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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春日春光有时好,
  春日春光有时坏,
  有时不好也不坏。
  在端村时,点儿上一个男生写过这么一首诗。杨青觉得那诗既滑稽又真切,止不住常在心里背诵。
  如今,写诗的和背诗的都回了平易,杨青依然重复着那首诗。平易市悄悄地接受了他们。
  杨青也说不清为什么要用"接受"二字来形容这伙人的复归,他们原来就是平易人。现在见了面还要互相打问:哪里接受了谁,或者谁不被哪里接受。直到杨青像平易人那样骑车上了班,才觉出眼前的豁亮——春日春光有时好。
  那时车轮碾轧在不算平坦的马路上,不算稠密的旧商店从她眼前缓缓滑过,小胡同里还不时传出对于香油或豆腐的叫卖声。她觉得这才是平易人应该享受到的。就连过十字路口不小心闯了红灯,警察把她叫上便道罚款训话时,她也能生出几分自豪。假如你不是个平易人呢,假如你还在端村呢?端村没人为了走路罚你的款,端村也没有红灯。
  你付给警察五角钱,警察撕给你一张收据。你又开始骑车,店铺又从你眼前滑过——有时不好也不坏。
  有时,豁亮也能从你眼前消失。一走进接受了杨青的那家工厂,一走上那间水泥铺成的潮湿、滑腻的车间地面,她立刻就想起那诗的第二句——春日春光有时坏。
  那是一个不算大的造纸厂,在离车间不远的一片空地上,挺挺地戳着几个麦秸垛。那旧垛的垛顶也被黄泥压匀,显出柔和的弧线,似一朵朵硕大的蘑菇;新垛的垛顶只蒙一张防雨帆布。那布的四角被绳子拉紧,坠着石头。
  新垛很快就变作了纸浆,变作了纸,总是剩下那几座老垛。垛顶的黄泥慢慢变成了青泥,碎麦秸在檐边参差,不再耀眼,不再像一轮拥戴着它的光环,像疯女人的乱发。
  它们诱惑了她,又威慑着她;唤醒过她,又压抑着她。如今,它们仿佛是专门随了她来到这里,又仿佛,她本不曾离开端村。
  世界是太小了,小得令人生畏。世上的人原本都出自乡村,有人死守着,有人挪动了,太阳却是一个。
  杨青常常在街上看女人:城市女人们那薄得不能再薄的衬衫里,包裹的分明是大芝娘那双肥奶。她还常把那些穿牛仔裤的年轻女孩,假定成年轻时的大芝娘。从后看,也有白皙的脖梗、亚麻色的发辫,那便是沈小凤——她生出几分恐惧,胸脯也忽然沉重起来。
  一个太阳下,三个女人都有。连她。她分明地挪动了,也许不过是从一个麦场挪到另一个麦场吧。
  冬天,人们把自己裹得很厚。杨青在街上仍然盯了人们看,骑车的人,步行的人。
  一日,三个步行的人走出长途汽车站,往火车站走。两个大人牵着一个小人,那小人扁脑袋,篬耳朵。杨青立刻认出了他们,还认出了那双大皮鞋:牛皮、翻毛、硬底。走在城市的便道上,城市的声音虽然淹没了它的声音,但那声音一定比在黄土小道上清晰得多。另一个男人背上斜背一只花土布包袱。包袱很沉,坠得那人脊背向一边倾斜,弓着。
  杨青骑车绕到三人面前,紧紧刹住闸,故意不言语,让他们辨认。
  老少三人迟疑了好一阵,显得很慌张,以为是他们走错了这个世界的规矩。杨青笑了。
  "栓子大爹,小池大哥,你们不认识我了?我是杨青。这是五星吧?"她低头盯住那个死攥住小池衣角的小人儿。
  "可不是杨青!"栓子大爹恍然大悟,一脸的喜出望外。他万没想到在这个人挤人的大地方,还有人能认出他们。
  "你们这是……"杨青打量着小池的包袱。
  "出趟远门。"栓子大爹说。
  小池规规矩矩地把说话的机会让给了栓子大爹,他牵着五星的手只是笑。笑时嘴角两边多了几条皱纹,"括弧"一般。
