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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篇 第四章

    第四章
    我现在相信,有的男人,比方说,我,因为太聪明,除了给公司做事,别无活路;还有些女人因为太漂亮,比方说,F,除了嫁给公司里的人,也别无出路。得到了这个汤马斯·哈代式的结论之后,我告诉训导员,我愿意到写作部去工作。在作出这个决定之前,我曾经做恶梦、出冷汗、脸上无端发红、健忘、不能控制自己的脾气,但是决定了以后,一切就都好了。不管你信不信,第一次到第八创作集体去时,走在黑暗的楼道里,忽然感到这里很熟悉;我还感到很疲惫,不由自主地要松驰下来。这种感觉就像是到家了。
    每次我来到公司门口,把工作证递给传达室里的保安员看了以后,他就要递给我一个黑马甲,上面有红线缀成的D字。这一点提醒我,我还是个“被安置人员”,和公司的官员不同,和在公司里打工的人也不同。官员们穿着各色西服,打着领带,可算是衣冠楚楚;而保安员更加衣冠楚楚,穿着金色的制服,就像军乐团的乐师。女的保安员穿制服裙子,有些人不会穿,把前面开的衩穿到身体的侧面,这可以算公司里一种特别的风景罢。
    我在第八创造集体,这是一大间白色的房子,像个大车间,向阳的一面全是玻璃,故而里面阳光灿烂。也许是太灿烂了,所以大家都戴着茶色眼镜。上班的第二天,我也去买了一个茶色镜。这间房子用屏风隔成迷宫似的模样,我们也是迷宫的一部分。在这个迷宫的上空,有几架摄像机在天花板上,就像直升飞机上装的机关枪,不停地对我们扫射。根据它的转速和角度,我算出假如它发射子弹,可以在每十五分钟把大家杀死一遍。开头每次它转到我这边,我都微笑、招手。后来感到脸笑疼、手招累了,也就不能坚持了。
    G组有七个人,其中有两个女同事。我们这个组出产短中篇,也就是三万字左右的东西,而每篇东西都分成四大段。其一,抒情段,大约七千字左右,由风景描写引入男女主人公,这一段往往是由“旭日东升”这个成语开始的;其二,煽情段,男女主人公开始相互作用,一共有七十二种程式可以借用,“萍水相逢、开始爱情”只是其中一种,也是七千字左右;其三是思辨段,由男女主人公的内心独白组成;可以借用从尼采到萨特的一切哲学书籍,也是七千字;最后是激情段,有一个剧烈的转折。开始时爱情破裂、家庭解体、主人公死去。然后,发生转机,主人公死而复生,破镜重圆,也就是七八千字罢。每月一篇,登到大型文艺刊物上。到了国庆、建党记念日,我们要献礼,就要在小说里加入第二抒情段、第二煽情段,就像doubleburger,doublecheeseburger一样,拉到五万字。什么时候上级说文艺要普及,面向工农兵,就把思辨段撤去。顺便说一句,这种事最对我的胃口。因为作为前哲学家执照的持有者,我负责思辨段的二分之一,抒情段的六分之一,煽情段的十二分之一,激情段我就管出出主意,出主意前先吃两片阿斯匹林,以免身上发冷。只要不写思辨段,我就基本没事了。上了一周的班,我觉得比想像的要好过。正如老美说的那样,“Ajobisajob”。我没有理由说它比当肛门科大夫更坏。我现在干的事,就叫作当了“写手”。
    我坐在办公桌前写一段思辨文字时,时常感到一阵寒热袭来,就情不自禁地在稿纸上写下一段尖酸刻薄的文字,对主人公、对他所在的环境、对时局、对一切都极尽挖苦之能事。此种情形就如在家里时感到性欲袭来一样——简单地说,我坐不住。在一个我仇恨的地方,板着脸像没事人一样,不是我的一贯作风。这段文字到了审稿手里,他用红墨水把它们尽数划去,打回来让我重写。他还说:真叫调皮——可惜你调皮不了多久了。对于这话,我不知道应该怎样理解。也许应该理解为威胁。这位审稿是个四十多岁的人,头发花白,脸像橘子皮。众所周知,我们这里每个人都犯过思想错误,所以虽然他说出这样意味深长的话来,我还是不信他能把我怎么样。审稿说:我也不想把你怎么样——到时候你自己就老实了。从我出了世,就有人对我说这样的话。而直到现在,我还没见过真章哪。
