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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烟愁

    一九八二年的西班牙那份电报稿几乎发不出去,电信局的人和我在簿子上查了又查,并没有发现那个地名,在这之前,也看过一般的西班牙行车地图,找不到小村落的位置。
    我跟马德里电信局的人说,试试看,发给村庄附近大约在六十公里距离外的小城,看看能不能转过去。那发电报的人问我怎么知道就在那小城附近呢?我说那个山区,是我朋友的故乡。
    于是,就那么发了电报:“邦费拉达城附近小镇德尔·席。洛贝斯家庭收。”内容只有一个电话号码和旅馆的名字,叫我的朋友巴洛玛和她的丈夫夏依米快快与在马德里停留的我连络。
    说起来,当年在沙漠结婚的时候,夏依米还是我们婚礼时签字的证人。西属撒哈拉结束占领之后,这一对夫妇和他们的孩子因为谋职不易,搬了许多次家。最后搬来加纳利群岛时,我的丈夫荷西已经过世七个月了。无形中,巴洛玛和夏依米成了亲密的家人,逢年过节总是一起度过。那时候,沙漠老友大半凋零,他们和我都是酷爱那片土地的人,相处起来,总有一份乡愁和伤感可以了解。而,离开沙漠之后的几年,好似每一个人的日子都加倍艰难。夏依米一直没有持续的工作都好些年了。他们的日子十分拮据。
    等到我在一九八二年由台湾回到加纳利岛家中去时,邻居们一个一个奔来告诉我,说巴洛玛病重,眼睛瞎了,双腿麻痹。夏依米匆匆跑来拜托邻居转告我,他们无法再付房租,带着两个男孩子搬回西班牙本土,巴洛玛母亲有些祖产的小村落去居住了。而我们,平日是不通信的。
    知道巴洛玛的情况之后,我提早离开岛上,飞去了马德里。赶去巴洛玛父母亲在城郊的花园房子,却发现那儿变成了土地,正在建公寓。
    在出于实在找不到人的焦念心态下,发出了那封没有地址的电报。
    第二日清晨,夏依米的长途电话就来了。他说次日一早开车来马德里接我,一同去乡下住几天。本来,那个叫做德尔·席的故乡,是巴洛玛每年孩子放暑假必回去度夏的一片梦土,照片里早已看过许多次,只是没有跟去过。这一回,想不到是在这种情形和心境下去的。
    中午的时候我在旅社的大街上站着,跟认识多年的老门房说,车子一来接,就得赶快帮忙放箱子。那个小旅社在热闹的大街上,是绝对不可以停车的,一停警察立即会来罚。
    算算车程,如果夏依米清晨六时由故乡开出来,中午一点左右便可以抵达马德里。我住的是老地方,朋友们都晓得的。
    站到下午一点半,夏依米胖大的身影才一出现,我就跑去搬行李,匆匆忙忙将东西塞进后车厢,跟老门房拥抱了一下,就跳上车去了。以为来接的只是他一个人,进了前座,才发觉巴洛玛半躺在后车厢。那部老破车子体型大,我从前座赶快爬过手排档的空隙,挤到前面去。
    那么热的天气里,巴洛玛却包着毛毯,用大枕头垫着。我上去亲亲她的面颊,拉起她的双手,将它们放在我的脸上,轻轻的问:“亲爱的,看得清楚我吗?”说时湿了眼睛,可是声音是安静的。她不说话,只是笑了笑,剪得乱七八糟的短发梳也没梳,如同枯黄了的麦梗。想到当年我们在沙漠时一起用旧布做针线时的情形,我的心里升起一片沧桑。“带我出城去,快点,四周太闹了”。巴洛玛说。我在一个比较不挤的街角下车,买了一大口袋饮料、乳酪、火腿和面包,又上了车。夏依米说一路开车去乡下,七八小时的路,晚上十点可以到家了。巴洛玛一直拉住我的手,削瘦的面容使她苍老了许多。吃了一口三明治,说没有胃口,叫我接去吃,不一会,沉沉睡去了。
