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2节

　　但这时也先之弟伯颜帖木儿又有意见，他劝说也先另外派使者通知南朝，要先让太上皇复位，然后才送回朱祁镇。
　　也先比弟弟要清醒得多，已猜到太上皇不可能复位了，但又不便明说，只好道：“我们几次说，只要南朝遣大臣来，就会把上皇送还；如今大臣来了，仍旧不送上皇，岂不是变成失信？”
　　此时，李实已经回到京城，向明景帝朱祁钰禀明也先真心议和之意，群臣认为应该立即派使臣去迎接太上皇。但朱祁钰坚持认为瓦剌态度不明，应该等到杨善回来再说。
　　等了一通后，杨善没有回来，他的长子杨宗疾驰回京，带来一个重大讯息：太上皇即将启驾回京了。
　　对于这消息，有人欢喜，有人忧愁。
　　太上皇，辞书的解释是：皇帝的父亲，也叫太上皇帝，简称上皇。太上皇的称号源自秦朝。秦王嬴政统一天下后，称始皇帝，追尊生父秦庄襄王[14]为太上皇。“太上”即为无上，蕴有道家的意思，表明比皇帝还要尊贵。
　　汉高祖刘邦即位后，专门搞了套皇帝的礼仪，目的是要确定皇帝至高无上的地位。每天清晨，群臣都要向刘邦行三跪九叩大礼。有一天上朝的时候，刘邦忽然发现自己年迈的父亲刘太公也跟着大臣向自己行礼。他慌忙走下宝座，扶起白发苍苍的父亲，并立即颁旨封父亲为太上皇，免去每天的朝拜。当然，这个太上皇只是一个礼仪上的名称，除了名号，什么都没有。
　　上面提到的两个太上皇，和后来的由皇帝转变成太上皇退居幕后的情况完全不同。自古以来，皇帝宝座都是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坐上去诚然不易，而下来也非常之难。皇帝是最高统治者，实行世袭及终身制，一旦黄袍加身，就要做一世的皇帝。除非是被推翻，一般一定要等皇帝驾崩之后，才允许由新皇帝接位，此即为“天无二日，国无两君”。
　　但也有少数例外，皇帝在身体健康、可以继续处理政事的情况下宣布退位，并成为所谓的太上皇。唐朝非常具有代表性，唐高祖李渊既是唐朝开国之君，后来还做了太上皇，在中国历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隋朝末年，天下大乱，烽烟四起，群雄逐鹿。太原留守李渊起兵反隋，打出的却是“志在尊隋”的旗号，其策略为：立隋炀帝之孙代王杨侑为帝，尊隋炀帝为太上皇。大业十三年（617年）十一月，李渊攻下长安，即迎十三岁的杨侑即皇帝位，改元义宁，遥尊在江都的隋炀帝为太上皇。李渊自己则谦逊地称唐王。此时隋炀帝远在江南，浑然不知李渊给自己戴上了一顶“太上皇”的帽子。第二年三月，隋炀帝为部下所杀。消息传来，李渊还假惺惺地遥祭，随后逼杨侑禅位，自己做了皇帝，是为唐高祖。
　　李渊能够在乱世中扫灭群雄，统一全国，建立唐朝，次子秦王李世民功劳最大。李世民功高震主，父子之间亦难免猜忌。而李世民与其兄太子建成、弟元吉的权力之争日趋尖锐，势同水火。后来李世民先下手为强，伏兵于玄武门，将正要入朝的哥哥太子李建成及弟弟齐王李元吉一齐杀掉。
　　这时，李渊正在太极宫中的海池里泛舟嬉戏，根本不知道外面正在发生兄弟手足相残的人间惨剧。突然，李世民的亲信尉迟敬德戎服入见。李渊见他手握兵器，来势汹汹，大惊问道：“今日乱者谁耶？卿来此何为？”尉迟敬德说：“秦王以太子、齐王作乱，举兵诛之，恐惊动陛下，遣臣宿卫。”
　　当时裴寂、陈叔达等重臣均在场。李渊十分惶恐，便问裴寂等人：“不图今日乃见此事，当如之何？”
