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4节

　　仪式完毕后，殿上传下圣旨，兵部尚书于谦、内阁大学士王文当庭被锦衣卫逮捕。内阁大学士陈循、萧镃、商辂，刑部尚书俞士悦，工部尚书江渊，都督范广，以及景帝亲信宦官王诚、舒良、王勤、张永等人都相继被逮捕下狱。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宦官兴安为景帝亲信，独幸免于难。据说主要是孙太后为他讲话，有功于社稷，加上兴安好佛，不贪财，更是难得。
　　于谦和王文被逮捕后，关在锦衣卫镇抚司，由新上任的锦衣卫长官门达审理。早在英宗一朝，门达便已经坐到了锦衣卫指挥同知的高位，曾扈从明英宗出征，“土木堡之变”后单骑逃回京师，被降为千户。其人后依附石亨，在锦衣卫长官卢忠罢职后再度升任指挥同知。明英宗即位后，听从石亨建议，罢免了明景帝亲信锦衣卫指挥毕旺及朱骥，改由门达担任锦衣卫长官。
　　门达性格机警沉鸷，名声却不坏。他手下有小吏名谢通，精通刑律，一直协助门达处理司事。谢通主张用法仁恕，平反了不少冤案，以致朝廷上上下下都夸奖门达能干。正因为如此，门达特别信任谢通，对其言听计从。
　　谢通料想于谦这次在劫难逃，明英宗一定会要他的命，但于少保不是普通人，如果死在锦衣卫镇抚司手中，门达身为长官，势必被天下人怨恨。于是，他出了个主意，以案情重大为名，将案子推了出去，交给三法司会审。门达虽然也想奉迎重新登位的明英宗，但仍然害怕在历史上留下骂名，于是听从了谢通的建议。
　　三法司会审应该由刑部主审，但刑部尚书俞士悦一向与于谦交好，且已被逮捕下狱，案子辗转到了都察院都御史萧维祯手中。法司给于谦、王文二人定的罪名是“意欲”迎立外藩——欲立襄王朱瞻墡长子为帝——意图谋逆。虽无实迹，其意则有，同样可定罪，于谦、王文因此备受酷刑。
　　于谦冷静而从容，似乎早预料到一切。王文则不胜其愤，极力辩解道：“按照祖宗成法，迎立外藩必须有内府的金牌和符信；派遣使者，必须用兵部发的马牌。这些事只要到内府兵部一查便可明白，岂能平白无故地诬陷？”
　　兵部主管马牌的是车驾司主事沈敬。沈敬却是个硬汉子，不肯作伪证，当场指出兵部从未发出马牌。而内府所存召取襄王的金牌符信早就被孙太后拿去，一直在后宫中。大家心中有数，如果真的查验，反而应验了王文的话。
　　王文见占了上风，更加据理力争。堂上堂下吵得不可开交时，于谦却笑道：“石亨等罗织锻炼，辩之何益？”
　　萧维祯看见于谦是个明白人，终于忍不住说了实话：“于公可谓明白，事出朝廷，承也是死，不承也是死。”
　　因为没有任何证据，三法司只好加上“意欲”二字，给于谦和王文定的罪名为“意欲迎立藩王”，“坐以谋逆，处极刑”。所谓“极刑”，便是千刀万剐之刑，按例要割三千三百五十七刀。沈敬被无辜牵扯进来，也跟着倒霉，被认为是于谦和王文的同谋，不过罪减一等，免死罪，充军铁岭。
　　当案子的审理结果递到明英宗朱祁镇手中时，皇帝见给于谦的定刑是一个“死”字，不禁犹豫起来，迟疑着道：“于谦实有功。”
　　在朱祁镇的心中，对于谦的恨意极重，于谦主张“社稷为重，君为轻”，对他个人造成了深深的伤害。在当俘虏的北狩期间，他甚至有必杀于谦而后快的念头。但如今的朱祁镇，已经不是八年前的那个年轻皇帝了。经历了一系列的苦难后，他逐渐明白，倘若当初不是于谦坚决抵抗瓦剌并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非但他本人永远回不到京师，就连大明朝廷恐怕也早是风雨飘摇。所以，这一句“于谦实有功”很好地表达了他内心深处对于谦态度的转变。
　　徐有贞见明英宗迟疑，马上攘臂直前，大声道：“若不杀于谦等，夺门之变则无名，无以昭告天下。”