    我趴在后座,轻声和开车的夏依米说话。“怎么才离开你们不过五个月,病成这样了?”夏依米叹了口气,说:“查不出来,身体上完全健康。焦虑太久搞出来的,你知道,失业都快两年了。”我深知巴洛玛的性格,在沙漠时好好的人都在随时神经紧张的等待一切灾祸——她想象出来的。这两年靠社会福利金过日子,天天迎接一个找事无着而回家的丈夫,必然承担不下。
    “怎么发生的?”我悄声问。
    “福利金停了,积蓄眼看快要贴光,她天天在家发脾气。有天打了孩子,自责很深,到下午说一只眼睛看不清楚。过了几天,我又没找到事,回到家看见她在地上爬,问她怎么了,说腿没有知觉,眼睛完全看不见了。将她送到医院去,从此就不肯讲话,也不吃,也不问孩子,拖了一个月完全查不出毛病来,实在撑不下去,就下决心搬回故乡来。”“有没有再找事?”我问。
    “也是在找,她要人照顾,孩子的饭我得煮,得去城里找,村里没有事情好做。”说着夏依米突然泪如雨下。我快快回头看了巴洛玛一眼,抽了一张化妆纸递上去,夏依米很大声的擤鼻涕,吵醒了巴洛玛。
    “我们在哪里了?”她问,看看窗外烈日下一片枯干的大平原和不断出现的古堡,跟她说,还在加斯底亚行政区里面开呢。加斯底亚的意思,就是古堡。
    巴洛玛要起来,我用身体斜过去给她靠着。她说要看古堡。“你看!亲爱的,你的眼睛没有瞎,是心理上给关闭住了,乖!你靠住我,试一试,去看。”我摸摸巴洛玛的头发,在她耳边说。“看不见。”说完这话又要躺下,我用枕头垫着膝盖,给她枕着。“你住多久?”巴洛玛突然张开眼问我。“高兴我住?”
    我问。她点点头,将脸侧过一边去,慢慢流下了眼泪。“我来,给你剪头发,洗小孩,煮中国菜,然后说话,讲我们的沙漠,还有台湾……。”我替她擦眼泪,又轻轻的说。
    “那你住多久呢?家里房间好多。”巴洛玛问。
    不敢讲台湾学校就得开课,要赶回去。也根本没讲决定回台教书的事。我说住一阵再讲。
    我们由马德里往西班牙西北部开。在我的观点里,阿斯都里亚的山区是人间少有的一片美土。大学时代复活节春假时,开车去过。也是在这一个山区里,看过一次成群飞跃的野马,在长满着百合的原野上奔跑。那一幅刻骨铭心的美,看了剧疼,只想就在那一刻死去。再也无法忘怀的地方,今生这才是第二次回去。
    “这一回,可以看到强尼,还有那个神父了!”我说。强尼是一个白痴,在村里面做泥土帮工。神父是神父,村落教堂的。这两个人,是巴洛玛多年来一再讲起的故乡人。巴洛玛讨厌村里其他的人,说他们自私、小气、爱管闲事又愚昧保守和长舌,她不跟他们来往。只这两个人,白痴心好,神父谈得来,是巴洛玛所挚爱的。她最恨村里的寡妇,说她们是巫婆变的,一生穿着黑色衣服还不够,总是包着黑头巾,老在窗口阴沉沉的偷看别人,而寡妇又偏偏好多个。
    其实,巴洛玛的父母家原是好的,父亲是空军少将,母亲是一个画家。巴洛玛也学画,师范毕业了出来教小学生的书,十九岁那年认识了孤儿夏依米——在马德里的一个教堂聚会里,没多久就嫁了。夏依米没有一计之长,做的是行政工作,婚后连着生了两个孩子,日子一向艰难。直到去沙漠做了总务方面的事情,才算安定了几年。这一回,贫病交集,出于不得已,才回到父母度夏的故居来——那个一到冬天就要被雪封去通路的小村。
