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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3节

  许彬字道中,宁阳[18]人。自小勤奋好学,被称为“学痴”,与当地才子王贤齐名。永乐十三年(1415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正统末,累迁太常少卿,兼翰林待诏,提督四夷馆。他被景帝朱祁钰选中,并不是他有什么特别之处,而正是因为他平庸无奇。
  商辂字弘载,淳安[19]人。举乡试第一。正统十年(1445年)会试、殿试皆第一,即所谓的“连中三元”。终明一世,三元都是第一的人,只有商辂一人[20]。即便是在整个中国科举史上,三元第一也是极为罕见的现象。其人仪表美好魁伟,英宗皇帝很喜欢他,曾亲自选拔为展书官。
  许彬一行在宣府见到了英宗朱祁镇。一番礼节后,许彬按照英宗的授意,写了几篇文章,其中包括罪己诏和祭文。祭文是为了祭奠土木堡阵亡的官军,写得悲壮苍凉,颇有气势。最关键的是,许彬揣度英宗的心思,在文中隐有为王振开脱之意。虽然王振已成为千夫所指的“国贼”,但英宗对王振的复杂感情,决非一言一语所能说清。许彬巧妙地迎合了上意,因此文极得朱祁镇欢心。
  景泰元年(1450年)八月十五日,又是一个中秋节,当了整整一年俘虏的英宗朱祁镇到达北京,一轿二马悄然进入安定门。路人漠然注视,不知轿内坐的竟是北狩一年的太上皇。
  朱祁镇在安定门换上“法驾”,由安定门到东安门。百官于东安门外迎接,景帝朱祁钰于东安门下辇迎接,朱祁镇下轿答礼。兄弟二人嘘寒问暖,彼此谦让了一番。经过了这一形式上的礼节,朱祁镇“驾入南宫”,正式开始了太上皇的生活。
  刚开始,朱祁镇尚能为终于平安归来而庆幸。当他看到才二十岁出头的钱皇后为他哭瞎了一只眼睛、瘸了一条腿时,感动万分。但一家人团聚的喜悦很快就被政治上的失意冲淡了,朱祁镇发现他这个太上皇与囚徒无异,被禁锢在南内,不得出入,完全失去了行动自由。
  在中国历史上,中原王朝君主被少数民族政权俘去,又无条件地被释放回来,这还是第一次,堪称明朝外交史上的一大胜利,也是在兵部尚书于谦领导下,明朝军民坚持抗战的结果。也先送还英宗后,恢复了与明朝的互市贸易,依旧例派遣贡使。
  而对于迎回英宗的大功臣杨善,在论功行赏的问题上,明廷中大起争议。当时举朝上下都认为杨善所建是不世奇功,应该封爵,赐丹书铁券,享受一个臣子所能得到的最高荣耀。但景帝朱祁钰只命杨善以礼部左侍郎迁左都御史,仍掌鸿胪寺事;校尉袁彬授为锦衣卫试用百户;哈铭亦授为锦衣卫试用百户,着改名为杨铭。
  如此薄待功臣,私心昭然若揭。显然,新皇帝并不希望兄长回来,所以,出力营救兄长回来的人自然也不是什么功臣。
  满朝文武都为杨善和袁彬不平。袁彬与英宗关系亲密,事先已经入宫拜见英宗及孙太后,得了英宗亲信宦官金英的嘱咐和提醒,心中早有准备,所以也不以为意,没有表现出任何惊讶。
  而为迎回英宗已赔上全部家当的杨善则有更进一步的看法,他认为越是赏薄,越是显得英宗为景帝所忌,越显得他这件大功的盖世之奇。他没有冒昧地改去巴结景帝,而是打算坐等时机,只要等到太子朱见深即位,英宗便成了皇帝的父亲,自然能够重见天日。到那时候,杨家的富贵自然滚滚而来。
  可惜事与愿违,杨善看到了远处,却看不到更高处。明景帝在迎接英宗回朝一事上取得重大胜利后,已领悟到臣民不过是皇权下的蝼蚁,匍匐活命,仰望求生,对天子有本能的畏惧,卑贱得不足一提。他既是高高在上的皇帝,只要他想做的事,没有做不成的。于是,废英宗之子、立己子为太子,便成了迫在眉睫之事。