　　萧瑀、陈叔达见李世民一派已占据上风，忙回答道：“建成、元吉本不预义谋，又无功于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共为奸谋。今秦王已讨而诛之，秦王功高宇宙，率土归心，陛下若处以元良，委之国事，无复事矣！”
　　李渊见一旁的尉迟敬德咄咄逼人，大有一言不合便要动手的架势，只得表示同意，并下达“诸军并受秦王处分”的手令，才平息了这场事变。
　　李渊又召见李世民安抚，李世民跪在地上吮吸高祖脚趾，恸哭许久。李建成、李元吉的子女等都株连处死，于是李渊立李世民为皇太子，并且下诏：“自今军国庶事，无大小悉委太子处决，然后闻奏。”到了八月，便很识相地正式传位于太子，以太上皇的身份徙居大安宫，不再预闻国事。其实，李世民早就掌握了兵权，高祖禅位犹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让不让位恐怕由不得他了。
　　唐中宗李显遭毒杀后，临淄王李隆基起兵，拥立父亲李旦即位，是为唐睿宗。李旦为李世民之孙，是李治与武则天之幼子。他登上龙椅，得力于妹妹太平公主及儿子李隆基。缘此，太平公主权倾朝野，而李隆基则以功高被立为太子。太平公主与太子姑侄斗法，矛盾日益凸显，朝臣亦分为对立的两派，双方明争暗斗，不可开交。面对亲人、重臣之间的纷争，李旦亦莫知所从，深感烦恼，最后，他采纳了一道士“无为”的建言，回避矛盾，一退了之，只当了两年皇帝，便传位于太子李隆基，是为唐玄宗，自己则退位为太上皇。
　　而唐玄宗李隆基自己也未能逃脱退位为太上皇的命运。安史之乱后，李隆基逃难到蜀中，太子李亨抢先在灵武即位为肃宗，并遥尊玄宗为太上皇。
　　唐朝后期，还出过两个太上皇。唐顺宗李诵在位时，突然中风失语，无法处理军国大事，继位仅八个月，便传位于太子李纯，做了太上皇[15]。唐昭宗李晔是在宦官刘季述等拥戴下做的皇帝，光化三年（900年）十一月，刘季述以“废昏立明”为由，突然发动宫廷政变，将昭宗及皇后锁进少阳院，随即拥立太子李裕嗣位，尊昭宗为太上皇。昭宗这个“太上皇”其实与囚徒无异。被囚禁一个多月后，左神策军指挥使孙德昭杀死了刘季述，拥戴昭宗重新复位，诏令太子重回东宫。
　　两宋三百余年的历史中，出现过好几个太上皇。头两个是宋徽宗赵佶和宋钦宗赵桓。北宋末年，金兵借口宋朝君臣背盟毁约大举南下，对北宋都城汴京形成合围之势。兵临城下，朝内一些当权大臣以非帝退位不足以平金人之怒为由，逼迫宋徽宗传位于太子赵桓，是为宋钦宗。但金人并不因此罢兵。后太上皇宋徽宗赵佶与宋钦宗赵桓双双被金兵俘虏，史称“靖康之耻”。不久，宋高宗赵构即位，遥尊在金国俘虏营里的兄长宋钦宗赵桓为“孝慈渊圣皇帝”，也是类似太上皇的称号。宋徽宗父子被掳至五国城[16]，先后客死他乡，成为历史上下场最为凄惨的太上皇。
　　宋高宗赵构本人晚年也当了太上皇。他没有亲生儿子，立宋太祖赵匡胤七世孙赵昚为太子。由于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之后由亲弟赵光义即位，开国二百余年，赵匡胤嫡系子孙一直没有人做过皇帝，为此朝野中常常有各种议论。尤其是金兵压境、局势危急之时，满朝文武大臣越来越倾向于尽快让太祖后裔担负护国重任，坐了三十五年皇位的赵构在各方压力下，不得已宣布禅位于太子赵昚，是为宋孝宗。宋孝宗做了二十七年皇帝后，在内忧外患中将位传于赵惇，是为宋光宗，宋孝宗自己也做起了太上皇。
　　宋光宗赵惇惧内，皇后李氏妒悍跋扈，宋光宗因得心病不能履职，当时政事多决于李后。宋孝宗病殁后，宋光宗因病竟不能为父执丧。于是，朝臣商议后，奏请太皇太后下诏，传位于太子赵扩，尊光宗为太上皇。宋光宗成为太上皇，纯粹是由于健康问题。