    说起白痴强尼和神父,巴洛玛噗一下笑了。说强尼分不清时间,必然整天呆站在村子口的泥巴路上等我去。强尼不是西班牙名,是有一天白痴看见电视里有一个美国兵叫这个名字,他就硬要别人也叫他强尼,如果再叫他“璜”这个本名,就在村里拿了砖头追着人打。
    讲起村里的事,巴洛玛话多了些。我说那些寡妇们怎么啦?巴洛玛哈哈笑起来,接着突然指着我身上披的一个花绸西班牙披肩说:“你穿这种颜色的东西,她们马上骂你。不要跟她们讲你的事,不要理她们——。”
    她不自觉,夏依米和我吓得跳起来——巴洛玛什么时候看得见我的颜色了?!她根本没有瞎,她是要瞎就瞎,要不瞎就不瞎的。视神经绝对没有毛病,是心理上的巨大压力造成的自闭。夏依米两年多的失业将她搞出来的。
    “你看见我了?看见了?”我用力去掐巴洛玛的肩,拚命摇她。
    “啊,啊——”她不承认也不否认,歇斯底里的用手来推我,然后一趴下来,又不说话了。
    “妈妈爸爸呢?”我又趴上去跟夏依米讲悄悄话。“爸爸在马德里心脏开刀,不要告诉她。”当然是认识巴洛玛全家人的,她的母亲是一个慈爱又有风韵的女人,巴洛玛不及妈妈,每天乱七八糟的也不打扮自己,可是她的家仍是极美的,她爱打扮家庭和做蛋糕。我的结婚蛋糕当年就是巴洛玛做的。因为太敏感,不会出来做职业妇女,人也心气高傲,看不顺眼的人,一句话都不讲,看顺的,就把心也给了人。
    天暗了,原野上的星空亮成那个样子,一颗一颗垂在车窗外,辽阔的荒夜和天空,又使我的心产生那熟悉的疼痛。对于西班牙这片土地的狂爱,已经十七年了,怎么也没有一秒钟厌倦过它?这样的事情,一直没有答案。
    气温开始变了,一过“加斯底亚”,那夏日的炎热便也退去,初秋的微凉,由敞开的窗口吹进来。
    巴洛玛好似睡去。夏依米又要我做了第七个厚三明治。他已经很胖很胖了,也不高,都九十六公斤了,还拚命吃。那种吃法,使人觉得他是个自暴自弃的家伙,很不快乐的胖子。将吃,当成了一种生命欠缺的唯一慰藉。
    经过了拍电报上写的小城“邦费拉达”,看见火车站边堆着煤山,相当闭塞的一种冷静,罩着没有一切活动的城市。
    民风保守又沉闷,是我的印象。夏依米每天就开车来这里找事,而事情不可能太多的。这个城的经济,可能是守成多于开发,一看就猜到了。城内餐馆不多,表示人们不大出来花钱。倒是药房,看见好几家。
    穿过了城,我们弯进了一条柏油公路,小的,两旁全是大松林。车子开始爬山,山下小城的灯火,暗暗淡淡。山区里,东一盏西一盏灯,距离得那么远,使人觉着夜的寂寞和安详。可是毕竟是寂寞多了太多。
    又开了四十多分钟,来到一个小桥边,车子向左一转,柏油路面结束了,真正的泥巴路加上大石头,颠醒了又不说话的巴洛玛。她坐起来,靠在我的身上,用手摸索,摸她的毛线披肩。她用摸的。
    “教堂到了。”巴洛玛说。“你看到?”“不,我知道。从小在这里度夏天,我知道。”黑暗中,黄泥巴的老教堂没有一丝灯火,坟地就在教堂旁边,十字架成排成排的竖着,不知名的大树哗哗的在风里乱摇。车灯照过的一幢又一幢老破房子全很大,上面住人,下面住牛马,那股味道,并不讨厌,很农村味。
    孩子和白痴,就站在路边一个交叉口等着。看见那两个长高了的身影,我的心又痛起来。当年小的那个费南度,我们叫他“南”,总在沙漠里骑在我先生荷西的肩上,那时他才二岁多。而今,一个高高瘦瘦的长发大眼少年在车灯下静静的站着。也不迎上来。