  景泰二年(1451年)七月,明景帝朱祁钰宠爱的妃子杭妃生下一个儿子,取名朱见济。此时英宗朱祁镇虽然被软禁在南宫,不能踏出宫门一步,形若囚徒,但名义上的太子依旧是英宗的儿子朱见深,朱祁钰对此自然不甘心。从儿子朱见济落地的时候开始,他便处心积虑地开始了易立太子的计划。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临死前,在遗训中规定了大明皇位继承制度:即嫡长继承制,太子立嫡,无嫡立长。在皇帝无子的情况下,可以兄终弟及。
  皇位嫡长子继承制源于西周时期周公创制,是周公“制礼作乐”的重要内容。它是在君主多妻制的情况下,根据母亲身份的贵贱尊卑将王子区分为嫡子和庶子,以确立王位继承人的资格,并依照先嫡后庶、先长后幼的顺序,把王位继承人的资格限制、压缩在一个人的范围之内,来保证国家最高权力在一家一姓内部和平过渡。
  嫡长子继承制的产生在当时有深刻的历史背景。直接的原因是基于商代的教训。商代的王位继承制度以“兄终弟及”为主,但传弟及尽之后,下面的嗣立者应该是兄之子,还是弟之子呢?理论上应该传位于兄之子,但往往不是如此,弟都希望能传给自己的儿子。因此,“兄终弟及”制度在执行中具有很大的含糊性和不确定性。商朝自中丁以后。“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就与“兄终弟及”制度所造成的紊乱有很大关系。相反,“自康丁以下,四世传子,王室比较安定”。以周公为代表的西周统治者看到了两种继承法的不同治乱后果,为了矫正商朝“兄终弟及”继承制度混乱的弊端,正式创立了嫡长制的继承制度。
  嫡长制确立后,为后代王朝所继承,延续为“百王不易之制”。秦汉以后,除了秦朝因短命而亡没有来得及立太子、清朝采取秘密建储制度外,绝大多数王朝都将嫡长制奉为“万世上法”。
  但嫡长制在执行过程中既有不可克服的困难,也有人为干扰的因素。
  首先谈不可克服的困难。历史上许多皇后往往没有儿子,或者儿子患病早夭,这样,“立嫡”的首要条件得不到保证。举例来说,秦汉两朝共有二十八个皇帝,嫡出者仅三人,东汉皇帝竟无一人嫡出。宋代十八个皇帝中,仅三人嫡出。如此可见,嫡子继位在历代皇帝中的比例很小。这样,在不能立嫡的情况下,只能退而求其次,采取推长而立的原则,即在庶出的皇子中选择年纪最大的作为继承人。
  其次是人为干扰的因素。皇帝的喜好往往是嫡长制能否实行的重要因素。皇后嫡子即便被立为太子,当皇后年老色衰失宠后,不仅动摇皇后地位,势必连带危及太子地位。比如东汉光武帝刘秀由皇后郭氏而移宠阴丽华,郭氏之子太子刘强只有惶恐让位于阴氏之子刘庄,即后来的汉明帝。唐玄宗王皇后无子,宠妃赵丽妃所生长子李瑛被立为太子。后来,唐玄宗宠爱武惠妃,又想废除太子李瑛,立武惠妃之子为太子,李瑛太子位因而不保。这都是历史上著名的事例。
  历史上还常常有各种权贵势力干预其中,如干政的宦官、外戚后妃集团等,常常出于各自的利益干扰嫡长制的实行。唐朝后期,宦官不仅把持朝政,而且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对皇帝废立生杀,自然更谈不上严格实行嫡长子继承制了。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继承并严格遵守了嫡长制。他最早立马皇后所生嫡长子朱标为太子,并延请名儒宋濂等人为太子之师,希望能将朱标培养成为一代明主。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四月,年仅三十八岁的皇太子朱标英年早逝,史称“懿文太子”。朱元璋白发人送黑发人,伤心之余,不得不重新考虑皇位的继承问题。他曾想到了皇四子朱棣,因为朱棣性英武,许多地方都与他自己非常相似。但在朝议论的时候,翰林学士刘三吾提出了反对意见:“如立皇四子燕王,那么皇二子秦王、皇三子晋王将立于何地?”
