讲过。”

　　“整好了怎么办？交给谁呢？”

　　“范子愚要直接送到北京去，我跟他讲了，‘你不要往北京送，交给兵团党委就行了。’不知他们听不听。”

　　“再去做做工作。”

　　“好，我去想办法说服他们。”

　　徐秘书请陈政委接电话，告诉他又是北京来的。陈政委听北京二字，心情就立即紧张起来，胆怯地走了过去，拿起听话筒还没有开始说话，先摆出了一个准备挨批评的样子。

　　江醉章点燃一支香烟，估摸着陈政委是怎样知道彭其下落的，推测他是不是掌握了整个事件的内幕，下一步将怎样应付新的变化。从陈政委的谈话中，好像他对内幕还并不了解，就是真被他了解到了，江醉章想：“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我的后台比你硬，你能拿我怎么样呢？你要是知趣的，就不要跟我过不去。”他盘算着，明天早晨把人送回来问题不大，赵大明的材料已经整好，让你们热热闹闹再开一段党委会吧！江某的请功表在明天就可以送到北京。留给陈的材料也已经准备好了，什么时候合适什么时候给他。至于原打算再就胡连生问题斗一下彭其，以补充一条使他垮台的罪状，看来搞不成了，那也不要紧，另外再想办法，反正胡连生是个草包，可以从他身上打开缺口。还有什么呢？好像没有什么了，一切都能称心如愿，一切突然变化都能应付自如。江醉章看着陈镜泉的背影，望望徐秘书那年轻的脸，更加感到自己是一个无敌的强者，是实际中的掌握兵团命运的人。他简直有点藐视陈镜泉，觉得他太软弱，太无能，已近乎腐朽了。那只空袖筒好像并不是在炮火中炸掉的，而是在政治风火中，被他江醉章轻轻一扭便摘掉了，他像纸人那样毫无反抗的能力。但有一点是江醉章从来没有想过的，究竟是什么关键的原因使陈镜泉那样软弱、使江醉章那样强悍有力？可能会在什么时候，强者会变成弱者，弱者反过来成为强者？他无须思考这些，在他看来，那样一天简直是不可能到来的。他深信自己的思想敏感，眼光远大；他瞧不起这些过了时的人物，为他们的被整被斗被逼得焦头烂额而怀着幸灾乐祸的心理。

　　“情况变了。”陈政委放下电话说，“批评我们迟迟不开党委会，说开不成就不开算了，明天把彭其送到北京去，他的问题拿到那里解决。叫我也做好准备，等候通知，赶到北京参加斗彭。”

　　“党委委员都叫他们回去？”徐秘书问。

　　“已经来了……”陈政委沉吟片刻，“还是开吧，开个半天也行，别的事做不了，就给彭其做点端正态度的工作吧！明天上午开，你通知一下。下午再派飞机把彭其送去。”

　　“那我到文工团做工作去。”江醉章站起来要走。“你跟他们讲硬的，”政委说，“不通也要通，马上把彭其送回来。”