    有一件事,我始终搞不明白,到底是什么使这些人端坐在这里写这样无趣的东西,并且不停地呷着白开水。我自己喝着最浓的茶,才能避免打瞌睡。但是不管怎么难熬,每周也就这么一天嘛。我说过,G组一共有七个人,都在同一个办公室里。除了审稿坐在门口,其他人的办公桌在窗边放成一排。靠着我坐的是两位女士,都穿着棕色的套服,戴着茶色眼镜,一位背朝我坐,有四十来岁。另一位面朝我坐,有三十多岁。我说自己从出世就没见过真章,那位三十来岁的就说:在这里你准会见到真章,你等着吧——而那位四十来岁的在椅子上挪动一下身体,说:讨厌!不准说这个。然后她就高声朗诵了一段煽情段的文章,表面上是请大家听听怎么样,其实谁也没听。不知道为什么,这间房子里的每一个人都有点脸红,大概是因为这段文字实在不怎么样。
    这间房子里的每个人都有不尴不尬的毛病,只有我例外。所有的人之间都不互称名字,用“喂”、“哎”、“嗨”代替。我想大家是因为在这种地方作事,觉得称名道姓,有辱祖宗。因此我建议用代号,把年纪大的那位女士叫作“F1”,把年纪小的叫作“F2”。这两位女士马上就表示赞成。男人中,审稿排为M1,其余顺序排列,我是M5。只要不是工间操时间,我们都要挺胸垂着头写稿子,那样子就像折断了颈骨悬在半空中的死尸。长此以往,我们都要像一些拐杖了。照我看来,这是因为在办公室的天花板上装了一架能转动的摄像机,而且它没有闲着,时时在转。
    2
    我告诉F说,在公司里做事,感觉还可以。她说:事情似乎不该这么好。她听说公司对我们这些人有一套特别的管理制度,能把大家管得伏伏贴贴的。对于这一点我也有耳闻,并且到第八创作集体的第一天,我就签了一纸合同,上面规定我必须服从公司的一切规章制度。对于这一点,我不觉得特别可怕,因为作为一个被安置者,我必须服从公司的一切安置制度;作为一个公民,我又必须服从国家的一切制度;更大而化之地说,作为一个人,我还要服从人间的一切制度,所以再多几条也没什么。他们所能做的最坏的事,无非是让我做我最不想做的事。我已经在做了,感觉没有什么。F指出,我所说的在心理学上是一个悖论,作为人,我只知道我最想做的是什么,不可能知道最不想做的是什么。从原则上说,我承认她是对的。但是我现在已经不知道自己最想做的是什么,既然如此,也就没什么不想做的事。我认为,作为人我已经失魂落魄,心理学的原则可以作废了。
    我们的办公室里有张床,周围还拉了一圈帘子。那张床是个有轮子的担架床,加上帘子,就像基督教青年会的寄宿舍一样。我想它是供午休之用的,有一天中午,我从食堂回来早了,就在上面睡着了——后来我被M1叫醒了,他说:起来,起来!你倒真积极,现在就躺上去!我坐起来时,看到所有的人都面红耳赤,好像憋不住笑的样子。M3朝我扑了过来,把我从床上拉了下来。顺便说一句,大家对这张床的态度十分可疑。有人不停地把帘子拉上,仿佛遮上它好;又有人不停地把帘子拉开,仿佛遮上也不好。这件事纯属古怪。但是我认为,见怪不怪,其怪自败。我既然当了写手,一切早都豁出去啦。