    “南——。”我向他叫了起来,他抿抿嘴,不动。倒是那个微胖的哥哥叫西撒的,喜出望外似的一脸傻笑冲向车子。
    我要下车,夏依米也不停,说家还要得开山路上去。我说孩子呢?叫他们上车,还有强尼。说时,那等的三个根本不走山路,斜斜的向树林里爬,抄近路跑了。
    这是巴洛玛乡村的家,白白的竹篱笆后面,是一个大院子,三幢有着厚木窗的尖顶小房子,建在院子的坡上。院内野花遍地。一盏小灯亮着,恰好射在一树结实累累的苹果树上。
    我下车,动了一下僵硬的脚,白痴不上来打招呼,抢着行李就走,也不敢看我。夏依米下了车,将巴洛玛抱起来,用毯子盖好,送进了一幢小房子的客厅。
    是夏天,可是山区凉,白痴拿个大锯子进来,又没锯什么,对着壁炉挥了挥,这才出去抱了一堆柴进来。“巴洛玛,我们煮好了一锅马铃薯给ECHO吃。”大的那个西撒奔到厨房去。这家人,只叫爸爸,不叫妈妈的——除非是在生气。孩子一向叫巴洛玛的名字,叫得那么自然又亲爱。
    两个孩子脸上都是泥巴,衣服也脏,倒是那个家,火炉一点上,四周的艺术风味——巴洛玛的风格,全显出来了。“我来弄。”我快速进了厨房。开始煎蛋。南没有说什么,在身后围上来一条围裙。我忍不住转过身去,抱住了他。“乖不乖?”我说。他深深的看了我一眼,那双眼睛里,有一份比年龄长了太多的痛。我亲亲他,拍了南一下屁股,催他开饭去了。
    三幢小屋,巴洛玛说另外两小幢也是空的,随我住。我挑了孩子们的阁楼。南和西撒挤一个床,另外一个床分给我。我们仍然住同一幢。那天太累了,碗也没有洗,就上床了。夜很静,风吹过山冈,带来呜咽的调子。院子里不时有声音,砰一下砰一下的发出声响。我问孩子,那是什么,他们说是苹果在掉。
    黑暗中,西撒问我:“荷西的鬼来不来看你?”我说来的,偶尔来。我问西撒:“妈妈怎么了?”西撒说:“我们快要没饭吃了,爸爸有一天说银行还有六万多块(台币两万块左右)。巴洛玛马上出去找事,去推销花被单,去了一天回来,没有卖掉一块。后来,她慢慢病了,瞎了,也不会走路,我们就搬回来这里了。”
    夜,阿斯都里亚的夏夜,有若深秋似的凉。我起床给孩子掖好毯子,叫他们睡了。阁楼上的斜窗看出去,山峦连绵成一道道清楚的棱线,在深蓝色的穹苍下,也悄然睡去。
    苹果树下的小桌子边坐着南和西撒,南耐心又友善的在考哥哥:“那么,安达露西亚行政区又包括哪几省呢?”西撒乱七八糟的给答,连北部的省也搞到南部去了。
    我从厨房的窗口望出去,淡淡阳光透过树梢,金钱斑似的光影落在两兄弟的脸上。西撒已经留级过一年,跟南同班了,今年又是四科不及格。山区的小学不在附近,要走一个多钟头的路才能到,眼看九月下旬要开学了,西撒的补考还不知过不过。
    洗好了碗,我跟巴洛玛说,我们去院子里晒太阳,夏依米马上过来抱她,我向他轻轻一摇头,两人蹲下去架巴洛玛,不用抱的。巴洛玛的脚没有力,可是拖着也拖了几步。
    “啊!巴洛玛走路了。”西撒睁大了眼睛微微张着口。
    “我累。”巴洛玛讲完就躺下了,躺在一张长椅上。
    家在村落的最高处,邻居用斜斜的屋顶层层节节的迤逦到小坡下。天那么高,远山的松林里冒着一串黑烟也没将天染灰。院子里烂果子掉了一地,花是野的,自己会开,老狼狗懒懒的躺着,也不理人。是老了,沙漠里抱来喂的,许多年来巴洛玛不肯弃它,带来带去的。