　　“好，反正是不能影响明天上午的党委会。”江醉章说完走了。

　　第二天早晨七点十分，彭其又坐上了他那部黑色轿车开进了司令部大院，在范子愚等造反者和邬中的陪同下，登上司令部大楼的最高一层，朝党委办公室走去。来自各部队的兵团党委委员们已在相继走进会议室，这些人都是认识彭其的，有不少是由他一手提拔起来的军、师级干部。他们走出会议室来到宽大的走廊上迎接这位目前还没有撤职的司令员，但这次迎接跟往常的情况已大不相同了。往常，人们一个个庄严地立正站着，向他行礼，他挨个同他们握手相见，然后，他便走进会议室，坐在主席座位上，开会前照例要扯一扯天南地北近来发生的大事件，随便问问部队的情况，然后才正式宣布开会。今天则是一次尴尬的相见，凡乎没有人向他行礼，只有极少的凡个人小声跟他打了个招呼，称一声“司令员”。各自的心理活动也不相同，有的是想尽早看看他的脸色和身体情况，是不是在文工团吃苦受罪了；有的是想通过自己的眼神向他传递一点心里话，或表示关心，或提醒他不要紧张，或暗示他在交代问题时要实事求是，所有这些眼神，彭其所能理解的只有“友好”二字；有的怀着好奇心，想知道一个威武的司令在倒霉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也有的过去曾与他发生过强烈的冲突，受过他的冤枉训斥，挨过他的处分，这些人多多少少带有一点幸灾乐祸的感情。彭其的情绪当然不会有过去那样好，兴致也不如以前高涨。也许是感到羞愧？也许是胆战心惊？也许是愤愤之情未已？也许是对所有的人怀着敌意？反正他不与任何一个人握手，也不微笑，甚至很少注意站在他左右的是什么人。但他不低头，不驼背，也不减慢走路的速度，不放轻脚步，姿态仍旧如前，板着面孔，好像大家都已深深地得罪了他。只有遇见那个别与他打招呼的人他才用很小的动作点一点头。走近会议室门口时，听见江醉章在里面哈哈大笑，与人高谈阔论某种重大的理论问题，彭其好像猛然遇上有人在里面揭开粪坑舀粪，不由得恶心地皱了一下眉头。

　　正在这时，独臂的陈政委跟着他后面追来，抢到他前面说道：“先到那间办公室里坐坐。”

　　他们走进了一间小办公室，面对面坐下，旁无第二者。陈政委仔细望着彭其的脸，明显地感觉到，仅仅五天时间，他瘦多了，也显出苍老的颜色来了。部队工作中的问题，作战指挥中的问题，任何一种困难的处境都没有使他产生过这么大的变化。多年来，这对战友也时常相别一个月，两个月，每次重新见面时都感觉不出年龄有变化，而这短短的五天，怎么会使人变化这么大呢？他还看到，他的额前有一个肿块，心中禁不住一酸，立刻联想起斗争胡连生的那个场面。这肿块像是一根尖利的刺，直戳在政委心中，又如一块吸铁石，把他的目光久久吸在那里。他希望老战友能把眼睛转过来，两人相视，交换一下心里的情报，但彭其始终不认真看他一眼，总是望着旁边的某个地方发痴。这是什么原因呢？他为什么要躲着战友的视线呢？一般来说，这是表示不友好或者是正在专心于自己的冥思。你是属于哪一种？是前者，那你误会了；是后者，应该交流交流。不过也许哪一种也不是。五天不见（当然，还要加上彭其下部队检查工作的三天），在这开会前的仓促相遇的短暂时间里，应该说些什么？本来陈政委是预先想好了一套的，现在看来，那些话都不合适，而且也都记不起来了，只记得一个印象，好像是要把开会的目的告诉他，但就连那目的也一时说不清楚了。尤其是头一句话不知讲什么好，讲句表示关心的话？不合适；讲一些官场辞令？也不合适。讲什么呢？怪不得有一种普遍规律叫作万事开头难哩！确实是这样。凝滞了很久，陈政委不知怎么突然未经选择地冒出一句话来。

　　“你额头上那个包是怎么搞的？”彭其还没有回答，走进来江醉章。

　　“政委，”江醉章当着彭其的面说，“文工团范子愚他们想请示一下，按照您的指示，人已经送来了，斗争会的材料过两天就可以交来，他们问是不是可以回去，还有什么别的问题要他们……”

　　“什么时候变得这样规矩了？”陈政委打断他的话，心里有点窝火。

　　“他们说，”江醉章很平静，“自从被抓去坐牢受了教育以后，再不敢犯以前的错误了，凡事服从兵团党委的领导。”

　　“叫他们快走！快走！我怕他们。”