　　大明立国以来，只出过一位太上皇，即明英宗朱祁镇。他的情况跟宋钦宗类似，均是因为做了外敌俘虏，被新皇帝遥尊为太上皇。不得已，不情愿，不甘心，尽在不言中。但朱祁镇显然比宋钦宗幸运多了，宋钦宗最终客死他乡，而他至少等到了归国还家的机会。
　　景泰元年（1450年）八月初二，也先为英宗朱祁镇饯行，并亲自送至数十里外，下马解脱弓箭战具，作为献礼，然后洒泪而别。
　　伯颜帖木儿一直送到野狐岭，携榼进酒，并挥泪道：“上皇去了，不知何日再行相见？”
　　大哭了一场后，伯颜帖木儿又拉住朱祁镇亲信侍臣哈铭，悄悄告道：“我等敬事上皇，已经有一年，但愿太上皇还国，福寿康强。我主人如果有缓急，亦得遣人告诉，请转达太上皇，莫忘前情！”
　　伯颜帖木儿是也先亲弟，素来称兄长为“那颜”，“主人”则是指蒙古名义上的可汗脱脱不花。伯颜帖木儿这一番话，藏有许多微妙的玄机伏笔，哈铭竟不知该如何回答。还是一旁的杨善机警，大声喊道：“上皇要启驾了！”
　　此时，伯颜帖木儿已经预料到蒙古将会有重大事变发生，所以想用交情套住英宗朱祁镇，请他在关键时刻暗助自己兄弟，但事实是，当蒙古内讧再起的时候，朱祁镇连人身自由都没有，自然谈不上帮助也先和伯颜帖木儿了。
　　双方依依惜别。朱祁镇又是伤感，又是高兴。走不到几里，后面马蹄声大作。朱祁镇以为是瓦剌后悔，派追兵追来，大惊失色。来人飞至，却是伯颜帖木儿刚刚猎得野兽，特地派人献给朱祁镇。朱祁镇百感交集，想到胞弟朱祁钰的寡情薄义，当即泪如雨下。
　　英宗要回来了！有人喜，有人愁，喜的人多，愁的人也不少。明景帝朱祁钰自然就是这为数不少的人之一。首先要考虑的是明英宗回来后住在哪里的问题，一山不能容二虎，自然不能继续住在大内了。大宦官兴安正得新皇帝宠信，深知明景帝心思，提议效仿唐朝唐玄宗。
　　唐朝安史之乱后，唐肃宗李亨即位，唐玄宗李隆基成为太上皇，回到长安后，居住在兴庆宫。李隆基未当皇帝前，与兄弟五人住在隆庆池北面，号称五王宅。后来李隆基当上了皇帝，其兄弟认识到自己继续住在皇上曾经居住过的地方是不合适的，就将他们的住所献出，建起了兴庆宫。兴庆宫在大明宫之南，因而被称作“南内”，同西内太极宫、东内大明宫并立为“三内”。兴庆宫建成后，李隆基正式迁到兴庆宫起居办公。为方便皇帝出行，沿兴庆宫东墙还专门修建了秘密通道，就是所谓的夹城复道。夹城从大明宫开始，沿长安城的东城垣到达兴庆宫，再由兴庆宫通向曲江芙蓉园。大诗人杜甫《秋兴》诗中有“花萼夹城通御气，芙蓉小苑入边愁”一句，说的就是这条夹城。
　　明朝也有南内，位于太庙[17]以西，名崇质宫，位置与兴庆宫相仿，但规制不能与其相比。“崇质”二字，顾名思义，可知是以质朴为尚，因是粉墙黑瓦，民间称之为“黑瓦厂”。明景帝朱祁钰经过反复考虑，便决定将兄长安排在崇质宫。
　　住处解决了，在迎接太上皇回朝的礼仪上，明景帝朱祁钰与大臣又产生了矛盾。礼部尚书胡濙拟定的流程是：胡濙主持仪礼，首先由锦衣卫具全副銮驾，迎候于居庸关外；入关至龙虎台，礼部陈奏仪节；文武百官迎于土城外；至德胜门外的团营教场，诸将迎接；但大驾不入德胜门而入东面的安定门；至东安门内、面南设座，景泰帝谒见，百官朝见；最后迎入南城大内。
　　朱祁钰却认为仪礼过重，应该从简，派兴安传旨：“以一轿二马迎于居庸关外，到安定门后再换法驾。其他准如所奏。”
　　之所以如此，自然是朱祁钰担心明英宗朱祁镇大张旗鼓地回京，倘若百姓夹道欢呼，百官倡议复位，诸将拥护，直接奉明英宗御午门之上的五凤楼，宣布复统大政，那就麻烦大了。