    “有没有看见光?”我将巴洛玛的脸轻转一下,叫她对着太阳。“有,感觉亮。”我跪下去,拿一枝树枝看准巴洛玛脚底中枢神经反射的位置,用力给她刺下去。她没有叫痛。“南,去拣石头,比你拳头小的,要上面鼓,下面平的那种。”小孩立即跑开了,一会儿抱了一小堆回来。“你把我做什么?!”巴洛玛问。“撑你站起来。”我把石头放在地上,弯身抱她,小孩也来帮忙,撑住巴洛玛叫她站在石头上。才一上去,她就喊起痛来。“我看不见的!ECHO,为什么弄痛我?放我去躺呀!我看不见——”“西撒,去压巴洛玛的肩。”这一下,她狂叫起来,两手向空中抓。就在那个时候,年轻的神父推开院子进来了。
    “贝尼!来帮忙!”我向他喊过去,也没介绍自己。我们当然知道谁是谁了。巴洛玛痛出了冷汗,我不忍心,扶她躺下,叫神父用树枝压她中枢神经反射的地方。那时夏依米从坡下上来了,抱着一手臂的硬长面包。“好,你做。”贝尼就让给夏依米了。我们都已经知道在做什么了,台东吴若石神父的治疗法其实去年就彼此讲过了。巴洛玛在寂静的院子里哀叫。
    我和贝尼对看了一眼,笑笑,我向屋后的大树林偏一下头,说:“我们去散步?有话问你。”我们走了,听见巴洛玛在跟南说:“你跟在他们后面远一点,一有村子里的人走进树林,就吹口哨,叫神父跟ECHO分开走,去——”贝尼气狠狠的说:“这些死保守党的活寡妇,连巴洛玛跟我多讲话,村里人都会乱猜——”我笑了,踩着叶子往森林里去。
    “他们怎么生活?”我问贝尼,开门见山的。
    “房子不要钱,你也知道。牛奶嘛,我父亲每天会留一桶给孩子,蔬菜有人拿去的。他们买面包,还有鸡蛋,不吃肉,孩子念书不用钱——水电要付,两个月收一次,唉——。”贝尼叹了口气,掏出一支烟来。“你知道,我要回台湾了,巴洛玛只有请你多照顾了,很对不起——”我很挂心,放不下这家人。
    走出了林子,另一个山谷出现了,那一幅一幅田野,如同各色的棋盘,梦一样在眼前展开。贝尼跳起来,往栗子树上拉,我们剥掉青栗子的芒刺,就生吃起来。第一次才见面的,却十分自然而友爱。
    “村里一共几个人?”我说。“三十几家,五十多个吧!年轻人都走了,田产不值钱,活不下去。”“望弥撒的多不多?”“星期天早晨全会来。你知道巴洛玛和夏依米最恨教堂,说是虚伪。她不来的,小孩也不来,可是她又是有信仰的。”“虚伪吗?”我反问。“村里人的确虚伪,上教堂来坐着打瞌睡,讲邻居坏话,这是一种习惯,不是信仰。”“你到底在这个死气沉沉的村里做什么?”贝尼笑了笑,说:“做神父啊!”那副神情,十分淡漠。他是因为家贫,自小送去小修院的,是母亲硬送进去的,就成了这一生。“可以再多做一点事?”我说。他笑笑,说:“人们不大需要我,临死的时候,才想起来要一个神父,平日要的是面包。这东西,我自己也要,一份薪水养爸爸、妈妈还有三个弟妹,你说我们在吃什么?”我不说话。贝尼又说:“有几个月,我去城里做兼差,主教知道了,说要对教区专心些,后来只有不去上工,才不讲了。”我知道,贝尼一个月所得的神父薪水不多,巴洛玛告诉我的。他也养家。村里没有人给教堂奉献的。
    附近有牛铃的声音,南的口哨是把手指放在口里吹的那种,尖锐而急切的传过来。贝尼一低头,匆匆走了。中午吃过马铃薯饼,我说要进城去买东西。巴洛玛要跟,夏依米脸上很快乐,傻子似的。巴洛玛被我们架上车,她自己走的,很吃力的走,神经质的笑个不停。