    有关我当了写手,有一个正确的比方:一个异性恋男人和同性恋男子上了床。这是因为我被安置之前做的事就是写了一本书,而这本书还得了奖,它将是我这辈子能做的最后一件有人味的事。在这种情况下当写手,无异于受阉割。有一天上班时,我看到我们楼层的保安员桌子上放了一本《我的舅舅》,感觉就像在心窝上被人踹了一脚。保安员的桌子放在楼梯口上,他们穿着金色的制服,经常在桌子后面坐着,偶而也起来串房间。有一天串到我们屋里来,在门口和M1说话:你们屋有个新来的?是呀。他不会找麻烦吧?M1稍稍提高了嗓门儿说:谁敢跟你们找麻烦?谁敢呢?这时候他的脸胀得像猪肝一样。保安员用手按住M1的肩头说:你不冷静……老同志了,不要这样嘛。而M1就沉住了气说道:每回来了新人,我都是这样。说到这里,他们两个一齐朝我这里转过头来。我端坐在那里,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们。那时候我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怕。
    说到了保安员,必须补充一句,他们中间有女的,而且为数相当不少;这种情况只有在百货商场那种需要搜身的地方才有。在我们这里,她们格外的喜欢串房间。我们层有一个宽脸的小姑娘,长了一脸很可爱的雀斑,操河北唐山一带口音,老爱往我们房间跑,并且管F1和F2叫大姐。这两位大姐就这样和她寒喧:你值班吗?她答道:是呀,值到月底。听到这样的回答,F2的额头上就爆起了青筋,低下头去。后来她就到我对面坐下,和我搭讪道:大哥,听说你会写书——我也想写书,你能不能教教我?对这一类的问题我是懒得答复的,但也不能不搭理人家;所以就说道:你要写什么哪?她说:我可写的事多着哪。就在这时,我听见有人猛烈地咳呛起来了,抬头一看,只见F2一副要中风的样子,朝门口比着手势。见了这个手势,我就站了起来,说道:我要去上厕所——她当然不可能跟着我。等我回来时,那女孩走了。F2说:M5,你不错。我说: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吗?她说道:不能。我说不出口。到下星期你就知道了。
    我发现G组的同事里,只有审稿像个真正的“被安置人员”,换言之,只有他才像会犯思想错误的样子。这是因为我听说过他。众所周知,在我们的社会里,犯错误的人只是极少数,而我正是其中的一个。所以我认为,像这样的人就算我不认识,也该有个耳闻。而组里别的人我都没听说过。F2也有点像个被安置人员,因为她虽然不聪明,但还算漂亮,有可能犯自由错误。其它的人既不聪明也不漂亮,不大可能犯错误。我找审稿打听了一下,他告诉我说,这里多数人都是走后门进来的。这使我大吃一惊,说道:我以后说话要小心了。但是他摇摇头说:用不着。不管怎么进来的,最后都是一样。他还说,你就在外面当小工也挺好的,进来干嘛?我则拿同样的问题问他。于是他叹口气说道:现在说这样的话,一点意义都没有了。
    有关走后门进来,我是这么理解的:假如只有犯了思想错误的人才能进公司来当创作员,那么就会有些人的著述明明不算犯错误,他却请客送礼托关系,硬要受到检举,以便到这里来——这和我没被安置时的作为相反,那时候我总要找我师妹把我错误的记录消去,带累得她进了监狱——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里待遇丰厚,并且每周只上一天班。
    唐山女孩来串门是24号的事,而那个月没有31号。有关30号,我知道那一天领工资,还知道那天下午重新安置人员放假,这些都是从公司发的手册上知道的。别的事在29号我还一无所知,到了30号上午,我在门口就被人叫走了,被叫到训导部里听了一上午不着边际的训。作为一个常犯错误、常听训的人,我一看到训导员笑迷迷、慢条斯理地说话,就怀疑他要诈我交待点什么,所以我一直在等他转入正题:“好了,现在谈谈你的问题吧”。在这以后,他可能会翻了脸,大声地喝斥我;而在这段时间我应该不动声色地顶住,等着他来提醒我。但是我空等了一上午,他也没有转到正题上,也就是说,他胡扯了整整一上午,总在说我的错误是多么严重,而他们现在对我又有多好。中午时,他叫我到小餐厅吃招待饭,我等着他下午继续胡扯。但是在吃饭时他看了看手表,说道:你回组去吧;连饭都不让我吃完。只是当我离去时,他在我身后说:今天中午发生的事对你大有好处,希望你能保持谦虚、谨慎、合作。事后我想到,整整一上午他并没有完全胡扯,只是当你没有亲历那个事件时,根本就不知他在说什么。