　　群臣也明白朱祁钰的私心，但就事论事，奉迎太上皇的礼仪太薄了，不少大臣上书，据理力争。给事中刘福会合同僚，联名上奏。明景帝朱祁钰的批复是：“朕尊大兄为太上皇帝，尊礼无加矣；福等顾云太薄，其意何居？礼部其会官详察之。”含蓄指出刘福居心叵测，大有降罪的意思。
　　礼部尚书胡濙联合吏部尚书王直等人面见朱祁钰，为刘福解释道：“诸臣实无他意，只不过请皇上加深亲亲之谊而已。”
　　朱祁钰却回答说：“昨天收到太上皇的信，说奉迎之礼务必从简，朕怎能违背？”
　　群臣面面相觑，再无话可答。到底有没有收到明英宗的手书，无人得知。
　　这时候，有个京营千户龚遂荣又冒了出来。他不满明景帝以微薄礼仪迎接兄长，不顾人微言轻，愤然投书给内阁大学士高穀。龚遂荣在书中引经据典，大谈唐肃宗奉迎太上皇唐玄宗的故事，想以此来讽谏明景帝。
　　至德二年（757年）九月，唐肃宗收复长安后，立即派遣太子太师韦见素到成都奉迎太上皇唐玄宗。十二月，唐玄宗抵达凤翔，唐肃宗发精骑三千人迎驾；十天以后驾抵咸阳，唐肃宗备法驾迎于望贤宫，等唐玄宗御南楼时，唐肃宗在楼下脱卸黄袍，换着紫袍，表示不居皇位，仍在东宫，然后拜叩于楼下。唐玄宗下楼，父子相见，呜咽不胜。唐玄宗索取黄袍，亲自为唐肃宗穿上，唐肃宗磕头固辞。唐玄宗道：“天数人心，都归于你了。能让我安享余年，就是你的孝了。”唐肃宗不得已而接受。
　　其时，父老群集欢呼，唐肃宗下令撤除警卫，许百姓入禁地，谒见唐玄宗。在望贤宫，唐玄宗不肯居正殿，唐肃宗固请，亲自扶登。进食时，每一样都由唐肃宗亲尝以后，方始进奉唐玄宗。
　　第二天，由望贤宫出发，唐肃宗牵马奉上皇，亲扶上鞍后，执缰控马。唐玄宗吩咐“不可如此”，唐肃宗才乘马前导，却不敢行在大路正中。唐玄宗非常感动，向左右说道：“我为天子五十年，未足为贵；今天为天子之父，才真是贵了。”
　　到得长安，自开远门入大明宫，御会元殿慰抚百官；然后拜谒太庙，恸哭久之，方入居大明宫。唐肃宗上表避位，唐玄宗不许，三辞三请，皇位始定。
　　内阁大学士高穀将龚遂荣书信藏在衣袖中，带入朝中遍示群臣，与吏部尚书王直等人商议对策。礼部尚书胡濙提议直接将此书上呈景帝。都御史王文却认为上意已定，即便递上龚遂荣的书奏，也没有任何用处。而且这封书大有挑拨太上皇和景帝手足感情的嫌疑，搞不好皇帝还要降罪。大学士高穀听到王文“挑拨感情”的话后，立时显得颇为犹豫。
　　此事被给事中叶盛知道后，大为不平。他赞成礼部尚书胡濙的主张，认为应该将书上交景帝。叶盛当时有个外号叫“叶少保”。每当朝议时，他总是第一个发言，当时只有于谦于少保在群臣中具此威望。叶盛如此争先恐后，有人不高兴地讥讽说：“莫非他也是少保？”
　　叶盛便因此得了个“叶少保”的外号，他敢于任事、直言无忌的性格由此可见一斑。以叶盛的个性，知道龚遂荣投书一事后，当然要上书向景帝上陈这件事。
　　另一名给事中林聪也不满高穀、胡濙、王直三人态度软弱，竟然被王文一言恐吓，紧跟着叶盛上书，弹劾高穀、胡濙、王直三人“皆股肱大臣，有闻必告，不宜偶语窃议”，要求皇帝降旨切责。
　　这样一来，事情就彻底闹大了，想瞒都瞒不住了。景帝朱祁钰特地派人来索要龚遂荣的上书，看后大怒道：“龚遂荣何人，敢议朝廷得失！”立即下令逮捕龚遂荣，下狱坐罪。于是，群臣再无人敢多说迎接太上皇礼仪之事。
　　之后，朱祁钰派太常少卿许彬到宣府，翰林院侍读商辂率一轿二马到居庸关迎太上皇回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