    那天进城有如提早过圣诞节。火腿、香肠、腊肉、乳酪、蛋、冰淇淋,还有糖、油、酱、醋、咖啡、茶、面粉、毛衣一大车装回来……。大家都开心得不得了。晚上开了一桶酒,强尼喝醉了,拿起西班牙北部的风笛叭叭叭的吹个不停。“我们去教堂玩,我们去坟场看鬼火,走嘛走嘛——”巴洛玛叫起来,我们拿毯子把她包扎好,抱着,开车往坡下冲,一路叫下去,村里早睡的寡妇一定吓死了。
    “小时候,我们四个姐妹就坐在这一条条板凳上打瞌睡,有一回板凳突然垮了,我跌得四脚朝天,妈妈立即上来打,口里念着圣母马利亚、耶稣基督、天啊!巴洛玛,你的内裤给人看见了啦呀——”巴洛玛在教堂里大笑个不停。幽暗的教堂只有一盏油灯点在圣母面前。我跪下去,急急的祷告,很急,因为白痴在拉人的辫子,不给安静。一直向圣母喊——继续叫巴洛玛看得见,她又看见了,天呀!不要叫她再关闭自己了。行行好,给夏依米一个事情做吧。
    贝尼看见我们吵闹,也没说圣母马利亚会生气,一直要锁门赶我们出去,说吵醒了村里的母亲,会责骂他的。于是我们抱起巴洛玛去了墓地。
    墓地是全暗的,那些大树给风刮着,叶子乱响。巴洛玛就说:“你看,墙上有一片磷火,是坟场里的泥巴砌的墙,我的祖宗统统躺在里面,有没有蓝火?有没有?”我专心去看,什么也没有,可是那风的声音太怕人了。就在这时候,白痴手上拿的风笛叭一下又响了,我们哇的叫起来往车里跑,丢下了巴洛玛。她抱住教堂走廊上的柱子,喊救命。
    家里的必须用品又去城里买了一满车,都是可以储存的食物。那几日,大家的心情好似都放松了。巴洛玛也不要人抱,每天撑扶在火炉边压她的中枢神经。孩子们睡下时,我们在深夜里起火,围着壁炉说话,神父和白痴还有老狗,照例是在的。问巴洛玛眼睛怎么了,她说看得见人影和光。那一阵,她有时很疯狂的笑闹,有时闷闷的坐在门槛上用手剥豆子。
    “这么破费,总是叫我于心不安的。”她说。
    “万一老了,还不是来跟你住,别讲啦!”我给骂一句过去。
    说到这里巴洛玛突然喊了一声:“这种无望的日子,要到哪一天?冬天大雪封路,孩子不能上学几天,他们的教育——。”说着说着,扑到膝盖上去,豆子撒了满地。而天气的确已经凉透了,暑假也快过去。
    只要那天巴洛玛哭过,她就什么都看不见,也不能站起来,只是不响。上厕所也不叫人,用爬的去浴室。
    黄昏时我出去散步,村人怀怀疑疑的看我,一些恶狗跳出来作势要咬。村人看上去很闷,都是些老人。我走过,一位包着黑头巾的老妇人从家里出来,说是巴洛玛的姨婆,硬拉我进去吃自己做的香肠,又问巴洛玛的病,然后叫我告诉巴洛玛,明天姨婆要去看她。
    “她来做什么?把门锁上,不给她进来。”巴洛玛发怒的叫:“这种样子,谁也不给看,没有看过瞎子和失业的,是不是?是不是?”我答应她,姨婆来只我出去应付,这才不闹了。巴洛玛不肯见人,除非是她信任的。
    我们散步,总是往村落相反的方向走。巴洛玛一手挂住我,一手撑一根拐杖,走几步就休息,一直可以走到树林后面的山冈上去看谷里的平原。她看不清,可是能看。那时候,我已在小村住了七天。
    姨婆叫我拿几颗大青椒给巴洛玛,我收下了,又拿了另外一个老婆婆的包心菜。老婆婆怎么也弄不清我的名字,姨婆告诉她:“就是跟电视广告上冲牛奶的那种巧克力粉一个发音,叫EKO,懂了吧!EKO、EKO!”