  刘三吾的理由依旧就是嫡长子制,因为这三个儿子都是嫡出,按照嫡长子原则,应该立皇二子秦王,无论如何都轮不到燕王朱棣。朱元璋觉得有理,不应该乱了礼法,然而,他并不喜欢秦王,于是选立太子朱标的儿子朱允炆为皇太孙。朱允炆是朱标的第二个儿子,他本来还有个哥哥朱雄英,但很早就死去了。也正是因为如此,他才因为嫡长孙的身份被立为皇太孙。
  立储的事情就这样解决了。但后来又起了变化,皇二子秦王和皇三子晋王先后病死,这样,皇四子燕王朱棣就成了嫡长子。朱元璋偏爱燕王朱棣,有心想改立朱棣为太子。但群臣纷纷反对,理由是:“皇孙世嫡,富于春秋,正位储极,四海系心。”
  此时,朱元璋已经是一个年过古稀的老头,年老力衰,已经没有很多精力,见群臣反对,就此作罢。不料他所喜爱的皇四子朱棣后来还是发动了靖难之役,从侄儿朱允炆手中夺走了皇位。
  但朱棣的皇位是夺来的,在皇位继承的合法性上大打折扣,即使当上了皇帝,仍被传统士大夫视为篡位,于是他大挥屠刀,以极其暴虐的手段屠戮建文旧臣,以堵住众人非议的悠悠之口。他后来连年对蒙古用兵,也是希望得到传国玉玺,表明自己是皇位的合法继承人。
  为了加强正统继位形象,朱棣还大兴土木,修建了大报恩寺和武当山宫观。大报恩寺名义上为纪念太祖朱元璋和马皇后,借以让人知道,朱棣是明太祖和马皇后的嫡子,是皇位的正统继承人。对于实行嫡长子皇位继承制的明朝来说,这关系到嫡庶问题,进而关系到帝位的合法性问题。而修建武当山宫观则是朱棣假托天命,宣扬自己得了真武帝君的庇佑。武当金殿中供奉着真武帝君的鎏金铜像,披发跣足,形象逼真,据传是按朱棣的相貌和体态铸造。
  朱棣夺取皇位后,立太子一事便提上日程,他亦陷入烦恼。按理来说,朱高炽是嫡长子,以前又是燕王世子,是理所当然的太子人选。但朱棣在这件事上表现出相当的犹豫,他不喜欢朱高炽,更偏爱作战勇猛的第二子朱高煦。朱高煦对兄长的地位也一直虎视眈眈。朱棣却没有违背祖制的勇气,朱高炽最终还是以长子身份被立为太子,由此亦可见嫡长制作为“万世上法”的巨大威慑力。
  朱高炽即位为仁宗后,立嫡长子朱瞻基为皇太子。朱瞻基即位为宣宗后,朱祁镇因为是长子,被立为皇太子。朱祁镇开始还只是庶子的身份,后来母亲孙贵妃被立为皇后,也因而成为嫡长子。而英宗朱祁镇被瓦剌俘虏后,异母弟朱祁钰登位为景帝,但他既非嫡子,亦非长子,由此成为明朝历史上第一个以庶子身份即位的皇帝[21]。
  明景帝初即帝位时,只是为了形势和国家的需要,但如果朱祁钰改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那将是公然对祖宗制度的破坏。因而,朱祁钰一开始也不敢公开表露,先是将自己的意思告诉发妻皇后汪氏。汪氏是北京本地人氏,其父是中城兵马司指挥汪英,正统十年(1445年)八月册封为郕王妃。景帝登基后,册立汪氏为皇后。汪皇后无子,只生有二女。
  出乎意料的是,汪皇后对丈夫的提议持反对意见,她认为如果朱祁钰这样做,会让天下人笑话。朱祁钰不以为然地说:“父死子继,天经地义,谁会笑话。”
  汪皇后反问道:“兄未终而弟及,又是什么天经地义?”
  朱祁钰大怒,当即拿起桌子上的茶杯向汪皇后砸去。汪皇后倒是闪开了,但帝后不和的矛盾由此悄悄在宫中流传。这其中,最高兴的人当然要数生下儿子的杭妃了。
  朱祁钰立自己儿子的决心已下,但生怕众大臣反对,便先试探司礼监大宦官金英的态度,问金英道:“太子的生日是七月初二吧?”