    3
    假设你没有亲历过那个事件,我告诉你训导员的话,你也猜不出是要干什么。所以你就把现在的一段当成考验你是否比我聪明的谜语来读罢。训导员说:知识分子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任重而道远。我们需要好好改造思想,但是这将是个痛苦的过程。假如你不幸是个知识分子,这样的话你一定听过上千遍了,但你不知所云。这不是你的错,因为说话的人并无所指。当它第一千零一次重复时就有所指,可这次你却忽略了。我也是这样的。
    我回组里去,那座楼里没有一点声音,楼道里也没有人。这使我以为大家都下班了。但我还是要回组里去,因为那天领工资。我认为他们就算走了,也会在我桌上留条子,告诉我工资的事。但我推开G组的门时,发现所有的人都在位子上坐得直挺挺,好像一个surpriseparty。然后我就被这种肃穆的气氛所慑服,悄悄溜回自己位子了。
    现在我认为,把那天中午发生的事比作surpriseparty,这个比方不坏。那一天,第八创作集体里有一个秘密,但只对我一个人是秘密。我坐在自己位子上时,周围静悄悄的,但有时会听到一些古怪的声响,然后有些人蹑手蹑脚地走掉了,而且假如我没听错的话,这种声音是越来越近了。我还看到所有的人都面红耳赤,虽然我没有照镜子,但我知道自己也是面红耳赤。对于要发生的事,我还是一无所知,但我觉得没有必要再问,只要等着就是了。
    在进公司当创作员之后,我受过不少次训导,但我和往常一样,左耳进,右耳出。坐在位子上等待时,我又力图把这些教训回忆起来。我能想到的只有这样两句话:一句是说,公司出钱把我们这些人养起来,是出钱买安定。这就是说,我们这些人,只要不在这里,就会是不利社会安定的因素。我看不出,像这样每周只上一天班,怎么才能把我们安定住。另一句话是:在创作集体里,他们还要不断地对我们进行帮助、教育。假如说那些训导就是帮助、教育,我相信是不能把我安定住的。所以我已经猜出了正确的答案,这个surpriseparty就是一次帮助教育。这个猜测虽然是正确的,却失之于笼统了。
    后来终于有人走进了我们的隔间,来的是两个保安员,一个高个的男子,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唐山女孩。我注意到那个男的手里拿了一叠大信封;女的手拿一个大广口瓶,里面盛了一种透明清彻的液体,还有一大包棉花,腋下夹了两根教鞭。那个男的低下头在信封里找了找,拿出一个递给M1。他就把它撕开,离开位子,把里面的纸片一一分给大家。我也拿到了我那一份,是曲别针别着的两张纸,一张是工资支票,和合同上签定的数相比,一分不多,一分不少。另一张是打字机打的纸片,上面有我的姓名,身分证号码,还有一个简单的数字:8。然后我抬起头来,看到那个唐山女孩坐在M1的办公桌上,广口瓶的盖子打开了。她一手拿了那两根教鞭,另一只手拿了湿棉花在擦着,瞪着眼睛说道:谁先受帮助呀?还不等回答,她就走到床边,把帘子一拉,钻到里面说:照老规矩,女先男后吧。我们又静坐了一会儿,听到唐山女孩说道:快点儿吧!你们后面还有别人哪!再说,早完了早回家呀!于是F1就站了起来,背朝着我,脱下了制服裙子,露出了泡泡纱那种料子的内裤、宽广的臀部,还有两条粗壮的腿,撩开帘子钻进去了。这时F2站起来,脱下外衣,把衬衣的下摆系在一起,并且也脱下了裙子。她的腿很长,很直,穿着真丝内裤,裤带边还有绢花,这时候她自言自语地说:对,对,早完早回家;与此同时,脸上红扑扑,青筋也暴出来了。我倒是听见了那种声音,但我还不敢相信是真的。后来帘子拉开,两位女士钻了出来,穿上衣服走了。唐山女孩也走了,走之前笑嘻嘻地对大家说:有谁想让我帮助,可以过来。我觉得那话是对我说的。后来房间里只剩了我们——M们。大家都坐着不动。终于M1站了起来,自言自语地说:老同志带个头吧;走到床边上脱了裤子躺上去,把纸片递给保安员,说道,我是5,字打得不清楚。这时我还是不信。直到藤条(也就是我以为是教鞭的那东西)呼啸着抽到他屁股上,我才信了。