    等我喝完了咖啡提着菜往家里去时,那个老婆婆追出来,狂喊:“喂!你,那个叫什么来的,对——啦——雀巢咖啡——再来玩呀!”
    那个晚上,讲起这个故事,大家笑得呛出了泪,只有白痴强尼不懂,可是他看见巴洛玛笑得叫肚子痛,就欢喜得一上一下的跳。
    许多年了,没有那么狂笑过,笑着笑着夏依米、巴洛玛和神父的表情,都很伤感,才知这三个人,在乡居生活上实在是寂寞的。村里人,不是坏人,根本不是,他们懂的东西,不在村落之外的世界。我讲美国人上了月亮,他们也是拚命笑,哪肯相信。
    夏日已经快过去了。火烧山是第一天到村里就看见的,烧了十天,大家就看看,也不急的。
    白天的阳光下,都穿了毛衣了,站在院子里看那股越烧越近的大火,浓烟升得很高,蔓延成十几道火了。“还不救!”我说。夏依米望着望着,说:“等一下去敲钟吧!要烧过来了。”巴洛玛一直十分泰然,她说她家没有森林了,烧也不是她的事。
    “村里都是树——”我也不敢吓她,可是怕大火来烧屋子。
    黄昏时分的火光在暮色里冲出来了,村庄下的一口钟这才、的敲得紧急。空气里,满天落尘飘下来,我们退到屋子里去。关上了门窗,将巴洛玛安顿好才走。
    跑到村子口去,看见出来的男人都是老的,只夏依米和神父还算中年。夏依米的膝盖在两年前开过刀,里面有钢钉的,又胖,去了也没有什么用。看看男人肩上扛了一些铲子和锄头,觉得这些工具对待大火实在太弱了。就算去挡,只得二十几个人。
    我呛着烟尘跑回去看巴洛玛,她一个人把睡房的门锁了躺在床上。“看见南和西撒没有?”我问她。“没有!好一会不见了!”巴洛玛开始摸她的毛线披肩,急着要挣扎下来。“我去换球鞋,你留着,我跑——。”我脱掉了靴子,叫了一声:“把门关好、当心趁火打劫。”就跑了。
    也看见直升机在转,也看见邻近山区的人三三两两的低头往火光处跑。寒冷的夜里,找不到神父和夏依米,火,都烧到泥巴路那个小桥边来了。
    我奔到公路上,拚命喘着,才看见原来有开山机一样的大机器在压树林,大约两百多个人用各种方法锯火巷。那些人的身边,不时落下燃烧着的小火枝。火光里,每个人都被衬成黑纸影般的一片一片晃动着。
    “南——,西——撒——”我放开喉咙向人群里喊。烟太重了,一些人受不了呛,锯一回树就奔到路上来喘气。恨这些人的愚昧,真是火急燃眉了才来救。而孩子呢?孩子呢?
    “南——”我又忙叫起来,不敢入火林去。
    一个不认识的人给我一根大棍子,说:“你守路这边,有小火种飞过来,就上去打熄。”不停的有树枝着火,那些顶端的不可能够得到,路边的小火也来不及打。女人们也来了,我们在这边打大,男人深入那边火林里去了。
    “西——撒——”我一面工作一面喊,总没有回音。火,带着一种恐怖的声音,急惶惶的吞过来。
    “林务局是死人呀!怎么只老百姓在救!”我喊“怎么没有,十几处在一起烧,他们来不及!”