　　这样，江醉章才无话可说，倒退了出去。

　　自江醉章进来以后，彭其的脸色更加难看了，半侧脸死死盯住那张办公桌，桌面上有块玻璃板，玻璃板底下压着一张机场夜景的彩色印刷照片，是从《解放军画报》上剪下来的。彭其没有注意照片，却奇怪地盯着桌子的一个角。好像那是一把曾经在他身上剐过肉的刀子；那是一颗使人痛恨又不能碰它一碰的魔鬼的獠牙；那是一个造成全部痛苦的无名罪孽的根蒂。他紧咬着牙，紧闭着嘴，随时准备暴跳起来猛扑上去似地瞪着那个地方，全不以为面前还坐着一个人。陈政委看出了他的表情在突然地恶化。这使他更加为难，头一句话更不知如何说好了。产生恶化的原因是什么呢？大概与江醉章那几句话不无关系，从他的话里听来，好像这绑架事件是在兵团党委领导下进行的，也就是陈镜泉指挥的。但是陈政委不知道彭其到底受了些什么折磨，因而也不能理解他目前这样的态度。这一对战友现在需要有一个合适的机会进行一次长谈，才能把真相揭穿，而委员们正在等着开会，哪有时间来扯呢！况且，就从现在起，这一对战友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个是罪人，也可以说是阶级敌人或路线敌人；另一个则是执行着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带领群众来与他进行斗争的指挥者。这两者之间怎么好像以前一样回顾旧日的战友之情呢？怎样达成互相谅解以消除种种误会和隔阂呢？从理论上来说，他们两人不存在什么需要消除隔阂的问题了，因为是敌对的两条路线上的两个敌对的人。‘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因此，企图消除误解和隔阂的想法是错误的。就彭其来说，如果他想重新与陈镜泉搞好关系，那就是态度不老实的表现，就是以资产阶级人性论来腐蚀无产阶级的干部，削弱无产阶级的战斗力；就陈镜泉来讲，如果他要与彭其消除隔阂，那就等于是在战场上拆除工事，把敌人请到自己的防线以内来喝接风酒，是属于投降叛变的性质。看起来，由于这两人目前各自所处的地位，客观上已使他们不能互相交心了。即使其中有一个敢于冒犯禁忌，试图交一交心，也不知对方的态度如何，万一只是一厢情愿，你就非常难堪了；如果交心谈话被一个第三者听见，两个人都要倒霉了。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今天的谈话不可能变成一次交心活动，只能是公事公办，打一阵官腔，没有任何感情的成分能在其中起作用。

　　尽管如此，陈政委还是坚持从额头上的包开始谈起。“你额头上那个包是怎么搞的？”

　　他正在等着彭其的回答，江醉章又进来了。

　　“政委，大家推我来请示，党委会还开不开呀？”

　　“怎么不开呢！”

　　“可是时间已经八点多了。”

　　“就开始，就开始，你不要来打扰我。”陈政委很少有这样不耐烦的时候。

　　江醉章碰了一鼻子灰，却不觉得难为情，坦然自在地退了出去。

　　彭其仍旧盯着办公桌那只角，一语不发。

　　陈镜泉无奈，只得谈起正事来，他不带感情地说：“北京来电话，要你今天到北京报到。本来要开几天党委全会，现在开不成了，只能用一上午时间让你向大家表个态，大家也对你提点希望，希望你这次上京要把态度搞端正一些。这个工作我们不能不做，是个责任问题。等一下你先听听大家的意见，然后自己表示一下态度，会就这样开，你有什么意见吗？”

　　彭其像木头似的没有反应。

　　“中午你回家看看，准备几套换洗衣服，把家里的事安排安排，下午两点上飞机，你看怎么样？”

　　还是不做声，连点头摇头都没有。

　　“你额头上那个包是怎么搞的？”政委为了打破僵局，又问起老话。

　　江醉章第三次从门外伸进头来报告：

　　“政委，有些同志要到服务社买东西去。”

　　“不要去了，开会！”

　　心烦意乱的陈政委呼地站起来。

　　海面上乌云翻滚，突来一阵强风吹进办公室，是哪个粗心人没有把窗钩挂好，哐的一声，碎了一块玻璃，叮铃铃落在地上。陈政委转过脸去，看见满地碎玻璃，惋惜地叹了一声。有几块碎片落在彭司令员的脚边，他挪动穿着黑色皮鞋的脚，踩在一块玻璃片上站起身，脚下嘁嘁嚓嚓发出碎裂的响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