　　于是，明英宗下定决心，诏令将于谦和王文弃市，即公开斩首示众。这已经是一些正直大臣极力营救的结果，其中新入阁的阁臣薛瑄更是据理力争。按三法司的定罪，于谦应该被凌迟处死，改为弃市，已经是罪减一等。
　　正月二十二日，于谦、王文同日被杀。临刑前，于谦口占《辞世诗》[15]云：村庄居士老多磨，成就人间好事多。
　　天顺已颁新日月，人臣应谢旧山河。
　　心同吕望扶周室，功迈张良散楚歌。
　　顾我今朝归去也，白云堆里笑呵呵。
　　诗中无一冤字，只历数一生行状，旷达潇洒，笑对生死祸福，表达了以江山社稷为重的磊落胸怀，令人深为震撼。
　　此时的于谦，豪情与悲凉在心中反复交织回荡。自明景帝私心日益显露以来，他便感觉一只无形却密不透风的大网缠绕住了他，且愈匝愈紧。人们赞许他扭转了大明的命运，他却连自己的命运都操纵不了。
　　他又想起早已死去数年的前御史钟同来。他这几年的人生，有许多苍白无力之处，没能拯救许多他在意的人。而死去的人一直在他意识深处纠缠着他，他想要逃避，却始终避不开。他早已萌生退意，想要摆脱世俗杂务，辞官归返故乡，隐居于江南的青山绿水中。然到了他的地位，又怎能轻易摒弃一切，一走了之？
　　当日他到锦衣卫大狱与逆贼首领郭信会面。郭信称他功劳太大，功高震主，将来必会被皇帝所杀。他问郭信为什么要说这些废话。郭信道：“这可不是废话。于公你是大明栋梁，全靠你支撑大局。我虽大事不成，却也要设法剪除大明羽翼，令它气数早尽。我请见于公，只是为了害你，别无其他。”
　　他很是不解，问道：“你刑具缠身，动一下都难，要如何害我？”
　　郭信笑道：“用皇帝的疑心害你。疑心是把刀子，也能杀人。”又进一步解释道：“因为我是逆贼，图谋改朝篡位。于公独自来见我，却不能将我一番话传出去。日后皇帝询问于公，你只能不答。但我既指名见于公，怎么会什么话都不说呢？如此，皇帝必然猜疑你。疑心这东西，一旦发芽出来，便会一直滋生下去。”
　　当时他以为郭信只是无稽之谈。明景帝倒是真问了郭信说了什么，他当然不能如实上奏，只好回答说对方什么都没说。后来人们纷传明景帝不让他带职入阁为大学士，已有猜忌他之心，他也未放在心上。但当他听说英宗皇帝复辟后，景帝第一句话竟是“莫非是于谦不成”，陡然又想到郭信当年在牢房中的那番话来。原来在皇帝心目中，疑忌已如此之深，竟将他当作了郭信一类的逆贼。他忠君爱国，殚精竭虑，仅此一句“莫非是于谦不成”，便成为他人生中最大的打击。
　　正郁郁满怀时，忽听到一声炮响，有人高叫道：“时辰到！”
　　于谦自知大限已到，遂慨然赴死，正色就刑，时年六十岁。
　　人们看不到英雄心底深处的悲怆与纠结，只看到他走向刑场的镇定。当他矗立的身影倒下时，大地深沉，阴霾翳天，京郊妇孺，无不洒泣。
　　岳飞的罪名是“莫须有”，被人称为三字狱。而于谦的罪名是“意欲”，时人称为二字狱。千古英雄共一心，却有着相同的悲剧命运。
　　自土木堡之变后，于谦独力支持危局，名满天下，成为全国所敬仰的民族英雄，朝野上下都享有极高的声誉，所以听闻他被杀的消息后，“行路嗟叹，天下冤之”。都人见者闻者，老幼无不垂泪。有举家号哭者，有合门私祭者，有暗地披麻戴孝者。边关军士闻之，莫不涕泣。
　　大宦官曹吉祥麾下有一指挥朵耳，一向很感激于谦。土木堡之变以后，北京军民对于城内的少数蒙古人很不放心，有人主张全部杀掉，有人主张收监，以防止他们作乱，与瓦剌军里应外合。于谦却力排众议，不同意这么做，还下令道：北京城里的蒙古人只要安分守己，一律保护；愿意从军立功的，与汉人同样受奖；敢于通敌内应的，杀无赦。北京城内的蒙古人都很感激于谦的深明大义。朵耳听说于谦被杀后，提着酒浆纸钱到刑场恸哭祭奠。曹吉祥得知后大怒，命人鞭打朵耳，以儆效尤。然而到了第二天，朵耳照旧前去哭祭。
　　有个姓裴的太监为于谦的莫名被杀而愤愤不平，秘密将于谦的孙子于广救出，抛弃到手的荣华富贵，只带着于广，逃往河南，隐居起来。