    一面骂一面打火,等到烧得最剧烈的地方被人向相反方向也故意放了火,对烧过去,那条火巷才隔出来了。
    夜深了,村里的女人,对着自己烧焦的树林,嚎啕大哭起来。
    想到巴洛玛一个人在家,丢掉了棍子慢慢走回去。
    夏依米也回来了,已经深夜两点多,孩子没有到家。“如果孩子出事,我也不活了。”巴洛玛也不哭,就这么一句。说时两张乌黑的脸就那么进门来了。我走上去,捉过来就打,头上身上给乱打,打完这个追来那个又打。孩子也不抵抗,抱住头蹲着。
    那个晚上,怕余火再燃,大家都不敢睡沉。阁楼上的南,悄悄问我:“ECHO,你什么时候走?”我说过几天。他又说:“如果巴洛玛死了,你来不来带我和西撒一起去台湾?”我跑过去,将他连毯子一起抱在怀里,下巴顶住他的头,不说什么。旁边睡着了的西撒,身上一股重重的烟味。
    “接是快乐的,送人没有意思,我坐火车走。”我说。
    巴洛玛不讲话,那天她一直没有讲话,把一条沙漠毯子摸出来,要我带走。又写了生辰八字,说平日不通信,这回到中国,一定要给算个命用西班牙文写来。
    讲好大家都睡,清晨只我和夏依米去小城的车站赶火车去马德里。然后我飞瑞士,回台湾了。
    那个晚上,其实没睡。将孩子的衣服、裤子都修补了一下,给厨房悄悄打扫干净,浴室也轻轻擦了一遍。回房数了一下旅行支票,除了留下一百美金,其余的都签好字放入一个信封里合上了。
    这些,南都看我在灯下做,他很专注的盯住我看。我们不说话。
    清晨六点二十的火车,出门时孩子都在睡。夏依米提了箱子装上车,巴洛玛用爬的爬到院子里来。我跑过去扶起她,摸摸她的脸,说:“亲爱的,不要愁,安心等,上天不会叫人饿死的。”她点点头,在轻微的发抖,身上一件单睡袍。我亲亲她,问她看得见早晨的山林吗,她说看不见。“我走了。”我轻声说。她挥手叫我去,一只手将身体挂在篱笆上。
    我再看了她一眼,晨雾里,巴洛玛的眼睛张着,没有表情,好似在看着一片空茫的未来。
    车门砰一下关了起来,我们开出小路,还看见巴洛玛呆挂在那个门边上,动也没动。
    强尼守在自家门口,也只得一个寡母和他相依为命,强尼看见车经过,就去躺在路上。我下去拖他,他死也不肯起来。他的母亲,包着永远也不解下来的黑头巾,出来拉儿子,白痴、疯子的骂,也打得惊天动地。我们的车就这样跑了。
    桥头边等着的是贝尼,我下车,笑着向他跑去,四周除了夏依米没有别人。我们很自然的亲吻了一下彼此的面颊,我对他说:“好兄弟,我走了。”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圣像牌来送给我,说得很轻,说:“唉!亲爱的妹妹,哪年再来啊?”不知哪年再来了,拍他一下,说:“走了!做个好牧人呀!”在小城几乎无人的月台上,夏依米跟我踱来踱去的散步。他反反复复的讲,希望过不久能有一个差事做,我啊啊的应着。天那么凉,铁轨看上去冰冷的。这不过是一个夏季的结束,到了冬天,这里会是什么样子?
    车来了,我将行李放上去。跳下来,跟夏依米紧紧的抱了一下,把那个前晚预备好的支票信封顺手塞进他的口袋。他要推,看我眼睛一湿,就没再讲什么,他的眼眶,也慢慢绕上了一圈淡红。
    “谢谢!”我说。他追了几步,火车开了,我扑在车窗上向他挥手,直到那个胖胖的身影淡成了一片落叶。
    上面过的是一九八二年的夏天。一九八三年又去了西班牙。巴洛玛的家人,在马德里的,没人接电话,打了数十次,电信局说那已是空号了。发电报也没有回音。一九八四年我在美国,写信去小村庄,回信的是夏依米,信中欣喜若狂,说在小城的一个旅馆终于找到了柜台的工作,是夜班,收入可以维持生活,不必再汇钱去。留下了旅馆的电话号码,叫我打去。
    立即拨了长途电话,那边接话的是一位小姐,问起夏依米,她叫了起来,喊着:“你一定是他的好朋友ECHO,夏依米天天在挂念你。”我问:“那他人呢?为什么没有上班?”她说:“哎!很可怜的,旅馆生意不好,前三天把他裁员裁掉了。
    巴洛玛又突然发病,送去医院,说是昨天送去了马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