    现在让我来重述这个事件,我认为F1和F2在这件事里比较好看,尤其是F2,从帘子里钻出来时,眼若秋水,面似桃花;M1最为难看,他把白夏布的大裤衩脱到膝盖上,露出了半勃起的xxxx——那东西黑不溜秋,像个车轴,然后又哼哼个不停。然后就顺序进行,从M2到M3,到M4,直到M5。我丝毫也不记得自己是怎么躺上了那张床,但是我屁股上现在冷飕飕的,仿佛涂上去的酒精还没有完全挥发。还有八道疼痛,道道分明。我正在街上游荡,天已经很晚了。我应该活下去,但是这个决心很难下。但是假如我下定了这个决心,那么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就算是改造好了。万事开头难,第一回羞愧、疼痛,但是后来没准会喜欢——只要不在生人面前。我应该回家,但是这个决心很难下。假如家里没有F就好了。但是假如我下定了这个决心,我作为一个男人,也算是改造好了。执鞭的保安员轻描淡写地安慰我说:你不要紧张,不过就是打两下,没什么。假如真的没什么,何必要打呢。
    我的故事就要结束了。你现在当然知道,那天晚上我还是回了家。我现在和F住在一起,她完全知道这件事,并且能够理解,用她的话来说,你别无选择,所以只好这样生活了。我现在多少适应了这种生活,和周围的人也熟了。假如没有新来的人,每月这一关也不太难过。就像一个伤口已经结了疤,假如没有新东西落进去,也就不会疼痛了。这件事使我们真正犯错误的人最为痛苦,而那些走后门进来的除了感觉有点害臊,不觉得有什么。我还知道一件事,那就是我再没有精力、也不想再犯思想错误了。
    现在我总选择那个唐山小姑娘对我进行“帮助”,这件事多少带一点调情的味道,但是她要些小费,因为她该只“帮助”女士,所以这是额外工作。她对此热情很高,除了能挣钱,她还觉得打男人是种享受。这个时候,她一面涂酒精,一面还要聊上几句——“这个月是6,你知道为什么吗?”“这是因为我在办公室里说笑啊。”“你以后别说笑了,太太见了多难过呀。”“能轻一点吗?还要开车回家呢,坐在伤口上受不了,多多拜托了。”“轻可不成,我负不起责任。我打你屁股的上半部,不影响你开车。你别忘了教我写书——开始了啊”。
    如前所述,我在写《我的舅舅》时,是个历史学家。那时候我认为,史学家的身份是个护身符。现在我知道了,这世界上没有什么是我的护身符。假如你很年轻,并且自以为有天才的话,一定以为这些很可怕。但是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我的结论是,当一切都“开始了”以后,这世界上再没有什么可怕的事。我现在只是有点怕死。等死了以后就不怕了。
    我现在又回到原来的生活里了,我得回了失去的姓名、执照、赛车、信用卡,得回了原来的住房——这间房子和原来那间一模一样,但不是原来的那间,那间被别人买走了,只好另买一所一模一样的。而且我又开始发胖。我甚至还能像以前那样写书,写《我的舅舅》那样的书,甚至更直露的书,只要不拿出去发表。但是我根本就不想再写这样的书,我甚至完全懒得写任何书了——其实我落到现在这种地步,还不是为了想写几本书嘛。我还有了一位非常漂亮的太太,我很爱她。但她对我毫无用处。我很可能已经“比”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