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节

“跟我说说到底怎么回事儿。”
“他给她的照片，就是那照片惹的事儿。她去哪儿都拿着那该死的照片。她的朋友开始笑话她，但她不在乎。她跟别人说，‘我其实真的长这样’。有天晚上我摇摇她想让她摆脱这样的想法，她妈让我停下来，说她自己会好的。看起来是好了。她把照片搁在房间里，可能有两三天吧，不记得了。她继续去美发学校上学，没再拿那张照片。我们都以为就此没事儿了。”
“结果不是！10月7日，就是三天前，她走进了简·戴维珠宝行，在布罗肯阿罗，塔尔萨东南部一个小镇。她拎着一个购物袋。两个售货员都认出了她，因为自从她在雅各布斯的游乐场一炮而红之后，她都去过那里好几次了。其中一人问她是否需要帮助。凯茜二话不说直接从他身边过去，走到装着最贵的破玩意儿的展示柜前。她从购物袋里掏出一把锤子，一锤子把柜顶玻璃砸碎，对警报器的尖锐叫声充耳不闻，胳膊上划开两道深得要缝针的口子她也完全不顾（‘肯定会留疤的。’她父亲难过地说），直接伸手去抓那对钻石耳环。”
“‘这对是我的，’她说，‘跟我的裙子很配。’”
莫尔斯故事刚讲完就过来两个壮小伙子，身上的黑色T恤衫上写着“保安”二字。“这儿有事儿吗？”其中一个问道。
“没事儿。”我说道，的确是没事儿了。故事讲完了，他的气也消了，这是好事儿。但他整个人萎靡下去，这可不大好。“莫尔斯先生这就走。”
他站起来，抓起剩下的可乐。指关节上查理·雅各布斯的血正慢慢变干。他看了看，仿佛完全不知道这血是哪儿来的。
“报警抓他也没什么用，对吗？”他说道，“他们会说，他只是给她拍了张照片。妈的，还是免费的。”
“走吧，先生，”其中一个保安说，“如果你想在博览会上再参观一下，我可以给你在手上盖个戳免费入场。”
“不用了，先生，”他说，“这个博览会已经把我们全家害得够惨了。我要回家了。”他走出去，又转过身来：“先生，这事儿他以前干过吗？像害我们家凯茜一样害过别人吗？”
出事儿了，我心想。出事儿，出事儿，出事儿了。
“没，”我说，“从来没有。”
“有你也不会告诉我，毕竟你是他的经纪人。”
然后他就走了，低着头，没再回头。
在房车里，雅各布斯换掉了沾上血的衬衫，一块裹了冰的抹布敷在他肿起的嘴唇上。他听我说完莫尔斯跟我讲的话，然后说：“再帮我系一次领带好吗？我们已经迟到了。”
“慢着，”我说，“慢着，慢着，慢着。你可得给她治好啊。就跟你给我治一样，用耳机。”
他用近乎蔑视的眼神瞥了我一眼：“你以为她的宝贝老爹还会让我靠近她吗？而且她的毛病……她的强迫症……会自己慢慢好的。她没事儿的，随便一个称职的律师都能说服法官她当时神志不清。小小惩戒一下就能放人。”
“看来这对你来说已经不是新鲜事儿了，是吧？”
他耸了耸肩，眼睛还是朝我这边看，但不再是直视我的眼睛：“有时会有后遗症，这没错，但没有像莫尔斯小姐那样砸窗抢劫那么惊天动地的。”
“你是一直在自学，是吧？所有的顾客其实都是你的小白鼠。只是他们并不知情。我也是一只小白鼠。”
“你现在好了，不是吗？”
“是的。”除了偶尔在凌晨时分狂戳自己之外。
“那就请帮我打领带吧。”
我差点儿就不给他打了。我很生他的气——别的不说，他居然偷偷去叫了保安——但我毕竟是欠他的。他救了我一命，这很好。更好的是我现在过上了常人的生活。
所以我给他打了领带。我们完成了表演。事实上，我们完成了六场表演。当博览会闭幕烟花升起的时候，人们哇哇大叫，但远没有“闪电画像师”阿丹表演魔术时喊得那么响。每个女孩儿都梦幻地凝望着大背景上的自己，而我则在Am和E之间换着和弦，我在想，她们中有几个会知道自己已经丧失了一小部分的心智呢。
一个信封夹在门缝里。“昨日重现，又来一遍”，棒球明星尤吉会这么说。不过这次我没有尿床，手术修复的腿也不痛了，没有犯感冒，也没有因为毒瘾发作而紧张痉挛。我弯下腰，把信捡起来，撕开信封。
我的“第五先生”不是那种把离别搞得很伤感的人。信封里装着美国客运铁路的一个火车票信封，上面别着一张信纸。纸上写着一个名字和一个科罗拉多州尼德兰镇的地址。雅各布斯在下面潦草地写了三句话：“只要你愿意，这人能给你一份工作。他欠我的。谢谢你帮我打领带。查·丹·雅。”
我打开美国客运铁路的信封，里面是从塔尔萨到丹佛的山地快车单程票。我对这张票注视良久，在考虑要不要拿去票务处退款变现，或者坐这趟车，到了丹佛就去找音乐人交流处。不过我得过段时间才能进入状态。我已经手生了，小过门也不行了。还有嗑药的事儿得考虑。人在道上走，哪能不嗑药。雅各布斯说，“闪电画像”两年后就会褪色，我怎么知道我的戒毒疗法会不会两年后就失效？他自己都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