　　北京城内还出现了怀念于谦的童谣：“京都老米贵，那里得饭广；鹭鸶水上走，何处觅鱼嗛。”“饭广”即指与于谦一同遇害的副总兵范广，是于谦爱将。“鱼嗛”则是指于谦。就连孙太后听说于谦被杀后，也嗟悼累日，“英宗亦悔之”。
　　于谦遇害，家属亦受到牵连：长子于冕充军山西龙门；于冕妻张氏发配山海关；义子于康、女婿朱骥发配辽东。所幸由于某些大臣力救，儿媳蒯玉珠及女儿于璚英没有按惯例配入军中为奴，否则所受凌辱难以想象。
　　当锦衣卫来抄家时，在于谦家中没有发现任何值钱的东西。只有正屋一间，大门紧闭，上面一把大锁牢牢锁着。锦衣卫大喜过望，急忙撞门进去。里面装的都是皇帝御赐物件，蟒袍、剑器、圣旨等，一件一件地摆着，并没有金钱宝物之类。见此情形，就连负责查抄的官吏也涕然泪下。
　　事情还不止于此，锦衣卫千户白琦上书请公告于谦之罪，“榜谦罪，镂板示天下”，“一时希旨取宠者，率以谦为口实”。倒是早先因赌博将朱家家产败光的朱骥舅舅杜平挺身而出，怒骂朝廷薄情寡义，杀害社稷功臣，还要令其身败名裂。明英宗心中多少有愧疚之意，下诏令勿要再论及于谦一案，这才阻止了这股虚浮的戾气。
　　在于谦一案中，锦衣卫千户白琦是关键证人，且在其后还有处处针对于谦、朱骥之举。他是带引朱骥入行的师傅，朱骥一直对他极为尊重，却想不到他在关键时刻从背后捅了人一刀，朱骥难免心中大惑不解。
　　这一日，朱骥将要被递解出京，远赴辽东戍边。出锦衣卫大狱时，正好遇到白琦，忍不住停下来，多问了一句：“我一直尊白大叔为师傅，为什么你要这么做？”
　　白琦道：“你想知道吗？”朱骥道：“如果是不相干的人，如何栽赃诬陷，倒也无所谓了。可白大叔你……”露出极为失望的神情来。
　　白琦挥手命校尉退开，上前一步，压低声音道：“实话告诉你，我倒也不是想讨好皇帝，可我杀了人，你是最有可能揭开真相的人，只有除掉你，我才能永保无事。”
　　朱骥大为惊讶，问道：“你杀了人？”微一凝思，便回味过来：“啊，是狱卒韩函和仵作伍汉。”
　　白琦道：“不错，是我杀了韩函。那日本是你在官署当值，偏偏你因私事外出，将钥匙和令牌交给了我。又偏偏那身份特殊的老僧杨行祥在这期间死去。狱卒韩函将实情告诉了我，他私放外人入狱，自是死罪，我作为当值官员，也要受到牵连。”
　　于是，白琦让韩函收买仵作伍汉，令他以自杀上报。事后，韩函因为太过害怕，再找白琦商议。白琦烦不胜烦，为绝后患，遂将对方诱出城外杀死，掩埋了尸体。
　　事情本就此了结，然后来风波再起，朱骥又被迫重新调查杨行祥一案。他在锦衣卫官署打听韩函住址时，正好被白琦听到。白氏立即起了警惕之心，料想朱骥对杨行祥案起了疑心，大概要重新调查，于是立即赶去仵作伍汉家中，将其杀死灭口。
　　之前仵作伍汉被买通以自杀上报，只有韩函出面，伍汉不知白琦也牵涉了进来。而一旦朱骥了解到杨行祥不是上吊自杀、而是他杀，仍能辗转查到白琦身上，所以伍汉也必须死。
　　不想伍汉没有立时毙命，想留下线索，试图写下白琦的名字，可惜只写了两笔便断了气。后来杨埙到场，留意到地上的笔划，认为是个“朱”字，因此而疑心是英宗皇帝要杀杨行祥，却绝未想到是个“白”字。
　　再后来郭信案发，朱骥一度以为是郭信杀了韩函、伍汉二人，却被郭氏当面否认，韩、伍之死由此成为无头悬案，想不到竟在今日由白琦亲口应承。
　　白琦又道：“塞外苦寒，寒风似刀。你这一去，怕是再也没命回来，所以我告诉你实话，让你死也死得安心。”
　　朱骥明白了究竟，心中有一股说不出的苦涩滋味，嘴唇动了两下，还待再说几句告别之语，白琦却挥手命校尉将他押走。他手足戴了重铐，无力反抗，被押送人员推着走了几步。勉力回过头来时，昔日谆谆教诲的师傅变得完全陌生起来，只看到了一张狞笑着的阴冷的脸。
　　翰林学士丘濬冒着巨大风险，赶来为朱骥、于康送别。又慨叹世事变幻无常，作《梁父吟》道：浩歌梁父吟，视古犹视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