  七月初二其实是景帝儿子朱见济的生日。金英也不是不明白朱祁钰的意思,他曾在危急关头力主立朱祁钰为帝,但在立储这件事上,却是心向太子朱见深,答道:“太子生日是十一月初二。”
  朱祁钰下面的话就不便说了,只好默然不答。
  既然金英不开窍,朱祁钰便明白地去问心腹宦官王诚、舒良等人的意见。王诚竟然建议朱祁钰去贿赂大臣,朱祁钰欣然采纳。
  景泰三年(1452年)正月初十,景帝朱祁钰派宦官兴安到内阁传旨,赐给内阁大学士陈循、高穀、江渊、王一宁、萧镃、商辂等人银百两,金五十两。这是从所未有的事,明眼人已经看出这是朱祁钰在为易储做准备。
  然而,朱祁钰登基之时,曾许诺将来传帝位于英宗长子朱见深,并立其为太子,当时诏告天下,人所共知。如今朱祁钰为了私心要改立太子,事关国本,即便是收了皇帝贿赂,明白景帝心意的大臣,也不愿意主动迎合上意。兴安跑前跑后地忙活,满朝文武依然无人上奏提出易储。
  这下,朱祁钰着急了。而千里之外的广西,此刻正发生一件灭门血案,谁也想不到,这一起杀人案,竟然由此成为改立太子的契机。
  广西思明府的土知府,一直由土官黄家世袭。景泰三年(1452年)正月,土知府黄年老,奏请自己的儿子黄钧袭位。黄同父异母的庶弟黄任都指挥使,谋夺兄长的世职之位,率领儿子黄震及骁悍数千人,化装成贼人模样,半夜杀入土知府,见人就杀,将黄和黄钧都杀死并肢解。碎尸装入两个大缸,埋在后花园。第二天,黄假装才知道惨案,一面悬赏捕凶,一面上书,请以黄震袭位土知府。
  但黄的仆人福童发现了奥秘,跑去向巡抚李棠和总兵武毅告状。总兵武毅经过查访,证据确凿,上奏请求将黄革职查办。黄惊慌失措,急忙派千户袁洪到京师行贿,企图保命。
  袁洪经过“高人”指点后,急忙赶回广西,向黄面授机宜。于是,黄于千里外给景帝上书,要求易储。疏称:“往年上皇轻身御敌,驾陷北塞,敌人进犯都门,几乎危及社稷,不有皇上,臣民将何归?今已过二年,皇储未建。臣以为,人心易摇,多言难定,争夺之态一萌,则祸乱不息。皇上即循逊让之美,欲全天叙之伦,恐怕事机叵测,反复无常。万一羽翼养成,权势转移,委爱子于他人,寄空名于大宝,阶除之下,变为寇仇,肘腋之间,自相残杀,那时则悔之晚矣。乞皇上与亲信文武大臣密定大计,以统一中外臣民之心,绝觊觎之望。”
  景帝朱祁钰正愁没人出头,看到黄的奏书后大喜,说:“万里以外,不料有此忠臣。”不但下旨免除了黄的杀兄之罪,还加官都督同知。随即将黄原书发给礼部,由礼部尚书胡濙主持廷议。
  群臣“王直、于谦以下,各相顾眙愕”。户科都给事中李侃、吏科都给事中林聪,及御史朱英三人率先反对。但于谦、王直、胡濙等重臣都不表态。
  宦官兴安厉声喝道:“此事今天一定要决定下来。同意的,请署上名字;不同意的,不必署名,但不可以首鼠两端。”掏出一张纸,让群臣署名。
  群臣见兴安早有准备,事已至此,大都表示赞同,称“父有天下必传于子,此三代所以享国长久也”。签名首先从内阁开始,内阁大学士陈循、高穀等人事先收过景帝的贿赂,内心有愧,签得都比较干脆。
  下面轮到吏部尚书王直,他面有难色,不肯署名。内阁大学士陈循将笔塞到他手里,王直最终还是签了。
  下一个便轮到于谦。于谦提起笔的时候,犹豫很久,迟迟不肯下笔,显见他内心的迟疑和波澜,但他最终还是缓缓写上了自己的名字[22]。后面的大臣见素有刚直之名的于谦都签了,自然也都跟着签了。
  满朝文武,无论是愿意的,还是不愿意的,都署上了名字。这次早有预谋的投票表决几乎是全票通过,只缺一个人的票,吏科都给事中林聪拒绝署名。但林聪也因而付出了代价,他随后被调为春坊司直郎,虽然春坊司直郎是从六品,比他原来的吏科都给事中还高了一品,但却是个闲职,典型的明升暗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