那天下午，我打了辆出租车去他在塔尔萨西部租的汽车维修铺。这地方已经被遗弃，剩下光秃秃的四壁。油污染黑的地上连一根电线都找不到。
我在这里出了事儿，我心想。问题是，如果给我重选的机会，我还会不会戴上那副改装后的耳机？我认为我还是会戴上的，不知道为什么，想清楚这个之后，我对这车票也有了决定。我坐了那趟车，到了丹佛之后乘公交车去了那坐落在落基山脉西坡上的尼德兰。在那里，我遇到了休·耶茨，第三次重新开始我的人生。

VII　归来/狼颌牧场/上帝医治疾同闪电/在底特律失聪/棱镜虹光
父亲是2003年去世的，活得比他妻子和五个子女中的两个都久。克莱尔·莫顿·欧弗顿被她那分居的丈夫夺取生命时，还不到30岁。我的母亲和大哥都是在51岁去世的。
提问：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
回答：他妈的无处不在。
我回哈洛参加父亲的追悼会。乡下的路大多已经铺上，不仅仅是那条通往我家的路和9号公路。我们以前去游泳的地方现在正在建房屋，在离示罗教堂不到半英里的地方开了一家大苹果便利店。不过小镇在一些主要方面还保留着原样。我们的教堂仍然屹立在玛拉·哈灵顿家那条路上（尽管她现在人已经不在了），家后院橡胶轮胎做的秋千还挂在那棵树上。特里的孩子应该玩过那秋千，但是现在他们也长大不玩了；秋千绳也被岁月磨得破损老旧。
我来换条新绳子吧，我心想……不过换来干吗？换了给谁用？反正不是我的孩子，因为我并没有孩子，而且这个地方也不再属于我。
唯一停在车道上的是辆破旧的福特51。它看上去就像原版“公路火箭”，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杜安·罗比肖在罗克堡公路赛上第一圈就把它给报废了。虽然后备厢上贴着德尔科电池的贴纸，用血一样红的油漆漆着数字19。一只乌鸦飞了下来，落在车篷上。我想起父亲曾教我们冲着乌鸦伸出拇指、食指和小指做恶魔手势（没什么用，但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爸爸这么说），我心想：不妙，这感觉不对劲儿。
阿康还没到，这个我可以理解，因为夏威夷比科罗拉多远多了，不过特里上哪儿去了？他和他的太太安娜贝拉还在这儿住。那鲍伊家呢？克莱奇家、帕克特家，还有德威特家呢？莫顿燃油公司的旧部呢？父亲在那里老去，但总不至于活得比谁都长吧。
我熄了火，从车里走出来，车子已经不再是我从波特兰的赫兹租车公司租来的那辆福特福克斯了，而是我父亲和哥哥在我17岁生日时送的福特银河66。副驾座位上放着母亲送我的那套精装本的肯尼斯·罗伯茨小说《奥利弗·威尔》《阿伦德尔》和其余几本。
这是一个梦，我心想，是我做过的一个梦。
明白这一点却并没有给我带来解脱，反而更加恐惧。
一只乌鸦栖息在我曾住过的房子的屋顶上。另一只落在秋千系着的树枝上，枝上树皮全部脱落，仿佛伸出的白骨。
我不想走进去，因为我知道屋里有什么在等着我。但我的脚还是拖着我身子往里走。我踏上了台阶，尽管特里曾经给我寄过翻修过后的走廊照片，那是八年还是十年前的事了，脚下那块旧木板——倒数第二级台阶那块，踩上去还是跟原来一样暴躁地嘎吱作响。
他们在饭厅里等着我。并不是所有家人，只是死去的那几个。母亲形同干尸，那年寒冷的2月，她在床上垂死的时候就一直那么干瘪。父亲苍白消瘦，跟他心脏病发作前不久，特里给我寄的那张圣诞照片中的样子差不多。安迪胖得一塌糊涂——我那原本瘦瘦的哥哥中年发福，一发不可收拾。不过他脸上高血压导致的红晕已经褪去，换上了死人的蜡一样的惨白。克莱尔看上去最不成人形。她疯狂的前夫并不满足于杀死她——“她胆敢离开我，我要将她碎尸万段。”她的前夫在自杀之前，冲着她的脸开了三枪，打最后两枪时她已然倒在教室地板上死去。
“安迪，”我问他，“你是怎么回事？”
“前列腺，”他说道，“我本该听你劝的，我的好弟弟。”
桌上是一个发霉的生日蛋糕。我眼看着上面的霜糖拱起，破裂，一只胡椒瓶一般大的黑蚂蚁从里面爬出来。它爬到了我死去哥哥的胳膊上，又从肩膀爬到了他的脸上。母亲转过头来。我能听到她干瘪肌肉扭动发出嘎吱的声响，就像是生锈弹簧支着破旧厨房门的声音。
“生日快乐，杰米！”她说道。声音干涩，全无感情。
“生日快乐，儿子！”爸爸说。