  杨青猜出了他们的去向。端村人不做大买卖,不攀大单位、大干部,通常没什么远门可出。
  "是不是去四川?"杨青问。
  栓子大爹没有立时回答。小池涨红了脸。五星怯生生地看着杨青,将头靠在小池腿上。
  "我送你们去车站吧,来,快把包袱夹在后尾架上。"杨青去摘小池的包袱。
  小池说:"不沉,不沉。"
  杨青还是摘下那包袱,夹上后尾架。他们在杨青的带领下,慌恐地躲着车辆和行人。
  到了火车站,杨青替他们看好车次,让小池排队买票。栓子大爹这才跟杨青说起去四川的事。
  "你看,说话间五星都长大了,可那边还有咱端村的骨肉。叶落归根,好比命该你们还得回平易一样,那边的骨肉终得归咱们端村。"栓子大爹说。
  "那,五星呢?"杨青问。
  "先让五星见见娘,再看花儿的意思。花儿也是个底细人,亲的热的,就是亲的热的。"
  栓子大爹说得很婉转,但杨青还是听懂了那意思。她想,五星就要留在花儿身边了。她不知道应该高兴还是难过。
  五星的两眼很茫然。杨青又想起他小时脸上常有的那种愁苦相儿。
  小池买来车票。杨青从站前小摊上给五星买了两根膨香酥,一包江米条;给栓子大爹买了一包黄蛋糕。她觉得和他们相遇,一切做得都得体。
  五星将那两根拐棍似的膨香酥使劲搂在怀里,那俩"拐棍"一红一黄。
  栓子大爹双手捧着那包蛋糕。
  五星的那包江米条,被小池用小拇指勾住,悬得很高。有人撞在上面。
  上车的人很多,栓子大爹和小池挟着五星,旋即就被挤车的人卷走。他们憋红了脸,不惜力气地挤着,栓子大爹那皮鞋踩着别人的鞋,也叫别的鞋踩着。
  后来站台上只剩下杨青。她想起刚才他们向她打问了所有的男生女生,唯独没提沈小凤,也没提陆野明。
  陆野明和杨青不常见面。离开端村,杨青便失却了驾驭谁的欲望。陆野明也不再得到那种激动和那种安静。见面就是见面,如同上班、吃饭。但每次见面他们都能给对方留下恰如其分的印象,似乎都想对得起在端村的日子。晚上,他们走在一条条有着稀薄林荫的林荫道上,注视着装点在那里的男女,寻找、摹仿着他们应该做出的一切。
  陆野明像所有男者一样,把自行车支在路灯不照的地方,半个身子斜倚在后尾架上,有分寸地抽烟。杨青站的离他很近,又不失身分地显出点淡漠。谈话也总是由远而近。
  "我们厂定了新规矩,出门、进门都得下车。"陆野明说。
  "噢。"杨青说。
  "你们厂呢。"陆野明问。
  "我们厂随便走。"杨青说。
  "你说有必要吗?"陆野明问。
  "麻烦。"杨青说。
  两人愣一会儿,杨青又说:"热了。"
  "越来越热了。"陆野明说。
  "反正厂里得防暑降温。"杨青说。
  "我们车间发了茶叶、白糖"陆野明说。
  "我们厂还没信儿。"杨青说。
  又愣了一会儿。
  终归,他们接触到那个不可少的实质性问题,又是陆野明吞吐着先开口。他用了最微弱的眼光看杨青语气里带着试探和要求。端村,"尼迈里"访问过的那个黑夜,仿佛留给了他永远的怯懦。
  杨青没有说过"行",也没有说过"不行"。
  他们还是如约见面,听音乐会,看话剧,游泳,划船,连飞车走壁都看。每次,陆野明总是把一包什么吃的举到杨青眼前。陆野明托着,杨青便在那纸包里摸索着,嚼着,手触着食物,触着包装纸。那包装纸总是分散着杨青的注意力。她想,她触及的正是他们厂生产的那种纸,淡黄,很脆。那种纸的原料便是麦秸。
  每天每天,杨青手下都要飘过许多纸。她动作着,有时胸脯无端地沉重起来。看看自己,身上并不是斜大襟褂子。她竭力使活计利索。
  一个白得发黑的太阳啊。
  一个无霜的新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